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年為何會發生董卓之亂？

公元189年5月漢靈帝駕崩，一場權力火拚隨即在帝都洛陽展開。大將軍、外戚何進被宦官殺掉，袁紹等人又屠殺宦官。涼州軍閥董卓趁亂進軍洛陽，廢掉剛繼位的少帝劉辯，立劉協為帝（漢獻帝），自為相國、獨攬大權，並放縱其羌胡化的涼州士兵奸淫擄掠。

大將軍、外戚何進

董卓的倒行逆施激起舉國憤慨，地方州郡長官起兵結成關東聯盟合力討伐。董卓挾持獻帝、驅使洛陽百萬人口西走長安，手下士卒肆意燒掠，洛陽周圍二百里內盡成瓦礫。

董卓被呂布刺殺後，其部將繼續作亂、自相殘殺，長安城白骨累累，關中地區人口損失殆盡，兩京都市區的繁盛毀於一旦。繼羌漢戰爭、黨錮之禍和黃巾起義之後，董卓之亂終於摧毀了帝國根基，軍閥豪強紛紛登場，漢末三國的大亂局開啟。

東漢末年為何會發生以涼州武人為主角的董卓之亂？僅僅是機緣巧合嗎？為什麼不是并州、幽州等地的邊疆武人扮演東漢終結者的角色？其實，位於關東地區的東漢朝廷以及士大夫集團與涼州軍民矛盾由來已久、源遠流長。

▍邊鄙涼州：強悍尚武之人才能生存

涼州，又稱西涼，東漢時的涼州大致包括今甘肅大部、寧夏西部、青海東部。涼州東部處於黃土高原西緣；中部有黃河眾多支流沖積形成的谷地；西部就是著名的長1000公里，寬不到100公里的河西走廊，河西走廊一帶多為荒漠，也有源自祁連山的河流灌溉的綠洲和草原。

涼州既有農耕地區，也夾雜著宜於放牧的草原，農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在此交通融合。但涼州更是雙方必爭之地，早在戰國時期，秦國就驅逐了處於涼州東部的西戎等游牧部族，設置了隴西、北地等郡。對於漢人來說，當時的河西走廊還是化外之地。漢武帝在位的前121年，霍去病兩次遠征河西、大敗匈奴，武威、酒泉、張掖、敦煌等地從此進入中原王朝的版圖，成為涼州的河西四郡。

以涼州為主體的西北邊疆長期與匈奴等游牧部落處於戰爭狀態，早就形成勇武彪悍民風，所謂「高上勇力，人精騎射」。西漢精銳的羽林和期門騎士，主要從「六郡良家子」中挑選，這六郡中就有四郡（隴西、天水、安定、北地 ）屬於涼州，李廣、趙充國、甘延壽等很多西漢名將都是六郡良家子出身。兩漢一直就有」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的說法，涼州就屬於關西（函谷關以西，包括涼州和三輔等地） 地區。

西漢名將趙充國

漢文帝為充實邊疆、防禦匈奴，開始向西北移民，漢武帝佔領河西後，更大規模地在涼州實施屯田和移民，東漢前期也繼承了這一政策。僅在公元前119年，武帝就強制內地72.5萬人向帝國西部和北部郡縣戍邊屯田，這些移民主要是難民、奴隸和赦免的罪犯。另外，被罷黜流放的官僚貴族也是漢朝的移民對象。

相對於更適於耕種、氣候溫和的關東平原地區，涼州的自然條件艱苦。在這樣的環境下，加上與匈奴、羌人等持續不斷的衝突戰爭，強悍尚武的人才能生存下來，並且憑藉軍功獲得地位和財富。屯田軍人、不憚使用暴力的赦免罪犯、擅騎射的土著居民、以及內遷的羌人不但為西漢的邊疆擴張提供了戰鬥力較強的兵源，也是涼州在東漢一朝動蕩不安，叛亂頻仍的原因之一。

▍西漢：涼州武人成為帝國精英

西漢總體上是一個有野心、擴張性的外向王朝。文景之治四十年的休養生息之後，從武帝到宣帝的近百年里，西漢大規模向外擴張與征服，期間在北方的用兵主要是針對匈奴。河西走廊不但原是匈奴渾邪王和休屠王的統治區域，還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武帝奪取河西之後，涼州的軍事地位和戰略意義更加凸顯。

一方面，涼州緊鄰西漢首都長安所在的關中平原，是帝國核心地帶的軍事屏障。另一方面，帝國向西擴張的前沿和橋頭堡就在涼州，既可以通過涼州掌控西域，斷匈奴之右臂，以西域諸國之力牽制消耗匈奴、減輕西漢的軍事壓力；也能憑藉河西走廊隔斷匈奴和羌人的聯合，進一步削弱匈奴，壓制羌人。匈奴的著名歌謠「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就表達了失去河西的極度哀痛，河西地區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西漢疆域圖

戰國秦朝就已經建立起「軍功爵制」，凡立有軍功者，不問出身門第，都可以享受爵祿。為國效力的軍人不但能獲得物質賞賜，還可以如文人一樣擔任公職，軍功爵擁有者的子孫也能擁有一定程度的爵位。

西漢全盤繼承了秦朝的軍功爵制，尚武精神和軍功導向從開國時代就得到推崇。劉邦本人就以「提三尺劍取天下」、「居馬上而得之」為榮。西漢前期，百官之首丞相常由開國功勛將領擔任，比如曹參、樊噲、王陵、周勃、灌嬰等。到了景帝時代，開國將領申屠嘉還做了五年丞相，他最早追隨劉邦時，只是一個中下級強弩軍官。

武帝時代，西漢的軍事化傾向達到高峰，幾十年東征西討、開疆拓土的過程造就了一大批傑出將領，如衛青、霍去病、趙充國、李廣、公孫賀、趙破奴等。霍去病年僅17歲就被漢武帝提拔為驃姚校尉，21歲就擔任軍政最高官職大司馬。武帝對有功將領不但加官進爵，給予的賞賜更到了瘋狂的地步——衛青和霍去病都曾獲得一次性20-50億錢的賞金，而當時正常年份的國家財政盈餘才80億錢左右。

受益於得天獨厚的戰略地緣和頻繁的對外戰爭，以及軍人較高的社會地位和豐厚的經濟回報，涼州武人積極從軍、奮勇殺敵，累積軍功晉身為帝國精英，成為時代之驕子。西漢很多知名將領出自涼州，其中以隴西和北地兩郡最多。

世代行伍的軍人家族在涼州很普遍，比如隴西郡的飛將軍李廣之李家。李廣歷經文帝、景帝和武帝三代，終生與匈奴人作戰。李廣的三個兒子都是軍官，幼子李敢因戰功被封為關內侯。名將李蔡是李廣的堂弟，屢立戰功，封樂安侯後棄軍從政，被武帝任命為丞相。李廣之孫李陵，在公元前99年的俊稽山大戰中率五千步兵和弓弩手，與匈奴八萬騎兵激戰十餘日，雖敗猶榮。

飛將軍李廣

隴西郡的辛氏、北地郡的公孫氏也是幾代出將的軍功家族，其中公孫賀立功封侯，更擔任丞相達十二年之久，是漢武帝前後十三個丞相中任職時間最長的一個。

▍東漢：士人文官天下，涼州邊緣化

涼州是關西地區的主要部分，由於其險要的軍事地理位置並緊靠政治中心長安三輔地區，在西漢一朝受到高度重視，關東（包括太原郡、上黨郡、河南郡、弘農郡等在內的以東和淮水以北地區） 則是華夏文明的中心，擁有發達的經濟和優勢的文化。實際上，「關西、關東兩者之間政治軍事重心和經濟文化重心的分化，使得西漢帝國東西兩大部分有很強的互補性、保持著一種動態平衡。」

到了東漢，這種平衡被打破了。

漢光武帝劉秀是南陽郡人，為其打天下的「雲台二十八將」大多來自南陽和鄰近潁川郡受過良好教育的地方豪族。東漢立國時，這些擁有強大影響力的功勛宿將為了家族利益，自然不願定都遠離故土的長安，何況長安在戰爭中遭到嚴重破壞，位於關東的洛陽在王莽時代已成為一個重要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更關鍵的是，洛陽與南陽和潁川相鄰，文化風俗接近。東漢定都洛陽，關東地位驟然上升。

漢光武帝劉秀

這樣一來，涼州不再是首都的直接屏障，戰略重要性下降。涼州與洛陽相距甚遠，此前毗鄰首都享有的政治便利也不復存在。

對涼州地位更進一步的打擊是匈奴問題的解決。公元48年（光武帝時期），匈奴分裂為南北兩部，南匈奴歸附東漢，留居漠北的稱為北匈奴。漢章帝年間，南匈奴與東漢聯合夾擊北匈奴，迫使其西遷，此後北匈奴從中國古書中消失。按照前述，控制西域主要是為了打擊削弱匈奴，涼州則是通往西域的孔道。

既然匈奴不再構成嚴重威脅，東漢對西域的經營就遠不如西漢那樣賣力，到了後期，甚至完全喪失控制。西域戰略價值下降的直接後果就是涼州被東漢朝廷冷落，乃至邊緣化。

東漢中後期的涼州

西漢一朝，武人可以憑藉軍功加官進爵，轉做文職當上丞相也大有人在，武官的社會地位並不比文官差，兩者都屬於帝國的精英-官僚階層。

從漢武帝獨尊儒術、設置五經博士開始，儒家思想獲得了合法的統治性地位，此後儒學素養成為選舉官員的重要依據。東漢繼承前朝，將選拔官員的」察舉制「完善細化。察舉是指州郡長官自下而上地向朝廷舉薦人才。察舉制度考察的科目有很多，包括「孝廉」、「茂才」、「賢良方正」、「明經」等等，孝廉逐漸成為最主要的一科。

「孝順」和」廉正「是儒家道德觀的體現，孝廉一般被儒生士人獲取。孝廉的舉薦權也掌握在儒生士人出身的州郡官僚手中，而且從東漢中期開始，察舉者（候選人） 必須參加公府考試。於是，飽讀儒家經典的士人充斥於從中央到地方的東漢各級政府。

富裕文明的關東地方大族，能為族人提供「明經取士」所需的良好教育，所以東漢士人和官僚多來自關東地區。按照學者刑義田的研究，史載265個籍貫已知的東漢孝廉中，僅有兩個涼州人，其餘大部分來自關東的南陽、潁川、汝南和陳留等郡。 關東大族還通過聯姻、門生故吏等關係形成複雜的人脈網路，幫助他們的察舉者進入官僚體系，並排斥關係網路之外的士人官員。

關東大族取得了支配性的政治和社會地位，更以此獲取財富， 強化其相對於其他地域集團的優勢，包括西北軍事家族。西漢曾有的東西平衡格局被徹底顛覆。

官員選拔以儒家文化和知識為標準後，擅長軍事的涼州人發現自己根本無法與關東士人競爭。如前所述，相當大比例的涼州居民為軍人、難民和赦免罪犯，到了東漢一朝，大規模向涼州遷徙赦免罪犯成為慣例，如此人口構成的文化程度可想而知。

相對於西漢的軍事擴張，東漢一朝更強調文治，涼州也出現了些較有文化的家族，比如安定皇甫氏、敦煌蓋氏和張氏等，但尚不能和「天下名賢、詩禮傳家」的關東名門大族（弘農楊氏，潁川荀氏，汝南許氏等）相提並論。關東士人一般視涼州為荒蠻邊鄙之地。

涼州軍事重要性下降，政治邊緣化，文化遭歧視，涼州武人何去何從?

▍羌漢戰爭：朝廷幾乎放棄涼州

匈奴已不足為懼，但西北羌人成了東漢極為頭痛的邊患。

西漢與羌人發生過戰爭，分別在武帝、宣帝和元帝三朝，但每次最多持續一年，且只在西北一隅，影響不大。東漢與羌人的戰爭則曠日持久、綿延不絕。從公元77年（章帝）到214年（獻帝），大規模的羌漢戰爭一共發生了五次，而且每次至少持續六年，多則幾十年。

匈奴與兩漢為敵時，在草原上形成了部落聯盟性質的帝國，最多就分裂為南北兩部，而羌人近百個部落，卻始終沒有統一政權，只有為了復仇和劫掠的臨時聯合。這些小部落從各自利益出發，對東漢「忽叛忽降、累以反覆」。羌人整體上或許不如匈奴強大，但東漢對羌人的每次勝利不能鞏固下來，因為只解決了個別部落的問題，而且也很難保證這些部落日後不會反覆。這是東漢耗盡財政也打不贏戰爭的原因之一。

綿延百餘年的羌漢戰爭

更糟糕的是，東漢中前期，涼州內各郡的太守有近90%來自關東，專門處理羌人事務的歷任護羌校尉也僅有極少數是涼州本地人。兩漢之際以隗囂為代表的涼州豪族藉助羌人勢力抗拒光武帝達八年之久，成為統一中國的障礙。平定隗囂後，東漢朝廷為壓制涼州地方勢力，有意派關東士人出任護羌校尉和涼州諸郡太守，鎮壓羌亂所用之士兵、將帥也從關東內郡徵調、選任。

涼州諸郡文官的根基和利益都不在涼州，他們肆意剝削本地居民，每次羌人叛亂，不能認真抵抗，甚至打算遷移郡治（郡守府署所在的縣）以躲避羌亂。東漢中樞也數次考慮放棄涼州，在以關東官僚為主體的中央政府眼中，落後混亂的涼州竟成了雞肋。不過，朝中尚有超越地方利益的有識之士，比如豫州陳國人、太尉府郎中虞詡，就力阻棄涼。

羌亂不只是涼州本身的問題，放棄涼州會引發連鎖的負面後果。與涼州緊鄰的西京長安及三輔地區（京兆、馮翊和扶風三郡）就將直面羌人的侵襲。三輔之重要性已不如西漢時期，但在東漢前期仍然經濟繁榮、人物輻湊，中高級官員出自扶風、京兆兩郡的人數僅次於南陽郡，更何況三輔還是京都洛陽的防禦屏障，不容有失。東漢後期羌亂日盛，三輔地區也屢遭破壞，人口下降，但作為洛陽的軍事緩衝仍然非常重要。

東漢表面上沒有放棄涼州，但在第二次羌漢戰爭（107-118年）爆發後的110年，朝廷將金城郡的郡治遷至隴西郡的襄武縣，護羌校尉的治所也從金城郡轉移至張掖郡。隨後，隴西的郡治從狄道縣遷至襄武縣，安定郡治移至扶風郡的美陽縣，北地的郡治轉移到馮翊郡的池陽縣。東漢政府同時強制相應各郡的居民也隨郡治一起向內遷移。大部分涼州人不願意搬離故土，涼州地方官員採取割莊稼、拆房屋、毀穀倉等方式強迫百姓遷移。強制遷移人口暴露了帝國的真實立場——朝廷缺乏能力和決心保護涼州！

長期羌漢戰爭禍亂涼州和并州，波及關中和益州等地，西北地區人口銳減，戰爭開銷巨大，東漢政府財政幾近枯竭。僅第二次羌漢戰爭就花費了240億錢，第三次羌漢戰爭持續較短（139-145年），也達到80億錢。後兩次戰爭費用雖無全面統計，想必驚人。從人員損失看，140年涼州隴西和金城兩郡的註冊人口只有西漢時的 10%，北地郡只有5%。東漢人口瞞報問題很嚴重，災害和疾疫也會造成人口下降，但戰爭導致的死亡和外逃無疑是重要原因。

涼州人口劇減的同時，「東漢政府奉為國策的內徙降羌、以夷制夷的做法使得涼州各郡乃至三輔地區的羌胡比例大為提高」。漢人和羌人人口數量的此消彼長以及雜居並處的格局，西北地區已經出現了余英時先生所說的」蠻夷化「問題。與羌胡長期交往的涼州中下層漢人，尤其是武人，對中國文化傳統缺乏認同，關東士大夫服膺的綱常名教、君臣大義對這些武人沒有約束力。

羌漢戰爭久拖不絕帶來慘重的人員物資損失，加上朝廷放棄涼州的打算和實際行動，涼州人無論漢、羌、胡，對帝國政府的不滿和怨恨與日俱增，最終在東漢晚期演變成聯合叛亂。

▍涼州三明：名將還是名士？

東漢中樞還是認識到了關東兵將的無能是羌亂屢討不平的原因之一 。115年起徵用「長槍快馬」 的邊郡漢人和羌胡騎兵，尤以後者為主。對羌戰爭後期，護羌校尉營兵是主力，其構成就是湟中義從兵（羌化的大月氏後裔） 及其他羌胡。朝廷對涼州豪強、軍事家族尚存疑慮，掌握軍權的仍是關東內郡將領。

第四次羌漢戰爭（159-168年）爆發後，關東諸將又屢戰屢敗。朝廷被逼啟用熟知羌事的涼州籍武將，這其中功績最著者是」涼州三明「：皇甫規（字威明），張奐（字然明），段熲（字紀明）。前述西漢涼州名將都是以軍人身份開始職業生涯——要麼是精銳的皇家羽林和期門騎兵，要麼也是軍官和普通騎兵。但東漢中後期之後，以涼州三明為代表的涼州籍武將大多是從文官起步，後因軍事才能被認可，才轉為武將。

東漢涼州武將職業生涯起點

皇甫氏是安定郡朝那縣的軍事家族，也以家傳儒學出名。皇甫規的祖父是度遼將軍，父親是扶風都尉，皇甫規早年曾任郡功曹等文職。張氏是敦煌郡淵泉縣大族，張奐也從文官進入東漢官僚體系。段熲自少年時就擅長騎射，最初卻是通過舉孝廉擔任憲陵園丞、陽陵令等文職。

皇甫規和張奐兩人更是儒學造詣深厚的名士，這在」寡於學術「的涼州並不多見。皇甫規做過十四年的私學經師，精研《詩》《易》，教授學生三百餘人。張奐專修《歐陽尚書》，他認為東漢學者牟建對尚書的註解《牟氏章句》浮辭繁多，將其從四十五萬字刪減為九萬字。被宦官陷害後，張奐閉門教學，門徒千人，著有《尚書記難》。 涼州三明裡學術最不濟的段熲也「折節好古學」。

張奐

涼州三明從文轉武的經歷、以及較高的學術能力，顯然是東漢武人地位下降、儒學士人主導政府下的適應性選擇。即便軍事能力出眾，也必須具有儒學素養，才能與同儕、上司溝通順暢，仕途無礙。事實上，張奐後來做上了位列九卿的大司農和太常，皇甫規死後也被追贈大司農。

皇甫規、張奐、段熲先後率領比前朝數量少很多、但更精銳的軍隊，打贏了第四次羌漢戰爭，東漢暫時擺脫了羌患。涼州三明達到了事業高峰，但他們被關東士人集團認可了嗎？並沒有！這在第二次黨錮之禍中表現最明顯。

168年，大將軍竇武和太傅陳蕃（兩人位列黨人「三君」）謀誅宦官，事泄。中常侍曹節等人假借皇權，「矯制」命當時在京的張奐與少府周靖率虎賁軍、羽林軍圍攻竇武，竇武自殺，陳蕃也被殺。張奐進京之前，以「不事宦官」 被閹黨貶斥，這樣的政治立場，加上張奐的家族背景、學術文化修養與關地區東的黨人名士沒有實質差別，為何會在黨人與宦官兵戎相見時，成為宦官的幫凶呢？被宦官蒙蔽是原因之一，但張奐何以對「 名士有識所共聞」的義舉茫然無知？

根據學者金髮根的統計，東漢174個黨錮人物大多數出自關東豫州的汝南、潁川，兗州的山陽和陳留，涼州和幽州等邊州僅有一、二人，這正反映了涼州名士在名士集團中的地位。「邊鄙落後」的涼州士人長期被名士主流冷落歧視，雙方缺乏聯繫交流，張奐與陳蕃等黨人領袖之間有嚴重隔膜，所以對他們的計劃一無所知。

事後張奐悔恨不已，毅然站到黨人一邊，要求為竇武和陳蕃平反，并力挺其他黨人，深遭宦官怨恨。皇甫規認為涉及黨錮之禍的都是天下名賢，他作為涼州名士，竟沒有參與，實在是恥辱。他費盡心思的血腥殺戮就是日後羌亂再起的原因之一。他進京後，立刻投靠閹黨，官路順暢，竟做到太尉。後因宦官王甫罪行被揭發，段熲遭牽連，獄中自殺。

段熲

無論是融入士人主流、與宦官鬥爭，還是投靠閹黨，在東漢變幻莫測的政治舞台上，涼州三明都是一樣的結局——失去權力和地位、甚至生命。

▍董卓等涼州武人的抉擇

涼州三明都出自涼州大族，皇甫規和張奐又深受儒家影響，忠君意識根深蒂固。相對於整體邊緣化的涼州而言，他們地位尊貴，是帝國精英階層。在桓靈交際的168年進京受賞時，三明手握重兵，卻輕易地放棄了兵權，最後也保不住政治地位。三明之後有實權的涼州將領，尤其是蠻夷化的中下層武人，將走出一條他們想都不敢想的道路。

如前所述，綿延百年的羌漢戰爭令東漢帝國權威大大削弱，財政也到了破產邊緣，只能變本加厲地盤剝下層人民，關東和關西地區的百姓忍無可忍。184年黃巾起義迅速席捲帝國中東部，同年涼州叛亂再起，是為第五次羌漢戰爭。東漢王朝內憂外患、風雨飄搖。

此前的多次羌亂以西北邊郡內外的羌人為主。這一次則是羌人、羌化胡人和漢人的聯合：涼州北地郡的先零羌，隴西郡枹罕、河關兩縣成分複雜的盜匪，以及湟中義從，還有幾個野心勃勃的涼州漢人武將邊章、韓遂、馬騰等相繼加入，涼州中下層的羌胡漢民眾結為一體，他們對東漢政府長期累積的怨恨噴薄而出。叛軍在185年攻入三輔地區、逼近長安，東漢朝廷遣涼州籍將領皇甫嵩、董卓等人率大軍平亂。

皇甫嵩是皇甫規的侄子，以沉重打擊黃巾軍威震天下。皇甫嵩部下閻忠勸他趁有威名、有兵權之際，自立為帝，拋棄腐朽的東漢王朝。皇甫家族世代忠良，閻忠的一番勸說並不能打動他。

跟隨皇甫嵩鎮壓黃巾起義戰功卓著的傅燮，是西漢著名外交家傅子介之後，也出身涼州大族。後來傅燮出任涼州漢陽郡太守時，遭涼州叛軍圍困，以身殉節，但傅燮卻囑咐兒子傅干可以「見有道而輔之，以濟天下」。涼州精英大族能為東漢盡忠守節，但下一代卻可以自主選擇。

皇甫嵩

董卓是六郡良家子出身，董家是涼州隴西臨洮縣的大族，但屬於沒有文化的土豪。董卓武力過人，也有軍事才能。他喜歡結交羌人豪酋，深得羌人擁護。第四次羌漢戰爭時，董卓在張奐手下，頗有戰功。董卓為人粗鄙、作風殘暴，名士出身的張奐很鄙視他，後來與董卓一同鎮壓涼州叛軍的皇甫嵩也與他不合。

段熲的性格作風、文化水平與董卓接近，在他的推薦下，董卓成為司徒府中的僚屬。這本可以成為董卓平步青雲的機會。因為在東漢，三公府僚屬升遷的機會特別多，可以很快做到郡太守、九卿等兩千石的大官。但涼州三明的例子在前，就算做到三公之首的段熲，不是很快就死於政治鬥爭嗎？更何況，以董卓的學識修養秉性如何能在一個士大夫為主的官僚體系中吃得開？

東漢朝廷確實打算讓董卓做位列九卿的少府，但少府只管理皇家的瑣碎事物，而且兵權也沒了。在董卓看來，涼州三明最大的敗筆，就是放棄兵權，所以董卓公然抗命。

董卓

鎮壓涼州叛亂過程中，董卓實力越來越強，其軍隊主體是戰鬥力強悍的湟中義從和其他羌漢混合兵。這是董卓培植豢養的一支私兵，只聽命於董卓。朝廷任命董卓為少府，就是為奪其兵權，無奈董卓抗命，只能退讓一步，給他一個實權很大的官職———并州牧，這也可以把他調離其根據地涼州。董卓認識到朝廷用心，遂要求帶上親兵。國家疲弱之際，無力和強臣討價還價，只好答應董卓的要求。於是董卓帶上三千親兵，前往并州赴任。

董卓上路之時，漢靈帝駕崩，洛陽政局大亂， 宦官殺掉大將軍何進，袁紹又誅殺宦官。董卓嗅到了機會，不顧朝廷下詔阻止其進兵，直奔洛陽，董卓之亂開始。

▍結語

西漢對外擴張之時，涼州武人以地緣優勢和尚武善戰贏得帝國精英的地位，漢武帝之後，儒學逐漸成為成為帝國統治性的意識形態，武人地位步入緩慢下降通道。東漢政治中心東遷，匈奴問題解決，涼州的邊緣化不可逆轉，關東儒家士人控制了官僚體系，獲得了相對涼州武人的全面優勢。內向守成的東漢帝國面對綿延不絕的羌人叛亂，沒有及時地啟用涼州武人，反而多次醞釀拋棄涼州。

涼州三明在羌亂後期發揮重要作用，但西北早已蠻夷化，長期平羌也耗盡了東漢的財政資源。涼州中下層武人無法走三明「武人文人化」的道路，飽嘗戰亂和政府壓榨的涼州平民也不再逆來順受，涼州漢、羌、胡聯合叛亂，與黃巾大起義遙相呼應。直接得益於鎮壓叛亂的董卓趁機率兵進京，實現武人逆襲。

董卓與其手下涼州兵將的瘋狂破壞殺戮，摧毀了帝國繁華的兩京地帶，也褻瀆了漢室皇權。權威不再神聖，神器可以覬覦。關東聯盟中的官僚和士大夫領袖認識到亂世中軍事力量的重要性，加速了士人大族武力化的進程，以累世公卿汝南袁氏的袁紹、袁術兄弟、曾經的黨人「八及」之一劉表，「八廚」之一張邈等為代表。袁氏兄弟更是早早地做起了皇帝夢。

董卓死後，關東聯盟解體，群雄混戰顛覆、肢解了東漢帝國，衰微的獻帝朝廷只是曹操統一北方的工具和幌子。從更長時段的歷史背景考察，以羌胡化軍人為主力的董卓之亂不僅是漢末亂世的開端，也是「對東漢長期鎮壓羌人一個回光倒影的歷史諷刺，更是日後五胡亂華的前驅」。漢末到西晉中國北方（涼州以及并州、幽州等）地區的蠻夷化，則是大分裂時代農耕漢族與游牧部族融合同化之肇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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