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屆佛教義學研討會「印順法師佛學思想：反思與探討」論文綜述

佛學 11-13

（此次會議上發表的論文皆是未定稿，非正式出版物，如要引用需徵得作者同意，否則任何引用不能視為作者的言論。以作者許可的正式發表版本為準。近來網上不斷有評論，我們歡迎和感謝一切善意的批評和探討，在此過程中我們會糾正一些錯誤，而在佛陀開顯的正法大道上不斷前進。——佛教義學研究會）

印順法師（1906-2005）是20世紀後半期以來中國最著名的教內學者、佛學思想家，其一生著述浩繁，成就斐然，其佛學思想尤其是人間佛教理念對整個佛教和佛學思想界影響深遠，堪稱當代佛學泰斗，甚至在兩岸佛教界被諸多人尊奉為佛學導師。不僅如此，在上世紀西學東漸、中國傳統佛教遭遇西方現代性之際，印順法師是勇於直面時代潮流的佛教革新者，是探索佛教現代化轉型的最為傑出的學者、偉大的思想先驅，其人間佛教思想堪稱探索佛教現代化轉型的一種典範，雖然頗有爭議。概而言之，印順法師盡其一生的佛學研究，是響應太虛大師的佛教「三大革命」的號召而著力從思想層面徹底革新佛教：一方面在現代性語境中系統地反思和激進地批判印中傳統佛教，另一方面又審慎抉擇而積極建構適應時代的新佛教。

然而，時移世異，在全球化的後工業信息化時代，西方數百年以來的現代性思想的局限性和種種弊端受到思想界了深刻反思和徹底批判。不同於當初學者在佛教乍然遭遇現代性時的倉皇應對，在新的歷史語境下，我們可以更加從容、理智、深徹地審視和反思百餘年來佛教的現代化轉型的諸多利弊得失，重新思考如何繼往開來、開啟佛教的新篇章。印順法師的佛學思想是當初佛法因應現代性的一種典範，可以說代表了過去的一個時代，至今具有其重要學術與思想價值及典範的意義，但印順法師的佛學思想也受制於時代視野的局限性，有矯枉過正、過度方便適應西方近代科學主義、理性主義和人本主義時代精神的方面，忽略了宗教與世俗知識的根本界限；以激進的思想革命來改造佛教，是受當時整體時代精神和風氣的影響；反思過去，對於佛教這樣具有超越性的、超時代性的宗教而言，猛烈革命往往會破壞多於建設，而漸進改良則為更穩妥之策略。若將印順法師的主張與成就置諸佛教義學的場域中去考察，則又會引起新的思索與抉擇。

另外，印順法師對佛法的根本立場有別於大多數大乘佛教義學者。他基於科學人本理性的研究方法和立場，認為聲聞佛教才是根本佛教，而大乘佛經非佛親說，而是由後世佛弟子發展出來的，所謂「正直舍方便」首先是要回歸聲聞佛教的淳樸，但在大乘佛教徒看來，大乘才是真正體現佛陀本懷的根本佛教，大乘「正直舍方便」的真正精神，是開、示、悟、入佛之知見。

基於這種根本立場的差異，他的人間佛教思想與太虛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有根本不同。太虛大師的人間佛教是以大乘佛教為本位，尤其尊崇中國傳統大乘佛教。而印順法師則是近代以來，在批判印中傳統佛教的道路上走得最遠的人，他的人間佛教是以聲聞佛教為根本佛教而建立的。現在兩岸三地的人間佛教，大多是沿著太虛大師的思想而展開的，但太虛大師和印順法師的人間佛教思想往往被混淆。因此，澄清這兩種根本立場不同的人間佛教的基本差異，也是極具思想和現實意義的佛學主題。

因此，當今一代義學人要面對新的時代，必須從總結和反思過去開始，因為沒有反思就不會有進步，只有站在思想巨人的肩膀上，我們才能看得更遠。反思一個時代繞不開其主要代表人物及主要思想成就，展望新時代的佛教的展開，不妨從紀念和系統反思印順法師的佛學思想開始。

2016年是印順法師誕生110周年的紀念年。為了緬懷一代高僧深入經藏、上下求索的問道精神，及千山獨行、不拘成說的探索勇氣，並反思其成敗得失，2016年10月29日至30日，佛教義學研究會聯合華東師範大學宗教文化研究中心、無錫惠山寺，以「印順法師佛學思想：反思與探討」為主題，在江蘇無錫惠山寺舉辦第二屆佛教義學研討會，深入探討印順法師的佛學思想，審慎評判其人間佛教理念的得失，以期有所裨益於當代佛教，並對佛教在未來的推弘產生積極影響。

近幾十年來，佛教界的義學者尤其是大乘佛教立場的義學者，往往對印順法師的「溫和型大乘非佛說」的觀點保持沉默態度，更沒有以研討會形式的集體回應。這次會議的召開，是基於大乘佛教信仰的佛教義學者們，在現時代語境下，對於現代性視域中佛教的變革和轉型問題的歷史回顧和反思，也是對傳統佛教中的大乘和聲聞乘關係的老問題的重新思考；更是對近代以來佛教思想界的傾向於回大向小、把大乘佛教歸約為聲聞佛教的思想潮流的一次集體回應；這種根本佛教立場和原則的差異，也提供了對印順法師佛學思想及其人間佛教的另外一種審視和反思的視角。最為根本的層面，是以佛教義學的研究，對大乘佛教基本立場的捍衛；因此，也可以說這次會議的召開，是印順佛學思想成為主流佛學以來，大乘佛教本位立場的義學者（也是四眾弟子）集體捍衛大乘佛教的第一次公開宣言。

本次研討會共收到論文三十餘篇，大致可歸為四類：其一，對印順法師佛教研究和佛教思想的整體探討和反思；其二，對印順法師的「人間佛教」思想的反思和探討；其三，對印順法師佛學思想與現代性關係的反思和探討；其四，對印順法師佛學思想的專題探討和反思。

本文將從上列四個方面對本次研討會的論文進行綜述。

一、對印順法師的佛教研究和佛教思想的整體探討和反思

周貴華教授的論文《釋印順佛教研究和佛學思想略觀》是此次研討會進行較全面反思的著作。他指出：「釋印順乃中國二十世紀一個有代表性的佛教學術家，一個影響甚大的佛教思想家，一個頗具爭議的佛教義學僧，縱觀其漫長一生的研究以及思想歷程，有一種波瀾壯闊、清濁混沌的感覺，故要理其緒宗、脈絡而條貫之，無疑相當困難。」周貴華的論文主要分為四個部分：「一者，印順法師佛教研究和佛學思想的階段性特點；二者，印順法師佛教研究的佛俗方法論特點；三者，印順法師佛學思想的基本特點；四者，結語。」

周貴華具體將印順法師的佛教研究分為了溯本求源與順流析變兩個大階段，進一步分為了思想探索、思想定型、思想大成與晚年定論四個小階段；同時將方法區分為基於佛教信仰本位的「以佛法研究佛法」、「四悉檀」等，以及基於世俗科學人本理性本位的佛教思想史法和歷史考證法；在佛學思想方面則主要討論其判教觀、佛教史觀（佛教發展演變觀）以及人間佛教觀。周貴華還強調，印順法師在表達態度上有「依自意說」與「隨經義說」兩種，必須注意區分，否則難以理解其看似矛盾、迷霧重重的種種表述。他在結語中從反思角度評價了印順法師佛教研究和佛學思想的得失與正誤，大致如下：

一者，在顯在的言說層面，印順法師依自意說的撰述過失較大，是反思的重點，而隨經義說的著述則有功德，過失較小；但在隱含的立場層面，印順法師否認大乘經的佛說性（親說性），因此並未完整皈依大乘三寶，其大乘信仰客觀上並不純粹。

二者，印順法師更多採用的科學人本理性，在研究上以思想史方法和歷史考據法為其表現。科學人本理性是世間共業所感的、現今廣泛許可的世界觀、知識觀、價值觀和方法論，但是隨順與指向流轉的，是世俗性無疑。這是印順法師在研究和思考中發生嚴重過失的最根本原因。

三者、基於科學人本理性，印順法師基本否定超越人間的認識和體驗範圍、境界、能力之存在，如主張凈土觀乃攝取自外道神教或者「神話」的「凈土神話說」，以及十方諸佛觀亦如此的「十方佛神話說」等。這種去「天神化」，不僅在顛覆大乘的根基，同樣在顛覆一切佛教的根基，對全體佛教負面影響甚大。

四者，印順法師希望通過研究來探求佛法真義，力求條理出「不違佛法本義，又能適應現代人心的正道，為佛法的久住世間而盡一分佛弟子的責任」，但其所抉擇和條理出的是「佛教唯人間說」，即作為「唯人間」的成佛之道的「人間佛教」，在其中包括人間性、人正性、人佛性、人佛陀觀、人菩薩觀、人菩薩行、人間凈土等觀念，乃唯人、唯人間的局域化佛教思想，而非具三界六道、凈土乃至十方法界的全體化域性，與大乘本位並不相合，絕非純正法性。

五者，印順法師隨順世間的科學人本理性，主張佛教發展演變觀，以貌似合理的方式對大乘的本位意義予以了消解，倡導了一種「溫和型大乘非佛說」，不僅否定大乘經的佛親說性，即主張「大乘經非佛親說性」，同時否定大乘佛教是根本佛教，而許從所謂的「根本佛教」發展演變而來，且其佛教發展演變觀將佛教直接放在世俗文化背景中來思考，遺忘了佛教聖道自身的聖道性，即出世間性，開啟了現代佛教在理論上的「俗化」、「矮化」、「異化」的大門！

六者，判如來藏說是「梵化」的結果，即受印度外道的「神我論」、「梵我論」影響所成，所謂「如來藏梵化說」，而中國佛教主流天台、華嚴、禪宗等作為如來藏學的開展，成為此種脈絡中的末流。

二、對印順法師的「人間佛教」思想的反思和探討

反思印順法師的「人間佛教」思想在本屆研討會的論文中蔚為大端，包括馮煥珍《釋印順「人間佛教」思想的省思》、釋明舒《己意進退還是回歸本懷？解偏重構還是打落凡塵？——評釋印順的所謂「佛學思想」及其「研究」方法》、釋明賢《固本與開新——由人間佛教理念啟發的思考》、釋道法《印順法師「人間佛教」史觀述略》、胡曉光《從佛教本位角度看印順法師的大乘三系判釋》、蔣勁松《再論印順法師的「人間佛教」思想》、張愛林《試論印順法師與太虛大師若干佛法理念之差異》、張少科《論釋印順「人間佛教」思想對解脫本懷的背離》、李光起《對印順法師「大乘非佛說」的反思》、釋心愚《「佛有無說法」與「大乘非佛說」》、張華《印順法師人間佛教思想抉擇省思》、林建德《印順法師人間佛教之初步反思》、庄朋《真理之探究——印順的判教觀》等。

馮煥珍《釋印順「人間佛教」思想的省思》指出，印順法師不但因著作等身而成為當代中國最具影響力的佛學家，而且還因創立與傳統佛教大異其趣的「人間佛教」而貴為該教信徒的導師。他的「人間佛教」思想主要包括「人間佛陀」、「人菩薩法」和「人菩薩行」三個方面，主張依人乘佛法為方便，在大乘信願、慈悲心和空性見三要素指導下踐行即人成佛的菩薩道，創造「人間凈土」。但是，由於他的根本見地是聲聞見，他在對治「鬼化」與「天化」佛教、追求「純正」佛法的過程中，既虛化了六道輪迴思想，又割裂了三乘菩提的「總相」教法，還拋棄了菩薩乘的其他「別相」教法，這令其「人間佛教」既非佛教的聲聞乘教法，也非佛教的菩薩乘教法，而是一種孤立無依的相似佛教。從中道見看，聲聞見本質上屬於邊執見，因此，儘管他那聲聞見與「人菩薩行」混搭的「人間佛教」思想一出現，就因順乎凡夫習氣而頗受信眾歡迎，並且很快成為當今漢傳佛教的主流，但這主要是其偏離中道諦理、偏重今人根機帶來的表象。實際上，如果人們依此教法修行，少分上品信眾或許能夠得到出世間受用，大量中下品信眾只能依本人習氣理解其教法、依之成就人天善果，要想依此教法建設「人間凈土」，幾如蒸砂煮飯。印順法師的「人間佛教」思想雖然受到太虛大師「人生佛教」思想的啟發，但兩者具有性質的不同，它主要是其根性、見地與傳統「大乘非佛說」和現代趣識立場的佛教研究思潮相契合的產物。印順法師創立的「人間佛教」，對佛教的普及推廣的確具有很大功德，但同時也對大乘佛教造成了很大傷害，如果我們偏執此教法為佛陀本懷在當代的化身，則不可避免地導致大乘佛教進一步俗化；如果我們能在大乘佛教的菩提道中融攝和改造此教法，則會迎來大乘佛教復興之機。

釋明舒在其論文《己意進退還是回歸本懷？解偏重構還是打落凡塵？——評釋印順的所謂「佛學思想」及其「研究」方法》中指出：「釋印順的所謂『佛學思想』不但在台灣影響深遠而長久，其著述在大陸也廣泛流行，尤其是在東南沿海的一些地區影響更大，可以說其著述中有些獨特的思想和推論對近現代佛教產生了巨大的衝擊，對未來佛教的『潛移默化』不容忽視，筆者感覺到有很多違於佛法本位的觀點需要釐清，以保證未來中國佛教的健康發展。」「釋印順站在所謂的人本主義立場上，只相信普通人所能感知的『現實』，不相信佛和大小乘聖者所親歷親證的任何『超現實』現象。……釋印順就是站在這種井底之蛙狹隘的立場去進行『研究』，對『超現實』一律否定或暗示其可疑，對涉及『超現實』的史料、經典、理論等往往都採取否定的立場去另尋解釋，於是憑著自己的心理感覺，用主觀臆斷和語言誘導等方法作出了許多錯誤的結論，這些錯誤的結論又在這些錯誤的結論基礎上繼續推演產生了更多的錯誤，這些錯誤還交互支撐形成了其缺少邏輯依據的、龐雜的、荒唐的『佛學思想』體系。由於其從研究的起點上首先否定了超越自己感知和認識能力的、聖者親歷親證的境界，必需將佛法真理的大海囿於自己這口井的範圍內，所以其理論中處處與佛教的本位相違。」

釋明賢《固本與開新——由人間佛教理念啟發的思考》指出，人間佛教理念在西方學術研究方法深度影響中國佛教研究的大背景下，由印順老法師推動並成熟「人間佛教」是有其相當的歷史必然性的，對台灣等地為中心的漢傳佛教的建構與發展實乃功不可沒。而在當代由人間佛教所啟發的建設性反思，也更是一種歷史必然。這兩種必然，推動社會發展，順應歷史進步，正在促成漢傳佛教的又一輪固本與開新。「目前，信仰自覺的固本與文化自信的開新，已成為人類社會所共同關注的時代命題，也更成為中國社會對中國化佛教、中國化宗教信仰價值的進一步探求。」

張愛林《試論印順法師與太虛大師若干佛法理念之差異》對兩位法師的理念進行了比較與辨析。他在總結對印順法師的整體印象時指出，印順法師有選擇地繼承太虛大師的部分理念倡導人間佛教，對佛教是有積極貢獻的，但他以自己的經驗觀察和理性思考來釐定佛教與佛法，卻如太虛大師所評，為人本立場。印順法師以小乘法義楷定大乘，以小量大，難免捉襟見肘。印順法師否定大乘經典是佛說，因此不能依大乘之聖言量論證佛法之見地和理解之正誤，故多依人本之考證和自意之推理，難免在處理資料上犯下選擇性失明之過失，譬如關於馬鳴菩薩的宗義和判攝，故為太虛大師所批評。印順法師否定阿彌陀佛和極樂世界等十方諸佛及諸佛凈土之實存，否定大乘菩薩諸地境界，與大乘佛教之傳統信仰不一致之處甚多。印順法師之佛教理念是攝取聲聞佛教和漢傳佛教部分思想創新而成，故不在兩大佛教傳統之內，他更加不認同藏傳密教。因此，印順法師提倡的人間佛教游離於當代三大系佛教傳統之外，是一種新型的、人本的佛教形態，與太虛大師提倡的人生佛教或人間佛教雖在內容上有相容之處，但基本理念是不同的。印順法師是一位真誠的比丘僧，忠於自己的經驗和理性認知，但對於經驗和理性無法證實亦不能證偽的思想和存在，以人為尺度進行人本詮釋，故可以說他是一位人本經驗理性主義佛教徒。印順法師的人間佛教是吸收傳統佛教因素基礎上的創新，可以說是一種新型的人本佛教形態。

釋道法《印順法師「人間佛教」史觀述略》指出：印順法師數十年研究印度佛教，以唯在人間的佛金口所宣的「佛法」為正法，以佛游化各地、垂範人間的佛教形態為理想，以人間佛教史觀為基，重新敘述佛教歷史，力圖激濁揚清，克服「天化（神化）、俗化的佛法」，以恢復佛法的真實義和佛教的真面目，即「人間佛教」。這其中，將大乘視為通過「佛涅槃後，佛弟子對佛的永恆懷念」而從「佛法」發展而成，終究不出人類情感與想像的範圍，亦即不出人類常情常理的經驗世界。他在歷史敘述中，處處訴諸從人類經驗的論證方法與「以佛法研究佛法」的方法論不盡符合，與唯物史觀的原理、唯物辯證法的方法論倒很相似，表現出方法論與寫作方針的內在矛盾。在二十世紀學術思潮中沉澱而成的人間佛教思想，同時具有時代的合理性與局限性，成為二十一世紀佛教學者反思的對象，是勢所必至、理所當然的。釋道法強調了「人間佛教」的困局，認為「印順法師佛學思想的內在矛盾不獨屬於他個人，而是屬於所有的佛學研究者，我們都號稱要『以佛法研究佛法』，卻很難避免『以妄心分別計度佛法』」。

蔣勁松《再論印順法師的人間佛教思想》：「人間佛教是在西方人文主義和科學主義思潮的衝擊下傳統佛教現代化的產物。它在實踐中重學術化、商業化、去宗教化，淡忘了宗教的超越價值。我認為，在科學時代，強調對治科學弊端，凸顯佛教的殊勝，即與科學方法和科學精神形成鮮明對比的佛法，才最能契合時代的根機，最能滿足眾生的需要。」蔣勁松對太虛大師「人生佛教」、「人間佛教」與印順法師「人間佛教」思想進行比較，指出「兩條路線的重大差異」，認為時至今日，仍然有許多學界、教界人士重視不夠，經常混淆二者的區別。尤其是在「人間佛教」已然成為兩岸佛教官方路線和口號之時，許多佛門人士為了自身弘法方便，不願在見地抉擇上過多糾纏，隨順大眾和官方的習慣，往往在非常寬泛的意義上使用「人間佛教」一詞，這雖然減少了一些矛盾，但是長此以往卻更加劇了混亂。他引述太虛大師對不尊重佛陀大乘經教者的批評，認為印順法師不同於太虛大師的做法重於弘法策略的調整，而是涉及佛弟子信仰修學的根據——佛經了，運用文獻學、語言學、歷史學的考據，否定大乘經典的神聖性和權威性，判為後世佛弟子的創作，包括十方諸佛以及凈土等視為神話，致使其人間佛教論述建構隨心所欲、狹隘化，割裂了大乘佛法，而且又帶有少壯崇拜和唯物主義色彩。但他同時指出，「無論是太虛大師的人生佛教還是印順法師的人間佛教，都是中國近代佛教面臨困境，面臨現代化衝擊的應戰和創新，展現了中國佛教靈活應變的活力，限於經驗與積累，這種嘗試存在不足和缺陷是難免的，我們既不必神化，也不必苛責，可以根據對佛法的理解，對時代因緣的理解，做出各自的解讀和評判。相信兩位大師的嘗試和後人的評判、討論都必將有益於佛法的弘揚，眾生的福祉。」

張少科《論釋印順「人間佛教」思想對解脫本懷的背離》指出：「作為中國佛教的自覺選擇，人間佛教在特定時期為中國佛教振衰起弊、適應現代社會，發揮了重大作用，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根源。然而，人間佛教發展至當前，有不少教內教外的鼓吹手，將人間佛教奉為佛教的『根本思想』、『發展主流』、『核心體系』，則是有違佛陀本懷的，是淺化、俗化、矮化了佛教。」張少科認為，當此之時，對「人間佛教」的核心思想及其思想源頭，尤其是被眾多台灣、大陸佛教學者、信徒奉為「導師」的印順法師的思想，進行深入探討與反思，勢在必行。在他看來，「印順法師對佛教傳播的貢獻，自不待言。」但印順法師在根本上來說，是站在世俗本位的立場來判攝、詮釋、乃至改造佛教的；印順法師的著作，多有違背佛陀解脫本懷之處，實則種下了他所反對的佛教淺化、俗化的種子。印順法師的思想能大行其道，在當前人文背景下他所採取的世俗本位立場是一大助力。他力圖從佛教本位立場，探討印順法師思想中違背佛陀解脫本懷之處：其一，以世俗知見，即站在世俗立場，以理性主義、人本主義、科學主義普世化的思維，以這套世間理性、學術規範、「人間史實」，來判佛教，背離了解脫立場；其二，執取人間生死海，虛化、否定六道輪迴，否定佛陀法報化三身及方便示現，令眾生頭出頭沒在人間輪迴，而使解脫歸趣偏狹化；其三，偏重不斷煩惱不修禪，有誤導眾生偏離解脫路之嫌。「總而言之，『人間佛教』在與眾生結緣層面，有其重要意義。但若奉其為佛教正朔，乃至如印順法師般，以世俗知見判佛教、孤取人間生死海、不斷煩惱不修禪，則難免與佛陀的解脫本懷與歸趣南轅北轍。」

李光起在其論文《對印順法師「大乘非佛說」的反思》中指出，從印順法師對「大乘是佛說」的論述的內在邏輯來看，其結論是對大乘經的佛說性的否定，這使整個大乘失去了來自佛陀的根本依據，是一種溫和版的「大乘非佛說」，這與他的大乘信仰立場是矛盾的。在印順法師所認許的前題下，實際上已不能夠賦予大乘道以「合法性」。李光起得出結論：「印順法師作為學術大師與思想家的成就是不容否認的，但他根據他所堅持的人本與經驗的學術立場所得出的結論與他所宣稱的大乘信仰之間卻有著難以調和的衝突，而試圖同時堅持這兩個不同的立場也使得他的理論存在著矛盾之處，更多的時候他是傾向於學術立場的。在近現代科學與人本精神主導的時代背景下，印順法師所面對的困境可以說是佛教的信仰者們同樣面對的。從時代的精神文化環境來看，印順法師的研究成果確實有易於融入現代社會等優點，但卻是以放棄佛教的根本立場為代價的。」

釋心愚在其論文《「佛有無說法」與「大乘非佛說」》指出，「大乘非佛說」的觀點古已有之，但近世以來，受西方學術風氣的影響，以唯物主義和科學主義為基礎的考據學、文獻學成為佛教研究的主要手段，導致「大乘非佛說」的論調重新得以盛行，甚至於佛教內部的出家人持此觀點者亦不在少數，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釋心愚立足於大乘尤以中觀和唯識學說為基礎，對大小乘的異同之處略作辨析，對「大乘非佛說」的論調加以回應。他認為，持「大乘非佛說」者的思想根源，主要是其難以理解和接受大乘佛教的世界觀。釋心愚得出結論：「佛經中經常講到誹謗大乘的種種過患，對於佛弟子而言，這是極為嚴重的惡業，但同時我們也應客觀理性的看待這個現象，尤其是對於持小乘見解的佛弟子，甚至於持世間唯物見解的學者，還是要有寬容的態度。如果只是因為受唯物思想的影響，在見解上對大乘法義沒有理解和接受，而主觀上並沒有故意攻擊和破壞大乘的意圖，那麼對於這樣的人，無論是世間人還是出家的法師，我們還是應該要寬容和同情的，因為這也是大乘的精神之所在。」

胡曉光在其論文《從佛教本位角度看印順法師的大乘三系判釋——以「方法」「抉擇」為中心之考量》中從佛教本位角度對印順法師的大乘三系判釋理論進行以「方法」與「抉擇」為中心的分析考量，對其人本的立場、理性的方法、「人間佛教」的建構目的及其對三系理論體系與內在實質判釋都作了系統地分析與抉擇，從而彰顯佛教本位的主體性與本位性的真實精神之所在。胡曉光認為，印順法師是中國當代佛教界最有影響力的佛教思想家，是世界級的佛教學術大師，是從唐代玄奘大師至今 1300 多年來最有創造力的佛教宗師，其著作非常嚴謹且又博大精深，其人格與學問令人敬佩，他所運用的「方法」與「抉擇」在中國佛教發展史上是一大創舉，他是以「人本的理性」為基準，以「歷史主義」為原則，對全部佛教的文本義理進行徹底地抉擇與判釋，從而建構起了在中國佛教史上最龐大的佛教闡釋體系。然而，「人本主義的佛學與世俗化的學術佛學都是偏離佛法的主體性與本位性的，是在人的智識上用功，是在人間生活中尋求生命的價值之道，是玩味人類心智的文化遊戲，不是真誠地為永恆性與絕對性的生命實相進行嚴肅地如實體悟與觀照。佛教義學的體系與原則就是本位佛教的主體性與本位性的奉行，同時是整體性與圓滿性的融攝，是真實性與有效性的統一之組合。印順法師的人本主義理性佛學及人間佛教的建立，是有深刻的教訓的。佛法度一切眾生，包括人類，但不是以人類為中心的，是以應緣為中心，是以佛為本源的。佛教重視理性，但絕對不是單純的理性主義，而是信仰與理性的有機統一。佛教有兩大災難：一是外在的無情衝擊，二是內在的分化異化之互解，人間佛教及人本主義佛學觀與方法論就有此等危險之可能」。同時，胡曉光堅決反對將佛教義學研究看成原教旨主義，認為基於佛教本位的研究本是佛教信仰者應具有的立場。

張華在其論文《印順法師人間佛教思想抉擇省思》中認為：「人間佛教導源於近代倡導佛教革新的太虛法師，太虛和印順對於傳統佛教的近代轉型有共同的思想理念，他們『即人成佛』的人間佛教思想一脈相承。印順法師的人間佛教思想直接傳承於太虛大師，而在近現代人間佛教思想理論上有所闡發和深化。不可否認，太虛、印順法師傳承的人間佛教思想對現當代人間佛教的實踐和推動起了深刻的影響、可能還在發生深遠的作用，但在實踐推廣中由於各方的理解和境遇不一樣，而使呈現給世人的人間佛教既各有千秋特色，又不盡如人意。……我覺得近現代佛教高僧大德如太虛、印順法師都著作等身，他們畢生以超常心力寫出的大量人間佛教的著作論述，大都建基於對佛教衰亡的反省和沉思，我們很有必要著重釐清其人間佛教思想內涵和歸趣，特別在一些體現佛法真義、傳承佛教慧命的核心理念和關鍵步驟上達成共識，並對照各方具體實踐進行省思，這樣方可為未來人間佛教的共同發展推廣提供有價值參考。」

林建德在其論文《印順法師「人間佛教」之初步反思》認為：「印順法師『人間佛教』近來受到海峽兩岸的關注，其對神化、鬼化的佛教多所遲疑，而主張回到以『人』為主體的佛教，認為佛法當以『此時、此地、此人』的凈化與關懷為主調。本文認為這樣的『人間佛教』有其因應時代潮流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彰顯出人本主義、獨立精神、自由開明、理性探問、多元包容、求實求真、經驗性立場、主智傾向等特質，對於接引現代人認識佛教有相當效益；而此強調理智思維的路數，也合於『若不依俗諦，不得第一義』的理趣。如此，在法無定法、應機得度的原則下，可知一切法都是平等的，都是利益眾生的方便，而無高下對錯之分，也因此不應過於批判一新型態佛教的發展，反而可從中學習並欣賞其長處和優點。」「唯有宗教之間能和平相處，世界的和平才成為可能；同樣的，佛教內部之間互相欣賞、支持，佛教的強大和興盛也才成為可能。」「在因應科學為主流、甚至強勢文化的年代，印順的『人間佛教』不失為一度眾的方便利器。」「最後，本文認為學術見解固然重要，但道心和悲願更可以被看重，而印順佛學思想背後的宗教情操、情懷，堪為多數佛弟子的典範，成為我們理解印順『人間佛教』思想不可或缺的一環。」

庄朋（Pawel Zygadlo）在其論文《真理之探究——印順的判教觀》中認為：「毫無疑問，印順法師是民國佛教最突出的學者之一。如同太虛大師、法尊法師、諦閑法師、歐陽漸與呂瀓，印順也是全心投入中國佛教現代化運動希望能夠給面臨多種挑戰困境中的漢地佛教找出路。……日本當代佛學所採取的研究方法的影響也是他思想上的重要環節，正因為如此印順強調拋棄漢傳佛教，而追溯印度佛教根本教義、回歸佛陀『本懷』的需要。」「印順強調，漢傳佛教的問題，在於教義之混亂。……以漢傳佛教來試圖解決漢傳佛教的問題，不但不是解決問題的手法，更是繼續一錯再錯之趨勢的陷阱。」「『諸佛皆出人間，終不在天上成佛也』根本不是特別讚美這個世界，而輕視『他界』。缺乏對《增阿含經》此說正確的掌握，是對印順的『佛學』嚴重誤解的來源。『諸佛』是『人間』進行各種教化、在『人間』成佛，並不代表『人間』即是終極目標，而是指無明墜落於『無名』之『人間』就是需要此教化、需要此『正覺』，才能夠『超越這世界的苦厄』而解脫於之。」

三、對印順法師佛學思想與現代性的關係的反思和探討

印順法師生於憂患之時，國家板蕩，佛教衰微，無論是作為一個佛教徒，還是作為標準的中國知識分子，他都像晚清、民國時期的眾多佛門大德及社會知識分子一樣，有一種起而拯之的強烈使命感，因此，探討印順法師的佛學思想，離不開他所處的時代及其憂患意識。本次研討會將印順法師佛學思想置諸時代語境進行探討的論文包括：吳可為的《地平線、子午線與白夜：近現代語境中的佛學研究》、張昌盛的《現代性視域中的人間佛教思想》、何琳的《佛教現代轉型中的印順佛學》、徐獻軍的《對印順佛教研究方法論的反思》、聶士全的《人間佛教的近代前提及其傳統佛教批判》、炎軍的《人間佛教產生並成為中國佛教主流原因之探討》等。

吳可為在其論文《地平線、子午線與白夜：近現代語境中的佛學研究》中以三個隱喻為中心展開對現代佛學研究的實質、背景和局限性的考察和討論。地平線隱喻分析了世間語境和視域中的隱匿邊界，顯明佛陀出世之教的真實意義何以在世間語境的理解詮釋空間內難以如實顯現的原因。子午線隱喻指出現代性的來臨促使佛教的理解和詮釋發生了根本性的範式更疊，而西方思想語境與學術視域對佛教的理解和解釋是近現代佛教學術研究的真正源生地和深層暗流。白夜的隱喻簡略描狀了佛教本位義學在現代語境里的境況與使命。吳可為認為：「無論我們是否認同印順法師對佛教的理解和詮釋，我們都應充分考慮他所處身的特定時代和背景，他的基本視角和原初動機。……為了重新喚醒和激活佛教在世間的生機，他在應對現代性所極大強化了的世間立場帶給佛教的巨大衝擊之時，不是持守於出世的覺性，而倒是全然認許和接受了以人和世間為本位的立場。然而，當佛教的一切全都被置放進了以人為中心的境域中進行解說，當佛教與世間完全洽合之際，那真實在場的或許就已經只剩下了人和世間。為了將佛教重新帶進世間以促使其重新成為世間的一種現實力量，他在為佛教贏獲了世間語境和視域的普遍信服之時，所付出的代價卻是讓佛教一頭扎進並全然停留在了世間境域之內，由此而根本性地遺忘了佛陀的覺者之教本應是將人帶往更深和更高可能性的本懷。」

張昌盛在其論文《現代性視域中的人間佛教思想——印順法師佛教思想簡論》中，從印順法師的佛學研究方法、抉擇教法和人間佛教菩薩行三個方面來闡述其人間佛教思想。西學東漸以來，現代性帶來的理性化、祛魅，引發了宗教的世俗化問題。印順法師佛學研究採用了基於西方近代人本理性主義的「史之研究」，以佛學史研究為佛教尋求西方知識論意義上的義理和事實根基。這種歷史主義把大乘佛教的起源歸約為佛滅後的歷史建構的產物，這其實是解構了大乘佛教在其開端處的聖者和經典的神聖性、權威性和超越性。印順法師高度選擇性地解讀阿含經典，斷章取義地「孤取人間」，把佛陀由人天導師變為人間導師，曲解了阿含經典，也與經典所敘述釋迦佛、彌勒菩薩在兜率天教化天道眾生的宗教事實不符，其前後論述自相矛盾、缺乏邏輯一貫性。從契合時代精神的角度看，印順法師主張唯人間、人本的佛教，也是矯枉過正，並非對症良藥，反而有使佛教世俗化的危險，而且把人本的涵義推向極端，具有強烈的排他性。印順法師基於人本理性主義的人菩薩行，所謂「不（深）修禪定、不斷（盡）煩惱」的說法曲解了彌勒菩薩的菩薩精神，對「忍而不證」、「無生法忍」的解讀也違背龍樹菩薩的論述，是以聲聞乘道次第思路錯解大乘道次第，龍樹菩薩所講的無生法忍要以六度四攝尤其是禪定和斷煩惱為前提才能達到；以「十善菩薩行」為人菩薩正行替代菩薩道六度四攝的正行，實質上是虛化和架空了大乘菩薩道正行，在理論上違背聖教，在實踐上也不具有可操作性。總而言之，印順法師唯人本化、唯人間化的人間佛教，對於弘揚大乘佛法而言，既缺乏充分經論依據，對於解決佛教弊端，也無實踐上的必要性。

何琳在其論文《佛教現代轉型中的印順佛學》中認為：依於佛陀的完整本懷的立場所張開的義學的詮釋空間而抉擇法義，就會看到印順佛學從勝義本位立場的虛化，到詮釋方法的人本理性之偏化，造成判教經解之矮化、應機立宗的俗化，直至走向信仰的異化。不忍聖教之衰，切感末流之弊，要為佛教尋找一條光明的現代出路。印順佛學看似個人出品，實是時代使然。判教的矮化，立宗的俗劃，終成信仰的異化，印順佛學是現代義學艱難探索的理論表達，印順悖論是佛教百年轉型的折射。印順的困惑就是佛教現代化的困惑，印順的難題就是佛教現代化的難題。援入現代性作為詮解資源，結果反被座駕，毀壞大乘根基，動搖佛教之本。印順法師正確地提出了問題，但其解決路徑卻是錯誤的，結果也是有害的。見與願違、信仰與學術悖離，形成這種尷尬的印順悖論的重要原因，是沒有從佛陀完整本懷中獲取意義詮釋的尺度。重視對佛陀完整本懷的探索，以此作為重建重建義學的根基，佛教義學才可能走出現代主義決定論的誤區，獲得新的起點。反思印順的目的，是把他積極的可貴的探索繼續下去，以更善巧如法的方式促進佛教轉型，展開佛教的現代之旅。佛教正法的復興必將以義學的自覺為開端。對印順佛學的反思是我們開始思考佛教義學如何重新上路的最佳起點。應當從更高的層面、更完整的視域來審視思索印順難題，建設性追問、思考、研究佛教現代轉型之路。這是我們對印順法師的最高敬意。反思印順，攝受現代性，真正的佛教義學值得期待。

徐獻軍在其論文《對印順佛教研究方法論的反思——兼談當代佛教義學研究方法論的構建》中認為：「印順本身實際上有諸多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他宣稱他的方法論是『以佛法研究佛法』，然而在實際的開展中，他有意無意地、逐漸滑到了『以學術研究佛法』的立場。他對於大乘佛教的學術考察和見解，相當委婉地傳遞著『大乘非佛說』的訊息。但他也許忽略了『大乘非佛說』在邏輯上蘊涵著『小乘非佛說』的立論。因此，他對於佛教的學術建構，最終成了信仰解構。他由佛教信仰出發，然而他對學術研究方法的貫徹執行卻在根本上動搖了他的佛教信仰。」他的佛教研究，既對佛教義學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參考，也留下了為人深思的問題：即如何在西方式的學術潮流中，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義學研究？」徐獻軍得出結論：「正如中國的現代化不應該是全盤西化；佛教研究也不應該走向西方式的學術化。未來中國的佛教義學研究，必須注意到西方式的學術方法與佛教本身的矛盾，必須確立起對於中國佛教傳統文化和方法的自信。」

聶士全在其論文《人間佛教的近代前提及其傳統佛教批判》中指出：「近代前提無非指理智、情感、意志為基礎的人文前提。釋印順基於近代前提觀察農業社會的佛教流傳事實，因不滿其盲目蒙昧不加甄別的奉佛方式及義解思想，力求建立適應工業化都市化之民的以人間關懷為主調的理智型、組織型、入世型佛教，即人間佛教的流傳型態。本此目的，他將傳統佛學的圓教理型誤判為知性分別層面的界限模糊，循著知性確定性要求，力求剔除雜煣進後期大乘佛法的其他宗教元素以還原佛教的純粹性，卻因淡化或越過絕待理體信念，反令人間佛教釋義表現出世俗化傾向。」他認為釋印順的過失在於以人本理性為依據來研究與思考佛教，強調「理性應守住界限，明晰因緣法則，知道自己有所不知。」在他看來，「今日評議印順的人間佛教思想，與他對傳統佛教的批判一樣，無疑要遵循教據、理據及其影響三個指標，而影響又包含範圍、力度及正負等方面。」

炎軍在其論文《人間佛教產生並成為中國佛教主流原因之探討》中指出，通常認為，人間佛教產生的原因是為了對治死鬼的和天神化的佛教，並由此回歸佛陀注重人間的本懷，但他認為，這並不是人間佛教產生的主要原因，它的主要原因是為了應對西方文化強勢進入中國給佛教帶來的影響。在應對西方文化時，人間佛教採取的策略具有明顯的迴避和退縮之嫌，可以說是對西方文化的一種妥協和退讓，並由此給佛教帶來一系列負面影響，比如消減了佛教的神聖性，動搖了大乘的聖教量地位，推動了佛教的進一步世俗化等等。儘管如此，人間佛教思想仍是就佛教如何適應現代社會思潮而進行的一次有益探索。直到現在，它的許多觀點仍是我們應對西方文化的主要手段。同時，如何應對西方文化，也仍是佛教為了回歸主流社會，所必須面對的首要問題。因此對印順法師的反思，並不意味著我們要終止對佛教的理性化探索，回到非理性的純粹信仰當中。當然，我們也不能沿用印順法師的方法，而是應當將著眼點從如何適應西方文化轉移到如何利用西方文化上，利用西方的現代哲學語言和論證方法，對佛教的基本教義進行現代化闡釋，為佛教理論找到一個能夠適應現代社會的詮釋平台。

四、對印順法師佛學思想的專題探討和反思

相較於前述諸篇論文的宏觀探討，以下論文則在相對微觀的層面對印順法師的佛教思想進行考察。無論是印順法師的判教理念，還是他對各宗的看法，以及對經藏的解讀，都以論者自己的方式進入印順佛教思想的縱深，條分縷析，抽絲剝繭。

此部分的論文包括：哈磊《略論印順法師在〈阿含〉研究方面的得失》、釋常行《印順法師唯識觀之辨微》、程群《評印順法師的「方便」思想》、袁軍榮《作為「人間佛教」理論基礎的印順中觀學》、仁德居士《印順法師對禪宗關鍵問題的誤解評析》、尹邦志《印順法師對密教的批判》、趙東明《反思印順法師對佛教宇宙觀的理解》、楊新宇《論印順法師的世界觀》、存德《印順法師凈土思想述要》、趙錠華《印順法師判教、中觀與台賢思想略探》、張雲江《印順法師「達摩禪法是楞伽禪（如來藏禪）」說異議》、黃人二《〈心經〉研究——兼論印順導師〈般若經講記〉中的問題》等。

哈磊在其論文《略論印順法師在阿含研究方面的得失》認為：「自《阿含經》譯為漢文以來，印順法師所進行的相關的研究，無論從廣度還是深度來講，都可以稱為近千年來第一人。……法師佛學研究的根本過失，在於背離南北傳佛教共同遵行的教理研究之根本路徑，雖然名義上說『以佛法研究佛法』為根本方法，實際上採用了學術研究的一般立場和方法，將佛教經論視為研究之材料，依個人之好惡而取捨之，立足於極為殘缺之文獻，以狹隘的人類經驗為標準，採用世俗之歷史觀念，試圖重構印度佛教之歷史，其偏頗、獨斷、臆想之處自然在在難免。因此法師的不少著作客觀上有消解佛教經論之神聖性、否定作為報化身之佛菩薩之存在，將天道、鬼神之存在視為經典之民間信仰存在的證據，動搖了佛教信仰的根基。」他又說，印順法師固守《阿含經》為大小乘佛教之共同源頭的論點，「將大乘佛教歸結為僅僅是信眾之信仰與想像之產物，而非諸佛菩薩之三業大用之顯現，實際上否定了大乘佛教做為佛教之一部分的根本價值。研究漢傳佛教而對漢傳佛教缺乏同情之了解，研究印度佛教卻消解了大乘佛教的神聖性，此為法師阿含研究之最大缺陷。此中呈現的時代、民族、個性以及個人宗教體驗之缺失對佛教研究的的深重影響，思之不免令人悵然。」

釋常行在其論文《印順法師唯識觀之辨微》中指出，印順法師在其佛學研究中，對於印度大乘佛教主流之一的唯識學評價不高。印順法師基於佛教發展演變觀的學術立場，並以龍樹中觀學作為標尺來衡量唯識觀，認為唯識學是有自性論、不了義說，依其對唯識思想的理解，唯識觀能否成立都成為問題。釋常行就印順法師的唯識觀思想進行分析，試圖釐清印順法師對唯識學重要問題的看法，如唯識學之依他起性是否有自性，境空心不空能否成立，以及唯識學之有無說等。並針對這些問題，站在佛教本位的立場，在唯識聖教之意趣下進行辨析。釋常行說，印順法師對《瑜伽師地論》中所開顯的一切法有空有不空者，有過多次的批評，認為這樣的說法源自於《阿含》和部派，不是當體即空，且空的不徹底。他認為，印順法師「將中觀顯示實相的方法作為標尺來衡量一切，依中觀來非唯識，這樣不但不能善巧領會佛陀安立唯識教之意趣，也無法更善巧的理解中觀學，因為佛陀教法本就是一整體」。

程群在其論文《評印順法師〈方便之道〉的「方便」思想》中指出，「對於全面理解印順法師佛學思想特質，《方便之道》是一部值得我們重視的作品」。研究印度佛教思想史，印順法師主要著眼於「如實與方便」及其兩者的互動關係，力圖去除「外來神教思想，不同地區、政治情況的影響」來「把握佛法的特質，理解發展中的重要關鍵，多方面的種種影響」，力圖藉此還原「印度佛教思想史的真相」。程群認為，印順法師將阿含教法作為佛陀的本懷，全體佛法的旨歸，為了回歸阿含真實，大乘不僅只能成為二乘的方便，也必然會被誤讀為異化、畸化、神教化，有待洗錬。實際上，基於「阿含本懷」立場的「大乘方便」說，其本身從最初的理論起點上，就已全然缺失了大乘之「大方便」的真正思想內涵與實際意義。正是對聖教本懷的錯解，令印順法師的「大乘方便」思想充滿了矛盾與爭議，甚或無法真正成立。如此，印順法師基於「二乘本懷」而安立的「人間佛教」之「大乘方便」道恐怕也就難以成立了。而且，程群還仔細分析與批評了《方便之道》中關於「信」的思想，她說，「《方便之道》認為佛陀教法原本旨在『智證』、『慧行』、『自力不由他』，重自證不重信仰，『信』只是下等根器人所行的『方便』道，『五根』『五力』最初並不在『道品』範圍中。隨著佛教的傳揚，為了適應信眾的愛樂心、祈求心、敬仰心，『信』才終於成為『道品』的內容。後因伴隨著『佛弟子對佛陀的永恆懷念』之情感與想像，受印度神教傳統影響，佛弟子敬仰佛陀，渴求護佑，導致『智證』的佛法開始演化、異化為『信行』的『他力』信仰。他將『慧行—自力』與『信行—他力』嚴加分隔，唯前者『真實』，余則『方便』。」但實際上「信」即使是在印順法師判攝的「最初結集的、原始的相應修多羅」中也是被強調的，在大乘中更被視為「道元功德母」，所以她說「當我們重倡立足大乘本位的義學研究時，『凈信』是必須最先澄清與守護的。」

袁軍榮在其論文《作為「人間佛教」理論基礎的印順中觀學》中認為：「印順的中觀方法和龍樹是不同的，法師以緣生為所依說無生，龍樹諸論則是說緣生不成以顯示無生；法師是以緣起為方法，龍樹則以照破緣起為方法。法師『二諦無礙』的中觀學是其『人間佛教』思想的理論基礎。」袁軍榮進一步認為：「《中論》本來並沒有打算給世間法留一條生路，如果非要說《中論》建立了什麼的話，不妨說它是建立了一條通往『無生』的道路。若沒有對世間法毅然決然的拒斥，對無常、無我、無生的法印是很難生起信心的。印老的中觀學雖以『二諦融觀』為鵠的，但其提供的方法恐怕難以實現此一目的，最後的結果可能不是二諦的融觀，而是勝義對世俗的妥協才對。」

仁德居士在其論文《印順法師對禪宗關鍵問題的誤解評析》中從境、行、果三個方面考察了印順法師對禪宗關鍵問題的偏頗認識，認為他把禪宗判攝為真常唯心論是錯誤的，禪宗是融攝了般若思想的如來藏思想；而且認為他關於禪宗是自利急證的、是不立文字和慢教的、是見我得解脫的等觀點有失公允；還認為印順法師誤解了禪宗的證果說：首先，印順法師認為禪宗中佛性等於神我的看法是錯誤的；其次，禪宗只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因此不能象印順法師那樣把禪宗視為小乘急證精神的復活；再次，禪宗深受《維摩詰經》不二思想影響，不厭生死、不欣涅槃，追求的是圓滿境界，即無住處涅槃，這種境界，不是印順法師「人人有我，見我得解脫」所能概括的。

尹邦志的論文《印順法師對密教的批判》主張依據大乘佛教的「法印」思想來衡定其人間佛教思想及對密教的批判是否合理。他指出，印順法師曾經確立了判斷佛法是否純正的標準：法性（實相），但在他的著述中並沒有很好地堅持。文中考察了三個問題：（1）從「人間佛教」的立場批判密教是否合法？（2）印順法師對於密教歷史的陳述，以及他對密教的歷史定位，是否有法性之理的依據？（3）印順法師以「真常唯心論」為密教的教理基礎，其論述有何特點？最後，他批判了密教源自佛教對印度等地文化的「圓融」的觀點，認為印順法師所談的「圓融」，並不是佛法的圓融，而是文化的圓融。二者的區別，在於是否脫離了實相（法性）的印證。即使以印順法師的「離邊中觀見」來衡量，絕對地說欲樂等密教方便不可以為道，也是「邊見」。因而，密宗亦非如法師所說，「無一可取」。

趙東明在其論文《反思印順法師對佛教宇宙觀的理解——及對「須彌山」、「娑婆世界」的科學性解讀》中試圖釐清佛典中「三千大千世界」作為宇宙基本單位的宇宙觀，以及與現代天文科學進行一嘗試性的比附，並藉此反思印順對佛教宇宙觀理解所存在的一些問題，以及可能導致的因過度強調人間性而狹隘了本來佛法的全幅面貌之缺憾。趙東明認為，關於大乘佛教的起源，並不是如印順所言「佛般涅槃所引起的，佛弟子對於佛的永恆懷念」，而根據如上所說的佛教宇宙結觀，大乘佛法，很有可能是佛陀對較高等級的諸天、人眾菩薩所說的，或是這些信佛的天、人眾菩薩自己說的，而不一定僅僅只是佛陀對人類說的。在他看來，印順法師所創建的「人間佛教」思想，是有極大時代貢獻的！但其某些看法，也許要做些修正，特別是這裡提及的宇宙觀方面。因為提倡「人間佛教」，而得出的將佛法完全人間化，可能進一步導致佛法狹隘化。

楊新宇在其論文《論印順法師的世界觀》中認為：「二十世紀是科學和唯物論高歌猛進的世紀，佛教也深受影響。二十世紀南傳佛教出了佛使比丘，日本佛教出了松本史郎，他們是唯物論滲入佛教的典型代表。他們使用佛教術語構造一種和唯物論沒有矛盾的佛教解釋。基本思路是把一切法無主宰、不常住、無自性之理當緣起或空。這種努力受到世間人和學術界的歡迎，……但這樣重新解釋之後，佛教已不是佛教。這叫『科學化佛教』，即『科學把佛教化掉了』。」楊新宇介紹了佛使比丘和松本史郎對佛教做的唯物論解釋，然後分析印順法師的思想，認為他的思想也有「科學化佛教」的色彩，他的有些著作明顯站到了世俗學者立場，甚至是佛教徒難以接受的。楊新宇指出，向唯物論靠攏，信仰已經沒有多少內涵，只是保留著佛教徒的名義而已。如果佛教徒都是這樣，那佛教的超越性也就沒有了，真的成了「人間佛教」。

存德的《印順法師凈土思想述要》以佛教凈土思想的起源和開展為中心，簡明扼要性的概括一下印順法師對佛教凈土義詮釋的現代價值和其理論上的缺陷。作者認為，印順法師從佛教發展的內因外緣上，本著人間佛教的精神為本，將大乘佛教佛教的凈土觀歸結為綜合了北洲式的自然，天國式的莊嚴清凈、兜率天宮式的佛菩薩說法而成，並對大乘的凈土思想作出了種種看法，特別是對中國凈土宗的信願稱名，帶業往生之易行道提出了批評，認為是出於經論之外，全屬人情的曲說，完全誤解了佛教的凈土真義。此文經過對印順凈土思想的梳理，指出了其論說的思想價值和不足之處，特別是印順對凈土宗的批評，帶有很大的片面性，從此可以看出印順並不諳熟凈土宗的祖德著述和說理意趣。

趙錠華在其論文《印順法師判教、中觀與台賢思想略探》中認為，印順法師從其最初對明清以來佛教衰弱的現狀疑問出發，終身致立於佛教教理教義的研究，其初心乃為維護佛教。但印順法師依「從現實世間的一定時空中，去理解佛法的本源與流變」方針去研究佛法時，其研究成果對漢傳佛教特別是台、賢、禪帶來了特別不利的影響。印順法師對佛教的判教思想受太虛大師影響，但其將漢傳佛教之台賢圓教判為真常唯心論，屬佛法之衰亡期，具有「天化」性，此以具有實化傾向來理解台賢圓教，實非台賢圓教義。台賢圓教思想來自禪觀，有極強的般若中觀作背景與前提，如天台的「破法遍」與華嚴「真空觀」，更依據於佛陀的根本法輪。太虛大師在當時就嚴厲地指正了印順法師此判攝。印順法師在中觀思想研究中取得了許多成果，其中觀思想發源於「三論宗」思想，但受中觀應成派影響，後又回歸龍樹智論。究其中觀思想與中觀應成派還是有所不同。印順法師的對佛法內義理解，以「緣起」為要義。但其對台宗「中諦」從《中論》文句考證出發，認為「違明文」，「違頌義」；另從其理解的智論文句推論出發，強烈質疑台宗提倡「三智一心中得」之正確性。這些對台宗傷害頗大。實際上考智論原文，「三智一心中得」確實為智論文句中義，台宗祖師未有誤讀。「中諦」即「中道第一義諦」之安立，台宗有《中論》「三是偈」為據，有經文出處，而且台宗所提「中諦」、「三智一心中得」更是祖師實修禪觀中所得，內義超言詮，印順法師僅從文獻考據出發是難以評定的。應該說，印順法師是近代來令人尊敬的解決佛教現存問題的思想探索者，但對待其研究成果中誤讀漢傳佛教台賢禪的思想，應予以糾正，現在的佛學研究應更積極地從正面來闡釋漢傳佛教台賢禪的思想。

張雲江《印順法師「達摩禪法是楞伽禪（如來藏禪）」說異議》指出，印順法師《中國禪宗史》認為達摩禪法是楞伽禪，乃至從達摩到慧能的傳授，實質為一貫的「如來（藏）禪」。張雲江認為，從早期史料來看，印順法師的觀點是成立的，不過此說明顯與後世如慧能、宗密、圓悟克勤等人對達摩禪的論斷有所衝突，因此他對此說持有異議。在他看來，「從慧能以及後世諸多禪師的論述中，我們可以推論，達摩在傳授如來藏禪法的同時，或有秘密傳承直指人心禪法的可能性存在，因為種種因緣，此種秘傳的禪法沒有留下文記，直到六祖之後，此種禪法才開始公開傳授。此種「雙軌並行」的機制，一直存在於中國禪宗的傳統之中。」

黃人二《〈心經〉研究——兼論印順導師〈般若經講記〉中的問題》：「我是閱讀印順導師著作長大的後輩，對導師，一直充滿著景仰之情。雖然，導師講解《心經》的時代較早，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夏天在雪竇寺所說，所以，雖然不免有可商議討論之處，但不影響我對導師的崇奉。」作者採用多語種對勘等方法，探討了印順法師《般若經講記》中的一些理解上的問題。

五、法藏法師的會議總結

會議的最後，法藏法師對會議的主要議題和共識觀點做了總結：

第一，印順法師以人本經驗理性主義為根本見。在這個科技時代，人本經驗主義、理性確實最容易被尚未具有宗教信仰的一般人所接受。因此它展現出來的人間佛教或者對教理的解說，能夠吸引任何初學佛的人。然而，以人為本的經驗作為根本，不夠完整，而且太狹隘。佛出現在人間，但不以人間為限。

第二屆佛教義學研討會「印順法師佛學思想：反思與探討」論文綜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