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南研究的問題意識
來源:網路
文趙軼峰
原文載《歷史與社會文摘》2016年第3期,注釋從略。
區域史理論與方法
明清江南研究的問題意識
趙軼峰
明清江南是一個範圍廣大的領域,可以運用諸多理論、方法來研究,以了解明清五六百年間江南地區所發生的歷史事實為目的,包括人物、事件、制度構成的直觀事實,也包括文化、結構、趨勢構成的深層事實,不可能用單一的理論完全統攝、周至說明。近年來有幾種相關論說在明清江南研究中產生了較大影響。20世紀70年代末,伊懋可提出了關於明清時代中國進入「高水平陷阱」的說法。他認為,明清中國陷入了「農業技術發展導致人口增加—人口增加消耗技術發展收益—為增加收益而提高技術—提高技術的結果造成人口增加」的循環。他所說的高水平農業技術和高密度人口狀態,集中體現在江南。稍後,黃宗智提出與之相類的「內卷」說,也以江南為主要範例,認為明清之際體現在單位面積產量增加的經濟增長,主要通過人力密集投入實現,雖有產出總量的增長但沒有人均生產力的增長,所以中國經濟進入了一種「沒有發展的增長」狀態。彭慕蘭提出「大分流」說,認為直到18世紀後期以前,中國江南與同時期的英格蘭處於同樣發展水平,其後西方藉助新大陸開發、海外殖民、煤礦開採而率先進入近代工業化歷程,中歐歷史由是而分流。在比較具體的層面,伊懋可認為中國經濟由於人口壓力而進入水平循環陷阱,這就把其論說又歸結為對中國社會發展停滯的一種經濟學解釋,所以沒有擺脫停滯論。黃宗智是三位研究者中較多運用實證材料的學者,但他的分析方法中也包含許多問題,對明代江南地區直接考察的一些經濟數據不堅實。彭慕蘭的大分流說有明顯的擺脫西歐中心主義傾向,但運用原始文獻所做的分析最少,主要通過對其他學者已有研究的選擇性梳理和模式化分析立論,帶有更強的經濟理論支配性。這些情況提醒我們,理論、模式分析既具有深入剖析的功能,也常常把問題簡單化,必須放到歷史事實系列中去衡量。
江南研究之所以在所有區域性研究中受到最多的關注,最主要原因是江南作為帝制時代後期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可能包含著中國社會總體變革的早期因子。中外史學界都迴避使用資本主義萌芽這個概念,而採用類似近代化、現代化、近世、市場經濟、早期工業化等作為核心概念。但這類研究並沒有根本轉變研究的指向,追問的還是現代經濟模式或要素在中國的表現及其意義,只是剔除了傳統資本主義萌芽研究的核心用語和若干預設。江南研究中運用近代、近世、現代、近代社會以及資本主義經濟、近代經濟、早期工業化等作為核心概念的大量研究,所追問的都是現代性問題,或鮮明,或曖昧,而概念越曖昧,越難以將問題論證清晰。近代和現代在英語里本來是一個詞,因而核心內涵是同樣的,而漢語里的近代和現代分界線是政治事件為標誌和政治史取向的,因而在劃分時代的時候局限性很大。如果把問題直接安置在現代性發生層面,馬上就會發現,這是一個綜合性問題,不是純粹經濟史問題。明清江南乃至整個中國湧現出比以前時代更多的具有現代性的社會要素,但沒有形成現代社會各種要素綜合運行的總體環境。這是一種雖然商品經濟相當發達,但沒有科技革命,因而不能發生真正意義上的工業化,也沒有發生從臣民社會向公民社會的組織改造及相應的觀念變革,社會秩序在久已存在的「帝制—官僚—州縣」體制框架內繼續運行的結構狀態。明清中國的這種包含著現代性,主要是經濟現代性,但並不整體走向現代化的社會形態稱之為帝制農商社會。在這種社會結構狀態中分析現代性因素的情狀,會幫助我們透視這種社會結構的機理,通過找尋和分析其現代性因素情狀,來論證明清中國與歐洲歷史的同步性、類似性,則只能達成模糊的結果。
明和清前期設有江南布政使司,所以江南在很多情況下指的是江南行政區。但這種行政區劃範圍即使在當時,也是與通常話語中的江南指稱範圍並行的。在明清通常話語中,江南主要指太湖水系的蘇、松、常、寧、杭、嘉、湖,包括從蘇州划出的太倉州八府。這顯然是一個環境與經濟、社會要素綜合的概念,江南研究作為區域研究與更大範圍的關聯及整體性研究常常被忽略。江南不是獨立運行的,研究者既不能假定江南可能因其經濟發達而自行進入另一種社會體制,也不能假定江南社會可能會因相對發達而單獨走得很遠,更不能假定江南的諸如「過密化」之類的問題不會因為區域外因素而緩解。明清江南研究,既是區域研究,也是中國研究的一部分,在擴大的視野下,有些已經觸及的問題似乎還可以更加深入研究。明清江南和其他地區相比,與明清中國的帝制體系之間的關係更為複雜,而論證這種關係的研究並不多見。此外,如果明中葉以後很長一段時期,江南是中國的製造業中心,那麼由於同時中國與外部世界發生著很大規模的貿易,江南也是那個時期世界製造業的一個中心,江南製造在那時就已走向世界,然而我們對江南製造的世界影響如何,所知朦朧。
最近,「新清史」成為歷史學界的一個重要話題。江南恰好折射出新清史的盲點,新清史家可能需要認真對待族群國家的歷史事實,而不是把單一民族國家作為唯一形態的國家,江南研究也應該在這個層面把明清易代納入視野。清朝入關是通過武力的,清朝統治也是運用武力的。江南特別頑強地抗清,不僅因為江南士大夫對明朝的政治忠誠,也因為江南作為文化精英彙集之地,對中原文化認同,更為自覺而與塞外民族更疏遠。清朝統治者看到這種文化差異,在強制剃髮的同時表示尊崇儒學,承繼明朝之統,襲用《大明律》,行用漢字,開博學鴻詞科,編輯中華文化典籍。高壓、妥協、融匯種種策略都運用出來。因為江南的重要地位,清朝還執行了一些針對江南的特殊政策。以往學者對相關的歷史事件、人物、現象都做過研究,但是以一種統攝性的概念把江南在清代多民族國家認同演進中的特殊角色以及清代江南人對清朝合法性認同的複雜歷程論證透徹,卻是尚未完成的事情。
江南社會史研究源遠流長、成就斐然。費孝通、潘光旦對江南社會的研究為整個中國社會史研究樹立了樣板,至今影響不衰,而晚近的研究則益發精細深化。從身份角度看,江南士紳與其他地區的士紳一樣是帝制體系的社會派生物——無論特定士紳是以官謀財,還是憑藉財富力量獲得士紳身份,都不曾改變這種性質。士紳處於頂端的社會分層結構,在江南商品經濟繁榮發展中,伴隨著低賤人群緩慢膨脹的常態化。也由於這種性質,明清兩代江南士紳並不構成對既有國家體制的挑戰力量,而是支撐力量。晚清民初大規模革命運動中,江南經濟、文化依然最發達,而該地士紳階層卻沒有成為革新人才的溫床,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於這個原因。士紳在明清江南社會肯定比其他人群擁有更大的社會權益和支配力,相關的研究已經非常豐富。但是,關於士紳社會支配力運行的機制、本質與歷史含義,見解仍有不同。江南士紳既沒有成為現代公民社會的基礎,也沒有成為其他勢力控制江南的工具。清代江南社會分層體系與京畿一帶相比還有一種明顯差別,就是清政權帶入中原的八旗貴族集中處於京畿一帶,江南不多但非沒有。他們完全依附帝制體系,傾向於消費財富,在知識領域也無普遍追求。此類人群在江南社會環境中如何演化,與士紳之異同如何,在江南社會支配人群中居於何種地位,江南區域支配人群與其他地區支配人群的差異等等,也是有意義的課題。(完)
作者單位:東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摘自《探索與爭鳴》2016年第4期,原文約9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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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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