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建功先生與20世紀上半葉的漢字研究

魏建功

魏建功先生一生對中國的語文現代化作出的貢獻十分輝煌，最值得稱道的兩件事：第一是1945年擔任當時的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主任，帶領一批由大陸過去的語言學家同心同德，艱苦奮戰，把日本人殖民統治50年強制推行的日文日語的影響從台灣語言中從弱化到剷除，實現了中華民族國語的規範；第二是1950-1953年，牽頭組建新華辭書社，主持編纂了《新華字典》，這部新型的現代辭書半個多世紀以來，在各個歷史時期，一直引領著國內外漢字的規範，為漢字標準化作出了無可替代的貢獻。僅僅這兩件事，就已經可以被後人永遠稱道。何況，在語言學研究上，魏建功先生立足現代、面向歷史獨到的音韻學研究，也是可以認真剖析，深入體味其中的特色的。

魏建功先生在純文字學方面的論著，過去見到的不多，曾知道的，是先生在西南聯大開設過一門課程「漢字形體變遷史」，但沒有讀過。在紀念魏建功先生百年誕辰的時候，魏致先生在《文集》尚未出版時，率先將收入《魏建功文集》的兩種關於文字學的資料提供給我，並介紹這兩種資料的情況說：

在父親的文集中，有兩篇新發表的有關文字學方面的著作。一是1940年在四川江津白沙鎮定居時，與住在江津縣城的陳獨秀先生往來討論學術問題的27通通信。父親在1945年把這些通信手抄了一份，存放在北大老同學何之瑜處。解放後何在上海被捕，這份手抄件存進了上海檔案館，90年代我輾轉得到了一份複印件，出《文集》時整理出來收進了文集。在這27通通信中，有關文字學部分，是父親在校訂陳的《小學識字教本》過程中，向陳提出的一些質疑以及陳先生的答覆。二是1938年至1939年，父親在西南聯大曾開過一門「漢字形體變遷史」課程，這次也收進了《文集》。這門課的講義是父親親自刻蠟版油印的，我得到的這一份是周定一先生所保存的。抗戰時期大後方學習資料短缺，父親特意把《說文解字敘》和《上說文表》刻在了前21頁供學生參閱，周先生在複員時為減負剔除了。」

從他的介紹可以看出，這是魏建功先生上世紀40年代關於漢字教學和研究的兩份十分重要的資料。不但對研究魏建功先生的學術，而且對研究漢字學史都有十分重要的價值。

《魏建功文集》（圖源於網路）

中國是一個崇尚文字的歷史古國。遠在周代，宮廷教育的科目就有專門教授漢字的「六書」，它是周代小學教育科目中最早教授的內容。這說明，周代不但有了識字教學的科目，而且已經產生了分析漢字形體結構的理念。漢人稱文字學為「小學」，在經今古文鬥爭中，一批古文經學家利用漢字因義構形的特點，把分析漢字形、音、義作為解讀儒家經典的津梁，使文字學取得了與儒家經學相應的地位。到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敘》里做出了「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的有名論斷，漢字在中國文化傳播中的崇高地位已確定無疑。漢代為漢字確立的這種崇高地位，經過歷代科舉制度的強化，藉助諸多名人書法的傳揚，又由於被漢字書寫的典籍越來越多，漢字用於外交政務的使用頻率也越來越高，因而日趨鞏固。只要看歷代纂集「小學」專書數量之多，就可以知道前人對漢字的重視。自全面整理、確立漢字形義統一原則、描寫漢字總體系統的《說文解字》之後，正字（規範）之書如《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廣存異體之書如《碑別字》，搜集佛經文字之書如《龍龕手鑒》……一代一代，編纂無窮。漢字變成每一時代首先需要關注的一種解讀前代文化、書寫當代文化、存於後世文化的工具，它自己也成為一種重要的文化要素。在變成一種統治文化的觀念後，對群眾的影響是無形的。民間的「敬惜字紙」之風，便是這種崇高漢字的觀念對民眾心理的浸透。18－19世紀清代的乾嘉學者，繼承和發展了漢、唐的經學和小學，他們站在學術的高度，使傳統的漢字觀得到又一次鞏固。

19－20世紀之交，極少數懂得西方拼音文字又關注教育普及的知識分子，在上述強大的傳統勢力籠罩下，開始去搖撼傳統的漢字觀念。他們發動了切音字運動，尖銳地指出，一旦向民眾去普及教育，漢字的繁難便成為最大的障礙。他們都認為漢字繁難，民眾無法堅持學習，需要有幫助學習的拼音字母來減少難度。但他們在批判漢字繁難時，並不絕對指責漢字客觀上的弊病，而是更加強調了「飾智驚愚」的復古思潮和教育的壟斷，在主觀上加深了漢字學習的難度。

1908年，巴黎的中國留學生主辦的無政府主義刊物《新世紀》第四號，發表了吳稚暉的《評前行君之「中國新語凡例」》一文，鼓吹中國應廢除漢文漢語，改用「萬國新語」（即Esperanto世界語）。這是第一個提倡連語言都要「西化」的人。贊同這種觀點的自然不可能是多數。

在1918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中，關於漢字問題的爭論又一次更加尖銳地提到日程上來。主張「廢除漢文」激烈派的代表是錢玄同。他在《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一文中說：

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須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錢玄同《中國今日之文字問題》，《新青年 》1918年第4卷第4期）

1923年，《國語月刊》出版《漢字改革號》特刊，錢玄同在特刊上發表了《漢字改革》一文。他批判清末開始的切音字運動不主張廢除漢字是「灰色的革命」，認為應當響亮而明確地提倡漢字革命，也就是廢除漢字，改用拼音文字。他說：

漢字不革命，則教育決不能普及，國語決不能統一，國語的文學決不能充分發展，全世界公有的新道理、新學問、新知識決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國語寫出。（同上）

這樣，以廢除漢字改用拼音文字為目標的文字改革高潮，便由錢玄同這一紙對漢字的檄文掀起。一大批語言文字學家和教育家投入了這場文字改革運動。綜觀「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文字改革思潮可以發現，這時的漢字改革，與吳稚暉全盤西化的立場，是完全不同的。在動機上，是與推行白話文、實行文藝大眾化緊密相連的，是以反封建為主要目標的新文化運動的有機組成部分。

代表另一派意見的是章太炎先生。章太炎是中國近代在國學上成就最為昭著的愛國主義革命家、思想家。他對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十分熟悉，逃亡日本後，經過對比，對中國國情有深刻的認識。應當說，他在漢字問題上所採取的立場，代表了具有豐厚國學根底、維護中國文化的愛國知識分子的典型的立場。早在1908年，針對吳稚暉的觀點，他就發表了萬言長文《駁中國改用萬國新語說》（原刊《國粹學報》1908年第41—42期，本文所引均見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版的單行本），對漢字的優劣和是否能夠廢除的問題，進行了針鋒相對的論爭。在這篇長文中，章炳麟駁斥了「象形字為未開化人所用，合音字為既開化人所用」（同上）的說法，指出使用拼音文字的民族和國家，從他們的文化看， 並不都優於使用漢字的中國。同時指出，是否能普及教育，在於政府是否重視而認真推行，歸咎於文字的優劣是難以說服人的。他明確提出了漢字與拼音文字優劣互補的主張：「象形之與合音，前者易知其義，難知其音。後者易知其音，難知其義。」（同上，這裡所說的「象形字」指表意的漢字，「合音字」指拼音文字）章炳麟還指出，一個國家的文字所以能夠保存、傳衍，是因為它與本國的語言相契合。日本所以改讀改字，是因為日語與其借去的漢字不相契合。章太炎同樣看到了漢字在識字教育上的繁難，他「取古文籀篆徑省之形」制定了36聲母、22韻母的切音方案。後來，這個方案中的15個字母為注音字母所採用。章太炎明確指出：「余謂切音之用，只在箋識字端，令本音畫然可曉，非廢本字而以切音代之。」（同上）他主張維護漢字以傳播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用本國的語言文字來激勵種性，增長反對帝國主義亡我文化的愛國主義精神。

《國語月刊》漢字改革（圖源於網路）

回顧兩種同樣的愛國動機產生的兩種截然相反的意見，當時看來是極端對立，今天看來卻互相補足，彼此消除了片面性。

魏建功先生在1938-1940年的這兩種文字學論著，反映的是當時高校學者的學術立場。對待載負中華文化數千年的漢字，採用「革命」的手段來廢除它，是很難行得通的。教育的普及對一窮二白的中國，是一件長期、細緻的工作，需要有科學的態度，而且必須在批判地繼承中國本體文化的前提下，才能找到一個合適的方式，尋求一條可行的出路。愛國救民的立場和動機與扎紮實實的工作必須結合起來。在對待傳統的態度上，有兩位共產主義革命家的做法是值得注意的：一個是採取歷史唯物的觀點，用「三禮」研究來探討中國古代社會發展的吳承仕，一個是同樣採用歷史唯物的觀點，用古文字研究來探討中國古代社會發展的陳獨秀。魏建功先生對待漢字的看法受到陳獨秀的影響最大。30年代中，陳獨秀寫出了對古文字字形結構進行考證的《實庵字說》，連載於當時的《東方雜誌》。在這部文字學的考證專著中，他曾通過對 「臣」「仆」「童」「宰」等一些商周奴隸名稱構造意圖的考據，證明中國沒有典型的奴隸社會生產方式，僅有所謂的「亞細亞生產方式」。這種純學術的討論，卻被目為與托洛斯基的觀點應和，成為把陳獨秀定為「托洛斯基反對派」的依據之一。郭沫若專門寫了《評實庵字說》，後來收在他的《十批判書》里。同時，陳獨秀花費了很大的力氣作《小學識字教本》，這個《教本》的主要精神是參考已經出土的古文字來校訂《說文解字》，以便使漢字真實的原始造字意圖再現。同時，《教本》把古文字與今文字銜接起來，起到以古知今的作用。陳獨秀對漢字的立場由此可見：他不持「廢除漢字」的主張，而是想通過對漢字自身規律的探求，加強漢字教育，特別是漢字的啟蒙教育，同時普及漢字知識，減少漢字學習的難度。

魏建功先生與陳獨秀討論學術的信件，大部分是針對整理《教本》時發現的問題，通過這些信件，對陳獨秀的漢字學和漢字觀可以有更深化的認識，而魏建功先生自己的著述《漢字形體演變史》，更是當時兩種對漢字截然不同態度的一種中和。首先，《漢字形體演變史》把漢字學劃分為「漢字形義學」和「漢字音韻學」兩個大部分，這就明確了漢字的性質。漢字屬於表意文字，直接依附意義，形義相互支撐，成為體系；音韻是自成體系的。在研究方法上，《漢字形體演變史》提出了三方面的意見：主張不盲從古人，談字形結構要結合古代社會，講發展要探求規律性的東西，要經得起歷史的驗證。這三點，都與陳獨秀作《實庵字說》和《小學識字教本》的基本思想一致。《漢字形體演變史》肯定了王氏父子參驗訓詁研究字形結構、章太炎參驗聲音求字之孳乳與方音的變易、沈兼士驗證文字起源與發展……等實證的研究方法，綜合各家之說，定出了漢字歷史演變的脈絡。《漢字形體演變史》十分重視《說文解字》，把它放到漢字演變的長河中去闡釋。即使對於「六書」，《漢字形體演變史》也是從造字的發展角度來講解的。更為有特點的，是在講解漢字字形時，書中注意了形聲系統，而且把有些規律編成韻語，以求通俗的講解。

文化的壟斷和復古的傾向，早已隨著社會制度的根本變化而得到克服。上世紀90年代，世界進入了信息時代，漢字也進入了計算機，開始了它書寫和傳播中華文化的新里程。漢字的存廢問題已經塵埃落定，沒有討論的必要了。站在新的起點上，我們終於認識到漢字對發揚祖國文化傳統的重要意義，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漢字對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的重要作用。

但是，漢字應用和漢字教育中仍然存在很多未能解決的問題，漢字的科學研究遠遠跟不上社會發展的大勢，更落後於信息技術發展的速度，在這種形勢下，魏建功先生以及許多前輩學者身居高校而關注社會的責任感，對待漢字問題繼承而不泥古的精神，努力鑽研漢字理論的科學態度，給了我們極大的啟示，值得我們深刻理解和努力弘揚。（文/王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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