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是如何爬上權力頂峰的？一種靈性病理學分析

希特勒是如何爬上權力頂峰的？

一種靈性病理學分析

孫嘉琪

來源：愛思想網

小編按：在美國總統大選造成社會撕裂之際，看看此文，頗多感慨。但如果把此文讀成：將川普與希特勒相類比（等同）；將投票給川普的民眾與當時支持希特勒的德國人民相類比（等同）。那麼，用沃格林的一句話說就是：精神的無能。

喊得最響的精英不一定是正確的，而沉默的精英正在以摧枯拉朽之勢取代他們。帕累托早在百年前的《精英的興衰》中就預見到了這一點。

對納粹時期德國的反思與剖析多如牛毛，而沃格林的分析視角是極為獨特的：在政治性的分析當中，秩序通常被冠以「政治的」、「社會的」或「歷史的」這樣的宏大修飾，而在沃格林看來，社會之混亂不僅僅是社會秩序和歷史秩序出了問題，我們更應該認識到人的精神秩序的存在，並且，人的社會秩序和歷史秩序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均起源於精神或意識的失序。德國人不是患了某種需要做臨床診斷的心理疾病，而是一種與「實在」（reality）脫節的靈性疾病。

沃格林認為，秩序有兩層含義：一方面是人經驗到的實在之結構，這類似於《高爾吉亞》中的cosmos，意指存在之有序性；另一方面，此種經驗到的結構構成了第二層含義的秩序的標準：意識促成行動以達成秩序的過程中，皆以實在之結構本身為標準，秩序是人與實在結構保持attunement（合拍、調諧）時的狀態。而與實在斷連的人造秩序容易產生精神的變形。

在《沃格林全集》的第31卷《希特勒與德國人》（埃里克·沃格林：《希特勒與德國人》，張新樟譯，上海三聯書店2015年）中，沃格林不是要研究希特勒這個獨裁者本身，而是要探究一個更為實質性也更具啟發的問題：像希特勒這樣的人在德國究竟是如何獲得統治權力的？而這又進一步關聯到：希特勒時期的德國人是處於怎樣一種精神狀態，才使得希特勒上台的？畢竟，希特勒是靠著選票爬上了權力的頂峰。把希特勒上台的問題交給「心理病理學」（Psychopathology），將其作為一個孤立的人格來分析是不恰當的，只有了解了德國人整體的精神態度，我們才能挖掘出這一歷史災難背後的真相。這背後潛藏著一個可以稱為「靈性病理學」（Pneumophathogy）的問題。這兩種有關「靈魂」的病症存在著層次上的區別：心理病更多的與身體相關聯，而靈性病產生於與神之間的關係的扭曲，進而——處理不好人與神之間的關係，就處理不好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在沃格林看來，基督教的時間觀不僅僅是一種「線性時間觀」，「現在」不是簡單的一個位於過去與未來之間的點，被歷史的時間軸線從過去到未來無情的穿越。人的存在有著「垂直維度」：「現在」更應當指的是「人在神面前的存在」（in the present under God）。相對於線性時間觀本身，這種垂直維度避免了時間毫無意義的流逝，以及隨之而來的生存荒謬感。德國人「未把握的過去」（unbew?ltigten Vergangenheit）只是一句套話，「把握過去」實際上就是把握現在或當下：只有把內在時間的現在置於神的臨在的審判之下，在此基礎上考慮自己作為人做過什麼，考慮自己如何塑造了自己的生存秩序以及社會秩序，這才算是「把握」。

柏拉圖在《國家篇》和《高爾吉亞篇》中審查了智者及整個社會的「非當下性」（Not-being-present）,政治科學就是在此種環境下產生：在對非當下性、不站在神的臨在面前的批判中產生了關於探討人在社會中之秩序的科學。這種「在神面前的存在」之秩序同樣彰顯於基督教的教義當中，只是表達方式不同罷了，希臘人側重於「問」，基督教傾向於「聽」上帝的話語，這樣的把握，都使得「人之為人的條件」完全顯現。而當時的德國人失去的正是這種東西，在福音教會和天主教會中的信徒亦然。

在分析德國人的精神狀態時，沃格林使用了自己慣用的一些創造性表述：統治關係中的統治者實際上都關涉到雙重代表，即生存性的代表和超越性的代表。在生存性上，希特勒代表了德國人來處理內政外交等事務，但僅有如此並不能體現代表的「質量」，而質量取決於統治者在何種程度上代表了神聖的超驗秩序，無論是理性的超驗秩序還是精神的超驗秩序。「理性」是源於希臘的nous，是超越感性向更高處、向純粹精神生活或彼岸世界攀升的能力，是向神聖存在根基的開放性；「精神」源於以色列社會，人是精神的存在物，由此體驗到了神對自己說話，精神向超越的神敞開。兩者的一致性在於：在兩者中人都被體驗為一種存在物，然而卻不是自主的存在物。借用海德格爾的話語：人是「此在」（Dasein）的，總是存在於一個既定的世界之中，但沃格林認為此在必須依賴於存在之根基，依賴於存在的神聖始因。而所謂完整的人，是由理性與精神構成的。

希特勒正是非理性和無靈性的，然而更可怕的是——那些與他合作的人，也屈從於這種非理性和無靈性，希特勒甚至看穿了身邊的人的這種狀態並且進行了「公開的鄙視」，而那些人的精神結構卻一直從未改變。這樣就極易形成非理性與無靈性的社會氛圍。

沃格林對希特勒及德國人展開了分析：希特勒不是穆西爾（Musil）所論述的那種心理病理學上的沒有辦事能力的「糊塗」，而是一種「有罪的糊塗」，是靈性病；他也不是一個意志堅強的人，因為他不存在任何值得承認的意志，因為他沒有受理性與精神引導的意志，而只有強烈的libido，是不受理性和精神規範的生命力慾望，相當於尼采所說的「權力意志」（will to power）。生存上的能力、極高的智力與理性和靈性患病之間是相容的，一個人他可能身體上沒什麼毛病，靈性上卻有著缺陷。靈性病導致了「兩個現實」的存在：他不再生活在現實之中，因為他在理性與精神方面均失去了與實在的關聯，而是生活在虛幻圖景當中，並且聲稱此虛幻即實在。第一現實就是正常的、受理性與精神規範的現實，第二現實就是有靈性病障礙的人生活於其中的現實。兩種現實相互衝突。而當時的整個德國社會，總體而言均生活在第二現實之中，與超驗意識失去了聯繫。兩個現實之間的衝突進而導致了思辨和行為上的失序現象：在思辨上製造出思想的騙局，用邪惡的謊言來聲稱自己維持了現實；在行為上是說謊，將正常、有序的第一現實說成是完全不同的樣子，或者聲稱第二現實遭到了人們的誤解，第二現實被人們誤會了。沃格林覺察到，施朗（Schramm）並非是一個納粹主義者，他沒有任何為希特勒掩飾罪行的動機，卻寫出了《解剖獨裁者》這樣一篇似乎是在替希特勒洗白的文章。這實際上是由於施朗本人已經喪失了跟現實的聯繫，這導致其在語言上也沒法把握第一現實領域，這是一種語言學上的文盲現象。

人們在學術上沉入了施朗這樣的深淵，而作為精神機構的福音派教會和天主教教會亦未能擺脫靈性病，它也參與到了這種社會腐敗當中，現實的喪失已經侵入到了教會自身內部。教會本該是人的精神超驗性的代表，而在魏瑪共和國末期民主派缺乏決斷而使得政權的政治代表不復存在，所以唯獨依靠著教會的精神代表，而教會並沒有承擔起保衛人的尊嚴之重任。受十九世紀德國浪漫主義思潮的影響，人性被浪漫派的民族性意識形態取代了，福音教會開始變成僵化的組織，只關注教會的組織利益而對人的利益十分冷淡，失去了對人本身的興趣。甚至出現了「棄絕舊約」、企圖把自己（德國人）作為上帝選民的號召；另外為了讓人們服從希特勒的統治，教士們對《羅馬書》第13章進行了斷章取義地篡改，宣揚「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 《聖經》羅馬書：第13章第1節。]，而刻意省略掉「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 同上。]。福音派教會擁有更多的解經自由，對基本問題的爭論非常多樣化，因而墮落顯得公開化，而天主教教會囿於內部紀律沒有公開化，但不過是組織鐵的紀律偽裝起來罷了，天主教教會也沒有起來反抗希特勒：他們將矛頭轉移到新異教主義，而聲稱權威政體與新異教主義毫無瓜葛；他們將耶穌稱為「元首」，模仿對希特勒的稱呼。在教會當中，鮮有人從普遍墮落中站出來進行抵抗，像福音派人物朋霍費爾（Bonhoeffer）和天主教神父德爾普（Alfred Delp）這樣的清醒之人少之又少，而兩者都遭到了殘忍的迫害。

那又是什麼導致了德國教會如此普遍的墮落呢？對此沃格林討論了托馬斯·阿奎那的「神秘身體」（corpus mysticum）問題，這其中存在著教會作為社會機構和作為基督之下普遍人類共同體之間的張力問題。阿奎那並沒有否定人性，道成肉身的基督是所有人的頭，而不僅僅是教會成員的頭，人之所以都是平等的是因為都分有了上帝的形象，從而參與到神的現實之中；然而在教會的表述中，他們把自己從世間抽離出來，把自己當成「獨一無二」的排他性神秘身體。在這樣一個過程當中，教會實際上就強調了自己作為組織機構的身份而淡化了阿奎那所言的人類共同體意義上的神秘身體概念，強調自己的「民族性」，這與希特勒的排猶主張奇妙地結合了起來，造成了社會失序危機。

同樣地，德國的法律也沒有肩負起抵抗腐敗的責任。到了十九世紀末，德國法學界開始接受「法律等同於實在法」的觀念，沃格林的老師漢斯·凱爾森便是實證法學的代表人物。在這種觀念的驅動之下，「法治國家」（Rechtsstaat）的觀念與法律條款的等級秩序觀念結合了起來：法律是一個等級體系，每一個低一級的法條都是從其上一級的法條獲得合法性的，這樣就構成了一個等級鏈條，法治國家被說成是一個所有法律均源於一個被承認為最高合法規範的規範的國家。這是一個封閉的、徹底理性化的法律體系，因為它不像英美法系中的「法官造法」傳統，司法創造為法律體系帶來了開放性，德國的法治國家觀念已經不再過問「什麼是正義？」、「什麼是秩序？」這樣的問題，因為法律與道德相互分離，作為法治國家的人民，要做的不過是嚴格遵守法律的命令。我們對「惡法亦法」這樣的法律實證主義的主張再熟悉不過了，希特勒的命令仍然是法，所以得到執行並沒有什麼過錯。沃格林看到，這種簡單地對命令的執行實際上是對合法與非法、有罪與無罪之間區分的漠視，處於法律體系之下的人們訴諸「必然性」，將殺戮排除出正義的討論，德國人在第二現實中找到了必然性概念，製造出免罪的幻想。這是對人性的根本毀滅。

人在神面前存在，這是一種超驗意識，人在超驗維度的體驗中與神產生了靈性交流，成為了一個擁有健康靈性的人。這樣的人既處於時間之內又處於時間之外，由於在神面前的存在使人超越了時間之流無意義的流逝，從而喚醒了人之為人的根本屬性。這是因為實在的結構是一種「兼際」的結構，即 metaxy（in-between）。這決定了人的健康意識應有的結構同樣是一種「兼際」。這體現了人之為人的基本特性。柏拉圖在《會飲篇》（Symposium）與《斐萊布篇》（Philebus）中使用了這個符號，它所表達的不是單獨的一種經驗，而是同屬一個類型的一批經驗。兼際並非張力兩極間空洞虛無的空間,而是精神領域裡「人與神交往」的實在，是人在神性中、以及神性在人之中、在實在之中的相互參與。在沃格林看來，對這種結構的認知構成了人在此世生存的秩序唯一可靠的來源，也是普遍的人性。

德國人在理性與精神上的雙重背叛是其失序的根源。他們失去了第一現實的實在體驗，而一頭沖向了第二現實的深淵。此時他們開始將「神的形象」（imago Dei）轉變為「人的形象」（imago hominis），要在沒有超驗體驗的情況下過完自己的一生，所以會有各種思想騙局、會有狡黠的面具，以此來搪塞這份被神拋棄的痛苦。學術、教會與法律都沒能拯救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人，因為靈性病症已經彌散到了它們自身內部，患病的不只是希特勒，更是總體的德國人。這是一種向超驗根基封閉的整體毀滅，因為人性已經在靈性失序過程中扭曲。

人生存於此世卻不能將存在視角局限於此世，人必須要向超驗根基敞開，這也是柏拉圖意義上的periagoge（心靈的轉向與皈依）的內涵。失去神性之後必定失去人性，反之亦然，不懂得愛神，就不懂得愛人。在世俗力量造就了輝煌成就同時又潛伏著危機的現時代，沃格林從靈魂意義上的警醒值得我們認真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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