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敗前的日本到底怎麼看待猶太人？

1973年，阿拉伯國家動用「石油武器」，發起石油禁運，以報復西方國家在第四次中東戰爭中親以的立場。其中，日本作為美國在亞洲最堅定的盟友，亦被列入禁運名單。這導致嚴重依賴中東石油的日本經濟遭受重創，一度停擺，甚至在1973年12月22日進入緊急狀態。

眾所周知，第四次中東戰爭是阿拉伯國家最接近勝利的一次戰爭，當時的以色列的軍事物資儲備已經下降到歷史最低水平，甚至有資料認為以色列的僅存的彈藥只能維持48小時的戰鬥，以至於尼克鬆緊急調運一切能飛的都去以色列。

阿拉伯國家的憤怒不難理解，而日本在1973年之前「曖昧」的態度，一直讓阿拉伯國家感到不滿。借對日本實施禁運之機，阿拉伯國家也在逼日本表態，究竟是徹底站在以色列一方，還是阿拉伯一邊。

從結果上看，日本副首相三木走訪中東，靠一系列的公共外交手段，得到沙特的認可，將日本移除移出了禁運名單，恢復對日本供油。最為重要的是，日本官房長官二階堂發表「親阿拉伯外交」講話，要求以色列從1967年戰爭的佔領地全面撤退的表態得到了阿拉伯國家領導人的歡心。可以說，阿拉伯國家在石油危機中對日本的「戰術處理」是成功的，日本也改變了在巴以問題上「曖昧不清」的態度，日本突然對以色列「嚴厲」起來。以致於當時有評論認為，日本是通過對以色列的「嚴苛」來換取阿拉伯人的「喜歡」，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田中角榮內閣時期官房長官二階堂進

圖片：百度百科

一、對猶親善

日本人對「猶太人」這三個字並不陌生，事實上日本與猶太資本的接觸早在明治維新之初就開始了。1862年，一個名叫Raphael Schoyer的猶太人商人登陸日本橫濱，並創辦了日本第一家英文報社（The Japan Express）。

在日俄戰爭期間，猶太巨賈耶柯勃·歇夫（Jacob Schiff）就曾先後四次募集3000萬美元的資金，支持日本的軍事行動。連日本人都不得不驚嘆，沒有猶太人的資金支持，就沒有日俄戰爭的勝利。在戰後日本明治天皇授予Jacob Schiff瑞寶章。（註：根據日本「榮典制度」，於1888年開始制定的勳章，以在公共事務有功勞者，長年從事公務者，功績受到推舉者為授與授予對象。）

日俄戰爭後，日本對猶太人的善意與好感達到高峰。所以當日本在一戰期間聽聞一個「猶太國家」即將成立，亦尤為支持。

1917年，英國外長貝爾福發表《貝爾福宣言》：「英王陛下政府贊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人的民族國家，並將盡最大努力促其實現」。」對此宣言日本隨即表示了支持，這並不令人意外，反而是順利成章之事。因為英日兩國的同盟關係，決定了日本必然支持英國的政策。更何況彼時的日本在中東地區尚無核心利益。

1917年，次年正值一戰正酣之時，英德兩國正在歐洲大陸打得難解難分。為早日瓦解德意志的盟友奧斯曼帝國，在帝國內部嵌入楔子，從內部分化之，是老牌帝國主義國家的老手段。阿拉伯的勞倫斯已是功績斐然，一個聲明又是錦上添花。

作為英國在遠東地區最重要的盟國日本，其贊成此項聲明自是理所應當。不僅出自同盟義務，亦因日本還欲吞併德意志第二帝國在中國山東半島的權益，對英國所求自是無所不應。1918年12月，日本就向法國駐日公使兼上海猶太協會主席遞交了一份非官方聲明，表明了日本「樂於見到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區構建自己的家園」。1919年1月，日本駐英大使就像向英帝國正式傳達了日本對猶太建國的支持立場。1920年12月8日~18日，上海猶太基金會發言人（Israel Cohen）與日本大使館領事舉行會談，商議猶太人「治國理政」之事。1922年6月，日本駐上海總領事Funatsu Tatsuichiro遞交給上海猶太基金會發言人Nissim Ezra的一封信中寫到「日本將在日內瓦的國聯大會上支持猶太人復國的議程」。」

日本希望借支持英國對猶太民族的立場，以換取英國對日本撰取中國山東省權益的支持。不過，日本的算盤並不好打。作為一個崛起的新興帝國，日本在東亞的興起，極大遏制並損害了英美在中國的戰略擴張。再加之，原先英國與日本結盟是為了抵禦沙俄的「黃俄羅斯計劃」。現在，沙俄已經不復存在，新興的蘇維埃政權仍方興未艾。俄國本身的內亂已為英國去一大敵，俄國在短期內已無法繼續在遠東與英美競爭。因此，日本的戰略價值已經消失。1922年，英日同盟不再續約，同盟瓦解。

同盟瓦解後的日本，徹底放下同盟的包袱，走獨自自主的侵略政策，英美從朋友變成了「鬼畜」，隨之改變的還有日本對猶太人的態度。

二、河豚計劃

雖說自日本出兵西伯利亞之後，受落魄的沙俄貴族的影響，日本國內非反猶風氣一直存在，但畢竟不像歐洲那般形成氣候，更何況日本政府高層對猶太人的印象一直不錯。對於日本來說，「猶太人」三個字就意味著財富。特別是日本反俄鬥爭開始以來，日本對就對猶太人抱有特殊的情感。這種情感的基礎是經濟利益。

為了更好的「招猶引資」，利用猶太人的資金，日本人還在9·18事變之後，提出了一個利用猶太人資金以充實對中國東北統治的計劃，即著名的「河豚計劃」（Fugu Plan）。

「河豚計劃」是1934年由日本鋼鐵大王鮎川義介以《一項邀請五萬德國猶太人來「滿洲國」的計劃》為題首次提出。為了「滿洲國」的建設，苦於資金沒有著落的日本人再次將想到了猶太人。彼時，恰逢德意志第三帝國排猶運動之高潮，大批有技術、有資金的猶太難民正漂流在路上。若是能接納他們到偽滿洲國，那就等於憑空給日本帶來一大筆財富和有知識的勞動力。同時，接納猶太難民亦能提升日本在美國國內的國家形象，樹立人道主義的大旗，讓美國國內的猶太團體幫助日本說話，緩和日趨緊張的日美關係，放緩美國對日本的制裁。

1938年12月的五相會議批准了「河豚計劃」，在正式的《猶太人對策大綱》中指出：

「一、要公平對待現居日、滿、華（中國國內的日本佔領區）的猶太人，不得有特別地的歧視。

二、對前來日、滿、華的猶太人，要採取與他國人相同的公平的入境政策。

三、雖無積極招募猶太人來日、滿、華居住，但對資本家與有技術的、及其它有利用價值的猶太人除外。」

然而，時值二戰，日本與德意志的同盟關係使得它不得不在如何處理猶太人問題上有所顧忌。雖然日本曾救助1萬7千餘猶太難民來到上海，不過這些人最終都被安置在了上海的一片隔離區之中。這也是至今日本在與以色列交流中，常常言及之事。為此，日本人還專門拍了一部電影以紀念為這些猶太難民發籤證的日本領事代理杉原千畝。

有「日本的辛德勒」之稱的杉原千畝

圖片：維基百科

三、上海隔都

日本與英美全面開戰後，英美從朋友淪為了「鬼畜」。猶太資本的面目亦從可利用的對象變成了「妄圖顛覆大日本帝國的幫凶」。

出版於昭和16年（1941）的《猶太的世界支配綱領》一文，向日本民眾揭示了「猶太的原罪」。書中寫到：

「日本與猶太之間，在幾乎所有的地方都存在這180度的差異，可以說我們存在的次元是完全不同的。為此，要是不能斷絕一切猶太征服世界的慾望，日本的理念就難以被世界所認可，同時世界想要獲得真正的和平與正義亦決無可能。那麼，在世界迎來真正和平的那一天到來之前，日本與猶太的正面衝突是必然之命運。現在的歐陸大戰已經揭開了猶太人與非猶太人之間大戰的序幕，不管怎麼說，日本與猶太的戰爭亦難以避免。然而，要真正的解決猶太問題，將全人類從猶太的「惡」中解放，非遵從日本人之八紘一宇之精神不可。要研究八紘一宇之精神，此非平等之人道主義，亦非廉價僅是說說而已的情感表露，亦無虛妄的日猶同宗說之寬容，而是蕩平一切礙事者的利器。最終把人類從猶太人手中解放出來。」

1942年1月召開的「針對時局變化的猶太人對策」的五相會議上，決定廢除1938年的《猶太人對策大綱》，並提出：

「1、除特殊情況外，禁止猶太人前往日本（註：包含佔領區）。

2、對猶太人的商業、居住進行監視，鎮壓其敵對活動。

3、停止一切形式的對猶太民族運動的援助。」

此時的日本對待猶太人的態度已經與德國持平，走向徹底反猶。1942年7月，德國蓋世太保約瑟夫·梅辛格（Josef Albert Meisinger）來到上海日本總領館，向日本政府提出三項建議：

「一、驅使上海的猶太人登上破船，然後由日本海軍將搭載猶太人的這艘船擊沉。

二、將上海的猶太人送入鹽礦，奴役至死。

三、長江口建立猶太集中營，供人體實驗用。」

日本政府雖未完全同意梅辛格的方案，但出於戰時同盟考慮，且原本就已經沒有什麼顧忌的日本政府於1943年在上海虹口租界建立「無國籍難民指定區」，8000~10000名猶太難民被安置在一個不到一平方英里的擁擠的區域內。這個區域俗稱「上海隔都」（Shanghai Ghetto）。伴隨著這些難民的是飢餓與嚴寒，戰後統計約有2000名猶太難民喪生於此。

紀錄片《上海隔都》（又名：上海猶太人）

圖片：https://movie.douban.com

四、戰敗後

隨著日本戰敗，日本的「反猶熱潮」亦隨之消散。當以色列在1948年建國之後，尚處佔領中的日本就表達了善意。在1952年5月，日本與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簽訂了代表和解的《舊金山條約》之後，日本就立即承認了以色列。不過，對這時的日本來說，承認以色列不過是例行公事。因為美國已經承認了它，自己自然要跟隨。

從歷史上，日本對猶太人「善變」的態度來看，日本並不在乎是否譴責或支持以色列這個國家或猶太復國主義。日本真正在乎的是如何應對時局的變化。所以，石油危機期間，日本不是對以色列嚴厲了，而是日本明確了對待巴勒斯坦問題上明確了的態度而已。

今日主筆 / 蔣旭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