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綱：祿是遒和傳教士對中國民間宗教的研究

《中國民間崇拜》[法]祿是遒著，沈婕、單雪譯，李天綱主審，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4

中文版序《祿是遒和傳教士對中國民間宗教的研究》

祿是遒（Henri Doré, 1859-1931）神父，生於法國，在勒芒神學院預科畢業後，於1882年晉鐸。因國內反教風氣嚴重，他去蘇格蘭加入耶穌會。1884年來中國，用一年時間在上海學習了中文口語和寫作，去安徽傳教，直到1895年因健康問題回到上海。在徐家匯耶穌會總部進修、療養一年後，又到江蘇各教區傳教。祿是遒神父一直在「兩江總督」管轄範圍之內，即天主教法國耶穌會巴黎省負責傳教 的「江南教區」農村工作，歷三十多年。上海西郊的徐家匯，是法國耶穌會在江南傳教事業的後方基地，祿是遒神父常常回到上海，從事避靜、進修、研究、療養和教學活動。1918年以後，因積勞成疾，患上了慢性腸胃病，健康每況愈下，他就留在上海，在耶穌會徐家匯住院專事研究工作，同時，在上海主教區的董家渡沙勿略堂講道，在盧家灣震旦學院講課，在洋涇浜救濟院做慈善工作。1931年12月，經長期病痛之後，他在徐家匯路（今華山路）聖母聖心會的普愛 堂（241弄7號）去世。享年72歲，留居江南47年。

傳教士研究中國民間宗教，動機非常自然，他們需要了解當地宗教狀況，以便傳教。祿是遒神父研究中國民間宗教，起因也是傳教。按本書序言的交代，作者出版這一著作的主要目的，是要幫助在鄉間的同事們，即那些新近從西方到達，還不了解中國人宗教狀況的傳教士們。這些人總有一天要碰到民眾的宗教信仰問題，因此，他們必須 對中國人如何思想，他們的信仰和崇拜方式有一些了解。有此配備後， 他們就會少冒犯一些當地人的成見，可以「更好地推進將基督教真理植入這塊土地的偉大工作」。除了這個審慎傳教的目的，即按照作者的設想，把中國人的民間崇拜方式整理出來，供傳教士查閱，不要無 故冒犯中國人之外，還有另外兩個實用目的：一、為從事「比較宗教學」的學者，提供一套研究東方信仰的範本；二、給一般讀者提供一種讀物，用以了解下層民眾信仰中的「中國的真宗教」。

值得注意的是，處於講「科學」的十九世紀，宗教研究也漸漸「科學化」。祿是遒神父已經不能再孤立地使用基督教神學來評判「異教」，必須結合「比較宗教學」、「人類學」等科學研究方法來研究中國的民間宗教。按他的意思，重要的不是批判「迷信」，而是要揭示一個「真正的中國」。祿是遒以為，上海這樣的通商口岸，能夠引領中國的理想，卻不能代表中國的真實，他說：「真正的中國，在通商口岸城市很少存在。文明在這裡起著作用，將中國人提升到一個比其鄉村同胞較高的層面。所以，誰要想研究中國的真實生活，就必須在遙遠的地區，即一些離奇的老鎮，一些邊遠省份的隱蔽村莊來觀察中國，這就是傳教士所作的。」為此，祿是遒作為傳教士在江蘇、安徽兩省二十多年， 從事左右中國人社會和家庭生活的宗教，和其他無窮無盡的迷信的研究。「他訪問了市鎮、廟宇和寺觀，向人們詢問神公、神母、地方神祇和神仙人物，為他未來的巨著收集了珍貴的材料。」這種「田野調查」，已經接近了現代人類學的方法。祿神父的研究，雖然還殘留著基督教神學的痕迹，例如他還常常會直接表露對中國人的迷信行為的鄙視和批評，但是總體上來說，他的研究屬描述性的，是力求客觀的，因而大致符合作者預想中的「科學」方法。

作者雖然力求「科學」，但我們也不能說《中國民間崇拜》已經是 一部擺脫神學氣息的科學著作。在一百多年前人類學、社會學、比較宗教學草創時期，一個天主教耶穌會士必然還會有很多「非科學」 的關懷。正如作者交代的，這套書的主要讀者，是他的傳教士同事，其次才是一般西方讀者。這樣的讀者定位，以及作者自己的價值傾向，使得本書對中國的民間崇拜作出符合時代的評判。比如，作者 和譯者們，把「符咒」判斷為「迷信」，指出它們「在人們中激起一種求利與恐懼之心，遠勝於真正的（對於上帝的）崇尚和榮耀。任何訪問過中國都市寺觀的人都很容易發現這點。它也助長了多神論傾向， 從而導致對於上帝的忽略」。顯然，這是用基督教「一神論」和「基督論」作為判斷標準，說他們是「基督教中心論」也是可以。

然而《中國民間崇拜》是一部超越前人的劃時代巨著。以前有人（如李提摩太、蘇慧廉）論述了中國「三教」和民間信仰，也有人（如九盧公明）研究某—地區民間宗教，但像祿是遒神父這樣積幾十年之力結合文獻研讀和田野調查，以如此巨大的篇幅來記錄、介紹和研究社會中的信仰活動歷史上絕無僅有。《中國民間崇拜》引用的文獻，中文的就有《搜神記》、《神仙通鑒》、《文獻通考》、《續文獻通考》、《佩文韻府》、《淵鑒類函》、《太平廣記》、《抱朴子》、《竹書紀年》、《三五帝紀》、《事物原會》、《老子》、《莊子》、《列子》、《山海經》、《齊東野語》、《尚書》、《詩經》、《封神演義》、《西遊記》、《三國演義》、《二十四史》、《資治通鑒綱目》、《訓真辯妄》、《酋陽雜組》、《檐曝雜記》、《陔余叢考》、《百丈清規》、《仙傳拾遺》、《廣興記》、《明一統志》、《江南通志》。另外，他收集資料所到的地區，包括了安徽的徽州、黟州、廬州、無為、太平、合肥、池州、滁州、和州、潁州、泗州、霍山等地；江蘇的上海、蘇州、常州、鎮江、通州、泰興、如皋、宿州、邳州、海洲等地。在撰寫這套書的過程中，除了參考黃伯祿神父的文獻研究之外，還結合了大量實地調查的口述資料。而其田野調查部分基本上是一個人完成的。

祿是遒神父先在安徽、江蘇等地用法文寫作，在徐家匯的土山灣 印書館出版。晚年回到上海基地後，他的徐家匯同事，愛爾蘭籍耶穌會士甘沛樹(Martin Kennelly，1859-?)，聯絡了遠在香港香港仔天主教修院的愛爾蘭籍會士芬戴禮（Daniel. J. Finn, 1886-1936）—起，將這套書翻譯成英文。法文原版分兩部分，共十六卷，英文翻譯本合并為十卷。相比法文版，英文版是一個比較好的版本。法譯英的時候，祿是遒神父還在世，他懂英語，有什麼翻譯問題，他們一起商量解決。乘英文版的翻譯，兩位母語是英語的神父參照了英、美、德、荷、比等非法語學者研究中囯民間宗教的著作，相互印證，視野更廣闊，也便於讀者引用，更重要的是，翻譯過程中，對引用的中文古籍做了仔細的核對和訂正，做了更多的注釋，使研究更加精確。英文版做了大量的修訂、增寫和注釋，可以說是一部新的著作，更加值得重視。英文版的第一卷於1914年由土山灣印書館印製發行，接下來 三卷分別在1915年、1916年發行?全書大約於1932年左右完卷。

《中國民間崇拜》甫出版，法蘭西學院（College de France ）授予他們一個特別獎，這是法國主流學術界對於教會學術界的承認，非常難得。法蘭西學院是「學院派」，是歐洲「科學」和「理性」的倡導者和堅守者，通常對天主教神學持嚴厲的批評態度。他們樂意承認在華 神父學者們的「中國民間崇拜研究」，原因有二：一，法國學院派「漢 學」受耶穌會「漢學」影響很重，法蘭西學院漢學家雷慕沙（Jean-PierreAbel-Remusat，1788-1832 ）、儒連（Stanislas Julien，1797-1873 ）的中國宗教研究，直接繼承了法國耶穌會士「漢學」；二，法國著名社會學家杜爾克姆的學生葛蘭言（Marcel Granet, 1884-1940 ）個人關注祿是遒神父的研究。葛蘭言於1911年在北平留學，留居平、滬兩年。1919年完成博士論文《古代中國的節慶與歌謠》（Fetes et Chansons Anciennes de la Chine)，成為法國最有影響的漢學家。祿是遒、甘沛澍和芬戴禮在這套書的著述中，不斷引用該著作，試圖加重「學院派」色彩。

葛蘭言的中國宗教研究，繼承杜爾克姆社會學方法，改變過去的基督教神學取向，把古典文獻和田野考察結合，建立「比較宗教學」。《中國民間崇拜》的方法，在某種程度上和法國本土的宗教學新潮流相契合。1939年，法蘭西學院的外圍學術機構北平法國漢學研究所成立，民俗學組的研究人員在擬定研究項目的時候，選擇《中國民間崇拜》， 結合哥羅特的《中國的宗教制度》等書，編製人名、書名通檢及研究卡片，作為首要課題。

英譯者芬戴禮提示我們：理解祿是遒神父的學術思想，需要參看戴遂良的《歷代中國》和《中國宗教信仰及哲學觀點通史》、馬伯樂的《古代中國》和葛蘭言的《中國文明》。這些書籍都是西方「漢學」的主流成果，研究中國古代社會，關心夏、商、周三代古史傳說中的聖賢人物。祿是遒的《中國民間崇拜》從民間信仰的角度，參與了法國漢學的古史研究。祿是遒在江南地區的民間信仰中，也找到了「三皇五帝」，伏羲、神農、堯、舜、禹、湯。他把《封神演義》中的民間 信仰帶入古史研究，也證明祿是遒《中國民間崇拜》的學術取向。

祿是遒等人的《中國民間崇拜》一直受到學術界的重視，正如作者們所希望的那樣，作為一部中國民間宗教的資料大全，本書的存真價值非常高。在中國大陸一百年的「移風易俗」之後，本書記載的「迷信」許多不能找見。當年人們習以為常的風俗、規矩、禮儀、祭拜、禁忌、符號都蕩然無存，只留在遙遠的記憶中。現在要了解我們祖先的生活，追溯中國文化的來源，只能依靠這些紙上蹤影了。1966年，台灣文成書局全套影印了英文版，供學者使用，其中的珍貴資料常為人所用。

江南一帶，盛行符籙，是道教「正一派」盛行的地區。龍虎山天師道、茅山上清派、閣皂山靈寶派各有符籙，稱「三山符籙」。符咒的最大功用是驅魔，把符咒貼在病家的患部，取下燒成灰燼，調在酒或水吞服，用來治病。據說，僅龍虎山天師道就有三十六籙，七十二符。道士們用它們治病、驅鬼、求神，曾經是中國人日常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自近代「移風易俗」、「新生活運動」、「反封建迷信」之後，短短几十年間風捲殘雲。在上海這樣的現代城市裡根本見不到符籙了。前幾年，江蘇茅山重新印製了幾本符籙圖冊，僅十幾幅而已。而《中國民間崇拜》則收錄了百多幅。據作者說，他在揚州、高郵、南京、蕪湖、和州、含山、無為等地的「紙馬店」里，購買到這些符咒；參觀寺觀的時候，僧人、道士也送給他很多幅。有些符咒，還能在諸如《趨吉避凶全書》《增補密傳萬法歸宗》等書里找到，發表的只是他整理出來的一部分。幸虧有這部著作，為我們保留了一邊多年前的符籙原本，供我們觀賞研究。

祿是遒對中國社會生活中的信仰活動，做了迄今為止最為完整的 收集和描述。經過他的收集整理，中國各宗教（包括對其「宗教性」有爭議的儒教）的信仰特徵暴露無遺。有了這樣一部著作，再要說中囯本土文化當中沒有宗教，就很難了。因為《中囯民間崇拜》揭示的宗教性也存在於儒家之中，就不能說儒家不是宗教。二十世紀三十年 代起，馮友蘭先生力辯「儒家非宗教」，但鑒於祿是遒《中國民間崇拜》 的確鑿記錄，他不得不承認祿是遒在書中描述的儒家禮儀確實是「宗教性的」。馮友蘭在英文論文中說：「祿是遒的《中國民間崇拜》中有幾章是關於喪禮、供禮和婚禮的。祿神父書中描述的這些禮儀和《禮記》所描述的並不完全相同，但兩者確實都有一些迷信，在某種意義上，它們確實是宗教性的（Religious)，然後，馮先生提出解釋：儒家「在經典中把宗教性的元素改造成詩歌，它們不再是宗教性的了， 而僅僅是詩歌性的了儒教真的已經把中國人的宗教禮儀改成「詩歌」嗎？讀《中國民間崇拜》，聯繫當時還天天在社會生活中演練的「中國禮儀」（祭祖、祭孔、祭天），很難否認它們的「宗教性」。最後，馮友蘭也不得不按照孔德（Augeste Comte，1798-1857 )的定義，說儒家是一種「人文主義」的「人文宗教」：「如果說它們是宗教，那麼它們是人文宗教」（If they are to be called religion, they are the 『Religion ofHumanity』）。正是有了祿是遒《中國民間崇拜》，馮友蘭不得不承認儒家也是某種宗教。

《中國民間崇拜》是祿是遒神父的個人作品，但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在華耶穌會士們的集體幫助。上海徐家匯耶穌會住院內良好的學術環境，給祿是遒神父的幫助尤其重大。這裡學術機構眾多，學者人士雲集，學習條件優越，曾經產生出大量優秀的學術作品，《中 國民間崇拜》只是其中一種。在這套書的出版之前，已經有中國籍耶穌會士黃伯祿（斐默）的中國迷信研究著作出版，祿是遒神父顯然運 用了其中材料。

黃伯祿（ 1830-1909），江蘇海門人，1851年參與上海徐家匯依 納爵公學的創辦與教學，通法文、英文。1860年晉鐸，1875年任徐 匯公學校長，一直在徐家匯從事文教工作，直到去世。撰有《訓真辯妄》、《集說詮真》、《集說詮真續編》、《正教奉褒》、《正教奉傳》等著 作，是中國天主教會中學術淵博，著述豐富的著名華籍耶穌會士。《訓真辯妄》、《集說詮真》是天主教會安排黃伯祿寫作的反迷信著作，目的是宣傳和建立天主教信仰。《訓真辯妄》有光緒三十年（1904 )上海 慈母堂第三次印本；《集說詮真》、《集說詮真續編》有光緒三十二年 (1906)上海慈母堂排印本。可見在祿是遒出版《中國民間崇拜》之前，黃伯祿已經完成了中文的「中國迷信研究」。《集說詮真》近年有新版， 被收錄在《中國民間信仰資料彙編》（王秋桂、李豐楙編』台灣學生書局，1989年）

由於釆納了《訓真辯妄》、《集說詮真》的成果，使得《中國民間崇拜》的中文文獻基礎非常紮實。很多說法，都有確鑿的文獻來源。查 到黃伯祿的《訓真辯妄》（上海圖書館藏，光緒三十年第三次印本， 上海慈母堂藏版）。按「黃伯祿斐默氏識於滬西之匯堂」的序言，本書 初版的年份，是「光緒九年」（ 1883 )。本書的內容，正如作者在書名 上標識的那樣，分為「訓真」和「辯妄」兩部分：「訓真」部分正面闡釋天主教的教義，「辯妄」部分則系統批判了作者所認為的那些負面信仰。「訓真」部分從「天主二字何解為第一篇」以下共30篇，根據十九世紀流行的天主教義，論述什麼是正當的教會學說，為天主教教徒確立正統信仰。從「異端當禁第三十一篇」開始，一直到「雷公第一百十六篇」共86篇，作者把中國民間崇拜分門別類地羅列出來，加以敘述、總結和評判，目的在於矯正中國天主教徒「虛妄」的崇拜行為。

現代學者批判祿是遒的著作中有「可怕的西方化意象」。這樣的批評，表達了當代西方學者對於自己過去歷史上的「殖民主義」的深刻反省，是—種可貴的良知。楊棄舊時代「基督教中心論」的宗教研究，對於今天眾教平等的宗教學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們也不能時「以今律古」看在—百多年前，祿是遒是否比其他人有更多的「西方化意象」，如果不是，相反還比他人更多些客觀，則就要承認在華耶穌會士和新教傳教士對中國宗教研究的開創之功。只要比較意象基督新教的著名的「反迷信」中文著作《破除迷信全書》（李干忱，美以美會全囯書報部印本，1924年），就可以看出天主教耶穌會士對中國迷信的批評，相對溫和。和西方流行的其他極端反異教、反迷信的作品相比，在華傳教士的中國宗教研究，又是相對溫和。上海徐家匯的耶穌會士們，他們還在繼承利瑪竇以來的「漢學」傳統，比較尊重中國文化，從而超越歐洲十九世紀強烈的「基督教中心主義，，和「西方中心主義」，容納東方，接受中國。他們研究中國宗教的目的之一，主要還是希望西方的基督徒們能夠正視中國文化。這種態度，值得肯定。再者，反過來說，中國讀者為什麼不能也像當代西方學者一樣，經常反省一下自己的歷史過錯，一定都要讀到對自己文化的讚詞才高興呢？「聞過則喜」，很難做到，卻很有意義。

(作者系復旦大學宗教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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