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未來的女兒 正午信箱特刊
一封關於性騷擾的來信，一篇關於我們時代的長篇回復。真的很長。
為未來的女兒
文 淡豹
寫給正午的來信：
淡總理：
你好。
從正午信箱開通那時起我就覺得自己一定會寫信，關於家庭關係親密關係等等，然而沒想到終於打算動筆是想諮詢關於性騷擾的問題。
記憶里我最早的一次被性騷擾經歷是讀大學的時候在教學樓遇到了「露陰癖」，當時被嚇壞了，說不出話，最後憋出一句髒話就慌張地跑掉了，後來和當時異地的男朋友邊打電話邊哭，在學校網站的論壇上發了貼，沒有引起太大的關注，或者說只是引起了一些同學的關注，老師和領導們並不知曉，我也忘了自己當時為什麼沒有把這事告訴老師，就不了了之了。畢業後白天在路上遇到過流氓，被攔住了去路，打招呼、吹口哨，其實周圍還有其他路人在，但我也沒有勇氣喊，猜想他可能也是嚇嚇我，就裝作沒看到走了過去，其實心裡特別害怕。今晚是穿著牛仔短褲騎車路過一家商場，門口有幾個男人走來，沖著我打招呼「嗨小姐」，我又氣又怕，沒搭理他們，騎走了，覺得自己無助，給一個比較信任的男性朋友微信說了這事，結果他說重點是你穿短褲，人靚才會有人吹口哨。我看完更氣了，難道女人被性騷擾是因為穿得太暴露，而不是因為男人本身的噁心和壞嗎？要是有能力，真的好想把這些男的打到半身不遂啊。其實我連性騷擾確切的定義都說不出來，但就是覺得自己受到了侵犯。我獨居，平時喜歡獨來獨往，除了上班、夜騎和去市場買水果之外，幾乎沒有其他要出門的活動，我享受這種獨處的寧靜，但間斷髮生過這類事情後，越來越害怕獨自外出潛藏的危險了。回想起來，前段時間獨自去了四川旅行，要是在人生地不熟的旅行途中遇到類似的事情真的不知道該如何處理。覺得自己很懦弱很傻，還是個法盲，不知道這種事情報警了警察管不管，但其實，事發過後自己估計連報警的勇氣都沒有吧。
關注總理的微博，知道總理之前轉發過關於性騷擾的問題，想請問總理有遇到過類似的事情嗎，對於我來說，再次遇到這種事情該怎麼辦呢？
最後，向三爺問好。
不想用微信和微博名字的人
NOON回復：
一 回信
我們姑且把你所遇到的事理解為遇到了日常化的來自陌生人的性騷擾，之後他人無視，似乎也難以跟進，而這種「沒什麼大不了」「都賴你自己」的無視和傷害和性騷擾一樣令人痛苦，甚至令人質疑自己的生活方式。在討論如何定義性騷擾、如何應對、尋找社會支持、對於嚴重的性騷擾如何尋找法律途徑處理，中國的女性主義者在近年來做了很多宣傳和援助工作。這裡我想更廣泛地談。因為我越來越覺得，如果不從性別平等的角度來處理這個問題，針對女性的性騷擾根本是無法解決的。你我所面對的並不是來自特定對象的、一次性的性騷擾問題，而是日常的騷擾，以及包括來自權力機關、親人、朋友在內的淡漠：在很多人看來，欺負有些人、剝奪有些人，並沒有欺負另一些人或者其他形態的剝奪來得那麼重要。我們所面對的性騷擾背後是對女性的結構性歧視。你的命運和處境是女性命運的一部分，你的命運只能與整體的女性命運結合在一起，我們對社會需要有嚴厲的愛——就像對吸毒者和小孩，給予指引和限制。我們得通過社會改造來改善自己的處境。
在民主政治框架下，鬥爭未必更容易，但道路似乎更清晰：結社，推進立法，幫助其他受性騷擾的女性或者被剝奪的女性，在相關組織中做志願工作，用選票表達自己的意見。只要女性被識別為人口，就是一人一票下一半人口的選票，是幾乎自然的不可逃避的政治力量。這種事實本身對於尚處於弱勢的女性就有激勵作用，而每次勝利都是進一步政治動員的一部分。我時常在媒體上看到強國公民嘲笑印度落後，我也不知道是嘆氣還是笑好——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政權。
在我們的現有法律和政治框架下，怎麼辦？我有朋友曾經通過非政府組織參與推動《反家暴法》的制定，這項法律的出台也給包括我在內的普通女性和女權主義者以激勵。我也剛剛看到新聞，建設部宣布將擴容女洗手間，會注重女性生理需要，男女洗手間比例不再是1:1了；這背後也有積極分子的長年關注和推動。點點滴滴的進步是有可能實現的。同時在中國或許需要更靈活的鬥爭方式。題圖中的上海女性反對騷擾的集體行動就是一例，剛剛成立不久、專門譯介女權主義視頻的字幕組也是一例。有沒有獨特於中國的運動方式，肯定並汲取中國社會主義傳統資源的女權運動方式？我不知道，我希望可以討論。
同樣重要的或許是日常生活中的「運動」。在自己的職業領域內推進平等，提高女性地位；你可以爭取更多社會資源以改變議事規則，成為立法者，有資源推動平權項目的人，成為女法官，女CEO，女議員，女人大代表。或者一所大學學生工作部的處長。決定資源投放。推動女性職業培訓，持有關切婦女的視角和對婦女問題的意識；尋找其他關心這些問題的夥伴，討論，閱讀，作貢獻。 甚至是相互提醒避孕的重要性。如果說女性有什麼弱點，那就是因為長久的缺欠與不滿，我們容易放棄——我們可以提醒彼此不要放棄。很多女性有無從做起的困擾，我們需要更多相互交流，推動社會平等和聯合，至少更好地探索和呈現推動社會進步的諸種途徑，讓人們可以通過聯合來在自己的有限領域內推動社會進步。
最後，希望你不要為無助和缺乏報警勇氣自責。Trump醜聞爆出後，《紐約時報》採訪了多位曾經被他騷擾過的女性，其中有人表示自己和丈夫結婚十幾年，都沒有說過自己受Trump騷擾的事，「直到在報紙上看到她人的類似經歷」。受辱感是性騷擾後處理不愉快的感受時正常的反應，恥辱和羞辱也是一種讓受害者無聲的機制，在中國的社會情況下，「報警也沒用」「或許會更受辱」的想法是正常的，你不需要自責。
對朋友的失望也完全正常。所有朋友都只是「部分的朋友」，總和你在一些方面有分歧甚至難以容忍——否則，靈魂伴侶也不會那麼難得。如果年紀教了我任何東西，那就是在某些方面可以做朋友的人，在其他問題上可能與我觀點完全不同，也對那些問題毫無同情。在與性騷擾和女性的身體感受相關的方面，或許你需要找到另一些可以交流的朋友。也並不是女性就會理解你，理解並不自然地隨同樣長了子宮而來。
二 日常生活指南
我們很容易，也經常被責為過度敏感。但這是我們需要付出的代價和應當作好的準備，不該在被責為敏感時自責，或者停下腳步。我們要警惕的不是男性，或者陌生男性，而是需要對父權和男權思想文化結構抱有警惕。這也是為什麼女權主義不是一半人口對另一半人口的鬥爭，也不僅關乎改善一半人口的處境，它改善的是所有人的命運。
我們應當，
拒絕「胸大無腦」之類的偏見。不僅這個因果聯繫是虛假的，而且他們根本沒資格粗魯地評價你的胸，你的身體；
反對性騷擾。幫助其他被騷擾的人。不羞辱經歷過類似事件的她人；
拒絕如今風行的對女性外貌打分的做法；
當有人評論你化妝是不自信的表現，告訴他，你從未見過哪個男人因為戴領帶而被責為不自信。「化妝是不自信」的陳詞濫調背後隱藏的偏見是：女性做任何事都是為了美，她們更關注美，習慣並希望被觀看，她們重視吸引力多過一切；
當有人評論你不化妝是土氣的表現，說「怎麼嫁得出去？」 你知道他們是錯的；
不要接受「綠茶婊」「白蓮花」之類的分類，也不要用這種分類去指責她人。這種分類背後是塑造典範女性的嘗試，你也不應該去「鑒婊」；
別使用「活潑就是蕩婦」「內向就是缺乏吸引力」等等偏見去評判和羞辱她人。你該既不責人為蕩婦，也不以性慾望為「解放」自身的工具。它什麼也解放不了。但你應該質疑父權制對性慾望的單一定義，以及用貞潔來規訓女性的實踐；
當你看到人民網轉載《錢江晚報》報道，《男子心情鬱悶欲發泄 公交車上一把抱住陌生女乘客》，你該知道這種標題和敘事是錯的，他所做的是騷擾，這也不是無關緊要的趣事；
當你聽到「舞蹈學校真可怕，全是女孩子，一定充滿勾心鬥角」這種話時，你該知道那是模式化的偏見。希拉里在回憶自己所讀的韋爾斯利女子學院時，她說，在沒有男性的環境里，女性能更自由地發揮自己的才能，相互競爭和成長。——幾乎是一個沒有老大哥監視的自由市場；
當你的女兒被人拽了辮子，教她抗議，或者打回去。而不是說「他喜歡你」」你在小題大做」「你應該為此高興」——那等於在告訴她未來對性騷擾也應當忍耐，等於在說她的不舒服是她自己的錯；
當你聽到老闆說「還是希望招男生」時，知道那是錯的。當你看到公司招聘啟事「一屋子程序員在等萌妹子」，知道那是錯的，那不是讚美，是包含著騷擾的歧視；
當你在學校、在公司里被「自然」定為會務秘書和接待，當你的男同學和同事「自然」負責發言或報告，當你被期待給年長男性的杯子灌滿水，你應當不舒服；
當你看到電視真人秀不當宣傳對女性、對女童包含著騷擾的「愛護」，你應當不舒服，應當抗議；
結婚誓言上，你不再為男性的「我賺錢養她，她全心照顧我」這樣的表白打動。照顧是相互的，夫妻是人生伴侶，不存在男方負責賺錢、女方負責家務的天然分工；
當有人質疑你有「經期情緒」，告訴他，你所說的是認真的看法，得嚴肅對待它；
當你看到年長女性離婚後在約會年輕人，你不該嘲笑她；
你該重新理解美，不再追求「少女感」，去挑戰更廣泛的美。詩人Jenny Joseph曾寫下一首《當我老了》，和葉芝式歌頌恆久之女性美的抒情不同，Jenny Joseph寫得相當好笑：「當我老了我要穿紫色衣服 / 配紅帽子，完全不搭，也不襯我」，她詩中的女性在老年終於可以不顧家庭不顧傳統，不再受「做典範的高雅婦女」的限制，她們在失去了一般人眼中的性吸引力後反而獲得了不再被觀看的自由。這首詩激發了「紅帽子協會」——世界各地，老年婦女穿紫著紅聚會，倡導新的美感形態。
這些只是些日常的例子。當你帶著女權主義敏感和對平等與尊重的追求去觀看，相當多的文化現象、實踐、關係、語言、習慣性指稱都會顯得分外可疑，從家庭、學校、公司里的重男輕女（經常以愛護女性的形式隱性體現，或者表現為認為男女各有分工各有擅長），到無處不見的廣告上「女人就愛買買買」的形象（把女性視為消耗者、物慾的奴隸，否定其生產者身份）。當你對不平等、歧視、欺辱敏感，你的生活不會更容易，只會更難，更辛苦。你需要作好準備，在某些時候承受被蓋章為「過分敏感」的代價，忍受一些污名、一些誤解。也許很多時候你會厭煩甚至痛恨這個世界，但你也會獲得滿足。
你也需要作出一些現在看來可能令人遺憾的放棄。對女性的歧視常常以愛護為名，在長久的社會分工與歧視下，女性常會無視自己的潛能，滿足於相對較弱的位置，貪戀淺薄的讚美。你需要放棄一些讚美和現在看來像是機會的東西。在評價蕭紅時，孫犁曾寫道，「中國女作家少，歷史觀之，死於壓迫者寡，敗於吹捧者多。初有好土壤而後無佳氣候，花草是不容易成活壯大的。自身不能嚴格要求，孤標自賞，生態也容易不良。一代英秀如蕭紅，細考其身世下場，亦不勝惆悵之感。」 （當然，而今未嘗死於壓迫卻死於吹捧的，是從牢房裡走出來、復古收徒的所謂異議知識分子。）愛護有時是極端危險的。你要發展自己的才華，不要受限於狹窄而安全的職業選擇，較低的標準。你不能習慣性、自然地、被要求、被期待選擇「更方便照顧家人」的職業，試試選擇更有社會影響力、能獲得更高成就、作出更大貢獻的職業。
如果你獲得資源，你該參與政治和討論，爭取改變規則。該幫助其他女性，對她們好，為自己與她人爭取更多機會和更公平的對待，幫助有各種各樣的形式，譬如，如果你是位創作者，在創作中不再讓女性角色缺席、模式化、邊緣化，不再表達偏見，是一種幫助，為五十歲的女演員寫更豐富多樣的角色也是一種幫助。把女性放在故事的中心，讓女性角色不再只受情緒控制、不只關心爭奪男人；去寫邊緣的、不受大眾注意的女人。沒有一句話、一幅圖不關乎美學問題，也就是未來世界的正義。
反抗有時可以很日常。我們需要帶著自身對正義和美的觀念，去反抗現有的視角，豐富多樣性，重新定義成功、意義、美學。你為什麼寫作？你為什麼攝影？你為什麼化妝？不是為了服從。你可以發現新的英雄，女性的英雄。我曾讀到學者劉禾在訪談中的一段話，至今記得，「歸根結底，我覺得學者的工作要有一些最起碼的道德思考，換言之，你是支持壓迫人的制度，還是挑戰壓迫人的制度？所以我進入女性主義，恰恰是想跟大家一起去挑戰這個壓迫人的制度。制度可能以學科建制的方式出現，也可能以人事關係的方式出現，也可能以家庭、社會、民族國家等級的方式出現。女性主義教給我的，是面對壓迫者，應該採取什麼樣的道德立場態度。這是你必須選擇的；你不選擇，就可能與壓迫者同謀。」 你要做的並不是生死抉擇，不需要等到某個危急時刻去作出你的抉擇，你在日常的生活與職業中，每天都可以挑戰和反抗。
更重要的是，你該以你女性的寬容理解力去理解她人。有些女性被婚姻劫持，被法律保護的缺失所要挾，一旦離婚就會生活受損；你該理解她們的困境。也有女性在婚姻的框架內喪失尊嚴，甚至難保安全，你該理解不同時代、地域、階級、處境的女性，不苛責。我們的上一代中，有在鄉村被追著跑的大肚子婦女，也有衷心相信女性應該受教育的城市幹部和知識女性，從小把孩子送全托。你不該責備前者重男輕女，責備後者無法給你當保姆奉獻勞力。你需要知道其他女性都經歷了什麼，有時理解本身是一種難得的幫助。
如果說有一種女性的政治，那意味著我們能夠以一種比現有的主流方式更具同情心、更具好奇心的方式來閱讀現實與歷史，建立同盟。我們生為邊緣人，曾經受過侮辱或者騷擾，我們了解不被尊重時的憤怒。所以該更好地理解一個口吃的小孩，一個被懷疑是小偷的維吾爾年青人，一位被懷疑有不正當關係才得到提拔的女職員。你經歷過那些，你理應為一種更平等、更少偏見、更多尊重的群體生活作出你的貢獻。
我們每個人在社會生活中處在不同位置，有不同的能力與資源，在廣大的光譜上很多人在不同戰線上對不同對象鬥爭，選擇自己努力的有效方式，有些人在提高自己的地位，爭取改變議事規則，有些人在日常生活中作宣傳，有些人自我保護。這都沒問題。我個人始終覺得要和平，非暴力，不放棄，那才是我想要的政治，一種女性的政治。我們有潛力成長為成為理性、溫柔、有耐力的批判主體，對恆久的暴力性的刻毒政治作出超越。平等不是最終目的，目的是自由與幸福。
究竟什麼是女權主義者？存在很多定義，很多不同理論流派，很多實踐和策略上的差異、論爭、相互批評。翻譯feminism這個詞時，對「女權主義」和「女性主義」的不同取捨本身是中國女性運動史上的不同路徑選擇，也是政治選擇。我也覺得我們可以對不同的人使用不同辭彙，這不僅是個翻譯學問題，而是實踐策略問題：對有些人來說，「性別平等」可能容易接受，而他們根本不會打開帶著「女權」字樣的文章，這些人也許尚未是你的朋友，但或許是可以團結的對象。而有時則要採取更尖銳和響亮的概念或行動，挑戰大眾的敏感視覺，甚至自我妖魔化，讓問題得到曝光和注意。
或許成為女權主義者是一種來自身體和經驗的感受，你感到其他女性是鄰人和姐妹，有血肉，有感受，有痛苦，有潛力。我很喜歡的詩人Adrienne Rich這樣寫：
我所感到的唯一真實的愛
是對兒童和其他女人的。
其它的一切都是肉慾、憐憫
自我憎恨、憐憫、肉慾。
這是一個女人的自白。
（1972，《憤怒的現象學》；得一忘二譯）
三 新危險：消費社會
2016年恰恰是陳獨秀創辦《新青年》一百周年。在發刊詞中，陳獨秀就像與他同時代的相當多知識分子那樣，區分新舊，以一種「絕無可能調頭」的決絕和歷史進化論眼光划出分水嶺：「一九一五年與一九一六年間，在歷史上畫一鴻溝之界：自開闢以訖一九一五年，皆以古代史目之。從前種種事，至一九一六年死；以後種種事，自一九一六年生。吾人首當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國家，以新社會，以新家庭，以新民族。」
不知陳獨秀若看到今天的中國會怎樣想。以我個人經驗而言，我對進步的幻覺是在2008年以後破滅的。我足夠老了。足夠記得千禧年時的慌張和激動，在迎接新千年的全球情緒下，人們想像一種別樣的未來。在那之前中國經過長期的相對文化孤立後，大眾文化與商品似乎都更繁榮，早已有了衛星電視，我很愛看《亞洲娛樂中心》，DVD帶來《末路狂花》與《玻璃之城》的不同浪漫形式，我跟著《中華讀書報》上記者康慨的國際書評搜索西方新書。九十年代末中美關係變幻，學生在政府中一派的鼓動下上街為美軍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而遊行，很快另一派出面制止。我足夠老了，記得中國在巨大壓力之下加入WTO的過程與此前的長年談判，對加入WTO負面影響中國經濟的恐懼使得「傾銷」成為其時的流行詞。誰會知道就同在中國最終簽訂條約的2001年，「9/11」發生，美國陷入反恐戰爭，中國成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中國在世界圖畫中的位置根本改變，對西方在經濟實力和現代化道路上都構成了實質性挑戰。但反過來，中國因改革和歷史機會而逐漸擁有的強國位置也是對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社會關係、甚至社會問題的一種肯定。到今天，「平等」的社會理想不大提了，貧富分化問題仍然能得到討論，但失去了緊迫性，不再是令人憂心的分化過程，而是在很多人心中不可挑戰的社會現實。
八十年代，女作家丁玲老年時出訪美國，在芝加哥西爾斯大廈的頂樓酒吧里遭遇穿著皮大衣、吞雲吐霧的時髦女郎，她說，「我年輕時也這樣。」 這個故事在近年經過蔣勛的講述和聶華苓生平紀錄片《三生三世》的傳播，在中文媒體和社交網路廣為流傳，很多解讀幾乎「自然地」使用如今流行的章怡和式追憶、物質主義視角、殖民迷夢觀，把她的表達理解為是感傷洋場繁華與懷著悔恨的懷舊。左派女作家一生的複雜追求被輕而易舉地當成年輕時的錯誤。而實際上，據說80年代時丁玲還曾問社科院的研究生，你們青年流行做什麼？答者時髦地說，跳交際舞！丁玲大失望乃至大不屑，30年代青年玩剩下的，你們以為新潮？ （引自王璞）
在對整個二十世紀革命歷史的「撥亂反正」成為流行的今天，嚮往貂皮大衣、愛跳交際舞被不自然地當做是「人的自然嚮往」，消費社會的現實和個人主義對於女性的自我賦權和聯合構成了新的挑戰。大眾傳媒和廣告業構造了虛假公共空間，為女性描畫了虛假的自由：購買的自由。
消費社會的整個結構物化所有人，又尤其壓迫女性。當商品邏輯主宰我們，女性尤其是一種特殊的商品。這種商業化的圖景強調女性作為消費者和被觀看對象的性質，描畫由商品盤踞的恭順而美麗的身體，說服女性理想生活意味著充足的物質佔有與消費能力，實際上在鼓勵女性自我估值、自我定價。「買」的慾念被制定為性別化的慾望，所謂「女性天生愛購物」。同時，性是時代變遷中的政治問題。在今天流行的所謂「性解放」話語中，一方面對性的有效、順暢處理成為人理想狀態的一部分，但這往往是排除女性或者壓迫女性的，另一方面，也有強調女性作為性主體的話語，但它並非沒有資本推動，也往往與商品邏輯絞合在一起，時下風行的所謂「有錢就能包養小鮮肉」的偽賦權便是一例。
1939年，戰爭中退居昆明的沈從文寫下相當悲觀而難以捉摸的《燭虛》，以筆記體散文省察生命。很奇怪地，全文以回顧「五四」以來的婦女解放運動開始。他列舉了幾位被時人尊奉為婦女領袖、卻令他相當厭惡的三位新派婦女作例子。其中一位，
「她生存下來既無任何高尚理想，也無什麼美麗目的，不僅對「國家」與「人」並無多大興趣，即她自己應當如何就活得更有意義，她也從不曾思索過。大家都以為她是一個有榮譽，有地位而且有道德的上層婦女，事實上她只配說是一個代表上層階級莫名其妙活下來的女人。
「這三個上等身分的婦女，在戰爭期有一個相同人生態度，即消磨生命的方式，唯一只是賭博。竟若命運已給她們註定，除玩牌外生命無可娛樂，亦無可作為。…學校只教她們讀書，並不曾教她們如何做人。家庭既不能用何種方式訓練她們，學校對她們生活也從不過問，一離開學校嫁人後，丈夫若是小公務員，兩夫婦都有機會成為賭鬼，丈夫成了新貴以後，她們自然很容易變成那樣一個類型——軟體動物。」
話說得相當狠。倘若他知道今人如何崇拜太太、名媛、貴婦，大概要哭出來。總之，他批評把婦女從家庭中解放出來之後，婦女並沒有成為社會（國家）的有益一員。以往的婦女解放運動未能真正觸及女性心靈，單單解放而不計改造，用今天的話說便是他認為「男女同校」之類的教育與社會政策是被動解放，並不能樹立新的女性主體。沈從文認為，倘若說舊式婦女可以讀《列女傳》作為生命典範，新式婦女在接受被動解放之後失去了能作為生命典範的道路指引，便在茫然中成為了混亂社會的「軟體動物」。借用麥金泰爾的辭彙，可以說，缺乏女性的道德敘事。因此沈從文鼓勵寫為女性的文學。
這當然可以被視為男性知識分子通過界定理想女性而診斷國族病症的中國二十世紀史的一部分。知識精英代女性發言，指出女性的前途，對女性作出診斷和倡導思想解放，這是男性建構現代自我主體的過程。但在今天消費時代——笑貧時代的中國，沈從文的危言值得再次拿出來聽聽。就像巴爾扎克、托爾斯泰、契訶夫所寫過的缺乏心靈深度與社會責任感的上層婦女，貧弱而令人心痛的妓女形象，都被人們忘記了。
我進步幻覺的破滅，也來自於對輿論空間的失望。我的成長過程感受到的是公共輿論對國家政策影響力的減弱，2008年或許是個分水嶺。一生中，我只被通知填過一次選票，大概是2003或者2004年我讀大學時。同學中有人積極參選海淀區人大代表，我們雖然玩笑一般對待，但有未來將更加民主和開放的錯覺。在新世紀的前幾年，人們尚能看到知識分子通過影響公眾和輿論來左右政策——即使那時的公眾討論只是出於知識分子在儒教傳統下參與公共事務的習慣，結合時勢提供的通過控制社會輿論而為自身得到權力提供合理性的機會。而如今，大門關上，洞打開，部分知識分子擁有直接影響政府角色的快速通道。而媒體討論假問題，或者乾脆售賣自己，媒體或者是資本的服務業，或者是自娛自樂的文人表演遺世優越感的場所，基本已經喪失公共性。
與西方現代國家相比，中國國家存在的合法性不是來自於它能充分保證公民的自由，而是在於一種對天然歸屬的強調，對中華民族歷史的不懈重複（這幾乎成為國家的超越性基礎），以及對能提升公民福祉的內容模糊但態度堅定的許諾。中國當然從來沒有過公共領域，公共意見不是政治決策的合法性來源，只是在危機事件中衝撞政治決策的方向。始終是種「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官民想像。如果說此刻西方民主社會的公共領域只是一種遺存，那麼我們的代議制就完全是笑話。弱者並不能夠依賴於政治手段與佔領經濟領域的強者相抗衡。倘若不存在對理性的公開運用，何來人民主權？
美國夢的敘事在中國越來越風行，成功學教程時興，充滿新式電器、花園、兒女雙全的城市中產階級家庭圖像充斥廣告——everything good could happen to you，然而在現實中，改變社會地位或獲得美滿生活卻越來越難。興起了新的貧困形式：受過教育的年輕人、毫無攀登社會階梯和積攢財富的希望的工廠勞工、土地被政府低價售賣的村民。對於這些人而言，生存本身已經是侵蝕性的：活著意味著一位流水線女工能獲得的收入將逐年減少，而勞動中健康狀況只有更差，缺乏安全的食物、水、與空氣；活著意味著一位大學畢業生的工資收入漲幅將被房價漲幅甩得越來越遠。此刻的社會狀況是，奮鬥不再能為勞動者提供身份認同和自豪感了，勞工階級喪失了主人翁位置，中產階級脆弱，為金錢、地位、水、和食品安全而焦慮。更重要的是，生命不再容易在勞動中獲得完滿，擁有尊嚴；勞動過程本身對於有些階層是屈辱，而對於勞工階級是根本消耗性的。在此時此刻，中國和美國有一點情形是相似的，當美國低收入白人男性作為「為全家提供麵包的人」的身份和尊嚴感處在危機中，貧困人口進入肥胖、成癮、破產、進一步失去勞動能力的圈中，被壓抑的憤怒在美國通過選票表達，在缺乏表達渠道的國家通過極端事件表達出來。
市場經濟與不民主的並存，把個人擠進狹小的私人生活中。我們的家庭危機是社會危機的一部分——當「勞動者」的身份意義幾乎消失、被「領薪者」和「資產擁有者」代替，女性被定位和呈現為消費者，而男性被定義為應當充分攀爬社會階梯、佔有財富的主體，但實際並不充分享有如是機會時，中國式家庭因收入分配、為婚姻忠實、為性服務的購買、為理想丈夫和理想妻子與現實的差異而破裂，是必然的。
今天的中國是一個男性的、漢族的國家，一個工廠主、有產者父親。有趣的是，與消費主義被定義為性別化同步的是，愛國主義也成為一種性別化的情緒。國家先將民族主義青年定義為性別化的群體，對「小粉紅」在需要使用時就刺激，需要打擊時就貶斥——她們成為籌碼。
怎麼辦呢？我並不知道。我相信，在這種社會狀況下，人尤其需要通過反個體主義的對他人的關心才能獲得尊嚴與滿足感，必須參與某種形式的社會改造，創造某一種公共生活。某一種政治生活。但當你的參與無法左右政治過程，那怎麼辦？我相信，男性化的國族主義不能實現女性的解放，市儈主義中也沒有幸福。但中國目前的社會狀況下，經濟平等、機會平等必須成為女性主義運動中的重要議題，那麼如何能在爭取經濟機會平等的同時，警惕消費主義對人的侵蝕？如果在法律框架內鬥爭，爭取政策變革，又如何避免女性權利（就像勞工權利一樣）成為既可以被賦予，又可以被奪走的籌碼？
並且，誰能看到這些呢？恐怕不是女工。恐怕和以往的「正午故事」讀者一樣，是小資產階級讀者，是文學青年，是留學生。
我真的不知道。究竟如何更實際、靈活地鬥爭，推動政策變革，讓活著的女性享受到更多福利，同時又警惕國家主義予取予奪的女權，意識到國家恰恰是男權結構再生產的政治基礎，去創造一個理論和實踐的彈性空間？
我只是相信我們不該做市儈主義地協同男性壓迫女性的女人，利用女性的女人，不要做老氣橫秋鼓吹社會分化和等級制度並追求個人成功的年青人。該背叛自己的階級，挑戰自己的階級，少考慮自己階級地位的穩固。該關心他人的命運，與不同於自己的人產生更深刻的關聯、關心、互動，該考慮流動人口的子女撫養問題，該建設幼兒園，該參與勞動保護與職業培訓建設。該促成對話和轉變，作出貢獻，擾亂現有的想像。該讓自己寫作未來的歷史，而不是再造封建的歷史。
四 消費社會下的女利主義與新生活
在這裡，我特別想強調的是反對「女利主義」。所謂女利主義，實際上是種殘忍的樂觀主義。它認為自我裝飾、御夫術能夠讓女性得到幸福生活，但這種在自我管理與幸福間構造的虛假必然因果關係恰恰是人不幸福感的根源：你總可能受到愛人背叛，你總可能因為自己所無法控制的原因失去物質財產。你絕不能把人生的樂趣和意義僅僅放在個人生活里——生活不由你控制，你會痛苦，焦慮，因學區房的價格而睡不著，為錯過投資時機後悔，在飲用水中檢測出鉛，發現無論如何也無法讓孩子健康，你巧妙繞過奶粉也繞不過學校跑道，你挑選了學校跑道也繞不過空氣。
真的，女利主義是種致命的樂觀主義。小資產階級的計算、儲備、與電子商務不可能讓我們幸福。你必須診斷你自己的命運和地位，看清社會狀況，放棄以自己在男權體制下獲得認可為最終目的，當然更不能複製這種體制，推動其再生產。
我們的唯一出路是將個人命運與集體命運相結合，去創造新的生活。在某種意義上講，這恰恰是五四道路——將社會改造與個人解放相結合。這是我們唯一的命運，缺乏社會改造的個人解放只會是《傷逝》。
新生活中的必要部分，是挑戰傳統的家庭與婚姻關係。是否可以有女性的共同生活型態？需要注意的是，如今，在大眾傳媒和資本時常在「女同」的概念和形象中牟利的情形下，觀眾往往過分輕易地在女性共同生活的圖景中讀解出性關係的涵義。但決不需要這樣，決不只是這樣。我始終心傾於芝加哥的Hull House。這是19世紀末烏托邦實踐潮流中的例子之一，其時，大量年青人離開家庭，到大城市工作生活，也有很多剛剛「下船」的歐洲移民到達美國。從19世紀中期到二戰，在紐約、芝加哥這樣的大城市，出現了很多僅收女性的寄宿空間，為年輕務工女性提供相對乾淨、安全、有社交的集體居住空間（她們通常在婚後搬出這種場所；二戰後，性革命與勞工階級的收入提升讓這類boarding houses逐漸消失）。這些空間有些有教派性，譬如由某種基督教團體建設，有些有地域性，譬如專為愛爾蘭新移民提供福利。
Hull House與一般寄宿空間不同，它提供的不是一個「離家 - 婚前」階段的暫時居所，而是一種新的理想：女性可以在家庭和婚姻之外生活，構成一種新的共同體。其創辦人是博士畢業卻無法在其時由男性主宰的大學找到教職的女性，她們關心社會建設，期待將研究與社會改良相結合，在芝加哥城西歐洲移民區圈下建築，為新移民女性與女工提供寄宿、飲食、培訓課程。它對婦女問題的意識和關切婦女的視角是跨階級的。既是共同居住的場所，又互助找工作，舉辦夏令營，更像婦女互助會組織，或者烏托邦社區。
在集體撫養後代的共產主義社會來臨前，由於子宮的存在，或許女性總是需要在工作與家庭之間尋找某種平衡。在現在的社會階段，人也恐怕總需要從某種家庭形態中尋求溫暖，所謂「下班後回去的地方」。但家庭生活不一定意味著和一個男人共同生活，生孩子。完全可以有僅由女性構成的群體居住形態，非一夫一妻制家庭，集體家庭。或許這樣的實踐也能讓更多女性意識到彼此並不是婚戀市場上競爭男性的對手，而是姐妹。
五 新危險：文化保守主義
2008年後，我進步幻覺破滅的另一個原因是文化保守主義的升起。曾影響我青春時代、帶著我們讀《蒙塔尤》、深入他人的歷史與生活的老師，如今倡導讀經，一位位在做復興傳統文化的工作，令人訝異。知識界的文化保守主義是一波新的、有趣的關於權力的話語實踐，相當明確地力圖影響國家政策、教育、日常生活。它所塑造的那個儒教的、男性的、漢族的國家整體是壓迫女性的結構，對今天的女性構成新的挑戰。
整個八十年代以來，文革反思和改革開放伴隨著對啟蒙、對五四運動的反思。知識分子與意識形態制定者重新書寫中國二十世紀歷史，思考事件意義，來為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尋找一個不同於社會主義的走向。但走到今天，五四運動的基本價值成為文化保守主義與改革意識形態巧妙而令人意外地合流後所共同攻擊的靶子。
文化保守主義將傳統父權-男權中國理想化，張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婦隨」，要重新規訓女性，再造秩序，回歸安穩，又用西方社會理論提供的概念工具來填充「等級化的平等」想像。他們要跪下給母親洗腳，他們集體上書政府要求恢復土葬，用喪儀為禮教招魂。他們在禮教中看到張愛玲在舊戲中看到的那種美感，一切人各安其位，「不論是「老夫」是「老身」，是「孤王」是「哀家」，他們具有同一種的宇宙觀——多麼天真純潔的，光整的社會秩序：「文宮執筆安天下，武裝上馬定乾坤！」思之令人淚落。」 （張愛玲，《談看書》）不過張愛玲哭完也就算了，她懷舊恰是因為她知道那個時代再也回不去。而今天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則指望回魂，藉助在西方文化霸權下獲得的學術與話語資源，聲張建立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更友善、平和的關係，在這種區分的基礎上去談禮儀和互利的美學和建築學。
中國二十世紀與西方遭遇後的現代化過程伴隨著重新樹立中國作為男性化的國家主體地位的過程。這種恥辱感是中國近代歷史的核心敘事，被想像為「病夫」的中國，是失去陽剛氣概和生殖力的國家。中國知識男性一次次通過對女性的言說、控制、規訓而建構自身的主體位置與理想社會。
有件事我印象深刻，我不確定它發生在2000年左右我上高中時，還是新世紀初我的大學時代，但其中的詞語我記憶猶新。是《南方周末》請它的作者群暢想「你最願意生活在哪個時代？」 半版都是一位作者在暢想宋代，大意是，雖然宋被認為積貧積弱，但其時商品經濟繁榮，文人受到優待，酒菜好，妓女美，人間樂，中國是世界聞名的中心，知識分子享有尤其崇高的地位，實在是中國歷史上最適合他生活的時代。
太可笑了。當時我有種身體上相當直接的震驚感：當寫到知識分子或文人，他自動代入的是男性；當他想像理想時代，視角中沒有絲毫性別意識。男性知識分子召喚傳統的前提是他們對國家的歸屬感——他們認為傳統是他們的，他們曾經享有。而對作為女性的我而言，在歷史上的任何時期中都沒有過理想社會——封建時代沒有，晚清沒有，五四沒有，戰爭中沒有，社會主義時期沒有，改革開放後也沒有。
老實說，作為女性，沒有任何歷史值得我穿越。蘇珊桑塔格曾在一次訪談中說，「有幾件事讓我甘心接受這糟糕的20世紀。其一是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婦女有可能做到男女平等。」 我同意她這句話。其實「你最願意生活在哪個時代？」 本身就是個男性化的、既得利益階層式的提問。恐怕女性會提出的問題是，「你最想要什麼魔法？」
消費主義與文化保守主義的新壓迫形式都令人氣悶，右翼意識形態流行，厭世在今天似乎是無法逃避的情緒。但我們不能被挫敗感控制，無論是恥辱感的情結還是挫敗感的敘事（事實上，右翼正是利用這種敘事激起人們的同感的）。該怎麼做？我並不知道，但我仍然相信人文主義的基本價值，相信人該為了他人與自己的幸福而奮鬥。不能憤世嫉俗地放棄，或者在物慾與性的滿足中志得意滿地放棄，我們要把現實帶到離理想更近的地方。他們會死，而我們為未來活著。
六 在何方豎琴下
1946年，二戰結束，勝利號角遮蔽血光，殘缺的士兵回到家鄉。剛加入美國籍不久的英國詩人W.H.奧登，在處於嶄新而不安的平靜中的哈佛大學畢業典禮上朗誦了他的詩，《在何方豎琴下》。它有個特別的副標題，《不合時宜的檄文，為這個時代而作》。這首詩面對戰後的和平，它預言將有兩種心智處於長久的鬥爭中：阿波羅的，與赫爾墨斯的。手持金球的阿波羅那光閃的、太陽一般的道路將以普照原野的傲慢主宰戰後的政府與社會，也幾乎註定主宰未來的校園。人們將遵從阿波羅的意旨，追求規整的成功，文明的表象下掩藏粗野的狂熱和盲從；人們將任由自我的精神由流水線般的生活宰治，研習超越眾人的成功學。人們將受那些「有用的知識」吸引，追求衛生、矯健、和充實的體能，公共關係學與廣告將統領一切，包括大多數心靈——這是和平年代繁榮的危險。
而仍然有那詭計多端的，小偷的神，赫爾墨斯。他靈巧，幾乎壞，難以捉摸，但赫爾墨斯的暗影下是一條叛亂者的道路，它對抗官僚主義和井井有條，愛好雜糅與不潔，挑戰阿波羅動聽的豎琴，拒絕規整的思想。奧登戲謔地列出赫爾墨斯的誡言：別量入為出，別去申請政府項目，別和洗澡太多的人做愛；別喝清水，吃青菜，控制體重，別按統計學去用數字管理一切。
那麼，選擇哪一方豎琴？奧登不掩飾他的主張：該擁有自由的心靈，成為有批判能力的獨立主體，對抗有用的知識。該對抗官僚主義和「事已既此」，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不為成功者唱讚歌，和流浪的弱者在一起。幾乎令人意外地，他從戲謔跳回嚴肅的宣言，「在我們的士氣中是我們的頑強」。當世界為阿波羅歡呼，你可以私下信仰赫爾墨斯。
很快，戰後美國的郊區住宅將發展，汽車、草坪、微波爐充實中產階級家庭，讓一部分人對生活滿意。很快將有民權運動興起，有些人在失望中主張以愛柔和世界，有些人在法律框架之內的鬥爭中看到微小的勝利，又看到勝利像浮標一般在庸常、腐壞、緩緩日常行進的世界中不時淹沒在深沉的海水中。奧登詩中用來象徵紛亂爭戰的巴爾幹今日依然不寧。1973年奧登去世在他常去度夏的維也納。幾十年後，在我處於青年常見的怠倦中時，這首詩偶然到達了我，讓我至今激動。
現在我是這樣想的。你需要分辨世界中的路徑，你需要決定你跟隨哪一位神。你得多讀書，好好想想，找到讓自己能活下去的道路，並意識到自己的命運與他人的命運相連。這很難，但值得嘗試。今天，就像在1939年9月1日，整個文化瘋狂，煤油燈的光亮明暗於籠罩心靈的不安。今天，世界像以往一般難捱，和以往一般充滿讓人想把鉛塊系在身體上沉下去的力量，新近的政治轉向既讓人更加厭棄知識精英主義，又令人感到哲學頭腦的缺少，令人懷疑二十世紀後半葉的社會運動與政策轉變究竟是否能塑造心靈。人似乎不是相互敵對，就是相互購買。如果這讓你質疑人文主義的基本價值，那也相當正常。
我有時厭倦人世。它周而復始給出新的許諾，它給出新的許諾而周而復始。但我也會想起就在去年此時我曾允諾天真無邪的少女，發誓我將永不墮落。但願在發瘋之前我將記住能看見的一切，不因受二十世紀的困擾而癱瘓。倘若仿效奧登玩笑一般給出的戰後大學十誡，或許可以這樣，我們說好，
不看羅輯思維，不做心滿意足的幸福者，不買下郊外的四合院隱居，不過「能力允許範圍內最好的生活」。不服從財富的咒語，不說上流這樣下流的詞，不為長壽而長跑。不做慈善，也不做民族主義的惡棍，不追求固定資產，不忘記我們共同存在，不去踢失敗者，讀契訶夫，不嘲笑愛。不在燈亮起時立即評論電影，可以不誠實，但要誠懇。不故作正經，也不把旁人的沉默都當做裝腔作勢。過嚴肅的生活。不收穫紀念品，不命名美術館，不做徵稅官。不要打獵，不要狂熱，反對「公共管理」，記得保護和運用你的才能。像奧登說的，別忘了「純白的阿芙羅狄蒂在我們這邊」。要仔細，留意他人和歷史，注意伊卡洛斯的墜落。不扼住誰的脖子，也不譏刺沉默。區分創造的激情與佔有的貪婪，辨認出其他面容的背後是同樣屬人的臉，打定主意多少做一名人文主義者——人道主義者。
在非常年青的時候，25歲時，奧登寫下《夏夜》，像後來一樣這首詩有悲觀的視角主義，夏夜的月亮麻木不仁。但當他描寫人世時，他有一種巨大的溫柔，不同於後來的「我們必須愛彼此並且死」。
此刻，無論南北，無論東西，
那些我愛的人已躺下歇息；
月光俯照著他們全體，
江湖郎中和機智的空談家們，
怪人和默不作聲散步的人，
矮胖墩和高個子。（蔡海燕譯）
如果你相信愛，就會相信語言，就會對集體生活的形式產生真正的興趣，會偶爾想到未來的嬰兒，嬰兒的未來。我逐漸相信我們在感到無力感時仍舊在創造一種歷史。此刻我們住在廣告光鮮、隔斷錯亂的爛尾樓里，樓面貼滿金紅色瓷磚，從天空中望下去像一座巨大的金紅色廁所。住在裡面的幾乎互不相識的人在夜裡聽到老鼠從地板下吱噝鑽過。但我們共同生活的事實以及其中各種微妙的不同、微妙的相互辨認與摩擦，就正在時間中創造一種歷史。與各人追求自己的利益並想像它於大家都有益的蜜蜂寓言相比，與市場邏輯，與隱士相比，這種抵抗行動是我唯一能接受的個人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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