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恨：當年如果聽了這位老人的話，北京今天還是記憶中美麗的古都

2012年7月28日，著名民間古城保護者華新民在微博上貼出了一篇名為《北平之水道》的文章，這是她的祖父、曾經擔任過北平市工務局局長的華南圭於1928年寫就的，精密論述了京城水系的歷史源流和治理設想。「他生前一直在主張和推動治水」，華新民寫道。

在此一周前，北京因一場特大暴雨導致重大傷亡。一座「國際大都市」何以如此不堪一擊，令人疑竇叢生。華新民貼出的這幾頁關於治水的泛黃舊文，很快引發了人們的共鳴。

一百年前，從法國留學歸來不久的華南圭翻譯了一本名為《法國公-民教育》的小書，其中介紹，法國的市政建設中有一個崗位，名為「嚮導者」，其職責為「指示某處道路宜修，某處橋樑宜築」。彷彿是一個預言，華南圭在此後半生歲月中，都在為中國城市做著「嚮導者」的工作——用「人」的尺度。

「予之條陳只一字，即人字是也」

1928年6月，隨著南京國民政府北伐成功，奉系軍閥把持的北京政府倒台。隨後，國民政府決定將北京改名為北平特別市。7月，華南圭正式就任北平特別市工務局局長一職。

在9月13日發表的《北平特別市工務局組織成立宣言》中，華南圭講了一件近日發生的事情，他說，上個月眾多要員名流匯聚京城，不乏他的老朋友，其中有人就問他有什麼條陳要上報，華南圭先說「有」，又說「沒有」，又說「有而無、無而有」。朋友不解其意，他解釋道，「予之條陳只一字，即人字是也。得人則無所用其條陳而事無不舉，不得人則雖有旋乾轉坤之良策，適足召禍國害民之惡果。」他認為既然如此，又何必在條陳上饒舌呢？

在同一篇文章中，他提出了上任之後七項要務，全部與普通人的生活休戚相關：一須將古迹大加修繕；二須使全市不見灰土，且有優美之車道及步道；三須使全市有充分之水量；四須擴充大小干枝暗溝；五須擴充電力；六須浚河築閘；七須設遊藝消遣場。

七項中有三項是關於水的，可見治水是華南圭市政方案的重點。

當時，北京水環境已經開始衰退，最為典型的當屬玉泉水系。玉泉山泉水是北京近八百年來唯一持續供水的地表水源，在整個清代一直是御用水，並且涵養著北中南「三海」和頤和園的昆明湖。然而，在華南圭主持市政時期，玉泉水系已經「分布不敷、乾涸更見」，以致城內的淤水都無法沖刷。

為此，在華南圭短暫一年任期中，北平特別市工務局主持了對北京郊區水源的一次系統的調查，提出整治永定河、修建官廳水庫，他本人還親自製訂了《玉泉源流之狀況及整理大綱計劃書》，除了修閘挖溝、引進永定河水等措施外，該計劃特別針對水系周邊水田過多的現狀，提出統一管理機構，做好清丈用水地畝面積、整理水田徵收辦法，以免「源乏用廣、顧此失彼」。

然而，這項工作遇到種種阻力沒有實行。在1932年於清華大學的一次演講中，華南圭言辭激烈地指出，今天北中南「三海」幾乎已經水荒，昆明湖也沒有充足的水量，都是由於玉泉沒有得到有效整理，「玉泉分散，即是北平文化之災。易言之，玉泉源流破產之一日，即北平文化宣告死刑之一日」。

他說，應當承擔責任的，不僅包括為了既得利益屯墾水田的土豪和污吏，還包括空口呼號之紳商及民眾。「革-命政府已以民-權賜給於民眾，有其權而不知行其權，抑何自暴自棄甚乎？」

他舉例說，天津英國工部局，設有華人董事數席，然而其中請病假者有之，請事假者有之，如同逃學小學生，用鞭子抽打也不肯入學；照這種情況，假如平津市政當局特設議席，給市民參政議政的權力，恐怕大家依然紛紛請假，「民權於誕生之初，即已宣告破產，豈非我民眾之奇恥大辱也乎。」

他認為，人的權-利必須要靠人來維護。「外人許中國人參與市政，中國人偏不許本家人參與市政。無條約之不平等，更酷於有條約之不平等；而我民眾，未嘗作一次之奮爭，未嘗作一語之哀求，天地間窮而無告之民，孰有甚於此大中華之小百姓者！」

門鈴、丁香、金魚

1876年4月4日，華南圭出生於江蘇無錫盪口鎮。在洋務運動興起的背景下，華南圭的求學之路帶有鮮明的時代特色，他早年在當地考取了秀才，而後進入蘇州的滄浪亭中西學堂就讀，在此期間學習了法文。1896年考中舉人，1902年因成績優異被江蘇省選送進京師大學堂，入師範館。同一年，酷愛歷史的他還翻譯出版了《羅馬史要》一書。

1904年，清廷內外的「立-憲」呼聲已成洪流，也就是這一年，京師大學堂首次派遣留學生出洋，華南圭與陳祖良、鄧壽佶兩人一同被派往法國，於6月抵達，由於在中國課堂中學到的普通知識不完備，三人只能先入小學，後入中學，然後才分別進入大學。也就是說，他們需要在短時間內完成從小學到大學共十年的課程。

1905年譯學館派赴法國的留學生靳志，曾在向國內報告學習情況時，提到了陳祖良、鄧壽佶、華南圭三人，他說，現在法國留學的學生大都特別聘請一人專門教授功課，不隨大眾一起上堂聽講，因為課堂功課程度比起中國來還是高出了很多。「陳、鄧、華三人均系如此，雖住在學堂內，不隨大眾授課，或擇其一二門隨之」。可見課業之艱苦。

在這種情況下，華南圭僅用了四年時間便完成了全部學業，1908年畢業於法國巴黎公益工程大學土木工程系，獲工程師學位。同時他也是畢業於該校的第一位中國留學生。隨後，他在法國鐵路系統實習兩年，期間與波蘭裔女士華羅琛結婚，1910年回國，參加學部舉行的留學生考試，獲最優等，賜工科進士。1911年廷試一等，授翰林院編修。

西方對華南圭的影響不僅僅在於技術知識。「他既有很深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功底，又有西方的開放自-由的文化對他的撞擊。他所在的學校在當時的歐洲是辦學思想最前沿的之一：主張戶外活動、實習和辦校刊等。比如他在巴黎時創辦了《世界語科學文學》雜誌，表達了對實現先進技術和文化交流的願望。」華新民認為。

1913年，華南圭在北京東城區無量大人胡同購置了一塊地皮，親自為家人設計建築了一座中西合璧的宅院，著名女作家韓素音在自傳中描述這所宅院道，「嵌在灰色的牆壁中的紅色大門上有一個門鈴柄，是一條青銅的蛇，拉一拉那個蛇形柄，屋裡鈴就響了。人們可以聽見大門開啟和腳步斜穿花園石鋪小道的聲音。花園裡種著丁香、玫瑰叢和紫荊花，這種花在晚春盛開，顏色深紅耀眼，一個大瓷缸里游著金魚。」

北京大學教授白化文與華南圭的外孫張仁佑少年時代是同窗，五十年代常去華家玩，他回憶道，華家當時雇有保姆，「華老也絕了，他有法國的平-等思想，他跟保姆說，你在我們家住著，我給你規定好了你幹什麼什麼事，幹完了事呢你也別閑著，保姆說那我幹嘛啊？華老說咱們胡同口有一個租小人書的，你拿錢去，每回租幾本小人書回來看，慢慢地你就認識字了」。白化文經常看到一幅有趣的景象：「華老坐那兒等著吃飯，有時候保姆就在旁邊看小人書。」

「不應以強權為法律」

1912年元月，民國肇建的同時，由華南圭翻譯的《法國公-民教育》一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本書從政治、法律、國家結構、納稅、人權等各個方面介紹了法國的社會情況。華南圭在緒言中說，這本書是法國小學近來通行的課本，但對中國人也有莫大的好處，因為它可以培育公民素質，是中國通往「立-憲之國」的良好讀本。

他尤其注意「人-權」這一章節，在述及國家權力的條目下，他批註道「大權惟在國家，則斷非一二人所能武斷矣，此憲法之所由成也」。

在歸國後的工作中，華南圭一直謹慎地限制著手中公-權-力的邊界，防止濫用職權。1911年至1913年，他擔任了京漢鐵路工程師和段長等職，1913年至1919年的六年間，任交通部總工程師，上世紀二十年代，又兩度擔任了京漢鐵路總工程師，可謂一直在跟鐵路打交道。對於這段歷史，1928年他曾回顧道，「就廉字言，鐵路用歟最巨，用人最多，十七年未受一錢之賄賂，則自今以後，自信不致失節，苟一失節，則予即是貪官」。

「華南圭太老實，人們都拿他開玩笑。他連一張紙、一支鉛筆，甚至一隻曲別針也從不拿回家。雖然他身為總工程師，沒有人檢查他的工作，但他從不遲到早退。『那叫不誠實』，他說，這是國家的財產、國家的時間，我不能濫用。有一次他兒子華攬洪想把一支鉛筆拿回家，華先生就不讓。他說，假如每個人都跟你一樣，中國就沒有希望。」韓素音曾寫道。

而與此同時，華南圭對城市建設的理念里又滿載著對市民個體的尊重。一個有趣的例子是，1939年華南圭在《公路與市政工程》中回憶道，曾經有一段時間，新修的道路被冠以「汽車路」的名稱，這讓他非常難過：路不僅為汽車所設，又為什麼偏叫「汽車路」？直到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人們漸漸開始使用「公路」一詞，「名正言順，我之悲大減」。

1914年起，華南圭協助朱啟鈐在社稷壇建設中央公園（後改名中山公園），為園內建築類的建設和布局的主要主持人之一，這也是北京城第一座公園。1928年，他作為北平特別市工務局局長陸續開放了頤和園、景山，並率先致信北平市市長何其鞏，要求對中南海予以保護。在各方努力下，1928年12月，中南海董事會正式成立，次年五月，這座昔日的皇家禁苑向正式公眾開放。還是在這一年，為了方便東西方向的交通，華南圭主持，在故宮與景山之間打開一條路，也就是今天的景山前街。

華新民認為，祖父的市政理念是「還城於民」，把城市「從皇帝手中還給人民」。

市政規劃，免不了與公民私權發生齟齬，給居民的生活帶來影響。為此，華南圭在《公路與市政工程》中曾專門論述了「房基線」的重要性。所謂房基線，簡而言之就是限定房屋範圍的一條基線，市民造房不能越過此線，但可以後退。華南圭認為，房基線一旦公布，私家公家，應一律遵守，規劃房基線時，「不應以強權為法律」。

「拆毀房屋以擴展公路，雖為公益起見，究是苛政，不可作為常例。和平辦法，市政府應將房基線預為規定，且預為公布；若目前房屋，正犯房基線之界限，則以後改造新房時，應即退讓。」這樣可以最大限度避免對私權的侵犯。

華南圭認為，市政資金都來自於「民脂民膏」，所以必須對得起納稅人的血汗。他曾舉了個例子，西方人納稅十元，兩元用於行政費，八元用於公路暗溝等等，那麼納稅人所享用的比例就是百分之八十。華人納稅兩元，看似很少，但兩元全用於行政費用，那麼納稅人所享用的比例實際上等於零。

「總言之，取之於民仍用之於民，則為善政，雖多而不嫌其多；取之於民而不用之於民，則為惡政，雖少而實嫌其多。」華南圭這樣判斷賦稅的正當與否。

「沙皇穿軍裝戴東坡巾」

1930年起，華南圭在朱啟鈐創辦的中國營造學社裡擔任評議，後又擔任幹事。從1933年至1937年任天津工商學院院長。抗戰爆發後，因為拒絕為日偽政府做事，華南圭被迫於1938年流亡到法國，一直呆到1945年抗戰結束才回國。

1948年，內戰已近尾聲，中共地下黨來找華南圭，希望他日後為新政權做貢獻。由於華南圭也痛恨他所目睹的一些國民黨腐敗現象，便欣然應允。

1949年5月23日，負責研究首都未來發展方向和規劃初期建設工程的「北平市都市計劃委員會」成立，華南圭擔任了該委員會的總工程師。在成立大會上，張友漁副市長說明該委員會的工作：在保持北平為一文化中心，政治中心以及其歷史古迹和遊覽性的原則下，把這個「古老的封建性的城市」變為一個「近代化的生產城市」。

華南圭對未來的市政設計提出了一攬子方案。在8月舉行的北平市各界代表會議上，他一口氣拿出了十六個提案，例如建議利用房基線的餘地，「廣設小公園及小廣場，以供人民遊憩」；結合自己1929年的計劃，提出「整理玉泉源流案」；續修龍鬚溝；和路礦專家周煒一起提出「開始籌划下水道案」等等。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這次會上，華南圭還根據他自己以及包括梁思成在內的「都委會」成員的共識，正式提出了「西郊新市區計劃綱要案」，建議在西郊五棵松建新城。他在提案中重申了自己三十年代在《公路與市政工程》一書中的觀點，認為改造舊城市，是市政最大難題，西方某些國家的經驗是在舊城市的近郊蓋新城，而把舊城保留下來，盡量加以改良。他明確反對北京參照巴黎改造奧斯曼大街時那樣大拆大建，他認為以法國當時的背景，有大權在握的君主做後盾，加上議會同意，又有巨額賠償，才能成功，而這些條件在北京都沒有。所以對舊城大改造「既不可能，亦所不必」。

當年，華南圭的提案大部分得到了採納，如整理玉泉水系、整治永定河及修建官廳水庫、開通京密運河及修建密雲水庫等，但對新市區計劃，審查委員會的處理意見是「送請市政府按實際需要處理」，但之後就石沉大海了。

事實上，對於一些建築界潛滋暗長的不正常現象，華南圭也是有自己的想法的。例如建國初期，新修建築一度講究排場，出現了一些較大的廠前廣場，校前廣場，或者不適當地提高建築標準，出現了不少浪費。從1952年起，建築界還掀起了一場批判「資本主義」設計思想的活動，把重視實用和功能、不加裝飾的建築都說成是「結構主義」，是受「資本主義」影響的結果，進而號召蘇聯提出的「社會主義內容，民族形式」，在建築中添加各種屋檐、基座、勾欄等裝飾，華南圭對此顯然很看不慣。他的外孫張仁佑後來回憶道，「他對我說，紡織部大樓正面用漢白玉貼面做假欄杆，這是勞民傷財，因為它沒有用處，建築最忌虛假。如果加上陽台就好了，還便於擦玻璃搞衛生呢，他對於外加亭子式大屋頂最不贊成，認為是沙皇穿軍裝戴東坡巾，不倫不類。我聽了笑得肚子痛。」

北京大學教授白化文也回憶，五十年代，華南圭外孫張仁佑一家的房子，前半截讓給了北京市電車公司，「電車公司把前邊的房子扒了，蓋了一個也不知道三層四層那麼一個樓，這個樓華先生對它很不滿意，華先生的意思是說，你願意佔我房子不要緊，但你在胡同里蓋這麼一個破樓是什麼意思？」

但是，這些反面的意見無人重視。隨著形勢的發展，華南圭的話語權已經越來越少了。

1957年，《北京城市建設總體規劃初步方案》出台，堅持「把北京建設成現代化工業基地的思想」，強調「加快舊城區改建的速度」。因為抨擊了這個方案和批評市府大樓過於奢侈等原因，華南圭的兒子、建築師華攬洪被打為右-派。從這以後，華南圭也幾乎再沒有公開發出自己的聲音。

1961年，華南圭在北京逝世。隨後的歷史，彷彿在加速將這位老人留下的痕迹抹平。1965年，前三門護城河因修建地鐵，由明河改暗溝，排洪能力大大減弱，這條河正是華南圭和周煒提出的下水道方案中，地面雨水排澇的重要一環。1975年5月，華南圭曾極力呼籲整治的玉泉山泉水，宣告枯竭。2005年，華家那座美麗的祖宅，隨著紅星胡同（原無量大人胡同）被強-拆而消失，原址上新落成了一座商業地產。

華南圭終究沒有看到這一切，至於他是否曾憂慮過這座城市的未來，今天由於史料的缺乏，也難以考證了。人們只知道，去世前幾年，華南圭感到年輕人缺乏歷史知識，開始做《資治通鑒》、《二十四史》和《三國演義》等書的節本。

據說，每當眼睛看不清時，他便拿著放大鏡工作，經常寫到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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