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有效的解決敘利亞難民問題？

編者按：2011年敘利亞危機爆發，大量敘利亞避難者逃向土耳其等周邊國家，其中土耳其成為接受避難者最多的國家，從而引發了新的現實性危機。但是圍繞這批敘利亞避難者，卻產生了難民、客人和避難尋求者等三種身份表述。不同的身份表述既造成了避難者身份定位上的困境，又與當前一系列的現實困境相聯繫，其背後折射出土耳其在國家自身定位上的兩難以及區域政治經濟的不平衡，最終解決困境的出路不再是短期化的危機應對，而需要建立「責任共擔」（Burden Sharing）的長效機制。

2011年3月，敘利亞危機爆發，造成大量敘利亞避難者湧入土耳其、黎巴嫩和約旦等周邊國家，抑或借道逃往歐洲地區，並且隨著危機的持續發酵，避難者的數量大幅增加，僅在2014年就有超過100萬人逃離敘利亞，而截止2015年，約有五分之三（600萬人）的敘利亞避難者逃向土耳其，或停留在土耳其國內或通往歐洲。突如其來的避難者浪潮引發了土耳其一系列的地區安全和社會問題，並成為全世界都在關注的焦點。

由於土耳其處於歐亞交界處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歷史文化傳統，土耳其長期以來便是一個重要的難民接受國，而為了應對這次敘利亞避難者的大規模湧入，土耳其政府和國際組織合作制定並實施了一系列應對措施，截止2015年，共修建了25個用以接納避難者的營地；在經濟投入上，僅聯合國難民署於2015年便投入了將近9000萬美元，而土耳其政府更是承擔了累計50億美元開銷中的97%，土耳其政府和國際組織的努力不可不謂巨大和高效，尤其是土耳其本身更是承擔了巨大的經濟負擔和社會風險。但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所面臨的困境不僅是硬體投入便可以解決的，據統計，約有85%的避難者並沒有居住在官方修建的避難者營地，而是流入到土耳其的當地社會，並且人數已經超過200萬，覆蓋土耳其國內24個城市和地區，其中僅伊斯坦布爾一市便吸收了33萬名避難者，甚至超過了住在營地里的避難者數量的總和。這一問題產生的根源並不在於投入不足，其背後隱含著避難者的身份困境與區域政治經濟不平衡等深層次因素，本文試從土耳其政府與國際組織的外部視角以及敘利亞避難者的內部視角等兩個方面展開深入分析。

2012年9月13日，一名婦女在土耳其南部哈塔伊省的敘利亞難民營中行走。此難民營距土敘邊境（來源：新華社）

一、敘利亞避難者的身份表述與身份困境

事實上，對敘利亞危機的分析和研究中，始終存在著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即敘利亞避難者的身份問題。在眾多國際非政府組織或研究機構的報告中，對避難者最常見的身份表述是難民（Refugee），敘利亞難民問題同樣見諸於國內外各大媒體報道，已成為一種習以為常的身份表述。但土耳其政府卻一度表達出另一種官方的身份表述——「客人」（Guest），而非難民。如果參考土耳其現行的有關難民的法律法規，敘利亞避難者同樣無法被歸類為法律意義上的難民，從而出現了第三種官方表述「避難尋求者」（Asylum Seeker）。三種表述雖然都指向了戰爭引發的外逃避難的基本事實，但其定義內涵卻存在必然的分歧、模糊與衝突，從而對解決危機的實踐產生負面的影響,以下筆者將對三種身份表述的潛在邏輯與內在動因進行討論。

1. 難民身份

在諸多的研究報告和媒體報道中，敘利亞避難者被統稱為「難民」（Refugee），參考1951年聯合國通過的《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第1條的定義，難民是指因種族、宗教、國籍、特殊社會團體成員或政治見解，而有恐懼被迫害的充分理由，置身在原籍國領土範圍外不願或不能返回原籍國或受該國保護的人。從這一點看，敘利亞避難者因逃避戰禍而進入土耳其完全符合聯合國定義的難民身份。但該《難民公約》第一條第二款（甲）項卻存在另外的規定，即本公約的難民定義和適用範圍僅限於「1951年1月1日以前發生的事情」，並且作為締約國之一的土耳其對此發表過聲明，對該條款添加了明確的地理限制，即在1951年1月1日以前在歐洲發生的事情，其背後反映出土耳其對區域地緣政治的判斷。1967年，聯合國再次通過《關於難民地位的議定書》，旨在對難民定義的適用範圍進行修改，擴大為「定義範圍內的任何人」，但土耳其並未加入該議定書，依然維持1951年《難民公約》的規定及其附屬的聲明，這也直接造成了大量非歐洲避難者在土耳其並不具有正式的難民地位，受限於嚴格的地理限制。

與此同時，土耳其的身份確認中還存在另一個核心要素，即土耳其血統（Turkish Descent）。在1934年土耳其的《定居法》中，清楚地表達了對具有土耳其血統或文化的移民群體的歡迎，並且規定不具備這一身份傳統的群體不能在土耳其定居，而基於該法律精神，土耳其在半個多世紀(1923-1997)的時間內吸納了超過160萬的移民，主要是來自巴爾幹地區，不難看出這一法律實踐與土耳其建國以來的民族國家建構息息相關。儘管該法令在新的立法實踐中不斷被修改，但這一血統偏好卻長期存在，延續至今。如今來自敘利亞的避難者並不具有土耳其血統或文化，他們融入當地社會的未來可能同樣受到極大的限制。

滯留土耳其的難民人數（來源：鳳凰網）

聯合國所定義的難民身份與土耳其具有差異化的身份確認反映出兩種不同的價值判斷，前者代表了同質化、普遍化的人道主義價值觀，而後者則始終遵循著土耳其民族國家建構的基本邏輯和立足點。兩種價值判斷的衝突在具體的政策實踐中始終存在矛盾和張力，帶來諸多的不確定性。

2.客人身份

正是基於難民身份表述的分歧，在敘利亞危機爆發的初期，土耳其政府一度將敘利亞避難者定義為「客人」，由此產生了第二類身份表述。事實上，土耳其對待敘利亞避難者的主要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與這一客人身份的判斷相吻合，2011年11月，土耳其政府正式宣布對敘利亞避難者提供臨時保護,即向所有敘利亞人開放邊界、不進行強制驅逐或遣返、允許在土耳其境內無限期停留等一系列安置措施，但是充分享有這一系列臨時保護權利的前提條件是通過官方登記並進入營地居住，而對於不進入營地的避難者雖然可以在土耳其境內自由活動但政府不提供任何幫助。同時，臨時保護措施在真實的實踐過程中並不是對所有人有效。

具體分析，土耳其一直存在接納避難者的政治和文化傳統，在歷史上多次接受難民，這與其自身的民族宗教文化傳統不無關係，而土耳其與敘利亞就存在必然的關聯。以土耳其南部城市哈塔伊（Hatay）為例，該地區本身便是土耳其境內阿拉伯人的重要聚居地，幾乎所有的社區都與敘利亞存在親屬聯繫，其中不乏一些少數群體，例如世俗主義者、阿拉伯基督徒和穆斯林什葉派中的阿拉維派群體。許多敘利亞避難者逃向土耳其實際上帶有投奔親友的特徵，這也不難解釋哈塔伊和加齊安泰普(Gaziantep)兩大南部城市現成為土耳其前三大敘利亞避難者的收留地。但是，在敘利亞內戰期間，土耳其多次的政治聲明卻表明了遜尼派傾向的鮮明立場，並試圖借推翻敘利亞政府的契機以爭奪中東地區以及伊斯蘭世界的主導權，在反對敘利亞阿薩德政府的官方聲明中反覆強調阿薩德本人的阿拉維派背景，這無疑讓眾多阿拉維派人士和非穆斯林群體感覺到受到攻擊，對於他們而言，儘管語言和文化相似，但土耳其的客人表述並不包含他們，這也直接引發了當地社會的衝突。例如，2013年5月，在哈塔伊的阿拉維派社區發生了兩起由宗教極端主義者製造的汽車炸彈事件，造成51名遜尼派穆斯林死亡，土耳其官方將矛頭直接指向當地的阿拉維派人士。在基督徒和庫爾德人等少數群體地區發生著相同的衝突事件，並且導致官方的強硬回應。

在此，我們可以看到土耳其的客人表述實際上內含明確的選擇性和清楚的政治立場，即並不是所有人都是被歡迎的。在這一背景下，不被歡迎的群體進入土耳其受到嚴格限制和管控。最後，隨著「客人」數量的不斷增多以及無限期的停留，土耳其基於短期危機的判斷破滅，這一身份確認不足以也不可能成為解決現實問題的正確表述，反而帶來了長久的現實困境。

3.避難尋求者

身份2012年，土耳其部長會議指出土耳其的現行政策是對敘利亞避難者實施臨時保護，但始終拒絕給予敘利亞避難者以合法的難民身份。在法律上，敘利亞避難者被定義為「避難尋求者」。根據1994年土耳其出台的主要針對非歐洲難民的《規章》[ii]以及2006年出台的對《規章》進行細化的《指導條例》，避難尋求者可以在土耳其獲得臨時保護，但是對於這些非歐洲避難者而言，申請的過程卻充滿了焦慮和不確定性，申請流程所包括的難民地位甄別和第三國重新安置往往需要花費數年的等待時間。同時，聯合國難民署的難民申請與土耳其政府的避難尋求者申請屬於兩個相互獨立的系統，敘利亞避難者的個人故事至始至終處於不斷被質疑和查驗的不確定中，而官方的工作人員需要在承擔繁重的訪談工作的同時，完成對申請者訪談內容的填寫，並且還有可能受到來自翻譯的錯誤引導，更加重了不確定的生成。在漫長的申請過程中，避難者無法獲得任何來自官方的支持和保護，只能滯留在邊境或流散到各地，截止2014年底，已經約有120萬敘利亞避難者滯留在土敘邊境，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更令人擔憂的是，兩套身份確認系統的確認結果如果相互矛盾，避難者甚至會面臨驅逐、遣返等不可預計的危險；就算最終獲得了合法的避難者身份，他們還必須被安置在指定的避難營地或衛星城市，獲取最低限度的食品、住房、醫療、教育等生活保障，並且幾乎沒有合法渠道獲得足夠維持基本生活的經濟來源。

在此，聯合國所定義的難民身份和土耳其所認定的避難尋求者身份產生了實踐上的衝突，最根本的後果是巨大的不確定性。對於避難者而言，在遭受戰爭以後所面臨的可能是更加令人不安的處境，在信息閉塞的情況下，避難者不知道什麼時候應該做出怎樣的決定，以及已經到達了哪個步驟，甚至不知道自己屬於哪一類人，數年的時間和精力耗費在複雜的申請制度和繁瑣的官方程序中，並且最後獲得的是讓人大失所望的有限支持甚至更壞的結果。在這樣一種身份表述中，避難者長期處於迷茫的不確定狀態，這種不確定性既包括申請過程和結果的不確定，又包括個人身份本身的不確定；不確定性同時也給避難者帶來無名化和污名化的風險，並且在混亂的身份確認機製作用下，這種不確定性不僅無法消減，反而不斷生產出新的不確定性，即避難者容易變成當地社會懷疑的對象以及當下社會衝突的替罪羊。

敘利亞避難者的身份表述困境事實上是身份認同困境的直觀表現，既包括避難者作為認識客體的身份認同，也包括土耳其作為認識主體關於自身的身份認同。而飄忽游離的身份認同狀態其背後是複雜的地緣政治與歷史格局，身份認同困境也進一步造成了實踐層面的困難重重。

二、身份困境下的現實困境

我們已經觀察到三種關於敘利亞避難者的身份表述事實上都無法在具體的現實情景中涵蓋避難者的身份要素，並且其本質是土耳其政府、聯合國等官方組織機構基於外部視角的價值判斷對避難者所進行的分類，即每一種身份表述都是來源於認識主體自身的政治或文化價值理念，而忽視了認識客體真實的感受與選擇。同時，符號化的身份表述困境背後的現實困境折射出這場危機的深度過程和形式遠比單純的避難者安置與救助問題複雜。

1. 土耳其的現實困境與兩難抉擇

2011年以來的敘利亞危機已經給土耳其帶來巨大的經濟負擔，2011年4月到2014年11月期間，土耳其已經花費了45億美元用於避難者的救助和安置，而同期聯合國和歐洲國家只花費了2億多美元進行援助。由於危機遲遲未能結束，敘利亞的重建工作更是無從談起，可以說土耳其所面臨的是一個經濟上的無底洞。同時，避難者人數卻在不斷增加，不僅是新增的入境人數，還有在土耳其出生的敘利亞嬰兒，截止2014年底，已有35000名新生敘利亞嬰兒在土耳其出生。在全球經濟形勢不佳的背景下，土耳其不得不進一步增加在衛生、醫療、教育等方面的支出。據相關的調查表明，超過70%的受訪者認為敘利亞避難者的到來正在摧毀土耳其經濟，並且超過60%的受訪者認為當土耳其公民也被迫生活在貧困中時，不應當援助這些敘利亞人。

土耳其所面臨首要現實困境便是沉重的經濟負擔，但另一份調查數據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這場危機對土耳其的影響。在敘利亞危機之前，土耳其南部城市加齊安泰普敘利亞人註冊的私人企業的數量為60家，截止2014年10月，這一數字上升為209家；同時大批投資人將注意力和重心從敘利亞轉移到土耳其,例如土耳其南部港口梅爾辛（Mersin）已經成為這一地區海運和航道的優先選擇。敘利亞危機後，土耳其在獲得來自敘利亞方面的投資大幅增加，不僅是大型企業，還有小型的手工製造業和餐營業。在勞動力市場，大批敘利亞人湧入，實際上填補了土耳其南部勞動力的缺口，刺激了當地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和第三產業的發展。在官方的研究報告中明確提到勞動力的富足為土耳其營造了一個合適的投資環境；同時土耳其也得以承接了敘利亞商人與中東地區良好的政治和商貿關係，從而刺激了本地區的發展。相對於建造營地、發放補助等純粹的投入行為，土耳其政府更樂見將流散在外的避難者視為能夠給本地區經濟帶來貢獻的廉價勞動力，並且在過繼敘利亞商機的同時，壯大本國在中東地區的經濟影響力。

不過，作為勞動力的避難者其優勢在於廉價的僱傭成本，但可見的風險卻依然來自其身份上的不確定性。大量的敘利亞人新開的商店和從事的生意都是未經註冊的，在稅收和執法上都可能隨意逃脫，從而造成不公平以及不合法的商業競爭。此外，這批勞動力的共同特點是技術素養低，他們只能從事維持生計的低技術工種，在不具有相應的合法權益時，大多數人只能接受苛刻的生活環境和收入水平，長此以往，會造成心理上的失衡，從而引發激烈的社會問題。最直觀的案例是，當地的土耳其房東更樂意將房屋出租給敘利亞避難者，甚至將原先的土耳其本地租戶趕走，只因為可以向前者收取更高的房租；而同理，土耳其僱主也更樂意僱傭廉價的敘利亞工人，不惜讓其擠占本地人的工作機會。可想而知，避難者只能獲取微薄的收入但是卻需要承擔高昂的生活開支，甚至還要遭受利用和歧視，這也直接導致諸如搶佔就業機會、童工、黑市、族群鬥毆、強姦、離婚等相關社會問題的出現，而當地人與避難者的矛盾日漸尖銳。土耳其如今所面臨的現實困境表面上是如何接納和安置龐大的避難者群體，但實際上避難者已經逐漸成為土耳其整體社會結構中的組成部分。

「如果土耳其能提供工作機會，許多難民還是會願意留在這兒，畢竟土耳其更靠近敘利亞， 而大多數難民的心愿就是能在戰爭平息後回到家鄉。」移民政策研究所資深工作人員Alexander Aleinikoff表示。（來源：鳳凰網）

進一步分析，敘利亞避難者給土耳其帶來的結構性改變實際上反映出土耳其對國家自身定位的困境。西方還是東方，歐洲還是中東，近百年來就是使得土耳其人搖擺不定的選擇障礙。在民族和宗教文化上，土耳其與其東方近鄰一脈相承，奧斯曼帝國作為最後的伊斯蘭哈里發國家一度控制著從北非到西亞廣袤的中東地區，直到今天奧斯曼帝國所塑造的強大伊斯蘭帝國形象仍然存在於眾多阿拉伯穆斯林的想像中。

在地理上，土耳其絕大多數的領土都位於亞洲範圍，民族和宗教文化源流也來自東方，稱其為是一個東方國家並不為過。但在政治上，土耳其自1923年建立共和國以來，便在凱末爾主義的推動下大力推行世俗化，徹底斬斷與奧斯曼帝國的歷史聯繫，並一直以成為歐洲國家為目標。1952年土耳其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1959年便積極申請加入歐盟的前身歐洲經濟共同體，並在1999年正式成為歐盟的候選國，「「向西看」一直是土耳其堅持的國家戰略，這其中包含了長久以來對西方現代化的追索也包含了對抗蘇聯的冷戰思維，這一身份定位決定了土耳其長期以來的政策實踐，在難民身份問題上便是如此。而歐洲則將土耳其視為深入中東地區的「前哨戰」以及推行西方式民主自由價值觀的模板，但同時對其根深蒂固的非西方「血統」抱有不信任。

2010年底開始，「阿拉伯之春」吹遍中東，突尼西亞、埃及、敘利亞等阿拉伯國家相繼爆發了革命或內戰，繼伊拉克被2003年爆發的伊拉克戰爭擊垮之後，埃及、沙特等幾個主要的中東國家都陷入不同程度的危局。一時間只有在世俗與宗教之間能夠保持相對保持平衡和穩定，並且近十年在經濟上取得飛速發展的土耳其可能成為領導中東以及團結穆斯林的希望，在加入歐盟的路上受阻，「向東看」反而變為土耳其的現實需要。在敘利亞問題上，土耳其迎合西方民主話語在中東國家施加影響的同時，實際上變相地支持遜尼派宗教極端組織對抗阿薩德政府，藉由宗教勢力對抗世俗政權。土耳其和敘利亞的邊境地區在這一時期既是避難者逃亡的生命線也是聖戰分子的通道，數以千計的國際遜尼派極端分子由此進入敘利亞。[ii]在很大程度上，土耳其應當為敘利亞亂局負責，但也正因如此，土耳其似乎終以「主人」的姿態迎接來自中東的「客人」的到來。

土耳其一方面希望加入歐盟，成為歐洲的組成部分，另一方面希望成為中東地區秩序重建的決定性力量，這一自身定位上的模稜兩可帶來的現實困境在敘利亞避難者到來之後更加凸顯，而歐洲對此更是表現出極大的擔憂。土耳其在2005年開啟了與歐盟的入盟談判，但保證歐盟內部穩定和安全是考察任何一個候選國的重要內容。在冷戰時期，土耳其充當著歐洲「橋頭堡」的作用，而如今舊有的戰略意義已經退卻，隨著避難者的大量湧入，土耳其轉變為「不法之徒」闖入歐洲的門戶，歐洲已經承受了巨大的壓力。對此，土耳其同樣表現出模稜兩可的態度，一方面土耳其堅持服從歐盟的指令實行對敘利亞避難者的臨時保護政策，主動承擔起「第一避難國」的職責；另一方面拒絕任何來自國際社會的監督，並譴責以歐盟為首的國際社會在敘利亞問題上的不作為以及將收容避難者的負擔轉嫁到其他國家。

土耳其渴望加入歐盟，但不希望成為歐盟的避難者「收容站」，徹底變成後者的緩衝地帶。而歐盟方面希望土耳其理所當然地承擔起接納避難者的角色，將他們擋在歐洲之外，並敦促土耳其儘快修改和完善相關法律，賦予避難者以合法的難民身份。在此，敘利亞避難者的身份問題再次成為爭論的重點，而互有分歧的爭執背後指向了土耳其和歐盟共同將避難者安置問題政治化的過程。但問題也未能在政治層面解決，只是轉化為雙方圍繞土耳其是否能夠加入歐盟等諸多地緣政治問題的博弈資本，在此僵局之下敘利亞避難者問題轉向長期化不可避免。

2.敘利亞避難者的選擇

在上文中我們已經觀察到避難者長期處於無名化的狀態，無法成為真正的權力個體，缺乏相應的合法權益和保護，這其中最直觀的表現就是大多數避難者並沒有通過或選擇官方的身份登記系統，從而並未居住在政府設置的安置營地。

由於合法的避難者身份申請耗時長，環節多，因此土耳其政府允許避難者在其國內自由流動，租住私人房屋，但事實上避難者選擇居住在營地之外並不是簡單的受制於客觀條件，還包含了主動選擇的因素。在對營地生活的觀察中，我們發現許多避難者將營地直接稱作「監獄」，並且土耳其政府每周只給每名避難者補助20里拉（約合人民幣40元），幾乎連足夠的飲食都無法保障，甚至還有避難者冒險跑回敘利亞購買相對廉價的生活用品並回到營地內售賣。此外，營地的安保人員對待避難者態度惡劣，例如2012年發生在基利斯（Kilis）營地的衝突事件，當避難者集體呼籲更好的生活待遇時，安保人員會向人群發射催淚瓦斯，許多婦女和兒童因此受傷，但是要知道基利斯的營地已經是土耳其條件最好的營地，因為這裡可以提供硬化的臨時住房，而不是像其他營地那樣的臨時帳篷。部分研究報告認為居住在營地內的避難者因為可以獲得基本的生活保障以及穩定的社會環境，所以要比居住在營地外的避難者擁有更好的生活條件，並且土耳其向全世界樹立了標杆，但事實卻未必如此。

85%的敘利亞避難者並沒有生活在政府修建的營地內，其原因與繁瑣漫長的官方身份登記制度有關，但其中敘利亞避難者自身的選擇也不能忽視。對於哈塔伊等土耳其南部城市而言，敘利亞人事實上並不陌生，在敘利亞危機發生以前，哈塔伊與敘利亞之間長期維持著開放穩定的邊界環境，甚至在當地人的直觀感受中明顯的邊界似乎並不存在；反而是危機爆發以後，由於土耳其重兵把守，邊境線的概念才顯現出來。在這一地區，幾乎每一個家庭都有親戚在敘利亞，雙方的居民彼此熟悉。因而與其說敘利亞人是嚴格意義上的避難者，不如說是過來投奔的親友，社會和經濟影響並不是當地人首要考慮的問題，親情與人道主義關懷才是最主要的。

調查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10月，哈塔伊市共計有官方登記的避難者6萬人，但實際上真實的數字要翻一倍，邊境一帶有大量的敘利亞人並沒有選擇官方登記。這是因為他們中的許多人不需要單純地依靠政府的救助，家庭團體能夠給予了相應的且更好的支持。對於避難者而言，封閉的營地並不能提供安全感，而親屬組織的存在部分地實現了回歸社會的可能。儘管大量的避難者湧入同樣給當地帶來諸多的社會問題，但相對於土耳其其他城市和地區，這裡的避難者更容易融入和整合到地方社會中，這都源於既有的親屬關係和較少的語言障礙。

不可否認，更多的非營地避難者流入了土耳其的各大城市，租住當地私人的住宅，而仍有一部分更貧窮的避難者居住在清真寺、結婚禮堂、穀倉甚至公園等公共場所。情況較好的家庭實際上已經開始了新的生活，在伊斯坦布爾、布爾薩、伊茲梅爾等遠離敘利亞邊境的西北部城市聚集了大量的敘利亞避難者，許多商鋪都僱傭了敘利亞人。這也印證了上文談到的，避難者的到來補充了土耳其國內的勞動力市場，雖然大多數的避難者未必能夠獲得合理的待遇和機會，依然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但是他們還是更願意選擇進入城市——真實的社會，而不是留守在邊境或營地。營地提供的不僅是微薄的生活補助和惡劣的生活條件，更重要的是造成了心理上的缺失，避難者永遠被當作是被救濟的對象以及被嚴格限制人身自由的無身份人群，而他們的社會聯繫也被切斷在營地之內，無法成為一個完整的社會人。

有觀察者便明確提出，應該提供給敘利亞避難者錢和尊嚴，而不是食物和毛毯，給予他們自由選擇的機會。甚至對於土耳其的市場而言，人數眾多並不是從業者最關心的，他們更關心的是這些外來勞工能不能獲得合法身份，從而進行合法的工作。種種跡象已經表明就算敘利亞內戰現在終止，大多數避難者也不會回去，他們希望在土耳其重新開始他們的生活和事業，敘利亞危機是災難也是機遇。因此，對於政府而言，如今所應當考慮的問題已經不僅是短期的安置，而是長期的社會融合。

土耳其新規還規定了，如果一家公司有10%以上的員工都來自敘利亞，那該公司就無法幫助員工獲得工作許可。（來源：鳳凰網）

截至2015年底，伊斯坦布爾已經成為土耳其接收敘利亞避難者人數最多的城市，人數超過30萬人，一方面由於伊斯蘭坦布爾是全國最大的城市以及商業中心，可以提供給避難者更多的就業機會和可能的生活保障；另一方面伊斯坦布爾臨近歐洲，許多避難者在此等待機會進入歐洲，將土耳其看作通往歐洲的中轉站。

在土耳其，經過合法登記的避難者每周只能獲得40元人民幣的補助並且住在臨時帳篷里，而在歐洲他們可能拿到的補助遠遠超過土耳其的標準，例如在挪威，每名避難者可以獲得為期2年每月1464歐元的食品與租房津貼，與前者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當然就算在歐洲，區別也非常大，例如在西班牙，避難者只能以家庭為單位獲取為期6個月每月1200歐元的生活津貼，但這同樣大大超過了在土耳其等中東國家的補助水平。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避難者不僅希望到達歐洲，還希望能去更發達的國家，例如德國和北歐地區。

在相關的報道中，有避難者明確表示「我曾經是敘利亞人，但我現在想成為這裡的人。」大量的事實都說明了許多避難者都希望能夠在歐洲繼續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而改變曾經作為敘利亞人的命運，歐洲才是他們理想的目的地。值得注意的是，避難者進入歐洲實際上所面臨的是身份和文化上的排斥，選擇歐洲更多的是出於世俗層面的追求，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並不是影響選擇的主要因素，這一選擇直接反映了問題背後的區域政治經濟不平衡。

在對敘利亞避難者的觀察中，我們發現避難者並非如官方的身份表述所限定的那樣缺少主體性，沒有個人意願，只能聽任支配。大多數避難者成為流散的避難者，其背後隱含了豐富的個人故事和主觀意願，在身份充滿不確定性的同時，避難者對自身也存在身份定位，寄希望於自我的選擇而不是單純地依賴官方機構，以擺脫避難者的悲慘身份，從而改變個人和家庭的命運。

三、從困境到出路：

身份確認與長期機制通過上文的論述，我們可以判斷這場由敘利亞危機引發的新的現實性危機已經展現出長期化的趨勢，進一步侵害土耳其乃至整個地區的安全和穩定。從對避難者不同的身份表述入手，能夠發現敘利亞避難者的身份表述困境以及所呈現出的一系列的現實困境，其內在原因既包括土耳其對避難尋求者模糊的身份定義和現實判斷，也包括其對國家自身模稜兩可的雙重定位。而土耳其與歐洲將避難者問題政治化的博弈以及敘利亞人的自主選擇進一步說明了這場由敘利亞危機引發的避難者浪潮不可能在短時間結束，更不是能依賴於短期的，單純以資金和硬體投入來衡量的難民安置行動來解決，而隱射出的是區域地緣政治與經濟的不平衡。以下筆者試從三個方面探討解決這場困境的可能出路。

第一，明確身份定位。混亂的身份表述勢必造成避難者的身份困境以及由此產生的現實困境。首先，應當明確的是即便敘利亞危機結束，大部分敘利亞人依然會選擇留在土耳其或繼續前往歐洲，這是由避難者的現實主觀意願所決定的。只有明確這一現實，才能在實踐中減少負面結果的出現，並增加可能的益處。

其次，加快在相關問題上的立法和改革，從法律體系層面明確避難者的合法身份，並賦予和保障他們的合法權利。2015年初土耳其大國民議會已經出台了《難民法》草案，但時至2016年，該草案仍未能見諸公眾，正式開始實施，對待避難者的態度依舊模稜兩可，這必然會導致實踐上的困境。只有合法身份得以明確，才能使避難者從無名化變為有名化，其自身和當地社會才有機會確定和尊重他們的角色，與之相應的出入境、居住、就業、醫療和教育等方面的實踐才能有條不紊地進行，並使之最終成為土耳其社會真正可以被吸納接收的有機體。以色列在上世紀40年代末短短3年間接收移民65萬人，超過其本地人口，並且絕大多數人是二戰以後逃難的猶太人，建國後的25年內以色列總計接收了140多萬的移民，並逐漸成為國家建構和經濟建設的主力。對於同樣具有移民傳統的土耳其可以結合自身實際借鑒經驗。

最後，土耳其應當明確國家自身的定位，搖擺不定的身份定位不僅實現不了東西方橋樑的理想，反而容易在現實層面淪為缺乏主體性的通道和走廊。進而不單是在避難者問題上，在更廣泛的國際話題討論和實踐中，同樣會遭遇尷尬和困境。

第二，鼓勵社會融合，建立長效機制。隨著問題的長期化，簡單地將敘利亞避難者視為需要安置的避難尋求者只會加大土耳其的經濟負擔，並觸發本地人和避難者之間的社會矛盾。在大量避難者流入地方社會的現實背景下，機械的區分和隔離只會強化避難者自身的群體意識，進而可能孕育出易被極端勢力利用的反社會力量。部分研究報告已經表明這一擔憂，大量避難者進入城市淪為乞丐，盤踞在公園和廣場，引發盜竊、搶劫等問題。但相關的描述和建議卻更讓人擔憂，2014年7月，在卡赫拉曼馬拉什（Kahramanmaras），當地政府將避難者乞丐重新帶迴避難營地，緩解了該市的社會緊張；而相應的建議是對於大量避難者進入城市變成乞討者的現象，地方政府應當加強預防效率。

正如在上文中的分析，營地實際上並不能提供有保障的生活環境，並且切斷了避難者作為社會人的聯繫，令其產生寄生者的負面心理。政府應當正確疏導這一情緒，而不是強化，鼓勵建立在長效機制下的社會融合而不是短期的社會隔離，因為解決問題已經不能停留在短期、外部的工作，而是內部、結構化的調整。在此，非政府組織的作用應當得到重視，不論是現代的非政府組織，還是源於伊斯蘭文化的宗教基金組織和清真寺都能為長效機制的推行和實踐帶來巨大幫助，逐步促成社會融合。

第三，責任共擔。不論是避難者問題的產生根源還是發展過程都折射出區域政治經濟不平衡這一根本性問題。短期內調整和解決區域範圍的不平衡顯然是不現實的，但也正因為如此，解決避難者問題不應當成為某一個國家的內政。在危機爆發後，黎巴嫩和約旦明確表示現在正是一個理想的機會踐行「責任共擔」（Burden Sharing）的理念。國際社會應當藉此契機加強合作，尤其是海灣國家和歐盟。區域政治經濟的不平衡決定了責任共擔的必要性，而盲目地提議將避難者阻擋在歐盟之外顯然無助問題的解決，更有可能激化更大範圍的社會衝突。責任共擔不僅是經濟層面的共擔，也是各國在難民和移民法律及相關制度領域的對接，而更重要的是責任共擔的背後指向了價值觀念上的共享，敘利亞危機表面上是一國的危機影響到他國，實際上是整個區域的全體危機，因此形成統一的超越民族國家的價值觀念是最終解決危機的唯一出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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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主筆 / 趙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