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達夫沈從文的友誼

郁達夫與沈從文

郁達夫與沈從文的關係，不同於一般的朋友，近於親人。早年，郁達夫幫助沈從文的同時，自己也重新振作了精神，既找到了自己的最愛，又在事業上梅開二度。沒有郁達夫，沈從文可能會客死他鄉；少了沈從文，郁達夫可能會沉淪一生。這就是他們的友誼，這也是「送人玫瑰，手留余香」的美談。

郁風在《三叔達夫》一文中記載了郁達夫與沈從文的第一次交往，那是沈從文不止一次對郁風講過的。

1923年的冬天，沈從文住在北京的湖南會館裡，沒有棉衣，沒有火爐，就用被子裹著身體坐在桌旁寫作。但是他寫出來投稿，沒有一家刊物肯登，他後來知道有一位當時的名家，當眾說著刻薄諷刺的話，把署名沈從文的一疊文稿塞進紙簍里去。他常常是餓著肚子，有時去親戚家混一頓飯吃，幾個表兄弟打著牌，叫他代他們把學校作業的文章做好，因此他也不願意多去。

窮困潦倒的沈從文，在瀕臨絕境的時候，嘗試著給作家郁達夫寫了一封求助信。當時的郁達夫也正在苦悶之中。在文壇頗有名氣的他，卻在大學教他實在不願教的會計學；精心創辦的雜誌被迫停刊，還時常受到同行的攻擊；生性不甘寂寞，卻要忍受一份無愛的婚姻。他彷徨無計，整日嗜煙酗酒甚至自殘自虐，接到沈從文的求助信，他不相信，世界上還有比自己更困苦的人，他發出了一聲苦笑，帶著看個究竟的心理，他決定去看望沈從文。

那一天，下著大雪，正當沈從文坐在桌旁冷得發抖的時候，推門進來一個人，那人自己報名，啊，竟是郁達夫！是接到了他這不相識的文學青年的信，就親自跑來看他了。看到沈從文在冰冷的屋子裡發抖，郁達夫一時說不出話來，就把身上的毛圍巾摘下，拍掉雪花披在沈從文身上。

沈從文說起這事時已是70多歲的人了，但他的眼睛濕潤了，又笑得那麼天真，那麼激動，他說那情景一輩子也不會忘記，「後來他拿出五塊錢，同我出去吃了飯，找回的錢都送給我了。那時候的五塊錢啊！」他還告訴郁風，當時郁達夫在北大名義好聽，有三百塊錢的薪水，可是教育部欠薪，每月只拿一成。一回到住處，沈從文禁不住趴在桌上哭了起來。這件事，沈從文記了一輩子。

1924年初，郁達夫寫的《給一位文學青年的公開狀》就是說的沈從文。對於為何要幫助像沈從文這樣的文學青年，郁達夫說：「平素不認識的可憐的朋友，或是寫信來，或是親自上我這裡來的，很多很多。我因為想報答兩位也是我素不認識而對於我卻有十二分的同情過的朋友的厚恩起見，總盡我的力量幫助他們。」

郁達夫當時只與沈從文見過一面，他看到了沈從文生活的艱窘，可對沈在湘西軍中見過無數死亡和驚心動魄的場景，並因此磨練出能忍受大苦，能耐得無限艱辛的「韌」的精神，並不了解。恰恰是這些際遇，使沈從文大大有別於其他的一般青年。所以，沈從文竟然在那麼艱苦的條件下，走了出來，走出了一條自己的路子，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1925年，沈從文因投稿，經郁達夫介紹，與徐志摩相識，進而得到徐志摩的賞識和大力推舉，為沈從文走上文學坦途奠定了重要基礎。這，沈從文也是沒有忘懷的。1936年，當出版一本《從文小說習作選》時，他在「代序」中有這樣一段充滿感激之情的話：

「這樣一本厚厚的書能夠和你們見面，需要出版者的勇氣，同時還有幾個人，特別值得記憶，我也想向你們提提：徐志摩先生，胡適之先生，林宰平先生，郁達夫先生……這十年來沒有他們對我的種種幫助和鼓勵，這本集子里的作品不會產生，不會存在。」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變，郁達夫正在新加坡，英軍撤守時，由於當時的國民黨政府，不顧南下宣傳抗日的文化界人士和愛國僑領的安全，甚至對某些文化人不發護照，郁達夫和胡愈之等人只好雇船撤往蘇門答臘隱避，郁達夫把孩子郁飛托友人接到重慶。

據郁飛的回憶，他父親首先考慮到在國內可以託孤的就是沈從文，他當時在西南聯大教書。但是郁達夫又考慮到當時公教人員的清貧，怕他自己的接濟中斷時給他造成困難，才又將郁飛托給別人。如果沈從文知道此事，一定又為之唏噓不已。（文/古滕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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