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濤：兩張魯迅照片 注錯長達四十年
[摘要]這個錯誤從1976年算起，也有40年了，但是一直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
1982年7月27日的《人民日報》刊登的《魯迅與淺野要》一文的複印件，文章配發的照片就是文物出版社1976年出版的《魯迅》照片集中的第102幅照片，但是這張照片在收入《魯迅》照片集時被編者（周海嬰，裘沙）修掉了淺野要，成為魯迅的單人照片。
《日本評論》雜誌十一卷四號（1936年4月）上刊登的原勝（淺野要）的《緊鄰魯迅先生》文章的掃描件，從該文配發的魯迅照片下面可以看到「昭和十一年一月，筆者攝影」的說明文字，從而可以確認《魯迅》照片集中的第100幅照片就是這張照片，所以這張照片的拍攝者是淺野要，拍攝時間是1936年1月9日。
作者：葛濤
自文物出版社在1976年8月出版《魯迅》照片集以來，國內陸續出版了多部關於魯迅的照片集，以及多部關於魯迅的圖文書等，雖然這些關於魯迅的照片集和圖文書都是一些著名的魯迅研究專家或者是各地的魯迅紀念館等權威機構編撰的，但是遺憾的是，有兩張魯迅的照片經常被注錯了拍攝時間和拍攝者，這個錯誤從1976年算起，也有40年了，但是一直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
一、北京魯迅博物館在1976年編輯並出版的《魯迅1881——1936》照片集中首先注錯了兩張照片
文物出版社在1976年8月出版了《魯迅》照片集,署名是北京魯迅博物館編輯，但實際的編輯者是周海嬰和裘沙。在該書的「照片說明」部分，對第100幅和第102幅照片作了如下的注釋：
（100）大病初癒後在大陸新邨寓所門前所攝之一（5.5x4）
1936年3月23日攝於上海史沫特萊攝
三月「二日曇。……下午驟患氣喘，即請須藤醫生來診，注射一針。」
「八日星期。晴。風。上午內山君來訪，並贈花二盆，未見。……須藤醫生來診，雲已痊癒。」
「十一日雨。……為白莽詩集《孩兒塔》作序。」
「二十三日清。上午收《改造》（四月分）一本。……下午史女士（註：史沫特萊）及其友來，並各贈花。得孫夫人信，並贈糖食三種，茗一匣。夜譯自作日文。」
《魯迅日記》
「倘能生存，我當然仍要學習……」
《且介亭雜文末編·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
（102）大病初癒後在大陸新邨寓所門前所攝之二（5.5x4）
1936年3月23日攝於上海史沫特萊攝
編者在「後記」中說：
本書彙輯了魯迅的一一四幀照片（包括局部放大的十二幀）。考慮到這些照片的極其珍貴和保存之不易，編輯過程中，除個別照片有所剪裁外，即使同一時間、地點而只是拍攝角度有少許差異者也盡量收入。為了有助於理解這些照片的背景和意義，在現存魯迅手稿中選錄了部分段落影印；並根據《魯迅日記》和有關材料，對每幀照片的拍攝時間、地點等作了初步的調查和考證，作為照片說明供讀者查閱。
因為這部《魯迅》照片集是國內首次出版的關於魯迅的照片全集，加上又是權威的魯迅研究機構北京魯迅博物館編輯的，所以該書影響廣泛，其中的一些魯迅照片經常被各種相關圖書轉載。其中編號100和102的兩幅照片不僅被各種關於魯迅的圖書廣泛引用，而且也常在各地魯迅紀念館製作的魯迅展覽中進行展示。
二、陸曉燕在1982年發表的《魯迅和淺野要》一文首先糾正了魯迅和淺野要合影照片剪掉淺野要的錯誤，並在1984年發表的《緊鄰魯迅先生》一文的「譯者後記」中再次糾正了這兩張照片的注釋錯誤
北京魯迅博物館的陸曉燕以「曉燕」為名在1982年7月27日出版的《人民日報》上發表了《魯迅與淺野要》一文（同時在該文的左邊配發了魯迅和淺野要的合影照片），指出：
魯迅先生與日本學者淺野要先生的友誼，過去一直不為人所知，魯迅與淺野要的這張合影（見左圖）也因此在發表時，僅剩下了魯迅一人。最近筆者查閱了1936年的《日本評論》雜誌，在其中不僅找到了淺野要的形象，確認左邊的這張合影中，站在魯迅身旁的就是淺野先生，而且還找到了淺野要以原勝署名發表的《緊鄰魯迅先生》一文。
……
1936年1月，當淺野先生離開上海前夕，魯迅曾親筆抄錄了杜牧的七絕《江南春》一首相送；而淺野先生則把自己為魯迅所照的像片和他們一起合影的像片送給魯迅留作紀念。
淺野先生回國後，立即在《日本評論》雜誌十一卷四號（1936年4月）上，發表了他為魯迅拍攝的照片，魯迅贈送的墨跡以及他自己的回憶文章。
雖然《人民日報》擁有廣泛的影響力，但是不知何故，陸曉燕的這篇文章很少被魯迅研究者提到，因此，她對《魯迅》照片集中那張被剪掉淺野要的合影照片的更正也就沒有能夠在魯迅研究界傳播開來。
1984年11月，陸曉燕又在北京魯迅博物館編輯的《魯迅研究資料》第14輯上發表了譯文《緊鄰魯迅先生》，並在這篇譯文後面附錄的「譯者後記」中介紹了這篇文章的原作者日本人原勝和魯迅交往的情況，特別指出《魯迅》照片集中第100幅和第102幅照片都注錯了拍攝時間和拍攝者：
本文作者淺野要先生（筆名原勝），1908年出生於日本東京。在舊制松山高中學習期間，因為參加左翼運動而中途退學。以後，他研究中國的政治經濟問題，曾任日本改造社駐中國的特派員。在上海時期，他曾住在施高塔路大陸新村八號，與魯迅先生成了一壁之隔的緊鄰，並且常來常往。
魯迅先生與淺野先生的這段友誼，在國內一直鮮為人知。《緊鄰魯迅先生》一文，是1936年4月，淺野先生髮表在《日本評論》雜誌十一卷四號上的回憶文章，與此篇文章同時發表的，還有本文作者為魯迅先生拍攝的照片一幅，以及魯迅先生贈與的錄唐朝詩人杜牧的七絕《江南春》墨跡一幅。
很清楚，刊登在《日本評論》雜誌上的這一幅魯迅墨跡，正是《魯迅日記》1936年1月9日提到的「下午淺野君來，為之寫字一幅」；而魯迅照片，卻正是1977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魯迅》像冊中的第100幅照片。兩幅照片的不同之處在於，《日本評論》雜誌上發表的魯迅像的左側，有手寫體的「魯迅」二字。
《魯迅》像冊中第100幅照片旁的說明判斷此照片為魯迅「大病初癒後」，「1936年3月23日攝於上海」；在像冊後的《照片說明》中又進一步說明此照為「史沫特萊攝」。以上這些說明文字均不確。根據《日本評論》雜誌上記載，此照應為淺野先生攝，而且攝於「昭和十一年一月」，即1936年1月。這時候的魯迅先生尚未大病。
又，像冊中的第102幅照片旁的編者說明，與第100幅的相同。事實上，這是一張魯迅先生和淺野先生的合影。淺野先生在前文中提到他已經收拾好行裝準備回日本，文末署明的日期為三月五日，那麼他應該在2月底以前離開上海。再則，根據1936年10月12日的魯迅日記記載，當淺野先生又一次到上海來的時候，並沒有見到魯迅先生。因此這張合影不應晚於1936年2月底。不過，根據第100幅照片與第102幅照片上魯迅先生的服裝相同，而且地點也相同這一點判斷，兩張照片很可能攝於同一天。
應當說，陸曉燕已經正確地指出了《魯迅》照片集中的這兩張照片注錯了拍攝時間和拍攝者，但是，很遺憾，這個更正雖然發表在魯迅研究領域的重要刊物上，但是依然沒有得到魯迅研究界應有的重視，以致《魯迅》照片集對這兩張照片的錯誤的注釋直到現在仍然被一些關於魯迅的圖書引用（如林賢治於2003年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魯迅的最後10年》一書中，不僅用魯迅在大陸新邨寓所門口的留影作為封面，而且又在該書第199頁再次選用這張照片作為插圖，該書對這張照片的說明文字是：1936年3月23日，魯迅大病後攝於大陸新村寓所門口。），甚至也被北京魯迅博物館和上海魯迅紀念館現在正在展示的魯迅生平基本陳列中引用（如北京魯迅博物館現在的魯迅生平陳列中對這張照片的說明文字如下：1936年3月23日，大病初癒後在大陸新村寓所門前所攝，史沫特萊攝。上海魯迅紀念館現在的魯迅生平基本陳列中對這張照片的說明文字如下：1936年3月，大病初癒後在大陸新村寓所門前所攝。）。
三、周海嬰和裘沙在1997年發表的回憶這本《魯迅》照片集出版過程的文章中指出了編號100照片剪掉了淺野要
人民文學出版社張小鼎編審在1997年7月30日的《中華讀書報》上發表了《真假照片背後的故事》一文，指出文物出版社在1976年出版的《魯迅》照片集中有三幅照片分別剪掉了林語堂、伊羅生、孫福熙，並作了訂正。對此，《魯迅》照片集的實際編者周海嬰和裘沙在1997年9月4日的《中華讀書報》上發表了《一部在逆境中誕生的文獻》一文對《魯迅》照片集的編輯和出版過程進行了介紹，並說明書中有8幅照片進行了剪裁：
這部照片集，經剪裁和塗抹的照片共8張，佔全集102張的7.8%。被去掉的合影者共7人，除張小鼎先生文章所列舉的林語堂、孫福熙、伊羅生、姚克和周作人這5人之外，尚有李濟之和日本友人淺野要等2人。其中林語堂被去掉3次，周作人2次，其餘5人各1次，共10人次。這8張照片，按照被處理情況可分三類。一類，因需要去掉的人在照片的一邊，就乾脆把照片的那一部分剪掉了。這樣處理的照片一共4張。它們是，第29圖和第30圖那兩張魯迅和愛羅先珂等人的合影，都是因為有周作人而被切掉的；第89圖剪掉了姚克；第102圖剪掉了淺野要（因當時怎麼也查不到他的姓名，剪掉了以防萬一）。
從上述內容可以看出，周海嬰和裘沙在1976年編輯和出版《魯迅》照片集時，之所以把魯迅和淺野要的合影剪掉淺野要，是「因當時怎麼也查不到他的姓名，剪掉了以防萬一。」但是，周海嬰和裘沙雖然在1997年發表《一部在逆境中誕生的文獻》這篇文章時已經知道這個和魯迅合影的人是淺野要，不過他們只說明了魯迅和淺野要合影的這張照片剪掉淺野要的事情，沒有意識到他們所注釋的這張照片的拍攝時間和拍攝者也是錯誤的。
四、《魯迅家庭大相簿》《魯迅影像故事》《魯迅像傳》等圖書在收錄這兩張照片時都存在一些錯誤
魯迅之子周海嬰撰文的《魯迅家庭大相簿》（同心出版社2005年出版）在第54頁收錄了魯迅和淺野要的合影，並對此照片作了如下的說明：父親與某記者合影。很顯然，這個注釋是不太準確的，因為周海嬰和裘沙在1997年發表的《一部在逆境中誕生的文獻》就已經說明這張照片中與魯迅合影的人淺野要，因此，這張照片的文字說明應當是：父親和日本記者淺野要合影。另外，在該書第71頁還收錄了魯迅在大陸新邨寓所門前的照片，並對此照片作了如下的說明：父親的病有了些許的緩和，便在1936年3月23日大陸新村寓門口留影。需要指出的是，這張照片的說明文字不僅拍攝時間是錯的，而且說明中的「父親的病有了些許的緩和」這些文字也不對，因為魯迅在1936年1月9日拍攝這張照片時從魯迅日記中可以看出魯迅這時沒有生病。
青年作家趙瑜撰文的《魯迅影像故事》（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出版）收錄了魯迅的這兩張照片。該書在第223頁收錄了魯迅和淺野要的合影，說明文字為：1935年，魯迅與某記者合影。該書雖然收錄了這張照片，但是大約趙瑜不知道這張照片中的「某記者」是誰，所以並沒有在書中介紹這張照片背後的故事。需要指出的是，該書在這張照片的說明文字中所註明的拍攝時間是錯誤的，應當是1936年1月9日，魯迅和日本記者淺野要合影。
另外，該書在第228頁收錄了魯迅在大陸新邨寓所門前的照片，又在第229頁收錄了這張照片的局部放大的照片，所附的說明文字相同，內容如下：1936年3月23日，魯迅病情些許的緩和後，在大陸新村寓所門前留影。由此，作者用《病中的魯迅先生》為題用一個章節來介紹這張照片背後的故事：
1936年3月中下旬開始，魯迅因為胃口不好，體重下降得厲害，在《魯迅日記》里須藤醫生看病的紀錄幾乎每天都有。正是此時，美國女記者史沫特萊請來了美國醫生托馬斯·鄧來珍視，最後美國醫生的結論是魯迅先生患了結核性肋膜炎，而且因為積累較久，魯迅的肋膜里已經有了少量的積液，如果要治癒此病，必須要馬上抽出液體，不然便會有生命的危險。
魯迅在1936年1月9日拍攝這張照片時並沒有生病。很顯然，趙瑜不知道這張照片的準確的拍攝時間和拍攝時魯迅的身體情況，由此弄錯了這張照片背後的故事，並洋洋洒洒的以此照片為主寫了魯迅在1936年3月患病之後的故事。
黃喬生撰寫的《魯迅像傳》（貴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也收錄了魯迅的這兩張照片。該書在第286頁收錄了魯迅與淺野要的合影，但是說明文字是：魯迅與梁得所合影，約攝於1934—1935年。並由此以《記者》為題，介紹了魯迅與梁得所的交往情況：
魯迅與《良友畫報》記者梁得所的這張合影，約攝於1934—1935年。
梁得所離開《良友》後，編《大眾畫報》《時代畫報》《小說》半月刊等。另闢新地的他再次找到魯迅，尋求支持，是在情理之中的。
這張照片的說明一直語焉不詳。從照片上魯迅的形象看，與1928年初梁得所擔任《良友畫報》記者時所拍攝的魯迅在書房的照片（見本書202頁）差距較大。在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魯迅》照片集上，左邊梁得所的形象被剪掉，只剩下魯迅，解說文字是「大病初癒後在大陸新村寓所門前所攝之二，1936年3月23日攝於上海，」顯然是錯誤的。將這一張同前面的「之一」相比，魯迅的形象差距也較大，第一張病容很重，第二張應是在第一張之前若干時日拍攝的。
1934年7月4日魯迅日記中出現了梁得所：「上午得梁得所信並《小說》半月刊。」
梁得所在信中可能向魯迅求字，於是，1934年7月14日，魯迅「以字一小幅寄梁得所」。魯迅寫的是一首七言絕句。梁得所將其刊於本年8月1日出版的《小說》半月刊第五期。
詩云：明眸越女罷晨妝，荇水荷風是舊鄉。唱盡新詞歡不見，旱雲如火撲晴江。
此詩原為《贈人二首》之一，1933年7月21日魯迅曾書贈日本友人森本清八。這張照片應該是梁得所離開《良友》之後，離開上海之前拜訪魯迅時，與魯迅的合影。
周海嬰的《魯迅家庭大相簿》把這張照片說成「父親與某記者合影」，沒有指出「某記者」是誰，黃喬生大約受到周海嬰的這一說法的影響，雖然正確地指出「這張照片的說明一直語焉不詳」，但是錯誤地把「某記者」說成是《良友畫報》記者梁得所，並由此介紹了魯迅與梁得所的交往情況。其實，淺野要和梁得所兩人的面貌截然不同，很容易區分。在認錯照片中人物情況下，對這張魯迅照片所作的解讀顯然就是錯誤的。
另外，該書第327頁收錄了魯迅在大陸新邨寓所門口的留影，說明文字是：魯迅大病後在門前留影，攝於1936年3月23日，史沫特萊攝。並以《病中》為題用一個章節介紹了此照片背後魯迅患病後的生活和戰鬥情況。
進入1936年春天，魯迅的身體逐漸衰弱，疾病糾纏不去；而文壇上的波譎雲詭，左聯內部的明爭暗鬥，讓他心緒敗壞；手頭的工作越積越多，而他又急於完成。這幾方面的因素交相侵逼，加速了他的死亡。
如上所述，這張照片是淺野要在1936年1月9日拍攝的，當時魯迅還沒有生病，所以以此照片為由介紹魯迅在1936年3月初生病後的生活和戰鬥情況，顯然是不合適的。
五、魯迅研究工作和魯迅普及工作都需要弘揚魯迅所提倡的「認真」精神
為了核實這兩張照片的拍攝時間和拍攝者,筆者近日請日本學者秋吉收教授幫助掃描了《日本評論》雜誌十一卷四號（1936年4月）上刊登的原勝（淺野要）的回憶魯迅的文章，從該文配發的魯迅照片下面可以看到「昭和十一年一月，筆者攝影」的說明文字，很顯然《魯迅》照片集中的第100幅照片就是這張照片，它的拍攝者是淺野要，拍攝時間是1936年1月9日（從魯迅日記所記淺野要辭行的時間是1月9日，可以推斷拍攝這張照片的時間是1月9日）。
魯迅曾對內山完造說：「中國即便把日本全盤否定，也決不能忽視一件事——那就是日本人的長處——認真。無論發生什麼事，這一點，作為中國人不可不學。」從上述《魯迅》照片集和部分魯迅研究圖書，以及各個魯迅紀念館的魯迅生平基本陳列中對這兩張魯迅照片的錯誤的注釋和解讀的狀況，可以看出不僅魯迅研究工作需要嚴肅認真的研究態度，而且魯迅的普及工作也需要嚴肅認真的工作態度，這樣才能避免一些完全可以避免的錯誤，把較為真實的魯迅傳播給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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