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紀霖：沈從文晚年的眼淚

沈從文晚年的眼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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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出版的張新穎著作《沈從文的後半生》，令我最感嘆不已的，是這位文壇無冕之王的淚。

到了晚年，沈老越來越容易落淚。孫女在學校被頑童欺負，他哭了；老友穆旦逝世，泣不成聲；回鄉聽儺堂戲，淚濕衣襟。接受記者採訪，回憶往事，老人說：「在文革里我最大的功勞是掃廁所，特別是女廁所，我打掃得可乾淨了。」一位女孩聽之動容，上前擁住老人的肩膀：「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沒想到，沈從文抱著女記者胳膊，嚎啕大哭，不停地哭，鼻涕眼淚滿臉，老伴張兆和像哄小孩一樣，又是摩挲又是安慰，才讓他安靜下來。

最見不得的，是古稀老人的淚。究竟是多大的苦難，讓沈從文憶及以往，常常不能自已？

從湘西大山裡出來的他，不是沒有見識過苦難。年輕的時候，曾經當過兵，見過各種人世間的殘酷，殺人如麻，血流成河，甚至還看到過一個十二歲的小孩挑著父母的頭顱！他說：「因這印象而發展，影響到我一生用筆，對人生的悲憫，強者欺負弱者的悲憫，因之筆下充滿了對人的愛，和對自然的愛。」

這苦難，到了建國之後，竟然降臨到自己身上。我讀沈從文民國時期的評論，常常為他捏一把汗，挑起京派海派大論戰的，是他；直言批評左翼文人的，也是他。年輕的沈從文，因為自己「鄉下人」的耿直，得罪了不少人，也因此埋下了之後的禍根。

沈從文太單純了。北平解放前夕，北大教授雲集一堂，討論文學與政治的關係。沈從文將政治比喻為「紅綠燈」，文學是否需要「紅綠燈」指揮呢？他與馮至有一場爭論：

馮：紅綠燈是好東西，不顧紅綠燈是不對的。

沈：如有人要操縱紅綠燈，又如何？

馮：既然要在路上走，就得看紅綠燈。

沈：也許有人以為不要紅綠燈，走得更好呢？

沈從文始終相信，文學要保留一點對政治批評和修正的權利，而不是單方面的守規矩。這種堅守，讓他付出了難以承受的代價。解放以後，當各種政治浪潮鋪天蓋地而來，朋友們紛紛識時務為俊傑，聽從「紅綠燈」指揮的時候，沈從文還在那裡犟頭犟腦地守著自己。郭沫若一篇《斥反動文藝》的戰鬥檄文宣判了他政治上的死刑。沈從文被踢出了北大，赫赫有名的大作家、大教授被發配到歷史博物館當講解員。

禍從天降，猝不及防。當朋友們都及時跟上時代的步伐，意氣風發、紅光滿面的時候，沈從文卻被時代拋棄了。新中國對他而言，不是「時間開始了」（胡風之語），而是「時間終結了」。沈從文悲哀地寫道：「這個新社會人都像絕頂聰明，又還十分懂幽默感。我卻總是像個半白痴，滿腦子童心幻念，直到弄個焦頭爛額。」

一個不是「思」而是「信」的時代的降臨，讓習慣 獨立思考的沈從文感到無所適從：「二十年三十年統統由一個『思』字出發，此時卻必需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轉，過不多久，即未被迫擱筆，亦終得把筆擱下。這是我們一代若干人必然結果。」

第一次文代會，南北作家會聚北京，沈從文連代表都不是，他想與時代和解，但時代容不下他，他也不理解這個時代，「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立，他的命運得由他一個人來承擔，而並不是他原來預感的一代人來共同承擔共同的命運。他沒有同代人的陪伴。這種『完全在孤立中』的強烈感受，打擊太大了」。（《沈從文的後半生》，第19頁）他幾次有自毀的衝動，都被從死亡線上救了回來。

一個作家，失去了寫作能力，就像美食家失去了味覺一般，令人崩潰。倘若這是一代人的悲劇，尚能同病相憐，命運偏偏讓沈從文一個人來承受一代知識分子的苦難，在眾人狂歡之夜，獨飲孤獨的苦酒，這是何等的悲涼。

在苦難之中，對心靈最大的摧殘，不是來自黑暗，而是黑暗的同道、自己曾經的朋友。敵人毀滅不了你，陌生人也傷害不了你，唯有來自朋友的切割、誤解與反目，才會真正戳到你的痛處。沈從文與丁玲，再加上胡也頻，曾經是一段民國文壇「三人行」的佳話，經歷過共同的恐怖歲月，互擁取暖，血濃於水。解放之後，丁玲變了，變得那樣地冷冰冰，形同陌人，而且還公開與他劃清界限，痛斥他是「貪生怕死的膽小鬼，斤斤計較於個人得失的市儈」。沈從文的心裡在滴血，他不申辯，也不反唇相譏，只能在給友人的信中委婉地傾述內心的苦楚。

還有來自學生的變臉。范曾曾經當過沈從文的助手，為《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繪製插圖。為了他的調動工作，沈老盡其所力，四處奔走。范曾為此感激不盡，不時寫信來問寒問暖。有一次天不亮就來敲老師的門：「昨晚夢見沈先生生病，我不放心，連夜趕來。」文革開始了，范曾反戈一擊，寫大字報揭發老師。而且對老人頤指氣使：「你過了時，早就沒有發言權了，這事我負責！」沈從文氣得冒著鵝毛大雪趕到友人家裡，進門便說：「一輩子沒講過別人的壞話，我今天不講，會憋死的！」

他心中的女神、太太張兆和，喜歡他的文字，卻不理解他的內心，在最需要她陪伴的時候，常常遠離他而去，留下他一顆敏感而孤獨的心，在黑夜中痛苦地自噬。直到沈從文逝世，張兆和整理兩人的書信，才似乎明白了丈夫的內心：從文同我相處，這一生，究竟是幸福還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後來逐漸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壓，是在整理編選他遺稿的現在。過去不知道的，現在知道了；過去不明白的，現在明白了。

然而，對急切渴望理解和撫慰的沈從文來說，這個「明白」來得太晚了。

一個年輕時代意氣風發、自視甚高的大作家，在他的後半生，宛如變了一個人：膽怯、羸弱和謙卑。他內心的委屈無從訴說，只能將個人的苦難理解為一種為國家的犧牲。建國之初在華北革大洗腦期間，李維漢對知識分子訓話說：「國家有了面子，在世界上有了面子，就好了，個人算什麼？」沈從文聽了之後自我安慰：「說得極好。我就那麼在學習為人民服務意義下，學習為國家有面子體會下，一天又一天的沉默活下來了。個人渺小得很，算不了什麼的！」此後，「個人渺小」成為他經常的自慰語，「犧牲一己，成全一切」，成為他立身的座右銘，竟然在內心深處獲得了一份小小的崇高感。

沈從文逝世之後，他的全集終於出版了。一千多萬的篇幅裡面，有四百多萬字是生前未發表的物質文化史研究和卷帙浩瀚的書信。那是另一個我們所不熟悉的沈從文。這位與諾貝爾獎擦肩而過的無冕之王，在他的後半生，以其心靈的苦難和不屈的掙扎，丈量出那代知識分子的痛與愛。

那樣的時代，再也不能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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