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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犯罪是否可能——《少數派報告》與《數字城堡》

對於科幻影片《少數派報告》(Minority Report),如果聯繫到「911」、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等事件來思考,就會發現,影片所揭示的問題,所表達的憂慮,對當代社會是極有先見之明和啟發意義的。  影片改編自已故著名科幻作家菲利普?迪克(Philip K. Dick)的同名小說,迪克擅長短篇小說,故事精鍊,情節嚴密,而且有相當的思想深度。只要提到當年如此著名的《銀翼殺手》(Blade Runner,2004年被《衛報》組織60位科學家評選為「歷史上十大優秀科幻影片」之首)等幾部科幻影片都是根據他的小說改編的,就可見一斑了。  影片原計劃1999年秋天開拍,2000年暑期上映,那時「911」、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等事件都還未發生。但是因為大導演和大明星都太炙手可熱,檔期一直難以配合,結果拍攝計劃一拖再拖,拖來拖去,等到2002年6月公映時,「911」、阿富汗戰爭等事件已經發生,伊拉克戰爭隨後也爆發了。但是,大部分電影觀眾可能仍未將影片和這些事件聯繫起來思考。所以,這部影片中表達的——也可以說,影片試圖表達的,或者是雖沒有想這樣表達但實際上表達出來的——某些重要思想,可能還未得到充分的注意。


中國古代有「誅心」之說,成語「其心可誅」就是這個意思,換成大白話來說,就是「你雖然作案未遂或尚未作案,只要有過這個心思,就是該死」。從現代的觀念看來,「有過這個心思」只是思想動機,還未構成犯罪行為,就只能由道德來管,不能由法律來管,因而也就不能以此定罪。所以到了今天,「其心可誅」 在我們只能是一個修辭手段,用來表達對某種邪惡思想動機的道德譴責而已。  而《少數派報告》,就是一個未來世界的「誅心」故事。故事的場景被想像在公元2054年的華盛頓特區,在那裡「謀殺」這種事情已經徹底消失——有整整9年沒有發生過了,因為犯罪已經可以預知,而罪犯們在實施犯罪之前就會受到懲罰。司法部有專職的「預防犯罪(Pre-Crime)小組」,負責偵破所有犯罪的動機,從間接的意象到時間、地點和其它的細節,這些動機由「預測者」(Pre-Cogs)——他們能夠預知未來的各種細節——負責解析,然後構成定罪的證據。在這樣的制度下,公眾也就沒有任何隱私可言了,因為一切言行都在有關機構的監控之中。  「預測者」是三個有超自然能力的人(兩男一女),但是處在令人恐懼的景象中——他們被製作成木乃伊般的殭屍,浸泡在液體中,生不像生,死不像死,他們腦內被植入犯罪圖像的晶片,就像原始數據,快速瀏覽圖片並儲存,等他們腦細胞組織發育完全,晶片就與之完全融為一體,可以有效地接收並處理信息,這就是所謂的「犯罪預知系統」。「他們不會感覺到任何痛苦,但必須保持恆溫,要不就會沉睡不醒」。  有人被三個浸泡在液體中的「預測者」這一景象所震驚,就認為導演斯皮爾伯格要藉此控訴美國的「人權狀況」,控訴美國的「白色恐怖」,卻不知影片實際上思考的問題要深刻得多。斯皮爾伯格的思考是以戲劇性的情節來表達的:


「預防犯罪小組」的精英之一約翰?安德頓(湯姆?克魯斯飾),工作賣力,對「犯罪預知系統」的可靠性當然深信不疑。在經歷了兒子被綁架,生死不明的悲劇以後,他將全部激情都投入這個系統中,他相信這個系統能夠讓成千上萬的人免於他所經歷過的悲劇。……  然而有一天,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一向盡忠職守、遵紀守法的安德頓,竟被偵測出有犯罪企圖,他被指控將在36個小時之內謀殺一名他根本不認識的男子!轉眼之間,一名忠誠的執法者就變成了被追捕的目標,原本一起並肩作戰的同事全變成傾力緝捕自己的敵手。  安德頓自己當然知道自己是無辜的,但是「犯罪預知系統」不是從來就可靠無誤的嗎?如果他堅持自己無辜,那又怎麼能保證以往由這個系統對別人作出的定罪全都正確呢?現在,安德頓只得在這座對所有公民都嚴密監控、毫無個人隱私可言的城市中逃亡,並追索原因,以求洗脫自己的罪名。  安德頓在亡命和追索的過程中得知,一個人的罪名最終是否成立,其決定權就在那三位浸在液體中半生半死的 「預測者」。如果其中的兩位認定罪名成立,而另一位有不同意見時,最後這位就是「少數派」(Minority);其意見就被稱為「少數派報告」。影片和小說就是據此得名。  安德頓的謀殺罪名最後能不能洗脫?影片實際上藉此提出了兩個嚴重問題:  一、根據動機給人定罪,是不是合理?  二、能不能以「預防犯罪」為理由侵犯公眾隱私?  答案當然都只能是「不」。


心靈犯罪是否可能——《少數派報告》與《數字城堡》



如果作簡單的、然而不無道理的類比,則美國此次伊拉克戰爭推翻薩達姆政權,以及在反恐中實行「先發制人」的政策,就類似根據動機給人定罪;而以反恐為理由干涉別國內政,也可以類比於以「預防犯罪」為理由侵犯公眾隱私。  長久以來,西方人普遍對思想專制(諸如思想罪、侵犯隱私之類都包括在內)有著根深蒂固的憂慮和恐懼,所以他們會千百遍地在小說、電影里表達這種憂慮和恐懼。前不久因小說《達?芬奇密碼》(The da Vinci Code)而大紅大紫的丹?布朗(Dan Brown),在他的前一部暢銷小說《數字城堡》(Digital Fortress)中,就從另一個角度表達了同樣的憂慮和恐懼。在這部科幻小說中,美國情報機構為了防止恐怖活動,建造了一個可以窺探全世界一切電子郵件的「萬能解密機」,這一做法遭到一些人的反對,最終「萬能解密機」被摧毀。丹?布朗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立場,在小說中則是曖昧不明的。  雖然,如果要為「犯罪預知系統」或「萬能解密機」之類作辯護,也不是毫無理由。本來,人類社會的法制就是一套人與人之間相處的規則,而犯罪就意味著破壞某種規則,「911」之類的恐怖活動當然意味破壞更多、更基本的規則。率先破壞規則的人,其實同時也就在道義上賦予了別人(特別是受害者)不按照規則對待自己的權力——這就是報復與懲罰的權力。所以對恐怖分子進行報復與懲罰,在道義上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問題在於,在某人實施犯罪之前,僅僅因為判定他思想上有犯罪的動機,就對他進行制止和懲罰,這種做法雖然從理論上說不無道理,實際操作起來卻是不可能的。因為實施了犯罪,就會形成證據,可以據此認定犯罪事實;而犯罪動機則是思想上的事情,沒有事實可以被認定,因此就需要「預測者」之類的人或機器來「解讀」,這種解讀必然導致歧義、誤讀、武斷……等等問題(比如《水滸》中黃文炳對宋江題在潯陽樓上的「反詩」的解讀),據此定罪不可能是公正的。安德頓的蒙冤就是這一點的展演。至於以「預防犯罪」為理由侵犯公眾隱私,則是公眾的權利尚未被犯罪侵犯於彼,卻已先被「預防犯罪」侵犯於此了,當然也是難以接受的。


本文原載2005年1月26日《中華讀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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