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右翼思想源流：從尊王攘夷到排西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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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思想》

本文所稱「右翼」一詞，在中文裡有時稱為右派，指的是較為保守、傳統的立場；在日本，則常指軍國主義、國家主義、法西斯主義。本文討論的對象，專指政治上和對外關係上的日本右翼思想，而盡量避免涉及經濟意識型態上的左右分別，亦不擬深究日本右翼內部的細緻差異。

不少中文著作把右翼視為日本社會的極端思想之一，稱其主要重心為「日本國粹主義」，在昭和時期與軍國主義結合，成為日本侵略行動的思想根源。按這套說法，日本右翼思想的三個基礎要素為：崇拜天皇與天皇制、美化侵略戰爭、蔑視仇視中國。依此脈絡，若是把2012年的釣魚台事件定調為「類似昭和時期右翼的軍國主義侵略舉動」，就很容易激發出中華民族主義的「針鋒相對」情緒，於是就有「維護二戰成果」等相關論述。這也是2012年夏天以來的發展走向，其中夾雜美日安保爭議、兩岸是否連手、甚至中華民國的定位問題，更使諸方勢力難以妥協。在日本右翼的思想問題上，多數中文文獻鎖定在歷史認識層面，特別是針對1996年以降的「自由主義史觀」，及關於南京大屠殺、天皇戰爭責任的激烈論辯。

上述這些研究，為我們提供了認識日本右翼的基礎。在這些研究之上，吾人能否更進一步理解何為日本右翼，從而開啟在文明層次上雙方真正對話的可能性？在日本戰敗後，日本社會開始對右翼進行檢討：為什麼日本文明自明治以降，自期文明開化，但最後卻捲入總體戰爭，造就千萬生靈塗炭？1954年，井上清教授寫作《日本的軍國主義》，深刻反省了日本法西斯主義。1957年，丸山真男教授之《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一書，則從思想面揭櫫日本法西斯主義的由來，並設法理清其滲透過程。通過這些研究成果，吾人在追問「何為日本右翼」之外，也當能對「日本學界如何理解日本右翼」有所認識。

以丸山氏研究「日本政治思想古層論」為代表，此一概念意指每一種日本思想，其後面都有某種核心存在；此一核心能夠支撐日本文明接納各種其他的先進文明，並改造為適合日本的形式。以此邏輯，日本文明看似學習近世近代的某種文明形式，但其實都是以日本文化自身之特殊形式加以吸納。丸山氏發現德川時代接納從中國大陸而來的儒學如是。爾後，明治時期接納西方式主權國家國際秩序，脫亞入歐；或者大正時期建立英式民主，議會選舉；昭和時期接受德式軍國主義，對外擴張，也都是類似的吸納過程。丸山氏稱日本文化始終不變的部分為「執拗低音(根音)」。在其每一次吸納的過程中，都將外來思想轉化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由此出發，丸山氏把日本的近代化稱為「日本國家理性」的誕生過程。此種國家理性從「攘夷」開始逐漸建立，在「成為國族的日本人」(JapaneseasaNation)的構建過程中逐漸吸收各股思潮，最後在太平洋戰爭時達到最極端的狀態。

從丸山氏的知識論來看，日本右翼的「國家理性」吸納了日本國族構建過程中，種種看似異質的觀念要素。准此，吾人在分析日本右翼時，應有必要將討論範圍拓展到明治、大正、昭和以來的種種政治論述與思潮，包括：尊王攘夷、天皇主權、排西蔑中、愛鄉主義。以下，本文擬探討對外國關係、對中國關係，以及國內層次上天皇論、國權民權論的論辯。下文所引用的思想家與論述，並非全都是右翼思想，而主要是為日本右翼所擷取、吸收，並引為其動員與行為原則的思想資源。

右翼的思想源流：尊王攘夷

關於日本民族的起源有諸多說法，但日本社群開始感受到自己是一個整體，出現「日本民族」的認同，乃是在與外國人或「他者」的接觸經驗中逐漸形成的。長期以來，包括7世紀與漢文明(唐朝)，16世紀起與基督教文明(葡萄牙人等)的接觸，都若干程度形塑了日本民族。然而，彼時主要的思維還是封建統治；原生的民族觀念在政治思想與統治實踐上，所佔意義並不高。現代民族觀念之成形和發展，主要發生在日本的幕府末期，簡稱「幕末時期」。

幕末時期以1853年7月美國培理黑船從久里濱(現橫須賀)登陸，要求日本開國為起點。當時培理所要求的「開國」，是要求當地政府給予美國船隻以補給、難民救助、居留權、乃至最惠國待遇等等。此前，也有荷蘭與清朝的外國人前來貿易，日本人並非沒有看過外國人。那麼，黑船事件的主要衝擊是什麼呢？是「被侵略的恐懼」！以當時之時代背景，西方強權已轉變對東亞的政策模式，已開始以「炮艦外交」為基礎，強制後進國與之貿易，進而打壓當地「民族資本」，使之逐漸殖民地化。以中國為例，在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1842年8月中英雙方簽訂《南京條約》。此後還有1844年7月《中美望廈條約》，1844年10月《中法黃埔條約》，1843年10月《中英虎門條約》等。幕府見此結果，隨即在1842年提出「薪水給與令」，對歐美船舶提供必要燃料及補給。在恐懼之下，1853年培理黑船一來，日本幕府也就同意開國。上述「開國」二字，乍聽之下平淡，但對後進國政府與民族之經濟影響甚巨。

隨後更深的影響，來自1858年的《安政五國條約》，此一條約常與同年清政府所簽訂之《天津條約》做對照，同樣都有協議關稅、領事裁判權等外國特權。東亞開始與列強大規模貿易時，這種貿易的背後，是經濟先進國以強大生產力量，介入後進國的商品市場，而以「炮艦外交」作為限制後進國政府自主性的手段。因此，中日兩國在現代化的起點上，皆受制於對本國不利的對外條約，這也是「廢除不平等條約」成為兩國初期的外交要務之因。

在與外國簽約的過程中，也牽扯到日本國內政爭，爆發了「天皇與幕府，誰才是日本最高主權者？」的爭議。天皇派主張此條約並無天皇敕許，應當無效，因而與已經簽約的幕府產生衝突。當時天皇派訴諸水戶學思想(日本武士儒學的支流之一)所強調之「尊王攘夷」，使之成為當時反幕府的主要訴求，簡稱「尊攘論」。在此，吾人可以發現日本右翼思想的第一個源頭組成：「強調天皇神聖，同時排斥異民族。」其以尊皇為主要訴求，常用「菊」作為圖騰。以右翼團體玄洋社的憲則為例：「一，敬戴皇室；二，愛重本國；三，固守民權。」

當時的「攘夷」觀念有兩個特色：第一，「從上到下的政治動員」。日本當時與西方諸國的貿易，加上對金銀外幣兌換率的不熟悉，對日本政府的金融管理與貨幣造成很大的傷害：物價不穩，政府財政困難，一般民生也受衝擊。對民眾而言，「心生不滿」成為一股心理上的原動力。當「不熟悉的異族人來到我的地盤」的自然排斥感不斷強化以後，遂與自上而下的「攘夷」的政治動員論述相結合。通過「攘夷」，現代「日本民族」觀念也逐漸成形。第二，當時的「攘夷」並非是現代平等民族國家的觀念，而是以華夷秩序為核心的傳統儒教觀念。無論是哪種攘夷論(從極端暴力到和平，或是從鎖國到開國)，都將西洋諸國視為「夷」。

當時日本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設法與西方秩序調和，但最初仍試圖以儒學方式批註西方理念。這反映出：日本知識分子在接受西方(夷)文化的同時，仍儘可能保留日本國粹；即使短期間內無力真正攘夷，但仍堅守華夷之辨。所謂「和魂洋才」只是一種權宜。日本右翼之所以常主張對外強硬，乃因其心理上有著根深蒂固的華夷之防。要言之，攘夷論可解釋何以當日本民族受到外壓時，一方面會對外國表現出屈服，但另一方面又同時表現出更多的排外。這種排斥感從三國干涉還遼事件(1895)、解決山東懸案條約(1922)、華盛頓海軍公約(1922)到日本退出國聯(1932)等事件中，始終揮之不去。日本社會每每在對西方外交挫折後的孤立感中，喚起「攘夷」的記憶。無論是從尊攘論所延伸出的「鎖國政策」，或是對外強硬論，都是出於前述之心理基礎。其以水戶學思想為核心，強調日本獨一無二，並以守護日本「國粹」為其志向。此乃日本右翼的第一個思想源頭：尊王攘夷。

右翼思想源流之二：尊王攘夷

1867年大政奉還，1868年1月王政復古，政權由幕府轉移至明治新政府。此時也正是日本建立現代國家機器的起點，故不斷探索應如何重建國際國內的種種關係。進入明治時期後，右翼思想就從尊皇攘夷轉為「尊皇開國」，暴力攘夷的色彩減弱。但為了強調日本國粹的獨特性，也就特別加強了「尊皇」，並援用吉田松陰的一君萬民論為其理論基礎。「一君萬民論」主張徹底取消所有原來江戶時期的階層(尤其針對身分制度規範十分繁瑣的武士與貴族)，直接讓天皇的權威滲透到每一個日本國民。明治政府之廢藩置縣、廢刀令、秩祿處分等等，皆與此有關。在這樣的思想藍圖中，將社會原有的身分制度和中間階層打破，天皇遂成為新政府的核心。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更將天皇的權威與主權以法律明訂之。

與天皇相對的觀念即為「臣民」(或所謂「皇民」)，這從現代西方憲政思想是很難解釋的。不同於契約論的「人民」，「臣民」是具有血緣連帶的共同體。血緣連帶在生物學上不可能，或相當牽強。但日本右翼通過「一君萬民論」，把某種精神形式藉由神話、古籍等等，想像成為血緣連帶。其最現代的版本就是《大日本帝國憲法》第二章的「臣民之權利義務」。與人民要求權力制衡不同，臣民視主權者(天皇)為君為父。好比明治天皇病危時的記載：

在二重橋前聚集的男女老幼，或有仰天向神明祈禱的，或有匍匐在地痛哭失聲的樣子，但是放眼望去，從上到下，全國都是為了大君(天皇)而思念謹慎，每個人不知不覺就端正起來了。幼童噤聲細語，一心一意雙手合十的祭拜；不惜作賤自己的身體，跪在地上，努力叩首。……各種各樣祈禱的姿態，沒有不是想讓大君早一刻痊癒，希望其命祚能到幾千年之久的。(東京《朝日新聞》1912年，7月28日)

這也是天皇制矛盾的地方：當天皇過世，「有限肉體」消失，天皇形象應當如何延續？從明治天皇到大正天皇，可說是天皇制國家的一次重大政治考驗。為了討論天皇之意義，觸發了憲法層次的論爭。主張天皇機關說的美濃部達吉，與主張天皇主權論的上杉慎吉(1878-1929)展開辯論。天皇主權論者強調：以憲法第一條「萬世一系」為核心，天皇主權系由祖宗繼受而來的，從而保證其統治正當性；因此日本是美麗之國，有獨特的「國體與國粹」。天皇權威是以神話(古事紀、日本書記)的正確性來保證，並以神道教等祭祀行為來實踐，也就是「國家神道」。試圖挑戰這種規範之意識型態，如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甚至自由主義，都是必須矯正拔除的對象。天皇主權論從水戶學向上追溯，以本居宣長的「古道論」到平田篤胤的「復古神道」為經典，將古事記等日本古籍當作日本國粹的根源，最終上升到日本神國論。因此，在右翼團體的思想與作為中，經常見其使用日本古籍術語與觀念。

從這個源流，吾人不難看出日本右翼的第二個思想源頭：天皇主權。其相關論述的要點在於：天皇之神聖性，日本之獨特國體，強調日本古籍神話。

右翼思想源流之三：排西蔑中

前已論及，日本右翼的對外思維核心是「攘夷」，因此在對外關係上，常常表現出排外形式。但其所排之「外」卻是仿造原有中華秩序的範圍而定。日本右翼主張之「以亞洲之真正解放為目的」的大東亞戰爭，就是使用「白人為外，黃人為內」的觀念。這當然與周邊國家的史觀不同，也造成諸多觀念衝突。但下文試圖以攘夷觀為核心，來詮釋日本右翼思想之對外關係論述，特別是對中國文明的看法。

關於攘夷，在福澤諭吉(1835-1901)的諸多著作中，吾人可以發現他討論「獨立」問題時的轉變。其一，在其早期代表作《文明論之概略》(1875)中，是以西洋文明求日本民族之獨立。彼時，福澤氏斷定「暗殺攘夷不足道，進一步說武裝兵備也不合現實，國體論、耶穌論、漢儒論也不足安慰人心……要我說唯有文明而已。

」其二，然1881年的《時事小言》一書，出現了下列段落：「東洋諸國(波斯、暹羅、支那、朝鮮、日本)雖互相風俗不同，但相對於西洋諸國，東西之間更有巨大差異。」因此，日本應當為東洋諸國之文明中心，成為西洋列強之一員後再回來保護亞洲。其三，在甲申事變(1885)之後，福澤氏寫就《脫亞論》，提及「不可期待鄰國之開明，不如脫離此群而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此後，就強調日中之間的殊性。

綜上，雖常有論者關注脫亞論及其國權立場，欲藉此追究福澤氏的右翼性格。但說到底，福澤氏並非徹底主張右翼思想，而是在向西方文明的學習過程中，欲取得個人獨立與國家獨立。但在右翼思想的轉化過程中，「獨立自尊」若與「攘夷」相結合，即可能成為日本民族生存線、利益線等言說的思想基礎。日本以「自存自衛」為名，最終走向了對英美的戰爭，與此是有關係的。

日本右翼對「獨立自尊」的解釋方式，有點類似於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安全困境」或「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realism)。追求「絕對安全」往往必須削弱周邊國家，在周邊國家看來，就是侵略。特別是在日俄戰爭之後，日本對於英國、俄羅斯、美國、法國等列強，都已經是以現實主義的方式去對待。對中國則務求削弱瓜分，不需要追求虛偽的日中友好。

其次，日本對中國的蔑視，也與「脫亞論」有關。通常論者將「脫亞論」解釋為徹底向西方文明學習，也就是西化的理論基礎。然而，在以攘夷論為核心的右翼思想脈絡下，脫亞論也提供了「中國蔑視論」的思想源頭。既然日本在建立自身與西洋關係的過程中，採取了華夷之辨的思想路徑，也就不得不回應日本與中國的關係到底是哪一種？中國民族(漢文化)在華夷秩序中，無疑比日本民族更接近「華」的位置。毋寧說，這樣的內在緊張關係是日本右翼思想在邏輯上無法妥善回答的，也因此順理成章地必須表現出蔑視中國的各種論述，從而能夠順利以華夷觀念理解日本民族。另一種思想處理方式，就是將「華」的所有權，上升到對天道的詮釋權，也就是直接使天道人格化，化身為「天皇」。從而，日本民族在繼受了天皇神性血統的同時，也取代中國成為了華夷秩序的中心。但這也等於是自絕了與諸國平等相處的可能。這是日本右翼對外關係思想的最核心矛盾：一方面亟欲融入列強平等的國際體系，另一方面又以華夷秩序為核心思維。

內田良平(1874-1937)是中國蔑視論的理論代表之一。對內田氏而言，漢民族自古以來分為三種社會：士人社會、農工商社會、遊民社會。士人社會代表統治階層，農工商社會代表被統治階層，遊民社會則介於士人社會與農工商社會之間。當遊民與士人結合，統治穩定；遊民與農工商社會結合，統治就混亂。在提倡「一君萬民論」的內田看來，此即中國治亂循環之因。

表現在現今的右翼思想中，其典型的議論，就是以石原慎太郎、黃文雄、小林善紀等為代表的親台厭華的中國威脅論。在這些右翼思想中，最好日本社會在精神上遠離中國，最好切斷日本文化中的「中國性」。甚至，他們對於「中國制商品、食品」也有高度焦慮。再者，就是希望日本政府與中國政府「對立」，製造紛爭以顯示日中的差異性，即使雙方的民間接觸既頻繁又深刻。因此，「中日衝突」之事件本身，常常是為了滿足右翼的心理需求，而非現實需要。在此類右翼言論中，「台灣」尤其常被用來當作日本文明優於中國文明的證據，不管是表現在對日本文明的喜愛，或對中國文明的厭惡。

日本右翼思想多主張排拒外國。乍看之下，排西與排中相同，但其內涵卻大異其趣。在對西洋列強的關係上，日本多以「獨立自尊」為名，努力以平等國際體系的方式對話；但當外交遭受挫折時，又經常出現種族主義式的孤立感。相對於此，對中國的心情則多表現為「蔑視」。當日本衰弱無自信時，會試圖遠離、排斥中國；當日本強盛時，又想「幫助、介入」中國。此間對西與對中的態度反差，應與日中關係的某種特殊性有關：中華文明對日本文明而言既是半個他者，但又是共享華夷秩序的半個自己人。

無論如何，當日本受到外壓時，右翼思想中的攘夷觀念就很容易興起，助長排外式的對外政策。但排西與排中的內涵，仍有顯著差異。「排西蔑中」即為日本右翼的第三個思想源頭，亦與攘夷論的具體實踐密切有關。

右翼思想源流之四：愛鄉主義

明治時期以降日本國家理性的發展過程，就是將政治權力以某種特殊政治制度重新呈現的過程。如前所述，日本現代的施政形式，就是以一君萬民論為基礎，打破中間階層勢力；一方面消減原有的大名階層，另一方面將新統治機器滲透至偏遠農村。簡言之，這就是建立一元化天皇制國家的過程。而在經濟上，它是以貨幣商品經濟為媒介，把控制力傳遞至基層，把農村從「封閉共同體」轉化為國家成員的過程。本節即討論這種經濟狀態，如何成為右翼思想滲透至底層民眾的根基。

在此過程中，政府剝削農業的原始資本積累，成為某種必經之途，農民窮困成為常態。如最早1876年的伊勢暴動，即是因為地租剝削問題。關於物價問題的1918年米騷動，也可說是農民在現代化過程中累積不滿的爆發。對農民而言，在廢刀令頒布後，武力不再由武士階級獨佔；加入日本帝國軍隊，遂成為農民最快脫離原有階級屬性的方式。日本是工業後進國，擴大生產規模並非一蹴可及。因此「拓殖滿蒙」，直接從中國本土掠奪資源，也就成了一種選擇，即把內部過剩的勞動力投射到外地。為達此一目的，日本帝國也需要武裝力量以「確保國益」。兩者互相結合，農民遂成為支撐日本帝國擴張政策的最大支柱。可以看出，戰前越是窮困的地方，二戰時加入軍隊者的比例越高，也越多支持右翼思想。

最大的轉折點，是1932-36年所謂的高橋財政。昭和初年，在世界經濟大蕭條的恐慌下，財相高橋以擴大財政支出為主要政策。此政策雖取得相當成效，但反而成為日本法西斯主義的土壤。此間日本與世界之關係，有兩個不得不注意的重要背景。其一，1931年滿洲事變後，日本密集對中國採取軍事行動，使財政負擔加劇。其二，日本軍方試圖以暴力方式奪取內政控制權，如1932年爆發五一五事件。事件後，農本主義者與農民協議會立刻召開了「農村請願運動」。五一五事件的首謀之一橘孝三郎(1893-1974)無疑是右翼思想者，他也是農本主義要員。在1932年的農村經濟更生運動中，除了緩債、肥料等補助之外，農本主義者也希望政府編列「滿蒙移住費、開墾費」等預算。這意味農民對於日本軍方的中國大陸政策，大體是支持的，甚至有所鼓勵。當時日本農民因為欠債欠收等狀況，賣女或自殺的慘狀在所多有。

但是高橋考慮到國防赤字的嚴重性，對農民採取的是「自力更生」政策，反把資源挹注至以軍需工業為主的重化產業。政府在讓農民失望的同時，也給了軍方資源。軍方於是利用農民與青年將校(特別是農家出身者)的不滿，塑造政府無能的形象，從政變行動開始，逐漸把右翼法西斯思想散播到農村基層。特別是青年校尉階層，受到北一輝(1883-1937)的影響甚深。北一輝常被認為是右翼思想的指導者，他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綱》主張節制資本、保障農業工業、保護婦女兒童等等，這對當時的貧困階層有莫大的號召力。北一輝的理論基礎也是「一君萬民論」，他主張消滅所有中間的社會階層，打破當時無能的政府與議會，以實現真正的「國民自由」。北一輝把這種國家主義革命視為「普世價值」，以建設有機的統一國家為其目標，轉而認為日本應當自我革命。他最主要的思想著作包括《國體論以及純正社會主義》，如果依照日本學者坂野潤治的說法：「北一輝應是民粹主義者。」

另一方面，「自立更生」政策也意味給地方團體以更大的自主許可權。這些團體在太平洋戰爭開啟之後，馬上成為農村軍事化的執行工具。好比說1940年12月大政翼贊房總青年協議會所做之決議：「期待高度國防國家體制。」其要點如下：一，打破舊有政黨政治與特權政治，期待萬民翼贊之新政治體制。二，革新自由主義經濟機構，以增強經濟國力與統合國民經濟活動。期待依照公益與計劃、責任與自主的原則來確認經濟機構。三，克服自由主義的階級式勞動觀，確立新勤勞精神與新產業勞動體制，凡有能國民，都應該以精神或肉體方式向國家勞動。四，為完成國家最高目的實現，全國民必須忍耐刻苦，保有希望期待新生活體制。五，期待創造統一思想與新文化，用以發揚日本精神，日本應做指導大東亞之民族。

在1930年代的政治論述當中，農村右翼思想十分簡樸，表現為對當時民生凋敝之不滿，也就是反資本主義的「愛鄉主義」。但在有心人士綜合尊王論、國粹主義的引導下，愛鄉的需要(如保護弱勢、增加福利、公平分配等)衍生出一種「有能政府」主義，即以大政府為核心的思考。這種思考取向，是日本右翼思想的最後一塊拼圖。它與前述之攘夷論、天皇論、外國論結合後，日本右翼的思想圖像遂告完整。

在日本現代國家的發展過程中，農村破敗實乃右翼思想成長壯大的重要背景和土壤。此類右翼思想具有相當顯著的保守性格：一方面體現為向天皇、皇國效忠，把皇國命運與自身愛國結合在一起；另一方面也呈現出前現代「農村共同體」的性質，如長老制、敬老倫理、自給自足、儉樸反奢侈、農本主義等。

此為日本右翼思想的第四個論述群：愛鄉主義。

日本右翼與正常國家

晚近日本右翼常引用「正常國家」概念，主張重建「軍隊」甚至修改憲法，因而引發周邊國家的戒心。「正常國家」(日文中原為「普通國家」)的概念在日本政治界，原出自小澤一郎1993年的《日本改造計劃》一書。小澤氏暗示，如果日本僅有經濟力量，而沒有國際責任與政治地位，最終必會腐敗沈淪。根據小澤氏的「正常國家」方案，日本必須做到如下兩點：第一，心甘情願地擔負起國際社會所認定的正常責任；第二，要積極與其他國家合作。簡言之，日本應該積极參与國際安全體制，並在和平憲法的架構下增加自衛隊的實力，但與聯合國一起行動以避免「軍國主義復辟」。小澤氏是否為右翼思想家，尚有討論空間。實際上，增加「國際參與」本屬日本國民都能接受之舉。因此，日本自1990年代以來持續制定各種國內法以達此目的，如《PKO協力法》、《周邊事態法》、《反恐特別措施法》、《有時法制關連三法》等。但與此同時，「正常國家」的觀念也被右翼思想所吸納。

前文提及，1996年以降日本右翼的所謂「自由主義史觀」，意指日本應擺脫原來的二戰史觀。這群右翼論者認為，日本因為東京審判、美國駐軍、和平憲法等，早已失去了「日本國粹之心」。他們高度讚賞日本傳統的武士精神和愛國主義，並對日本戰後的西化以及日本主權受制於外國不滿。再者，進入後冷戰時期，國際左派勢力不斷弱化，加上中國崛起、北韓動蕩、美國重心轉至中東，日本經濟停滯不前，這些因素都使日本底層群眾更希望政府照顧，更期待強而有力的國家。結果，「正常國家論」成為右翼國家主義思想的核心政策概念。日本庶民對自身處境的不滿，也很容易被有心人士投射到「因為日本還沒有成為正常國家」。在「正常國家論」這個層次上，右翼國家主義思想取得了越來越大的發揮空間。正常國家論結合了上述「國權、日本傳統、排西蔑中、愛鄉主義」等底色，型塑出後冷戰時期日本右翼的基本輪廓。

以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言論為代表，他也常以「獨立自尊的日本」為號召，表示厭惡日本現在不正常的政治地位。他說：「要效法薩長土肥，當時為了打倒幕府創造新國家而建立同盟。」可以看出，石原氏所設想的「新日本」，很可能就是以明治日本為形象。而現今自民黨總裁、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2012年12月《文藝春秋》所發表的〈邁向新國家〉一文中，更明言要從「戰後歷史中取回日本」。安倍的「國防軍、改憲」等構想，都坐落在日本右翼思想的延長線上。

本文分析了日本右翼的四個思想源流：尊王攘夷、天皇主權、排西蔑中、愛鄉主義。這四個要素互相嵌合而生，因此在概念上能分殊，但在分論時卻必須互相左證。在起源上，日本的「國家理性」在幕末的政治轉換期間形成，尤以「尊王攘夷」思想為其內核；在實踐上，則有內政上的天皇主權憲法，外交上的排西蔑中；最後結合後發資本主義下農村衰敗所激發出的「愛鄉主義」，形成日本右翼的四個論述主軸。這個架構，當能較為全面地解釋現今所見日本右翼之種種(看似不一貫的)特色，如倡導忠貞、敬愛天皇、注重傳統、長老倫理、美麗國家、獨立自尊、蔑視中國、自存自衛、國權至上；希望自給自足、倡儉樸反奢侈、注重農本農村、對美國既愛又怕、熱愛日本純潔國粹、對亞洲的連帶感、聲稱二戰為日本解放東亞的義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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