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的高能學霸有哪些？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中國歷史的進程中，勸學、向學的風氣十足。「學「是一個很能談得開的話題，今天我們的內容就和古代的學霸有關。

結合我國古代的選官制度與考試制度，今天我們就把尋找學霸的範圍定在科舉考試中。科舉製作為一種官員選拔制度，極大程度改善之前的用人制度，在施行過程中衝破了血緣世襲關係對於統治階層的壟斷。「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無數文人為了科舉盡折腰，不論朝代更迭，科舉制一代一代在中國傳承，然而，科舉制只是一次資格的獲取，在古代，有許多科舉成績遙遙在前，卻事業不達的高分得主給後人留下了「低能」的印象。所以我們今天就來說一說歷史上的「高能」學霸，說說那些科舉成績遙遙領先又事業有成的前輩們的故事。

我們先來說說隋唐時期，儘管存在爭論，但我們基本可以斷定，隋唐時科舉制是一個比較新生的選拔制度。考明經（時務策和經義）、進士（時務策和詩賦、文章）兩科是唐代科舉中的主要科目。這兩種里，又以進士為難，明經為易。

李程，字表成，隴西人。他是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丙子科狀元，在貞元二十年入朝為監察御史，敬宗即位後，擔任吏部侍郎的他以本官同平章事，一生兩度為相。李程為官持正積極建言，任藍田尉時，迅速處理十年積案，政績為易一時之最。入朝為官後，對幾位皇帝諫言，總能勸說皇帝。而作為文政往往一體的中國古代文人來說，文學作品也是事業的一部分。李程著有表狀一卷，《新唐書·藝文志》傳於世。

到了宋代，重文輕武的政治環境下，科舉製得到了大力發展。眾所周知，宋代的「三冗」其中的冗官就與之有很大的關係。有宋一代三百二十年，總共開科一百一十八次。取進士人數十二萬不止。狀元人數達到118人，為人稱道的故事著實不少。

有「著雙狀元「之稱的宋庠、宋祁兩兄弟的經歷更是精彩。宋氏兩兄弟在其父宋玘的影響下通經曉義，頗有文采。宋仁宗天聖二年（公元1024），大小宋 二人同舉甲子科進士，禮部原本定宋祁第一，宋庠第三，但是當時掌權的章獻太后認為弟先兄不妥，遂把宋庠列為第一，宋祁改為第十名，也因此而來「雙狀元的說法。宋庠也成為了中國歷史上少有的三元及第中一員。

宋庠仕途較為順暢，一生官至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先後被封lv國公、鄭國公，以司空身份致仕。病故於家中，朝廷追贈太尉兼侍中，英宗在碑首親題「忠規德范之碑」。在文學方面，他曾校定《國語》、撰《國語補音》三卷、另有《別集》四十卷等等。書法上，有傳世作品《致宮使少卿尺牘》。

宋祁初任推官，經皇帝召試，授直史館，再任太常博士，後累官升任尚書工部員外郎，參與修撰《起居注》。歷任龍圖閣學士、史館修撰、知制悎等職。《新唐書》完成後，他進官工部尚書、翰林學士承旨。在西北戰事緊迫的背景下，他不懼壓力，上疏直陳「三冗三費」，針對邊防，他多次上書，著有《御戎論》七篇他參與編撰了《新唐書》的大部分，前後時間長達十餘年。他也是一名優秀詞人詩詞語言工麗，因《玉樓春·春景》一詞中的「綠楊煙外曉寒輕，紅杏枝頭春意鬧「尤為流傳，又被世人稱為「紅杏尚書」。在文學史上，「二宋」可以說是文名傳天下的文學大家。

科舉制在明朝進入了它的鼎盛時期。明代對科舉十分重視，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三年五月的《開科舉詔》中：「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毋得於官。「明代的科舉為鄉試、會試、殿試三級，對應的第一名稱呼分別為：解元、會元、狀元。在鄉試之前，要取得考試資格也不簡單，需要通過縣試、府試、院試。

商輅，字弘載，浙江淳安人，鄉試為第一名。等到了正統十年，他參加會試和殿試，都得了第一名。他歷經英宗、代宗、憲宗三朝，歷任修撰、侍讀、兵部尚書、戶部尚書、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等職，他一生忠直，敢於諫言，剛正不阿。劉吉曾說：「吉與公同事歷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時人多言「我朝賢佐，商公第一。」 商輅也有許多著作，包括《商毅公文集》、《蔗山筆塵》等。

接下來，再說一下大名鼎鼎的王守仁。王守仁雖然不是狀元，但是二甲進士第七名的科舉成績足以算得上是學霸。王守仁精通儒、道、佛家，也是心學的集大成者。歷任刑部主事、龍場驛丞、右僉都御史、兩廣總督等職。他征討江西匪患，平定聲勢浩大的寧藩之亂，被封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他擅長草書，又將心學融入書法，豐富了我國書法理論。他有《傳習錄》、《大學問》等著作以及《古文觀止》中收錄的《教條示龍場諸生》等名篇。他最大的貢獻與成就便是心學了。他豐富完善了陸九淵以來的心學，提倡致良知，做到知行合一。心學也被稱為「王學」、「陽明學」，成為了明中晚期的主流學說之一，也對中華文化圈產生了巨大影響。日本的海軍將領東鄉平八郎（1848-1934）曾說，一生低首拜陽明。

圖：王陽明立像

張居正，字叔大，號太岳，幼名張白圭。他5歲識字，7歲能通六經大義，12歲考中秀才，13歲時就參加了鄉試，16歲中舉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23歲的張居正考中進士。隆慶元年（1567年）張太岳任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後遷任內閣次輔，為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隆慶六年，萬曆皇帝登基後，張居正為首輔。明神宗年幼，一切軍政大事均由張居正主持裁決。他在任內閣首輔10年中，與內廷合作，司禮監馮保與之密切聯繫，內外配合，充分獲得了權力，「實相也」曾自喻為丞相。他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財政上清仗田地，推行「一條鞭法」，總括賦、役，皆以銀繳，"太倉粟可支十年，周寺積金， 至四百餘萬"。軍事上任用戚繼光、李成梁等名將鎮北邊，用凌雲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亂。吏治上實行綜核名實，採取「考成法」考核各級官吏，「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在一定程度上整肅了政治環境。

萬曆十年（公元1582年）卒，年五十八，贈上柱國，謚文忠（後奪），張居正明代唯一生前就被授予太傅、太師的文官。去世後被抄家，直到天啟二年才恢複名譽。在文學作品上，他著有《張太岳集》、《書經直解》、《帝鑒圖說》等，也為人所稱道。

在傳統中國的社會結構下，「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從讀書到背書，漸漸不再學，只是為了科舉而八股，本文不談科舉制的對與錯，不論八股文的利與弊。只是「學習」不應該只是學書本中的內容，歷史上這麼多高能的學霸不也證明了學習是要不斷思考，不斷探索的。或許只有走出京城，身處龍場的王陽明才有機會用儒家所學去探尋格物致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