葉克飛：離開奧斯維辛，才知生命美好
文 |葉克飛
車子駛入奧斯維辛小城後，我看了看導航，距離奧斯維辛集中營還有不到兩公里，離預約時間還有大半個小時。恰好旁邊有一家大型超市，便乾脆停車進去逛逛。
與波蘭大多數城鎮一樣，奧斯維辛有安靜的一面，窄而厚實的柏油路兩側是一棟棟民宅，小院清幽，沒有圍牆。超市一帶十分繁華，密密麻麻停滿了車。超市裡琳琅滿目，讓我這個果醬、意粉、芝士和罐頭的愛好者挪不動步。
戰後重建的華沙
經過上世紀90年代初的適應期後，波蘭經濟逐步走上正軌，甚至有經濟學家稱之為「二十五年來世界唯一真正經濟奇蹟」。曾經的陰雲似乎早已散去，但人們仍然會記得多災多難的歷史。畢竟，這是在二戰中創傷最重、境遇最慘的一個國家，無論是納粹的殘虐，還是後來蘇軍的趁火打劫，無論是早已公諸於世的集中營，還是一度被隱瞞真相的卡廷慘案，都是國家之痛。
所以，人們會紛紛來到安靜的奧斯維辛，探訪那座「死亡工廠」。遊客很多，在停車場里攢動，但入場排隊的長龍秩序井然。隊列中多半是歐洲年輕人，偶有幾個亞洲面孔。這一切似乎與歐洲其他地方無異，比如那些同樣需要排隊入場的博物館。但走過檢票通道，走進鐵絲網圍住的集中營，你立刻就會感受到那股歷經數十年仍未消散的肅殺之氣。即使陽光燦爛，即使藍天白雲，也無法掩蓋這裡曾經發生的陰霾。
▍一個業餘寫作者的使命感
在二戰中德國所建的一千多座集中營中，奧斯維辛是最大一個。它並非孤立個體，而是奧斯維辛周邊42座集中營的總稱，由希姆萊於1940年4月27日下令建造。1945年1月27日，集中營得到解放，1947年，波蘭將奧斯維辛集中營改為博物館，1979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在這42座集中營中，以奧斯威辛、比克瑙和莫諾維茨三個營區為最大。如今我們所能參觀的1-2號集中營，依次便是奧斯威辛與比克瑙營區。
1號營區佔地50英畝，是整個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管理中心，共有四十餘棟樓房，以兩層紅磚營房為主，基本保持原貌，1940年6月14日收入首批728名政治犯。這裡是遊客參觀的重點，除每日預約導覽行程外（與比克瑙營區相連），每日下午三點到五點則是散客免費進入時段。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這個雖然排隊者眾多、但相對自由的免費行程已經足夠。比克瑙集中營的歷史更為殘酷，這是一個佔地400英畝的「滅絕營」，主要任務是在毒氣室進行大規模屠殺，有大約110萬人在此遇害。
在那篇曾獲普利策獎的中學課文《奧斯維辛沒有什麼新聞》里，作者這樣寫道：「這裡也許是世間最可怕的旅遊中心。來人的目的各不相同——有人為了親眼看看事情是不是像說的那樣可怕，有人為了不使自己忘記過去，也有人想通過訪問死難者受折磨的場所，來向他們致敬。」
那麼，我是為了什麼而來？也許兼而有之。或許，作為一個寫作者，即使是業餘的，我也像文中所說的那樣，有一種「非寫不可的使命感」，而且「這種使命感來源於一種不安的心情」。
這種不安與人類命運有關，畢竟從上個世紀以來，極權陰雲從未消散。當然，也與作為景點存在的奧斯維辛有關，畢竟它曾經歷過殘敗失修之苦。
波蘭加入歐盟後，克拉科夫成為歐洲人氣最高的旅行地之一，奧斯維辛的遊客也隨之增多，甚至許多以色列、英國的學校都會組織學生前來參觀。在許多人看來，遊客增多對於一個景點來說並非好事，甚至意味著破壞，但它有時也會成為一種契機——正因為遊客增多，波蘭政府向歐盟、美國和以色列尋求援助，以解決每年巨額的維護費用和運營費用。其中，與奧斯維辛集中營有著最深歷史關係的德國，就承諾捐贈1.7億美元並迅速實施。
在排隊入場時，我留意了一下負責維持秩序和售票的工作人員，都是清一色的年輕人。而在1990年之前，這裡的負責人乃至大部分工作人員都是集中營的倖存者。隨著時光推移，當年的倖存者已漸漸凋零，所幸集中營仍在修繕和維護中向全世界展示，歷史不至湮滅。儘管在許多人看來，集中營已經失去原有風貌，「人們最後只能看到一個在原址上人工重建的集中營」。但這也許是保留歷史印記的最重要方式之一，因為你無法讓斷垣殘壁承擔博物館的使命。
另一種方式則是文字。西蒙·維森塔爾在《劊子手就在我們中間》一書的結尾寫道，納粹黨衛軍經常訓誡囚犯：「不管這場戰爭如何結束，我們都贏得了對你們的戰爭。你們沒人能活下來作證，就算有人能倖存，世界也不會相信他的話……我們會毀掉所有證據，連同你們一起……集中營的歷史將由我們來書寫。」
這話只說對了一半。遇難者固然只能沉默，無法控訴納粹罪惡，但活著的人仍會記錄與反思。二戰後，集中營罪惡被一再揭露，那些回憶文字與集中營的營房、焚屍爐一起書寫著歷史。
▍奧斯維辛營區的那面死刑牆
走進營區，入口鐵門上是那句廣為流傳的標語：「勞動獲得自由」，當然，在集中營里，這是一句假話。長長的鐵絲網圍住營區，與營區步道以三米寬的沙地相隔，對於囚犯來說，他們可以在營區步道行走，但這片沙地便已是禁區。如果踏入沙地，便會被視為有意逃跑，崗亭中的士兵會毫不猶豫地開槍。如今仍然可以見到殘舊的木牌，上寫止步字樣外加一個骷髏頭。一棟平房前有一個結構簡單的木架，三豎一橫，兩米多高，木頭被歲月沖刷光滑。當年，這個絞刑架上弔死了多少人？會不會每夜都掛著屍體？想到這裡，著實不寒而慄。
身邊的兒子似乎並未感受到沉重，當時他剛剛幼兒園畢業，連生死都不懂，何況這裡發生的一切？他一個人在草地和步道上蹦蹦跳跳，當年的人們全無這樣的自由。有最早進入集中營的倖存者回憶，他剛進入營區時，這裡只有二十座破舊的磚式建築，原本是波蘭士兵宿舍。他們的工作是不斷擴大營區面積，每天的時間被勞動塞得滿滿的，最終難逃一死。看守曾說：「你們來的這個地方不是療養院，這裡是德國的集中營。在焚屍爐里被燒死然後化為一縷青煙從煙囪裡面飄出去，是你們離開這裡的唯一出口。」
如今所能見到的兩層紅磚囚房，外觀頗似學校宿舍，樓外藍天綠樹，景緻頗美。但當年可不是這樣，囚徒們被塞進擁擠、破爛的營房裡，一個幾平方米的盒子狀囚室竟然會塞進數十人，1942年，一個原本容納數十人的女牢居然一度塞進了1700人！大部分人死於飢餓、勞累和疾病。集中營里有醫生，但他們並不治病救人，而是在囚徒身上做活體醫學實驗，比如試驗便捷的絕育方法、對孿生子女進行活體解剖等。
最讓人震撼的無疑是那些堆積如山的頭髮、鞋子和其他物品。即使有保護措施，歲月仍在這些老物件上留下痕迹，它們開裂、變色，雜亂不堪。你無法知道每件物品的主人是誰，也不知道他們的生死，只知道倖存不易。
那些男鞋、女鞋、童鞋，甚至嬰兒鞋，共計11萬雙。有一個數字更觸目驚心：奧斯維辛集中營得到解放時，倉庫里剩餘的鞋子是40.4萬雙。此外，我們還可以見到堆積如山的餐具、牙具、剃鬚刀、鞋油、眼鏡和寫著名字的行李箱，它們不再能尋找到自己的主人。當然，還少不了用過的毒氣罐，一個個空罐子堆在展室內，誰也無法計算這些罐子里的毒氣殺害了多少人。
最初，大部分被押送到集中營的猶太人仍然深信自己只是在向東歐「遷徙」，甚至相信德國人已經為他們購置了土地和農場，所以攜帶了大量個人物品。入營後，他們的物品被統一沒收「保管」，直至他們死去時，仍不知這些東西會成為戰爭物資。當時，他們的物品被分類囤積，陸續運出以供第三帝國的軍隊和平民使用。直到戰爭結束時，集中營的倉庫中仍有堆積如山的物品未來得及運走。當時，頭髮倉庫足有一個中型飛機庫大小，存放的頭髮達7000公斤。每個人都會忍不住想：要殺害多少人，才能積攢這麼多頭髮？
這些頭髮主要用來編織毛毯，直到今天，集中營展室里仍然放有大量由人發織成的毛毯。展出的頭髮同樣堆積如山、動魄驚心，因為年月太久，它們捲曲著糾纏在一起，不再能辨認出當年顏色。
當我們在每棟樓的不同主題紀念館裡穿梭時，走廊的牆上掛滿了集中營遇難者的照片，下面註明了他們的出生時間和死亡時間。許多人十分年輕，還有一對十六歲的雙胞胎姐妹，她們於1927年10月4日出生，於1943年7月23日一起死去。
除了入營大頭照外，還有一面牆上掛滿了囚犯們的手臂照片。每個囚犯都會得到一個編號，但這個編號不是縫製在衣服上，而是直接烙在手臂上，即使剛出生的嬰兒也不例外。在納粹看守眼中，這些囚犯連動物都不如。在集中營里，每一天都是漫長的羞辱。納粹看守會讓囚犯們重複無用的勞動，比如讓囚犯們在烈日下站成一圈，每人面前都有一個沙堆，然後像擊鼓傳花一樣把自己面前的沙堆鏟到右邊，永無休止。又比如讓囚犯們搬運石頭，從集中營的這頭到那頭，然後再搬回原位置。
在一個展室里，我見到了許多囚犯的裸體照片。兩個成年女性坐在診床上，肋骨突出，四肢纖細，胸部乾癟，不再有女性特徵，下面的說明告訴我，照片里的她們體重都僅有三十公斤。幾個孩子站成一排，腿部細如竹竿，膝蓋顯得無比巨大，肋骨一根根突出。但這並非最可怕的事，因為我知道，即使這些囚犯骨瘦如柴，當他們死去後，納粹仍然會將他們身上僅有的那點脂肪刮下來，用於製造肥皂。紋身者甚至會被剝掉皮膚，用於製造燈罩。即使屍身被塞進焚化爐，骨灰也會被挖出，送回德國當成肥料。
營區11號樓被稱為死亡樓，其地下有監獄，一樓有「諮詢法庭」，進行死刑裁決。11號樓和10號樓之間的院子豎著一面牆，即死刑牆，被判處死刑者會被立刻送到這面牆前執行槍決。就在這面死亡牆前，有數千名犯人被槍決。如今，遊客在此駐足，牆下放有鮮花，還有遊客以飲料代酒，以表紀念。在營區的數十棟建築中，玻璃窗是標配，唯有11號和10號面向死刑牆的這一側，玻璃窗之外還加裝木製擋板，也使得這個院子無比陰沉。如果這是為了掩蓋罪惡，那可真是掩耳盜鈴。
奧斯維辛營區也有一個毒氣室，低矮局促，但每次實施屠殺時會塞入數百人，旁邊則有兩個焚化爐。雖然不似比克瑙的規模那般大，但同樣殘酷。從1940年起，納粹開始使用一氧化碳毒氣進行屠殺，後來開始使用氰化物齊克隆B。毒氣室從此成為大部分囚徒的葬身之地，1942年至1943年間，奧斯維辛集中營共消耗2萬公斤齊克隆B，而這種物質只需要5-7公斤就足以殺掉1500人。
毒氣室
▍滅絕營的陰霾
因為奧斯維辛營區每天下午三點鐘開始接受免費散客入場，所以遊客相對較多。比克瑙營區則需全程導覽，只有下午三點前在奧斯維辛營區入場的付費導覽遊客，才可以搭乘免費擺渡巴士前往比克瑙營區。因此，比克瑙營區相對安靜。
這裡曾建有近四百座房舍，但德軍撤離時為毀滅證據，摧毀大部分建築。營區內還保留了一節運送囚犯的車廂，車體全封閉，外部掛鎖，一端有崗樓，憑弔者在車廂上插上鮮花。
營房最初是馬廄，內部十分陰冷。如今仍可見到市內的三層通鋪，有些是紅磚砌成，也有一些是簡單的木板搭成。陳舊的褥子鋪在床上，裡面摻有大量沙子，營房正中央是毫無遮擋的二百個水泥茅坑。我無法想像，當這裡塞上數百上千個人時，會是怎樣的景象。
走出營房，夏日午後的陽光一度讓我頗不適應。車廂的鐵皮反射著光芒，略微有些刺眼。1945年，記者剛剛發現這裡的罪惡時，還是在冬天，有人告訴記者：「你們有沒有留意這裡的雪是什麼顏色的？它們是黑色的，像無煙煤」，記者這才發現，目力所及，直至天邊，雪都是黑色的，他用手一摸，手上全是污垢。當地人告訴他們，這些污垢都是沒有燃燒完全的骨灰顆粒。當人們在毒氣室里被殺害後，屍體被丟入焚化爐，骨灰顆粒隨著黑煙升上天空，再隨著飄雪落回地面。
焚化爐
在一段記錄中，毒氣室的殘暴令人不寒而慄——猶太人被運到奧斯維辛之後，黨衛軍會進行初次篩選並分成三組，第一組是被認為已經派不上用場的人，這組人會被告知接下來將進行淋浴。納粹甚至會給他們每人安排一個衣櫃放置衣服，並提醒他們不要忘記衣櫃號碼。但騙局隨即結束，「當人們脫光衣服進入營區建築物地下類似澡堂的房間之後，永遠不會知道噴頭中根本不會噴出水來。
面積只有210平米的『澡堂』被塞進超過2000人，毒氣室大門被封閉之後，黨衛軍從天花板上預留的小孔向室內灌入氯化氫氣體」，人們在絕望和痛苦中撕扯自己的頭髮，甚至抓瞎眼睛，「15-20分鐘之後室內的人全部中毒死亡。隨後被害者頭髮被剃光，金牙被拔掉，隨身的戒指耳環等也會被摘除。屍體被送入一層的焚屍爐，一些屍體來不及送入則被就地焚燒。」1942年後，因為囚犯過多，被運送而來的猶太人甚至不做停留，下車就被帶進毒氣室。
第二組是身體比較強壯的人，他們被送往各個苦役營工作。當他們生病或者體弱不能再幹活時，也會被推入毒氣室。第三組大多是雙胞胎，也有一些侏儒，他們會被用於醫學試驗，最後拋入焚屍爐。
從毒氣室到焚化爐，一切都以化學為主導，也讓我突然想起一句粵語俚語：「人是很化學的」，意指生死無常。當年，化學家萊維就是依靠專長得以倖存。萊維後來成為義大利最傑出的作家，人們熟知「174517」這個數字，那是萊維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囚犯編碼。
1947年，萊維的第一本書《如果這就是人類》出版，開始了對大屠殺的內省和反思。然而，隨著反思的持續深入，他對人類社會感到了困惑與失望，於1987年因抑鬱症跳樓自殺。奧斯維辛沒有殺死他，但關於奧斯維辛的思考卻殺死了他，對此，另一位奧斯維辛集中營倖存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埃利·維瑟爾說道：「早在四十年前的奧斯維辛時代，萊維已死。」
同樣自殺的還有詩人保羅·策蘭，他的父母都在集中營中死去，他則成為倖存者。他的出生地原先屬於奧匈帝國，一戰後歸屬羅馬尼亞，二戰時期先後被蘇聯和德國佔領，1947年被併入烏克蘭，受蘇聯控制。身無所依的他，終其一生都無法尋得身份認同。他寫下了《死亡賦格》，即使記憶殘酷，他仍拒絕遺忘。但殘酷記憶使他無法擺脫重負，最終跳進了塞納河。
這種難堪重負的死亡也許是解脫，內心的激烈衝突使之成為文學和影視的熱門題材。但無論是《蘇菲的選擇》還是《朗讀者》，你都很難認為它的藝術誇大導致真實性喪失。在這兩部小說（以及同名改編電影）中，死亡都是終結，過程雖然不一，但戰爭創傷都是貫穿始終的隱線，這樣的故事同樣會發生在現實中。
▍除了「平庸之惡」，集中營還有什麼
二戰結束後的最初十年里，集中營一度被遺忘。雖然德國民眾曾被組織進入德國境內的集中營「現場學習」，但「國家重建」很快成為忘卻集中營的借口。倖存者同樣不願意多談集中營經歷，畢竟記憶過於慘痛。許多集中營也被挪為他用，或存放軍事物資，或用於商業，或成為政府機構所在地。
60年代後，集中營的記憶開始受到重視，「奧斯維辛」成為二戰記憶的最重要隱喻。兩德統一以來，意識形態化的記憶模式也被扭轉，集中營不再僅僅是抵抗戰士或猶太人的受難地，其他受害者群體也陸續得到紀念。
一些新的概念也在60年代後誕生，首當其衝的是「平庸之惡」。
1947年，波蘭當局在華沙和克拉科夫陸續對奧斯維辛集中營的軍官進行審判，即「第一次奧斯維辛審判」。1963年12月20日到1965年8月19日，奧斯維辛集中營的下層人員在德國法蘭克福受到審判，這便是「第二次奧斯維辛審判」。這次審判最讓人關注的當然是體制內作惡問題，也就是「脅迫」。當一個人受到組織脅迫而傷害無辜者時，該不該承擔罪責，又該承擔怎樣的罪責？這次審判給出了答案。
當然，這與之前的「艾希曼審判」有關。艾希曼是種族滅絕計劃的主要負責人，被以色列特工追捕後，押送到以色列進行審判，處決他的法律依據是以色列的納粹和納粹合作者（懲罰）法。阿倫特跟蹤報道了這一事件，並提出「平庸之惡」。
有人認為：「法蘭克福審判的最大意義，不是復仇式的清算，而是把沉醉於戰後繁榮的德國社會驚醒……用洪亮、清晰、不容置疑的聲音拷問德國人的良心，讓整個民族走出沉默的迷宮。」
所謂考波什，即Kapos，是集中營中因表現良好而擔任監督員的犯人，他們的工作就是監督和折磨其他犯人。有些考波什甚至會在一天內殺死多名囚犯，但這並不足以確保他們自身的安全。阿甘本在《奧斯維辛的剩餘》一書中認為他們的殘忍實際上體現了最為嚴酷的人性與道德困境。類似的道德困境在集中營里隨處可見，比如囚犯會自發抓住並暴打逃跑者，因為如果有人逃跑，大家都會遭到懲罰。被關進地牢的人，會為了搶佔門縫邊的位置呼吸一點新鮮空氣而互相拚命。當有人死去時，活著的人會偷偷割下屍體的肉來吃。
奧斯維辛二號營
萊維也曾為我們揭示集中營的另一面，他告訴我們：「與那些理想化的傳記和模式化的辭藻恰恰相反，壓迫越殘酷，被壓迫者就會表現出越廣泛的合作意願」。在孤立無助、生命受到威脅的情況下，許多囚犯成為了幫凶。他們會與看守妥協，爭取各種工作。比如有一個「拔牙特別小隊」，多半由牙醫組成，他們會將死者的金牙一一拔掉，以供納粹熔化提煉成金。掌管食品配給的囚犯也會利用特權，當有囚犯冒犯負責分湯的人時，一群犯人竟然會一擁而上將他的腦袋按在湯桶里活活溺死，以向掌勺者示好。
在這種道德困境下，反抗者當然是崇高的。皮萊茨基是波蘭抵抗組織成員，也是唯一自願進入集中營的囚徒。他於1940年9月故意被捕。此後近三年間，他在集中營里成立秘密組織，但他一直未能得到外界的武器援助和指示，外部世界甚至「一直保持著無知的沉默」，計劃中的反抗暴動最終未能實施。他於1943年逃出集中營，先後撰寫三份奧斯維辛集中營報告，《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志願者：一份來自波蘭卧底的報告》正是他於1945年寫成的第三份報告，也是最完整的一份。
在那個年代，英雄的命運多半悲涼。這位身體強壯、極富謀略與膽量，能夠主動進入集中營組織地下活動，又能成功逃脫的英雄，沒有死於納粹之手，卻在二戰後新一輪的極權統治中遭遇噩運。因為忠於波蘭流亡政府，反對蘇聯霸權，他於1948年被蘇聯控制的波蘭政府處決。獄中的他曾對親友說：「跟這裡相比，奧斯維辛實在是兒戲，蘇聯訓練出來的波蘭人簡直心狠手辣」。東歐劇變後，許多歷史真相得以揭露，比如卡廷慘案實際是蘇聯人一手製造，皮萊茨基也得到平反。
▍奧斯維辛郊外的小確幸
傍晚七點多，我駕車離開奧斯維辛，途經小鎮郊外的一座教堂。這座白色牆身的巴洛克風格教堂外觀尋常，不過恰好位於十字路口，十分顯眼。夏日的中歐，十點左右才會天黑，九點多方是黃昏，此時則依然艷陽高照，藍天如洗，連一絲雲彩也見不到，越發襯得教堂外牆的潔白。
歐洲教堂本多，我去過的也早已數不清，可不知怎麼，偏就想下車看看這座尋常的小鎮教堂。走進院落，繞過已鎖上大門的教堂，便能見到後院大草地上的墓園。
奧斯維辛三號應
這是奧斯維辛人的主要墓園吧？它與二戰無關，與集中營無關，就是當地人的埋骨之所。就像歐洲其他地方的墓地一樣，墓碑各異，擺滿鮮花，大理石在陽光下反射著光芒，打在花瓣之上。
剛從奧斯維辛集中營走出來的我，望著這塵世中的「小確幸」，險些眼眶一紅。
題圖為奧斯維辛一號營
【作者簡介】
葉克飛|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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