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爺犯了錯，老爺為啥總是要「請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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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中賈寶玉就挨過「家法」

文｜佟佳·額爾瑾

「一本正經說歷史」（ybzjlishi）授權轉載

在一些古裝劇中，少爺們犯了錯，老爺總是要「請家法」。這個「家法」通常是棍棒或者鞭子，「請家法」也就是要打少爺。那麼在中國古代，「家法」到底都指的是什麼？古人為何如此重視家法？

家法的起源

家法，即家族法規，是調整家族或者家庭內部成員人身以及財產關係的一種強制性規範。它是中國宗法社會的特殊現象，是古代法律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在強調群體利益的中國社會裡，齊家這一環節的重要性可想而知，齊家之後才能治國平天下。各家族對族人子弟的教育相當重視，勸誡子弟要敦學、修身、立志，而督促族內子弟上進的措施便是通過家法族規來實現。每個家族幾乎都有家法與族規，存在於各地各姓的家譜與宗譜中，構成了家族文化的重要內容。

中國的第一部家法究竟發端於何時，現在已經無法確切考證。宋人王讜《唐語林·德行》中提到唐朝的家法：「開元天寶（713-756）間傳家法者，崔沔之家學，崔均之家法。」

最早的成文家法是唐昭宗大順元年（890），九江郡清陽縣（今江西德安）義門陳氏家長陳崇創立的《義門家法》33條。

其實，原始氏族社會時期，就已經有了「族規」，只不過那時的族規還不是一個家族的規矩，而是一個氏族公社的規矩，圖騰禁忌就是一種族規，是一種氏族內部的約束力量。

歷代都有「家誡」、「家訓」問世，先秦時期數量極少，漢朝時略有發展，兩漢時期，東方朔、鄭玄、諸葛亮、嵇康等許多名人，或撰有「誡子」，或撰有「家誡」、「女誡」、「清誡」、「誡盈」、「起居誡」等等，皆有家誡家訓傳世。

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則形成一個高潮，此時世族、士族的勢力很大，世家大族由貴族家庭成員與依附他們的親族或家奴組成，世家大族內部關係不平等，因此依靠一般社會禮法制度約束子弟與部曲，並不需要另立對家族成員具有同等約束力的族規。

南北朝時期，處於亂世中的士大夫熱衷於撰寫家訓，家法逐漸演化為禮法，教條化為家規。北齊顏之推是儒者，又崇佛法，他撰寫的《顏氏家訓》最為典型，「古今家訓，以此為祖。」其文重在道德教導，兼含規範約束，目的在於「整齊門內，提斯子孫」，內容則涉及家族生活的各個層面。

《顏氏家訓》書影

南北朝時期開始的撰寫家訓的熱潮，在此後的年代裡並未降溫。在大量撰寫家訓時，有些家長擴充了其內容，除了告誡子孫，為他們指明為人之道，同時還對於不按家訓行事的不孝子孫規定了懲罰的具體辦法。

因此，「正面教育」式的家訓開始分流，一類沿著傳統的體例，繼續作為純粹的家訓，如宋代袁采、陸遊等人所著的「家訓」、「世范」等；另一類則轉化為具有強制執行性質的家規，如司馬光的《居家雜儀》，增加了懲罰規定。

《蘇氏家語》載：北宋范純仁娶婦，傳說新婦以綾羅為帷帳，其父范仲淹說：「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當火（燒毀）於庭。」范仲淹說的家法是否是成文的家法，就無從考證了。

北宋開封府尹包拯的家訓十分簡約，但其中明確規定，「後世子孫仕官，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若孫也。」這既是家訓，又是家法。

作於唐昭宗時的江州陳氏《義門家法》是較早的關於家法的書。陳氏是陳後主的弟弟，唐朝前期遷居江州德安縣太平鄉常樂里永清村，在這裡建書堂，撰家規，世代聚族而居，至宋仁宗嘉祜七年（1062）奉旨分家時，已同居十餘代，歷時230年，全家有3700多人。

由於陳氏家族自南朝陳朝始，世代同居，人丁繁盛，所以需要建立這樣一套比較適用和完善的家族管理機構：如設立掌握賞罰的庫司、掌家內外諸事的主事、掌男女婚姻的開勘司、建立司家刑的刑杖廳和掌教育的書堂、學院等等。

其他條文規定了家族內人員的權利、義務和應遵守家法的規則，對違反家法的行為應處的刑罰，包括杖刑、剝落衣裝、歸役等。

家法的演變

由唐至宋，宗族組織普遍，家規由一家一戶的家訓，轉變成專門約束家庭成員的規章。這個時期，儒學復興，理學盛行，家族法的倫理性也進一步得以加強。

家族建祠修譜，訂立家法族規、義莊規範十分普遍，特別在江南各地，尤其如此。名臣歐陽修、蘇洵重修家譜成為當時社會的榜樣，家譜中的「譜例」則成為家族法中新的重要形式，如司馬光的《居家雜儀》、朱熹的《家禮》等。

無錫蓉湖吳氏宗祠

朱熹訂立《朱子家禮》時，將《居家雜儀》內容盡收其內，內容多以訓誡、規勸的形式要求子孫家人敬老愛幼，家人和睦、為人忠信仁義等等。

同時，又用四個條文規定了家內僕人違反行為規則要處以刑罰：男僕人對主人要忠信，能幹家事，不能有欺詐、背公、徇私、盜竊的行為，做得好者「重其祿」，違反者「杖之」、「逐之」；女僕人不能「兩面二舌」、「飾虛造讒」、「離間骨肉」，犯者逐之等等。

制訂於元代中期的《盤古高氏新七公家訓》，多處提到「家法」、「家規」，而作者的本意是將其與「家訓」作為同義詞來使用，可見在家訓向家法族規轉化的初期，家訓、家法、家規在時人心目中並無根本性的區別。

高氏家訓中既有正面教育的開導訓誡，又有強制性的懲罰。如在「重祭典」條中，對於賣祭田、祭器，伐墳木，毀墓石，廢時祭等行為，「皆重懲之，毋得容隱」。

在「戒淫盜」條中，則「少有干犯，即當痛責」，「致若犯劫盜之罪案，經族正會議，立予除名，不準入譜」。這幾份家訓的內容中，顯示出了家訓向家法族規演化的軌跡。

明清時期的家法

明清時期是家法族規的普及時期，家法族規進入尋常百姓家，特別在明代中期嘉靖、萬曆年間以後。

此時已經度過了大約一個多世紀的休養生息，明初一夫一妻的小家庭已發展成數十口直至數百口的宗族。這些宗族又建造宗祠、纂修宗譜等，因而有了訂立家族規範的需要。

明朝以前訂立的家法族規，對於違反家法族規的子孫的懲罰，相對較輕。進入明朝後，隨著家法族規的嚴密、完善，並因宗族人口的不斷增多，族人之間的血緣關係越來越疏遠，對於違反家法族規者的懲罰，已經有了加重的趨勢。

明初的家法族規，諸如曹端的《家規輯要》等，已經將處死列入家法族規之中。如，犯有淫亂行為的婦女，要逼令自盡。到明朝後期，家法族規中的懲罰辦法逐漸增多，懲罰力度逐漸增強。

有些家族甚至對於一些很小的事情，也大動干戈，加以重懲。如撰寫於萬曆三十八年（1610）的廣東五華繆氏《家訓》規定，對搬弄是非的「小家婆婦」，須「重治而禁絕之」。

清朝很重視和學習漢文化，特別重視家法族規的齊家束族治世的巨大作用。因此，清初順治皇帝學習明太祖朱元璋頒「聖諭」六條，為家法族規制訂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

緊接著康熙皇帝在「聖諭」六條的基礎上，又頒影響更大的「聖諭」十六條。由於最高統治階級的提倡和重視，因此，掀起了清代家法族規制訂的又一個高潮。無論旺族大宗或是寒門小姓，都制訂自己的家法族規。

這一時期的民間家法不僅更嚴密，而且系列化，出現了大量單一性的規範，有《族祭項條例》《義田總例》《敦親項條例》《恤族項條例》《應試項條例》《垂裕歲修項條例》等十多種單項規範。

到清朝中期，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人口急劇增長、宗族擴大，致使不少宗族的尊長發出「族繁矣」的感慨。人口激增而生產並未相應的發展，無論城鄉都出現了眾多的無業游民，又使尊長們為族眾「良莠不齊」而憂慮。許多家庭和宗族將制定和強化家法族規作為防止家族衰敗的良方。基於這兩方面的原因，家法族規於此時進入全盛時期。

與之相對應的是，家法族規中的懲罰方式也大大增加。諸如涉及財產的懲罰方式，常見的有罰錢、罰戲、罰祭、罰香燭、罰錫箔，等等。同時，對於違反家法族規者的懲罰強度也明顯加重。

在此之前，所能見到的要被家法族規處死的只有淫亂婦女，且以逼迫她們自盡為主。而在此時，不孝、偷竊、搶劫，在有些宗族中甚至是出家為僧、為尼，都會被宗族處死。處死的辦法也增加了較逼令自盡更為殘忍的活埋、沉潭等多種。

晚清特別是民國後，受到西方文化的衝擊，對於「家法」的秉承越來越鬆散。新中國成立後，國家在立法上對個人權力進行維護，「家法」這個詞漸漸地也只有在電視屏幕上才能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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