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芝：20世紀最偉大的詩人？

葉芝（Yeats）的創作融合了19和20世紀的文學風格，也是現代主義的開山者之一。圖片來源：阿拉米（Alamy）

葉芝出生距今已有一個半世紀，但他仍在塑造著英語。他對現代作家的影響可與莎士比亞（Shakespeare）相提並論。

對於威廉·巴特勒·葉芝（William Butler Yeats）在英語文化中從古至今所起的關鍵作用，再大的頌讚都不為過。

「葉芝對今天的影響與莎士比亞、瓊森（Jonson）或者狄更斯（Dickinson）一樣，」批評家兼詩人詹姆斯·朗根巴赫（James Longenbach）說，「他與我們理解的書面英語的形成密不可分。 」齊諾瓦·阿切比（Chinua Achebe）和瓊·迪迪安（Joan Didion）等作家都在葉芝那讓人留戀的詩句中發現了概念化的完美標題——《萬物四散，疲憊朝向伯利恆》（Things Fall Apart and Slouching Toward Bethlehem）。TS·艾略特（TS Eliot）稱葉芝為「少數人之一」，他們「讓自己生活的時代永垂青史，不研究他們就無法了解一個時代的精神，因為他們都是所處時代之意識的重要組成部分。」

1865年6月13號，葉芝出生在愛爾蘭，之後在倫敦他的畫師父親的波西米亞圈中長大。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葉芝成為一名傳統主義者，他寫了半個世紀的14行詩。他對英格蘭詩歌形式、愛爾蘭文學和凱爾特神話（在一定程度上得益於他在愛爾蘭西部斯萊戈郡他母親家裡的避暑經歷）的掌握給予他源源不斷的創作靈感。如果他在19世紀末即停止創作，那麼他給今人留下的就是一部感人肺腑的鄉愁和田園詩集——幸運的是，他沒有這麼做，這才有了他20世紀的著作，才使得現代主義更上一層樓——以及他所創造的用以理解現代性之恐怖與美的新語言。正是這一貢獻突破了時間的考驗，依然與今天的詩歌產生共鳴。

記憶中的斯萊戈郡（照片中的道路是其中一首詩的靈感來源）激發了葉芝早期浪漫詩歌的創作。圖片來源：蓋蒂圖片社

一個世紀以前，葉芝的詩歌總是充斥著他稱之為「越來越猖獗的全球屠殺」的災難。在一首名為《1916年復活節》（Easter 1916 ）的詩歌里，他記述了1916年發生於愛爾蘭的復活節起義（the Easter Rising），他認識的人在這場運動中死在了執行死刑的射擊隊槍下。他把這些人稱為烈士，並形象的總結道：「一種壯烈之美由此誕生。」

緊接著，他於1919年開始動筆的《二度降臨》（The Second Coming）在1921年出版了。該書回應了一戰、俄國革命和愛爾蘭內戰這些重大事件。威斯坦·休·奧登（WH Auden）在1939年寫給葉芝的輓歌中寫道：「瘋狂的愛爾蘭把你逼成了詩人。」

「現實與正義」

和所有偉大的藝術品一樣，葉芝的作品也能夠與時俱進——且葉芝與那些飽受戰爭與民間非議雙重煎熬的詩人產生了最強烈的共鳴。詩人苔絲·加拉格爾（Tess Gallagher）初次接觸葉芝的詩是在越南戰爭期間，她說：「他對政治很關注。祖國的命運以及它在爭取自由的路上所付出的代價，還有那些為國家的建立不惜自我犧牲的人，都是他所關心的。」

復活節起義和一戰給國家造成深刻影響，局勢動蕩不安。葉芝在後期的作品中反映了現代社會行進過程中遭遇的種種恐怖。圖片來源：阿拉米

詩人雷諾·摩爾（Honor Moore）指出，《二度降臨》讓讀者對混亂的1968年有了新的理解。「他的寫作緊跟一戰（當時人們並沒意識到還會有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步伐，」她在郵件中說：「當時，我和其他20出頭的年輕人一樣，看到這些表達如此精確的詩句簡直不寒而慄：『上進者再無信念/墮落者更加卑劣，滿腔激情在賁張。』還有一隻難以形容的可怕畜生，它的『無情之凝望似若驕陽』。」

詩人湯姆·斯萊（Tom Sleigh）的新詩集《Station Zed》取材自他在黎巴嫩（Lebanon）、索馬利亞（Somalia）、伊拉克（Iraq）和利比亞（Libya）的記者經歷。他提到，葉芝曾經說，藝術的目的在於「守住單一思想的現實性和正義性，」他還說：「你進行這一類閱讀，並將書中內容投射到伊拉克等國家的艱難處境中，這會說服你去反對各種情緒化的廢物。」

秩序與混亂

葉芝直面人類的悲劇。永垂不朽的不僅是他的主題，還有他的形式。

「（他）一直是我最喜愛的詩人，」生於都柏林的詩人依婉·伯蘭（Eavan Boland）如是說，在她的指導下，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開展了一個很有創造性的寫作項目。她強調：「葉芝對20世紀的抒情詩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給詩節帶來了重獲生命力的（可能性），這一點在他後期的作品裡體現得最為明顯。最重要的是，他為抒情形象找到了新的表達方式——這種形象在19世紀晚期已經變得溫柔多情。」

步入遲暮之年的葉芝在愛爾蘭已經是受人愛戴的名人，這部分得益於無線廣播對其詩歌的宣傳。他離世時，舉國為之哀悼。圖片來源：蓋蒂圖片社

「葉芝給讀詩或寫詩之人留下的主要遺產或榜樣，」伯蘭說，「是他後期作品中對人類聖約的著迷」。詩人的生活橫跨兩個世紀的結果，很簡單，這是一個成長故事。「作為一個詩人，他在部分早期的詩歌中頌揚英雄和力量，但在後期的作品裡，主題卻轉向了迷人的成長。他越來越不像一個詩人，更像是年華逐漸遠去的老人。不朽的詩人與脆弱的血肉之軀兩相結合，給浪漫主義帶來了極富影響力和顛覆性的突破。在這過程中出現了一種新的抒情詩：嚴肅、引人注目且具有說服力。在這種成就的籠罩下，我想我們仍以詩歌的寫作者或讀者的身份活著。」

斯蒂芬·博特（Stephen Burt）是詩人兼批評家，也是哈佛大學的教授，他把葉芝描繪成一個模範詩人：「葉芝在很多明顯矛盾的方面為我們樹立了榜樣——他很神秘，但我們又知道他是一名辛勤耕耘、具有獨立意識的工匠；他是一位珍視私人生活的詩人，但又具有明顯的政治傾向；在某些方面，他是保守復古，在其它方面他又是超現代的。」

投下長長的陰影

詩人兼批評家詹姆斯·朗根巴赫說，無論今天的英語詩人有沒有意識到，都改變不了葉芝對他們詩歌創作的影響。「葉芝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抒情詩，使之在過去一個世紀成為我們期望中的詩歌樣式。他將多個世紀以來一直不被重視的詩歌，即偶然得來的詩歌中更為莊嚴的部分——關於婚姻、出生或者加冕禮、死亡的詩歌——轉變為我們語言中最嚴肅、最重要的一類詩歌。」朗根巴赫指出，該影響的結果是「詩人們如弗蘭克·奧哈拉（ Frank O"Hara）、謝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伊麗莎白·畢曉普（Elizabeth Bishop）和蘇珊·豪（Susan Howe）表面上各有自己的特點。」

葉芝1939年在法國逝世並在當地安葬——但9年之後，他的遺體被遷回斯萊戈郡重新入葬，這也是葉芝紀念碑的所在地。圖片來源：阿拉米

湯姆·斯萊創作《Station Zed》期間曾到葉芝那裡尋求靈感。「（他給了）實用的寫作建議，比如『我現在只會為了更富熱情的語法而修訂我的作品。』你所需要做的只是看一看他寫於19世紀90年代的的作品——《紅玫瑰》（Red Rose）的語言，我的生活中驕傲而傷感的玫瑰——並將其與《Crazy Jane》中的詩歌做對比。你會發現，『音樂』已經從修辭的音樂美轉變為演說的音樂美；你還會發現，音樂美是思想的濃縮，而不是環境誘導的結果。」他的關注點從環境轉向了人類——在考慮外部事件時甚至能夠洞察複雜的動機。這種他就在你的腦子裡，與你的思想互相交融的感覺可能正是當代很多詩人與他發展出強有力的親密聯繫的原因。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他在今天依然深具影響力。斯蒂芬·博特說：「很少有詩人如此值得我們反覆閱讀、反覆聆聽。」苔絲·加拉格爾說，「我覺得很神奇，他的詩在今天依然深受追捧。情感如此豐富又如此神秘，只有這樣一位詩人才能在思考中發現這股秘密的力量。」

（原文選自：BBC 編譯：薛佳茵，編輯：劉秀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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