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先生手跡：如其人，如其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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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書法的「書」字，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說：「書者，如也。」清劉熙載《藝概·書概》進一步釋曰：「書者，如也，如其學，如其才，如其志，總之曰如其人而已。」
回顧20世紀的文化史，傅雷先生是以翻譯家和文藝評論家與《傅雷家書》名世的，幾乎從未以書法而馳名——他大概也未想過以書法名世，然而，隨著大量傅雷先生手稿與手札的影印出版與展覽，當下是有必要對傅雷書法給予重新看待與重視的，如果從許慎與劉熙載對於書法的解釋，有著真正「赤子之心」從不以書法名世的傅雷先生的手跡反而切合了中國書法的正脈。
傅雷手札
傅雷手稿
對於筆墨，傅雷曾說：「筆墨之於畫，譬諸細胞之於生物。無筆墨，即無畫。」沒有對於中國書法真正的理解與造詣，是不可能得出這一結論的，也不可能成為書畫大家黃賓虹的最早知音，從書法「如其人，如其學」的角度看，傅雷的書法境界其實是極高的。所謂無意於書方得妙處，像傅雷這樣以深厚寬博的學養進入書法，進而打通各科門類的，才正是中國書法的正脈——這也正是中國書法的本義所在。
真正的好的書法是向內的，且無意於書，在掌握一定的書法技法後，觀其人，可知其書，而今之所謂書法界，尤其是一些組織或得大名者，熱衷於各類活動與書法表演者，多向外，所求多在於名利之間，早墮末道或魔道！
傅雷手稿
目前可見的第一通傅雷致黃賓虹手札
1943年，35歲的傅雷開始與黃賓虹通信，目前可見的第一通傅致黃手札，記有：「賓虹老先生道席：八年前在海粟家曾接謦欬，每以未得暢領教益為憾。猶憶大作峨嵋寫生十餘橫幅陳列美專，印象歷歷，至今未嘗去懷。此歲常在舍戚默飛處，獲悉先生論畫高見，尤為心折。不獨吾國古法賴以復光，即西洋近代畫理亦可互相參證，不爽毫釐。所恨舉世滔滔，乏人理會，更遑論見諸實行矣。……」書風流暢，具「二王」風格，圓熟而略帶側筆，是中期書法風格代表。此通手札無修改，一氣呵成，或是初次致信賓翁，鄭重其事，因之撰寫草稿、修改並謄寫完成。
其後的十年間，他寫給黃賓虹有100多通手札，不僅是傅雷中期書法作品的集大成，其中關於中國畫的論述，從打通中西方文化的角度看待，融會貫通，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愈見其藝術眼光的高遠與準確，只可惜，作為千百年來培養中國人「文心」的畫之道，在蘇式教育與抽離中國文化精神的路上越走越遠，在藝術職業匠氣化的路上越走越寬，而離真正的藝術與人心也因之越來越遠！
傅雷手稿
試讀傅雷部分手札，其論點即便七八十年後的今天觀之，竟無多少改觀，也一如既往地切中時弊，傅雷所指出的藝術問題居然愈演而愈烈，「當此動亂之秋，修養一道，目為迂闊；藝術云云，不過學劍學書一無成就之輩之出路。詩詞書畫，道德學養，皆可各自獨立，不相關連。征諸時下，畫人成績及藝校學制，可見一斑。甚至一二淺薄之士，倡為改良畫之說，以西洋畫之糟粕（西洋畫家之排斥形似，且較前賢之攻擊院體為尤烈）視為挽救國畫之大道，幼稚可笑，原不值一辯。無如真理澌滅，識者日少，為文化前途著想，足為殷憂耳。」
傅雷之所以心折黃賓虹甚至一度為黃賓虹代理也並非一味的讚賞，更非為藝術市場計，其間更有著他自己對於中國文明轉型的深刻思考與對於世風人心挽救的目的，他是從大的文明發展角度與賓翁心心相契。二人雖然多居於書齋中，甘於寂寞，保持與體制的距離，或埋頭著述，或潛心筆墨，然而卻一直與整個大時代的血脈與精神息息相通，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愈見其深刻之處，這其實是因為二人對於中國文化與文明思考處早已超越同時代大多數人的緣故。
傅雷寫給傅聰的信（局部）
1956年，傅雷夫婦與傅聰
這或許可以1958年前後為分界線，1958年之前的墨跡，其中一直有著一種昂揚的生活態度，對人生顯然是積極的，但1958年為後則完全折向內去，更多往內心走，也更往高古本真一路走去，更見醇厚之處，有的近於無欲，更寂寞，然而卻更有一種腴潤肥厚中的孤傲態度。
而分析這一巨大變化的外在原因，與1957年開始反右擴大化不無關係，傅雷在1958年4月底被誣劃為「右派分子」後，接受摯友翻譯家周煦良教授選送的碑帖，以此養心擺脫苦悶。
這一時期的書風與字體乍看有些肥了，敦厚，落墨豐腴，捺腳厚重，多有六朝及隋人寫經之趣味，其中也有魏碑與簡書的影響，尤多六朝風度，孤傲迥絕處及氣息與周作人晚年書風相通，不過周瘦逸些，傅肥厚些，但共有的特點是全無俗韻，下筆即入六朝。
1961年4月，傅雷論書法提出「寧拙毋巧，寧厚毋薄，保持天真與本色，切忌搔首弄姿，故意取媚。」此言雖自傅山出，然而也正可以理解傅雷一直以來的人生與文藝取向。
傅雷夫婦遺書（局部）
而其晚期最重要的墨跡無疑非1966年《傅雷遺書》莫屬，此書為致朱人秀札，是辭世前以毛筆書就，長達三頁的遺書，一字未改，甚至連房租、手錶、火葬費、給保姆的工資都交待得清清楚楚，從容而不失儒雅，冷靜而極其哀痛，有一種孤高而大悲之極的境界，然而字字都是控訴，讀之如讀王羲之《喪亂帖》（現存日本），如見其人其心，行文之初是：「人秀：儘管所謂反黨罪證（一面小鏡子和一張褪色的舊畫報）是在我們家裡搜出的，百口莫辯的，可是我們至死也不承認是我們自己的東西（實系寄存箱內理出之物）」，此數行文字系手札初起，「人」字第一筆即有一股痛苦之氣，表面尚正襟危坐，用筆已見縱逸之態，而寫到「在人民面前，已經死有餘辜了！更何況像我們這種來自舊社會的渣滓」，一種勃鬱不平之氣頓起，與王羲之《喪亂帖》寫到「追惟酷甚，號慕摧絕，痛貫心肝，痛當奈何奈何」的字體突起變化相似，與傅雷家書的敦厚慈愛不同，也與沉潛於六朝隸意的書法不同，傅雷遺書似乎恢復了傅雷早期書法的一種清俊洒脫，有孤高之味，然而卻更多沉鬱，且全無塵俗氣。
然而相比王羲之，傅雷到底是冷靜而從容的，在那些關於記房租、傢具、後事的交待中，傅雷點畫間毫不錯亂，鎮定異常，然而其實越鎮定，則越是大悲，愈冷靜，則愈「痛貫心肝」——傅雷所痛，當然不是自己的小我，他是為一種文化理想的消逝而大悲！他的一筆一畫，是在殉節於自己的理想！
換言之，這樣的遺書見證的是從魏晉流傳至今的風骨，也是一種隱喻，真實紀錄著一個時代的大悲。
從書法中見出人格的角度來看，從傅雷先生面對巨大社會變化的決絕與性情來看，《傅雷遺書》列入近現代最值得珍視的書法傑作而毫無愧色！
當然，從書法角度重讀傅雷先生不過是理解傅雷先生的一個渠道而已，鄙以為，隨著時間的推移，傅雷先生在中國文化史上的意義將更加凸顯，然而，倘若想起傅雷先生正當年富力強的50多歲即決絕冷靜地棄世而去，卻又不能不讓人廢卷而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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