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世平:亞洲崛起的根本意義在哪裡?
本期作者:唐世平(復旦大學教授)
在展望了「全球化世界政治的未來」(參見《唐世平:全球化世界政治會面臨一個極端的未來嗎?》、《唐世平:沒有極端的未來,極端沒有未來》)之後,復旦大學唐世平教授在騰訊思享會·戰略講壇003期上還談到了「中國崛起」與「亞洲崛起」的關係問題,在他看來,「亞洲的崛起根本意義不是在挑戰西方,事實上它在重新強調西方現代性的成功。」本文討論的重點在於:為什麼亞洲的崛起對中國的崛起是重要的,而中國的崛起對於亞洲的崛起也是重要的?
以下是正文內容:
我現在談談中國崛起和亞洲崛起的問題。
首先我要特彆強調,我並不假定中國的崛起一定會成功,也不假定中國的崛起會一帆風順。今天我們要討論的是:為什麼亞洲的崛起對中國的崛起是重要的,而中國的崛起對於亞洲的崛起也是重要的?
我認為這裡有兩個非常重要的維度。第一個維度:如果沒有中國作為一個國家的崛起,討論亞洲的崛起其實意義不大,因為體量不夠。但若只看中國崛起,而不是放在亞洲崛起的大圖景下來看,我們對中國崛起以及整個亞洲崛起的意義影響或者評估也有可能會失之偏頗。
亞洲的崛起根本意義不是在挑戰西方,事實上它在重新強調現代性的成功。
我首先特彆強調,亞洲的崛起根本意義不是在挑戰西方,事實上它在重新強調西方現代性的成功。因為整個亞洲的崛起,比如說日本明治維新以後,到後來的韓國、新加坡、中國台灣地區到現在的中國甚至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新興國家的崛起,確實是人類歷史上在西方之後第一個重新整體崛起的區域,這個意義是不可低估的。為什麼我說亞洲的崛起事實上是在重新強調西方的成功?就是因為亞洲崛起的基本理念都是面向現代化,擁抱現代性的,儘管他們經歷了相當多的痛苦。比如日本明治維新後很快拋棄了相當一部分傳統,迅速擁抱西方現代化,中國花了很長的時間,到甲午戰爭之後,才發現改良式的變革是行不通的。你要真想現代化,就必須放棄相當一部分傳統,這是一種沒有辦法的辦法。整個亞洲從精英到普通民眾,都希望變成一個現代國家,這與現代伊斯蘭國家精英和大眾的情感是有非常大的不同,在很多伊斯蘭國家或者社會,精英們對現代性或者擁抱現代性到底需要多少程度,其實都是不肯定的,或者至少說是矛盾的。
我還想強調的是,為什麼整個亞洲的崛起其實還是在強調西方崛起的成功?就是因為整個亞洲的崛起其實還是建立在兩個基礎理念上。第一個就是市場經濟,凡是不搞市場經濟的肯定都不可能成功,不可能現代化。因為亞當·斯密說你們不需要關心「屠夫酒保」,他們是不是為公益社會,只是為了他們的生存奮鬥,社會就可以發展起來了。人的自私不僅不可能是惡,而且有可能是善的本源。
福山與他的「歷史的終結」
第二個維度就是民主化。大家看到在亞洲目前已經變成發達國家的,除了新加坡,全部是民主化的國家和地區。所以福山在他的《歷史的終結》一書中強調的觀點是正確的,他沒有必要重新懷疑自己的觀點。事實上,他的自我懷疑表明他的理解是有問題的:他看待現代化的角度缺乏時間和空間。不過,即便強調亞洲的崛起是西方的成功,也不意味著歷史即將終結,因為我們所謂的終結是指真正的終結「政治」。我們還是會看到思想的碰撞,國家的競爭,政治的延續,這個不會消解。但是,亞洲的崛起確實恰好是在重新強化西方崛起的理念,從而基本終結了西方崛起只是憑藉運氣的辯論——如果只是西方崛起大家可能覺得他們就是運氣好,但當你發現亞洲的崛起也基本上基於這兩個基本理念,那麼這可能就不是一個偶然了。
因此,總體說來,亞洲的崛起真正的意義在四個方面。
第一個是前面已經提到的,亞洲的崛起根本意義不是在挑戰西方,事實上它在重新強調西方現代性的成功。
第二,亞洲的崛起給西方世界之外的其它地區帶來了一點希望。在西方堅船利炮轟擊到世界其他各個大陸的時候,我們可以想像我們的祖輩,可能都是非常絕望的,發現我們怎麼都打不過。而亞洲的崛起表明:你跟西方對抗肯定是失敗了的,但是你確實可以學習西方而變得成功。這是一個非常痛苦的過程,誰都不願意被人打敗後再學人家,但這是一個不得不進行的路程。亞洲的崛起包括比如說像韓國、台灣地區,或者現在中國大陸迅猛的經濟發展,表明西方的成功是可以學習的,只要你學的對。
這樣的一種崛起的故事是不是給非洲、南亞或者拉丁美洲的一些欠發達國家帶來了一線希望?因為亞洲的崛起是一個整體性的崛起,不再是單獨的一個國家崛起,這個時候它更有說服力——你可以在一百年內甚至五六十年內完成西方花了三百年解決的問題,因為西方走在前面,走了很多彎路,但是亞洲這些國家因為運氣或是有偉大前瞻力的領導人,比如吉田茂先生、李光耀先生、鄧小平先生,這些真正有遠見的人看到現代化的曲折,所以他們比較虛心地學習了很多現代化國家的經驗和教訓。
鄧小平與李光耀
第三,亞洲的崛起還給世界其他非發達國家或發達國家提供兩條非常重要的經驗和教訓:第一,趕上西方是可能的,趕超西方也是可能的。第二,這是一個極其漫長痛苦的過程,沒有一條大路通羅馬。所以這個時候我們面對西方國家或者文明時,必須把對自己傳統的驕傲放低。中國一開始也不願意放低,我泱泱大國幾千年為什麼要向西方學習?這是一個非常痛苦的過程,也是一個挑戰。至少現在按照我們對東亞歷史的理解,你不可能十年八年趕上西方。你的遠景規劃就得三五十年,而且是比較順利英明地趕超才有可能。
亞洲趕上西方是可能的,趕超西方也是可能的,但是一個極其漫長痛苦的過程。
第四一點(前面也也稍微提到了一點),要想現代化,你不能與西方為敵,否則你的現代化是不大可能成功的。中國也想過要與西方為敵,新中國在建國前三十年之所以失敗就是我們選擇和西方對抗,這裡面當然有不得不的選擇,但是我們至少是在對抗。而為什麼改革開放成功了?從1972年中美破冰以後,中國加入了西方陣營。這個轉折基本上是中國改革開放成功的必要條件之一。同樣的教訓也適合其他的國家和宗教,你只要想和西方為敵,多半你是不成功的。
最後,我想特彆強調,亞洲崛起要想真正達到在政治上和西方崛起有同樣的意義,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也有可能最後不能實現,就是因為目前亞洲的崛起只是財富分配的變化。比如大家都知道1840年的中國GDP還佔全球一半以上,現在我們中國慢慢回到在全球GDP佔到21%左右,亞洲整體佔到了30%、40%,也就是它重新把以前亞洲曾經在世界GDP的比重變回來了,但這個不是政治意義上的變化,只是一種經濟財富的變化。之所以現在整個亞洲還沒有那麼大的政治影響,一部分確實因為亞洲是分裂的亞洲,中國和日本搞不來,中國和印度搞不來,那搞不來以後就很難形成像「西方世界」的概念。有地理概念上的亞洲,但是沒有政治意義上的亞洲,這就意味著亞洲的影響至少現在還是比較有限的。
人類進步的唯一可靠武器就是批判的理性。
從根本意義上,人類進步的唯一可靠的武器是什麼?就是批判性的理性。或者我把它叫作「在發展中的的康德和福柯的新現代性」。這個新現代性拒絕像早期西方或者1945年到2008年的那種狂妄和自信,它始終對自己的境遇表示謹慎的樂觀,同時是嚴格的批評主義者。我們理性的光芒是沒有疆域的,沒有任何界限,比如說我們可以懷疑或者批評我們所有的傳統以及我們內心覺得永遠也不能拋棄的思想,包括我們最誠摯的信仰,我們都需要去批評,這才是新現代性,這是整個人類進步的唯一可能的武器。
(本文系唐世平在騰訊思享會·戰略講壇第三期活動上的發言;編輯:李大白、陳菲。文中圖片皆系編輯所加,圖片來自網路。騰訊思享會·戰略講壇是騰訊思享會高端活動品牌,邀請經濟學、政治學、國際關係學等各學科執牛耳者就重大戰略話題發表演講,主題高屋建瓴,分享真知灼見,每月舉辦一期。)
作者簡介
唐世平,2009年被複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聘為教授。如今是復旦大學特聘教授,「陳樹渠講席教授」,「長江學者」。他的研究領域廣泛,主要包括:國際政治、比較政治、制度經濟學、政治(學)理論、社會科學哲學。他在這些領域都做出了世界水平的研究,並且有廣泛的著述。2015年2月,唐世平憑《國際政治的社會演化》一書獲國際研究協會(ISA)的「年度最佳著作」獎,他是首位獲得該獎項的亞洲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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