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最後的舵手：三年時間抓緊了所有的權力卻埋葬了整個帝國

公元1908年11月14日，大清王朝的慈禧太后即將走完自己人生中最後的一天。這一天對於清王朝和老太后來說，都顯得無比重要，但是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卻只是一次再正常不過的權利的更迭。

老太后默默的等來了光緒皇帝的死訊，是是非非，恩恩怨怨或許都會隨著光緒帝的去世而畫上休止符。老太后在指定了溥儀繼承皇位之後，又將光緒皇帝的弟弟，溥儀的生父載灃拉到了攝政王的位子上。而後於15日，慈禧太后也閉上了雙眼。老太后再也看不到了，看不到他死後奢華的葬禮，也看不到大清滅亡前後的景象，當然也看不到一個叫孫大麻子的軍閥會在幾年後炸毀她的陵寢。清王朝，終究是進入了末代皇帝溥儀的時代，而真正的權利，便交到了攝政王載灃的手裡。此時的載灃，僅僅29歲。

29歲的年齡放在當下，可能會是一個吃喝玩樂的富二代，可能會是一個默默無聞的蟻族，也有可能是還在進行學業的學生，各種可能或許都有，但絕不可能是國家大政方針的最高決策者。可是，在封建時代，載灃卻的的確確的成為了大清王朝的舵手。這或許是一種諷刺。

慈禧太后去世之前，在1908年的8月27日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確定了清王朝政治改革的基本路線。如果按照這個路線平穩的進行過度，或許清王朝不至於在1912年就退出歷史舞台。可惜歷史沒有假設，而載灃也並沒有打算要按照規矩來，他的心中有一個更加宏偉的夢想。

這個夢想是建立在除掉袁世凱的基礎上的。作為當時清末新政的執行者和編練新軍的實踐者，袁世凱在帝國政界的地位是可想而知的。但是，載灃卻偏是要拿袁世凱開刀，無論你袁世凱在前朝有多麼的風光。

據說，殺袁世凱是光緒皇帝留下的遺詔，他之所以會這樣做是因為袁世凱在當年的戊戌變法運動中出賣了維新派，出賣了光緒帝。因此，載灃上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殺掉袁世凱為自己的哥哥報仇。袁世凱自然也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也進行了一系列的「斡旋」活動。最終，袁世凱逃過一劫，並沒有死在攝政王的刀下，但是卻因為「足疾」而被趕回河南老家養病去了。

據說袁世凱走的時候只帶走了一台收發電報的機器，而因為有了這樣一台機器，帝國大大小小的事情袁世凱都了如指掌。身為攝政王的載灃，雖然可以罷免袁世凱，卻沒辦法罷免他在政界的影響力。這自然是後話了。

載灃在罷免了袁世凱之後便進行了一系列的集權活動。這是載灃執政時期最大的敗筆，也終究成為了大清帝國的催命符。而關於此，卻涉及到太平天國之後清帝國的一個頑疾：地方與中央的矛盾。

在太平天國運動之前，由於滿清貴族的狹隘心理與民族偏見，清帝國的邊疆大吏一般由滿族人擔任。而在太平天國運動之後，由於抵抗太平軍的漢人官僚的崛起，他們逐漸成為了邊疆大吏。而清政府也默認了這一事實，在1861年到1890年的30年間，清政府先後任命約64位總督，其中漢人佔47名，是總數的74％，任命了112名巡撫，漢人為100名，佔總數的80％。這種比重是清代歷史上絕無僅有的。

漢人官僚的崛起，對於中央的權利是一種挑戰。在甲午戰爭之後，地方的封疆大吏與中央的關係便若即若離，尤其涉及到財權與兵權。這種現象在「東南互保」一事上有了一個集中的體現。

義和團運動，慈禧太后宣布對十一個國家宣戰，從而引發了八國聯軍的侵華戰爭。在這場戰爭中，以兩廣總督李鴻章，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以及山東巡撫袁世凱為首的地方大員，竟然私下與列強媾和，相互約定「互不侵犯」。這是對中央權威的公開挑戰，但是慈禧太后因為戰爭的失敗卻並沒有在戰爭結束後便懲罰這些人，而是在之後的時間裡漸漸的收回地方權力。但是總的來說，慈禧太后的收權對於兵強馬壯的地方大員沒有產生太大的挑戰。

在晚清的政治生活中，雖然「立憲」與「清末新政」佔據了主流。但是在暗流中，依然存在著滿漢之分，中央與地方的矛盾。而這種矛盾，在宣統朝變得無法調和。一方面是因為地方的權利逐漸增強，但更多的則是以攝政王載灃為首的滿洲貴族對於局勢的判斷。他們害怕這些地方大員有一天會聯合起來反對他們，因此決定先下手為強。

載灃於1909年1月罷黜袁世凱。3月，宣布清理財政。對地方的財政情況進行檢查。4月，載灃派財政監理官分赴各省調查情況，5月，設立幣制調查局，擬統一幣制，12月，宣布收回司法權，規定「有再請暫用就地正法章程者，以違制論」。1910年5月，任命載澤為鹽政大臣，統一全國鹽政，8月，將北洋六鎮兵權收歸陸軍部統轄，12月，成立海軍部。1911年1月，重新參訂外省官制。

在這一系列政策推出之後，載灃又玩了一把大的，就是在1911年5月，公布了責任制內閣的名單。也就是我們非常熟悉的皇族內閣。當時的內閣名單如下：總理大臣奕劻（宗室），協理大臣那桐（滿）和徐世昌（漢），外務大臣梁敦彥（漢），民政大臣肅親王善耆（宗室），度支大臣載澤（宗室），學務大臣唐景崇（漢），陸軍大臣蔭昌（滿），海軍大臣載洵（宗室），司法大臣紹昌（覺羅），農工商大臣溥倫（宗室），郵傳大臣盛宣懷（漢），理藩大臣壽耆（宗室）。一共十三個人的內閣，宗室與皇族的成員佔了7人，而漢人只佔了三位，還基本上屬於沒有實際權利的部門，同時，此「皇族內閣」也並沒有地方大員的加入。

不到三年，載灃似乎抓到了所有重要的權利。面對著這樣的集權，地方督撫自然是不會坐以待斃。他們集中全力反對集權，並在責任制內閣上面做起了文章。而此時此刻，載灃的反應卻是「不管風吹浪打，我自巋然不動」。他根本沒有理會督撫們的反對，面對著督撫們的奏摺與御史的批評，載灃乾脆「一切參奏悉留中不發，亦不譴責言者，遍體麻木不仁……」

就這樣，載灃攝政的三年基本上都是在集權。更為諷刺的是載灃卻打著「立憲」的幌子進行集權，南轅北轍也就徹底的將地方矛盾演化成為了民族矛盾。這也就自然而然的將朝中的維新派，立憲派和地方大員都送到了朝廷的對立面。

載灃的一意孤行終究把自己變成了孤家寡人。等真正到了辛亥革命爆發的時候，32歲的載灃才真正意識到自己已經到了孤立無援，四面楚歌的境地。這也就無怪於武昌的一聲爆炸，便推倒了這個王朝。

這就是載灃人生中最「悲戚」的三年，更像是大清王朝宿命的三年。當年，清軍就是靠著攝政王多爾袞的決策，在逐鹿中原後在漢人的土地上建立了滿清帝國。而也是攝政王，換成了載灃卻埋葬了帝國。可能載灃自己都沒有想到清帝國葬送在了他的手中，但是讓人感到欣慰的是，在歷史潮流面前，載灃沒有抵抗，而是選擇了一個比較體面的方式結束了帝國的統治，但是更為諷刺的，換取皇帝退位的《清室優待條件》，是載灃恨之入骨的袁世凱謀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