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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傳統文化的了解有多少?

所謂道,就是人們應當共同遵守的生活的常道,現在就到了一個需要擺脫混亂重新回歸生活常道的時代。


傳統文化在今天的顯性存在有兩個層面很突出,一個是藝術的、具有儀式感的表達,對應傳統器樂、茶道、禮儀和「漢服熱」的流行;另一個則是所謂的「中國智慧」,從國學典籍中發掘出一套適應當下的世俗哲學和心理學,用以解釋和調和現代生活的內在衝突,於是有了「讀經熱」、「國學熱」。以這兩種面目存在的「傳統」只是中國古典文化體系中的一部分,但更易於與當代人的精神需求產生共鳴。與此同時,傳統社會中處理人與自我、他者、社會關係的規則似乎也從未遠去。傳統文化之於今天的人們既是疏離的,又難以從民族基因中清除。


當代新儒學一直以來都在反思和糾偏現代性,試圖化解中國傳統文化與當代政治、社會的理念被對立起來的狀況,重建儒家價值系統。傳統對於今天的社會生活有什麼意義,傳統文化中的主體儒學又能提供怎樣的秩序圖景?本刊專訪了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彭永捷。

與傳統文化的隔膜


「讀經熱」「國學熱」「漢服熱」這些比較具有儀式感的傳統文化學習為什麼能流行起來,它在古代中華文明體系中是什麼價值或者說屬性?



我們對傳統文化的了解有多少?


資料圖


彭永捷: 人們一般是通過大眾傳媒或者可視現象來了解國學的,那麼就比較容易接觸到一些具有儀式感的東西,比如祭孔、成人禮,還有「國學熱」。這些都只是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傳統文化有精神價值層面的內容,通過對傳統文化基本知識的掌握和對基本文化經典的閱讀,我們從中學習千百年來傳承的基本價值和美德;傳統文化也包括形式樣態層面的內容,諸如服飾、禮儀、飲食等,體現著豐富多彩的生活樣態。在生活樣態方面,傳統生活樣態的一個顯著特點,用現在的話說就是「講究」,由於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發達,古人把生活中的每一個細節都講究到了極致,因此形成了很多具有形式特徵的內容。形式背後又是有一套精神內涵存在於其中的,在民間傳統文化流行的過程中,這相較於形式方面,精神內涵的方面是被忽略的,傳統文化的價值、美德沒有被充分地繼承下來。


傳統文化在今天似乎是與現實生活割裂的一套體系,只能作為一種超越性的生活追求。傳統文化的沿襲有兩種方式,一是文化遺產的直接繼承,這部分更多起著審美教育的作用,又由於有實用功能,更容易被大眾所接受,而另一種方式,涉及到價值層面的繼承,比較容易引起爭議,比如最近被熱議的「讀經班」,這個問題應該怎麼看待?


彭永捷:現在我們說的「傳統文化熱」或者「國學熱」,嚴格來講沒那麼熱。



我們對傳統文化的了解有多少?


資料圖


從時間上來講,傳統文化或國學的流行都是一個相當短暫的現象,人們對傳統文化的了解還是浮於表面。尤其在我們的教育體制內部,還沒有建立起系統學習傳統文化的機制。應該說,我們對整個傳統文化還是相當隔膜,傳統文化的思維方式、基本價值觀方面還遠遠沒有融入到我們現在的生活。


說到讀經的問題,最近爭論比較多。我本人的看法,讀經之所以會成為集中討論的問題首先還不是讀經方法問題,而是應不應該全日制讀經,私塾教育或者民間教育可以在多大程度上離開體制教育。小孩讀經,無論怎麼讀,讀佛經還是儒經,如果只是作為興趣,不會出現那麼大的爭議,現在主要的問題是全日制讀經。我的看法,讀一些傳統文化的經典,無論偏重哪些方面都不是壞事,但讀經只是少年兒童精神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或大部,因此我不贊成全日制讀經。現在傳統文化教育沒有在體制內展開,沒有專門的課程,師資編製就很難落實,傳統文化傳承體系沒有真正建立起來,人們往往要求助於體制外教育,體制外教育又存在著良莠不齊的情況。過去民間教化主要是由儒生來擔當,現在儒門淡泊,受過儒家文化教育的人相當有限。這些因素制約著傳統文化的普及教育。


現代生活與傳統文化一方面是隔膜的,另一方面,有些傳統社會的規則和等級秩序觀念依然在延續,比如從郭德綱師徒最近暴露出的矛盾也可以看到,有一套根深蒂固的隱性規則,仍然在左右著人們對人際關係的處理。

彭永捷:我們現在一方面覺得傳統文化很隔膜,另一方面又覺得一些不好的或者不能接受的東西似乎都來自傳統。這是由於沒有把中國文化的基本價值和我們現在追求的生活方式、現代人的價值觀溝通起來。中國文化的主幹是儒、釋、道三教,其中儒家是主流,儒家的核心價值是仁義,中國的傳統社會,是立足於仁義之道來組織整個社會。而現在,人們所追求的價值似乎和我們的傳統文化沒有關係,得不到支撐,只繼承了一些形式性、禮儀性的東西。實際上,一個文化的核心價值是深層的,具體的做法和形式只是暫時的,形式性的內容更容易隨著社會生活的變化不斷變遷、適應、調整。就以禮儀來說,孔子也認為夏商周三代的禮不一樣,他們之間有著因革損益的關係,周人也不是一成不變、原封不動地繼承了夏禮、商禮。


仁義之道與當代生活


你曾經提過,每一代的新儒學,每一次儒學的復興都從仁義之道出發,試圖重構家庭生活和社會生活,追尋符合仁義之道的生存方式和社會形式。孔子、孟子、董仲舒、周敦頤那些時代,儒家有明確的主張和對仁義的闡釋,現在為什麼很難提出一個契合當下社會的主張或理念?


彭永捷:儒家打交道的制度,從周代開始一直到現在,經歷了多種變化,從周代的分封建國到秦代以後的中央集權、元清帝國制以及中華民國的共和制。無論同哪一種制度打交道,儒家都是最大限度地以仁義作為組織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最基本價值,力圖建立一個符合仁義之道的秩序,即使是文化上相對落後的草原民族統治中原,儒家也希望馴化它,使政治、社會更加文明,擺脫野蠻。

有人評論當代新儒學時用一個詞叫「儒家原教旨主義」。「儒家原教旨主義」是一個負面辭彙,但是不妨給「原教旨」正個名:就儒家來說,每一代的儒學其實都是原教旨,這個原是追源、溯源的意思。儒家的「教旨」就是仁義,任何一代的儒學,包括當代的儒學都是以復興仁義之道為旗幟。為什麼「儒家原教旨主義」會成為一個負面辭彙呢?在我看來,當代儒學中的一些所謂「原教旨」並不是真的「原教旨」,而是「原教制」,即追求恢復到過去一些比較形式化的東西,試圖抹去當代人具備的見識而集體穿越到古代,著意於繼承一些過時的觀念和形式化的內容,而忽略了發揚儒學的基本精神,也就是仁義的精神,忽略了把仁義的精神和我們的現代生活溝通起來,尋求仁義之道在現代生活中的具體體現方式。


儘管儒學、傳統文化得到了官方的重視,但在實際的政治運行邏輯中,很難說對此有什麼借鑒,是不是當儒家在政治上「失勢」的時候,它就很難調節社會規範、教化民眾?


彭永捷:我們討論儒學和政治的關係時,有時候容易忽略一個問題:儒學是誰?誰代表儒學?一種學說不會自然而然地起作用,一定是堅持一種學說的一批人,作為政治中的主體來擔當和運用一種思想學說。儒學在大陸的復興也就是很短暫的一個現象,直到現在也不能說擺脫了儒門淡泊的狀況。儒學現在雖然得到了官方的重視,但作為儒學代表的一個群體,即儒林或者儒家學者群體,仍然是極少數,這種情況下很難說儒學能怎麼樣,不能怎麼樣。我們可以做一個展望,儒學對我們的當代政治和社會究竟能起一些什麼樣的作用。一是去野蠻化,促使政治走向文明,去掉政治生活中野蠻的成分;二是凝聚撕裂的社會、對立的族群,化解乖張、戾氣;第三,儒家文化講求仁義之道,對我們這個飽經政治運動傷害的民族也能夠起到一些心靈治療的作用。


儒學對社會秩序的規範層面,在社會的普遍理解中就是和諧,通往和諧的方式是「禮」。這個思想為官方所用,但儒學也可能因此被理解為社會活力的反面,加強了人們對它「禁錮思想」的印象。


彭永捷:這個擔憂有道理,人們擔心為政者只是利用儒學,製造一個井然有序的局面,有利於統治。在過去的傳統社會中,比如說漢代,只是把儒學當做一種統治術,所以漢代人討論儒學的時候,他們往往用一個詞—「儒術」。宋代人就批評漢代,說他們是以智巧治天下,也就是以術治天下,批評漢代只是把儒學當做一種權術,而不是真心服膺儒學。其實,儒家對「政治」的基本理解是把「政治」理解為政治權力的自我端正、相互格正或相互匡正,儒家歷來既具有向下教化民眾的傳統,又有向上規勸、匡正政治權力的傳統。儒家認為一種良好的政治必須是政治權力可以得到有效匡正的政治,得不到有效匡正的政治一定會使權力失去束縛,失去了校正權力、防範權力的能力,容易出現各種弊端,直至無法收拾,只好使用終極校正手段,一切打破從頭再來。在傳統社會中,儒家試圖去匡正君主的權力,比如建立教化未來君主的保傅制度,訓練未來君主的儲君制度,士大夫與天子共治天下的宰相制度和官僚制度,監察百官和規諫皇帝的台諫制度,涉及皇親、重臣案件由多個政府部門相互監督共同審理的司法制度,聖旨的封駁制度等等。在當代我們也不可能照搬古代政治的做法,但是儒家制約君主、匡正權力的政治傳統卻可以繼承,建立切實有效的權力制約機制,使政治權力不會泛濫,不會偏離正確的運行軌道。


回歸生活常道


無論是學界還是在普通大眾的認知中,對復興傳統文化的主張很大程度上是基於道德的失序,包括政府行為、經濟行為和個人行為。但是從一些公共事件中也能看出,中國人對道德底線的守護還是非常重視的,這是否也能從我們的傳統中找到原因。



我們對傳統文化的了解有多少?



孟子像(資料圖)


彭永捷:傳統文化復興的作用肯定是多方面的,由於社會道德的淪喪,人們容易重視用傳統文化來拯救道德、教化人心。在我們的當代生活中,雖然經歷了一次一次反傳統運動,但儒家就像其他國家信奉的主流宗教一樣,起著一個傳承基本生活價值觀的作用,所以,無論怎麼樣試圖打倒它、割裂它、清除它,最終發現還是離不開它。現代生活中人們使用的一些最有生命力的語言,往往還是來自於傳統文化,而且使用時往往都是心領神會。比如說,我們對那些喪盡天良的人,很自然地會用一個詞「禽獸」,這就出自《孟子》,他是從人性的角度去看這個問題,認為喪失了人應有的天賦良能,那就和禽獸無異。再比如,人們應當遵守最基本的倫常、應當恪守的最基本的價值和規則,如果這些都可以違背的話,我們通常會說沒「天理」了。我們當代生活會把公正、公平、正義、平等分得非常細,但是在傳統語彙中,違背了這些基本價值的作為,評價起來就是一句話,「沒天理」。在傳統文化體系中,天理包涵了公正、公平、正義、平等,天理是宇宙、自然、社會應該遵循的普遍規律、普遍道理,是不應當違背的。


儒學的另一個層面用今天的話說是完美人格,追求君子之道,現在的中國社會還有這樣一個追求理想人格的共識嗎?或者說,正是因為缺乏共識,傳統文化背後的價值就很難成為精神信仰?


彭永捷:價值的多元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特徵,我們生活於一個「眾神的時代」。儒學以往的歷史就是一個不斷衰落又不斷復興的歷史,它的每次復興都是出現在非常混亂、非常破敗的年代,或者是禮崩樂壞,或者是名教大壞,人們經歷了社會生活的變革、價值的離錯之後,最終還是需要回到生活的常軌。我們可以看到,先秦諸子的興起,是在禮崩樂壞之後;漢代經學的興起,是在經歷了秦漢大變革、大動蕩之後;魏晉玄學的興起,是在經歷了漢末的政治動蕩;宋明理學的興起,是經歷了唐宋之間長期的戰亂、長期的社會失序。所以,儒學重新興起的每一個歷史時期,對應的都是人們在經歷了破壞、動蕩之後,試圖重新尋找生活應有的秩序。我們現在面臨的時代,是一個新的禮崩樂壞的時代,這個時代人們不知道什麼叫君子,不知道什麼是理想人格,人們沒有文化的共識,也不知道文化的未來方向。儒學在我們這個時代發揮的作用,不過仍是像孔子、孟子、董仲舒、周敦頤、二程、朱熹等儒家代表人物生活的時代儒學曾經起到的作用那樣,給每個時代提供生活的「常道」,提供基本的生活價值觀,使人們在暴戾中看到良善,黑暗中看到光明,混亂中看到秩序,明白生活的正軌和本原。就像孔子慨嘆「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我們出門沒有不經過門戶的,為什麼人們不走進生活的常道呢?「道」指人所共由的路,個人獨自走的那叫徑,孔子說,君子行不由徑,所謂道,就是人們應當共同遵守的生活的常道,現在就到了一個需要擺脫混亂重新回歸生活常道的時代。


原標題:重新尋找生活應有的秩序——答《南風窗》記者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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