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失英國的敦煌文物的法律歸屬
敦煌——一個古老又神秘的地方。由敦煌文物引起的敦煌學也已經成為中華文化的一部分。但是由於缺乏管理和一些不合法的因素，迫使許多文物已經遠離了它們的「故鄉」。此文旨在喚起人們對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的關注。通過所有權的討論，索迴流失得文物，是我們的重點。我們始終堅持：文物民族主義，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應該歸還給中國。
文 | 張傑 金利軍 劉亞武 劉芳 賀轉紅 申芳芳 張宇晴 周婷婷
來源 | 蘭州理工大學法學雙學位的法律博客
（圖文無關）
在中國古代繁華的「絲綢之路」上曾經一座熙熙攘攘的國際化城市——敦煌。這裡曾經是東西方貿易和文化交流的中心。漢族、藏族、回鶻族、波斯人等混居，不同的語言和文字交互使用，道教、基督教、摩尼教、佛教等流行一時，中國文明、印度文明、希臘文明和波斯文明在這裡相互激蕩，交相輝映。但到明清之際，由於戰爭和其他原因，敦煌日漸衰落和荒蕪。這顆耀眼的絲路明珠，在中國西北偏遠的沙漠邊緣成了一個被人遺忘的角落。
就在這裡有著一批珍貴的文物。但是由於缺乏管理和一些不合法的因素，迫使許多文物已經遠離了它們的「故鄉」。這篇論文旨在喚起人們對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的關注。通過所有權的討論，索迴流失的文物，是我們這次論文的重點。
下面我們首先通過討論敦煌文物流失的原因和過程來開始我們這次的討論。
19世紀末20世紀初，帝國主義國家掀起了瓜分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狂潮。當然，亞洲也是西方列強蠶食的對象。當時作為古老的東方封建王朝的終結——清政府對內實行嚴酷統治，對外是妥協讓步，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甲午戰爭後，帝國主義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中國進一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特別是《辛丑條約》以後，清政府完全成為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工具，中國完全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西方列強的侵略勢力深入中國內地。列強瘋狂地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當然中國西北地區也逃避不了。為了擴大勢力範圍，列強借各種探險考察之名，進入中國西部，搜索軍事情報，以便利將來的軍事行動 。這期間，列強在中國西部約進行了70次探險考古活動，足跡遍布西北各省。在攫取軍事情報下，當然也收集了不少古代文物。因而有些考察隊的考察目的和動機往往是搜集情報和學術考察交織在一起。
這一時期，西方列強雖然對整個世界已基本了解清楚，但亞洲腹地的中國西部，對他們來說仍然是個未知地。這就引起了列強的興趣，吸引了各國考察隊的紛紛前往，歷經千年的敦煌莫高窟文明開始遭受第一次沉痛的命運，中國文物流失的悲劇也從此愈演愈烈，變得一發不可收拾。這些所謂的考察隊以極其殘忍、醜惡的手段對世界文化遺產寶庫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搶奪。
當時，對於敦煌，中國人也是淡忘了許多，那片藝術寶藏早已被風沙和歷史所淡忘，荒蕪的戈壁灘上孤立的明珠早已被冷落。清政府連自己的政權都籠絡不住了，何況保護文物，敦煌何去何從，就只能看她的造化了。
雖然中國政府對於這個早已無人問津的藝術寶庫置之不理，但是西方列強卻躍躍欲試，妄圖從這裡非法獲得那些珍貴的文物。
史事發生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傳統的封建帝國也是風中殘燭，她的敦煌也異常破亂。當然，處在戈壁深處的莫高窟也是一片孤寂，靜的可怕，好像歷史將要吞噬這一道文明。莫高窟文物的浩劫應該追溯到藏經洞的發現。
藏經洞是為了保存佛教經典和一些珍藏文書免收宋時的河西戰亂而設定的，後來就封閉了這個洞窟，900多年都不為人所知；到光緒年間的1900年，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被無知的小道士所發現，珍貴的文書在重見天日。
第一個來敦煌竊取文物的是斯坦因，作為一名考古學家，斯坦因曾先後四次來到西北考察，第二次考察到了甘肅河西，以不正當手段非法從王道士手中大量騙取藏經洞文物，成為敦煌浩劫的始作俑者。當時他是因為從朋友那裡聽說了敦煌莫高窟精美的壁畫和雕塑才有了考察敦煌的慾望，第二次探險到達敦煌時他聘請了蔣師爺作為助手。這時他並不知道發現藏經洞的事，當聽到莫高窟居然有一個藏經洞時他欣然前往莫高窟。來到莫高窟，王道士化緣未歸，但看到小和尚的一本精美的寫本後他欣喜若狂，決心等待王道士的歸來，並研究藏經洞文物。這期間他一步也未閑，僱人挖掘古長城，並發現大量漢簡。足以看到起的居心叵測。
終於，他等到了日夜期待的王道士；與他的初次接觸是蔣師爺促成的，為了極力討好王道士，他使出渾身解數；開始是金錢收買，收買不成，又進行布施，以慈善獲得信任，而後又是心理戰術，想方設法與王拉近關係，使其放棄對他的戒備心理；攻破它的就是利用王對宗教的虔誠，以及他所知道的佛教，以它為誘餌使得王對他產生好感，並且兩人關係也一度升溫，放鬆了警惕，也成了朋友；自然接近藏經洞的機會也越多，並且以巧舌騙取了信任，進而騙取了一批又一批的珍貴文物！愚昧的道士還以此為榮！以為經書到了回家的時候！十六個月後斯坦因帶著29箱文物和藝術品皆大歡喜地滿載而歸。之後又於1914年第三次到中土，當然目標還是戀戀不捨的寶庫敦煌。他又巨貨五箱文物。由此其成為敦煌文物的第一大盜。
隨的緊隨其後的就是法國人伯希和，他不僅是一個外語通，而且是 個漢學家 ，中國的極大了解對其竊取敦煌文物提供了巨大便利；1904年的中國西北正遭受著空前的浩劫，各國列強劫走了大批的古代珍藏！法國也不甘落後，伯希和由此上演！
1906年伯希和團隊到達中國，第一站是喀什，從此，一行人就沿新疆的古絲路對沿途遺址進行挖掘考察，此時他並不知藏經洞，更沒聽說敦煌盜寶之事。從伊犁將軍那裡得知敦煌珍寶的消息，在認出一本8世紀以前的寫經以後，他對敦煌產生了極大的興趣，立即改變計劃，狂奔敦煌；由於他一口流利的漢語，便很快博得了王的好感，在於他的交談中，王道士以為外國人很守信用，對盜寶之事守口如瓶，這使得他非常放心。很快他便進入了藏經洞，得到了自由篩選權，他在驚訝之餘立即開始精挑細選，他決心翻完整個藏經洞的書籍。最後他分類挑好後與王道士進行了秘密的會談，最後以500兩銀子達成了驚人的交易。就這樣，他帶著文物欣然回國。雖然他是遲到的一個，但由於他對中國文化的熟知，他獲得了洞中最精華的部分，並且對莫高窟進行了拍攝和編號，出版了《敦煌圖錄》。
接下來的是日本人大古光瑞，由於其對敦煌頗據了解，再加上在東方學會議和列強對中國狂熱的洗劫，日本人也對它垂涎三尺，他決定西域之行，之後他到過中國西北進行多次考察；1910年他派橘瑞超到中國考察，重點就是古綢絲路，在新疆和甘肅的古城中挖掘了大量的文物，1911年中國辛亥革命爆發，國內很是動亂，大谷與橘失去聯繫，他又派吉川小一郎前往打聽並協助發掘，期間此人對敦煌莫高窟進行深入考察，擄掠文獻和佛像，等待橘氏的歸來；1912年二人相會，對莫高窟進行參觀考察，看到一片狼藉的藏經洞時，他很失望，之後他帶了殘片剩物之後回國，吉川又於1914年來敦煌，從王道士手中買到了一批文獻，從而結束了中亞的考察！
姍姍來遲的是沙俄的是佛教學專家鄂登堡，在1909~1910年間在沙俄的資助下對中國西北進行文物考察，掠去了大批文物；1914年前往敦煌，以尋找中國西北佛教遺迹鑒定其風格為借口，在敦煌滯留好幾個月，對全庫進行周密的搜集、編錄、拍攝、測繪、臨摹等，還對王道士的私藏、流落到民間的文物進行收買，對藏經洞進行細緻的發掘，獲得大批材料！之後帶著巨大的文物回國了。
更令人發直的是，俄國爆發十月革命後，殘餘的白軍逃到中國西北，政府為了免受其害，把他們竟然安置在敦煌-莫高窟，這下寶庫成了素質低下的敗軍的聚居地和發泄場，文物遭受了沉重的破壞！
美國的華爾納更是一名可惡的盜匪，他發明了一種膠水，以保護敦煌文物的善人自居，粘走了大量的壁畫，還掠走了許多精美雕塑，只是最後一名，最可恥的敦煌盜賊！
看到大批的文物被外國人白白掠走，中國人開始覺醒，敦煌人民和政府紛紛起來保護文物，就這樣才保存下了今天留給後人的雜亂文物！從此盜寶之行也煙消雲散！
以上是我們對敦煌文物丟失原因和過程的介紹。從這個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出：敦煌文物的流失問題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中國和其他西方發達國家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同時王圓籙和斯坦因也是造成敦煌文物流失的兩個關鍵人物。正是因為他們的不正當交易使我們寶貴的歷史文物開始流失海外。對於他們這種可恥的行為，我們應該給予極力的反對。我們應該堅持：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所有權是中國的，外國應該把文物歸還給中國。
下面我們將通過幾個方面來論述流失海外的文物所有權問題。這裡我們就以流失英國的敦煌文物為例證。
王圓籙對敦煌文物是否具有所有權的問題討論
讓我們來談談這個事件的主人公之一：王圓籙。
眾所周知，王圓籙是一位地地道道的道士，而莫高窟卻是佛教聖地，歷來都是佛教徒活動的地方。然而，世事就是這樣捉弄人，偏偏把一個道士安排在佛窟里，讓太上老君的弟子為釋迦牟尼效犬馬之勞，這陰差陽錯的安排委實古怪離奇。更令人不解的是，不知是王圓籙道士的行為感動了佛祖，還是無意的安排，佛窟里的秘密卻讓一個道士來發現。
雖然事實證明，由於藏經洞的發現才引起人們對莫高窟的重視，因此在40年代就成立起專門的保護機構。否則，對莫高窟的保護不知要推遲多少年，造成的損失更是無法估量。藏經洞發現之後，王道士盡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應該做的一切。首先，徒步行走50里，趕往縣城去找敦煌縣令嚴澤，並奉送了取自於藏經洞的兩卷經文。可惜的是這位姓嚴的知縣不學無術，只不過把這兩卷經文視作兩張發黃的廢紙而已。其次，1902年，敦煌又來了一位新知縣汪宗翰。汪知縣是位進土，對金石學也很有研究。王道士向汪知縣報告了藏經洞的情況。汪知縣當即帶了一批人馬，親去莫高窟察看，並順手揀得幾卷經文帶走。留下一句話，讓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經洞。但是這裡我們也要清楚的看到一點，正是因為他的無知和對文物缺乏保護意識，才使敦煌的文物流失海外。
（圖文無關）
針對上面的這段歷史，我們可以分析出一個問題。王道士實際上並沒有取得文物的所有權。當時的汪知縣只是強調讓王道士保存，保存的意思是使事物、性質、意義、作風等繼續存在，不受損失或不發生變化。既然是「保存」，他本就不具有所有權。況且汪知縣並沒有明確的指出王道士擁有對文物的佔有、使用、處分、收益的權利。可見他從頭到尾對文物都不具有所有權。那麼，他就無權對文物的歸屬作出判斷。而他私自將文物出售給斯坦因的行為也是一種不正當的行為。從現代法律的角度來說，他的行為就是一種違法行為。既然已經是一個違法行為，那麼其導致的結果也應該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所以斯坦因當時就沒有取得對文物的所有權，由此推知，大英博物館就更不具有其所有權。既然沒有對文物的所有權，大英博物館又怎麼能夠將文物佔為己有，而不歸還中國呢？
同時我們根據西方著名法理學思想家——霍菲爾德的理論也可以證明：王道士根本沒有取得文物的所有權。在這個事件中，汪知縣是委託人，而王道士只是一個受託人。如果我們考慮事物的實質而非形式的話，受託人根本就不是所有權人。也就是說王道士僅僅是代理人。雖然敦煌文物暫時被法律虛擬歸他所有，從而使他代表真正的所有權人，行使賦予給的名義上的所有權人的權利和義務。但是虛擬的事實是不被我們所承認的。況且他被沒有徵得當地政府的同意，這充分說明了王道士行為的違法性。
由於王圓籙的錯誤行為使文物流失海外，對於這一點，作為中國人的我們只能深表遺憾，但是文物的歸屬問題不可以混淆。利用不合法的手段取得的東西永遠不可能成為自己的。所以我們始終堅持：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所有權是中國的。
斯坦因的「陰謀」——騙購的行為
1999年，美國政府歸還了一個義大利酒碗。2002年，紐約以陪審團裁定一著名商人有罪。因為他試圖買一件盜的埃及法老雕像。2001年蓋蒂博物館返還義大利被盜文物。雖然離義大利要求返還全部四十二件文物的距離還很遠。但畢竟在文物回歸方面邁出了很大的一步。在有利的的國際背景下讓我們一起走進這段歷史。
第一個發現並看守藏經洞的人是地道的王元籙。當斯坦因第一次來到敦煌時他被藏經洞類的那一捆捆經卷驚呆了，但是王道士並沒有讓斯坦因在洞中久留。狡猾的王道士發現斯坦因並不是那麼好應付。後來斯坦因知道了王道士最崇拜的人是玄奘，因此他從王道士的信仰上下手。說是玄奘把這些經卷從印度帶過來的，現在他要帶回去。最後，斯坦因以捐「功德錢」為名，成功地誘惑了王道士，王道士答應了斯坦因將挑選出來的精品轉運到斯坦因的臨時倉庫里。連續搬運了7次，開始用手抱，後來用車載，共獲得寫本24箱，綉織品5箱。為此，斯坦因只付出了「功德錢」40塊馬蹄銀。就這樣，寶貴的敦煌文物到了斯坦因的手裡。
從這個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的漏洞。
首先，斯坦因利用了王圓籙對佛教的信仰。俗話說的好：交易貴乎誠信。斯坦因利用了王圓籙的宗教信仰來進行交易，其交易的動機已經違背了我們交易活動中的誠信原則。從現代的視角來說，這個交易根本不可以成立。
其次，斯坦因的購買行為是一種不合法的行為。我們所說的交易是建立在等價交換的基礎上的。但是我們從上面的一段文字中可以看出，斯坦因只是用了40塊馬蹄銀就換得了寫本24箱，綉織品5箱。很顯然，寫本和綉織品的價值應該不僅僅只是40塊馬蹄銀可以等同的。這也就是問題的所在。一個不是等價交換的交易是不可能被人承認的。所以，我們堅信一點：不平等性決定了交易的失敗。既然交易失敗，我們就不能不承認這些文物的輸出是合法的，那麼文物的所有權依然沒有變更——仍然屬於中國。我們也就堅持斯坦因運走敦煌文物的行為是非法的騙購。我們擁有絕對的態度要求大英歸還中國敦煌文物。
最後，敦煌文物研究這一板塊的泰斗王冀青以自身的研究披露斯坦因拿走敦煌文物的非法性，並一再強調，教科文組織規定文物歸本民族所有、保存。雖然斯坦因的考古行為具有很大的商業和歷史價值，但不能因為這樣就掩蓋其拿走敦煌文物的非法性。
相關法律對流失的敦煌文物的規定
據中國文物學會統計，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因戰爭、不當貿易等原因，致使大批中國珍貴文物流失海外，收藏中國文物最豐富的是歐洲，其中以英國所藏最多。
從法律的角度來說，首先，我國文物保護法第二十五條規定：非國有不可移動文物不得轉讓、抵押給外國人。關於文物的回歸，中國一直堅持主權意識。在「文化遺產保護與回歸國際會議」當日，中方代表說過這次的文化遺產保護與回歸國際合作會議將是文物流失國聯合起來實現文物回歸的第一步，共同謀求和平解決問題的辦法。其中很關鍵的一點，是對現有國際公約提出建議，使之更進一步，成為實現流失文物回歸的有約束力的執行力的法律工具和政治途徑。從這句話中可以看出中國是堅持文物回歸的，而且這將作為一種趨勢發展下去。中國日漸強大，中國提出追討海外文物的要求是必然的，現在只是一個開始，行動將是長期的、複雜的，會面臨困難，但大趨勢不可逆轉。
其次，從國家慣例來看，中國在1989年加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於禁止和防止非法出口文化財產和轉讓其所有權的公約》和1995年《關於被盜和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約》，我國是這個公約的主要起草國之一，今後我國將充分利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助調節、談判、仲裁的會議機制，建議完善的文物檔案機制。
敦煌的文物搶救是我國文化史上第一次搶救行動，它標誌著中華民族在文化上的覺醒。所以，我們要健全對敦煌文物的法律機制，為敦煌文物的回歸做充分的準備。
以上是我們從正面論述了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的所有權問題。下面我們將用一個真實而成功的案例向世界宣告：文物只有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曾經出現了這樣的一個消息
加拿大歸還龍門石窟像
「迦葉」是洛陽龍門東山看經寺內的一尊浮雕。據稱，這尊浮雕的上半幅是二十世紀上半葉被盜鑿，流失海外。2001年三月底，加拿大國家藝術館宣布，將這件珍貴的文物歸還我國。四月二十一日洛陽市派人到北京將這件文物接回。
加拿大國家藝術館館長皮埃爾·西博奇說，為了能讓這件文物回到它原來的地方，為了更好地保護人類文化藝術遺產，加拿大國家藝術館決定將這一珍貴文物送還給中國，並與中國政府就歸還事宜進行了商討
同比來看，大英博物館為什麼就不能以加拿大國家藝術館那樣的態度來對待歸還中國敦煌文物？從歷史上看，無論是現存在大英博物館的經卷，還是存在大英圖書館的畫像，這些都是出生在中國的文物。根據國際文物保護公約，歷史上非法取得的文物就應該歸還其文物的原屬國。
加拿大國家藝術館館長說，歸還石窟像，讓其回到原來的地方，是為了更好的保護人類共同的文化遺產。對於文化遺產所代表的內涵，不僅僅是如何保護其現存與世的完整度那樣的簡單的事情，更重要的事情，是要弘揚文化遺產所能體現的歷史人文價值與其精神內涵。我想，當今世界，沒有哪個國家對於從中國流失的文物的研究能強得過我們文化底蘊濃厚的中國！
（圖文無關）
對於我國要求歸還中國敦煌的文物，這不僅是合法而正義的要求，文物回歸亦可以帶來重大的意義。其中最重要的意義是，中英兩國的交流會有更進一步的發展。既然加拿大國家藝術館都能歸還我國龍門石窟像，也是從另一個方面上反映了其相信中國對於文物保護技術的進步。因此，大英博物館方面對於回歸文物的保護的擔憂就只能成為一種推脫的說法而已。我們並不否認，在相關保護方面我們曾經是有很大的過失，也許現在也有部分技術還有待加強，不過，在文物回歸這樣一個引起社會大面積的關注之後，我們國家以及社會各界對於文物保護一定又會邁入另一個高度。
如今，流失海外文物的回歸已經成為一種必然的趨勢。國內學者在為文物的回歸事宜積極奔走，社會各界愛國人士也在以不同的方式幫國家追迴流失海外的寶物。從國際上看，中國的國際地位的提高，使的越多的國家為加強與中國關係而選擇歸還曾經以不同手段所擁有的中國文物，所以，敦煌文物回歸是勢在必行的事情。
敦煌文物是民族的 才是世界的
敦煌莫高窟是植根於中華民族領土之內的，敦煌莫高窟佛教藝術是中國古代勞動人民智慧的結晶。而敦煌珍貴的文物正是勞動人民智慧在歷史上最光輝的閃爍，文物的創作地敦煌莫高窟是中國人民創造精神的代表作，它於4-14世紀以漢地文化為基礎，融匯吸收了印度等西域佛教藝術、文化以及藏傳佛教藝術、多民族文化，創造了系統的、綿延時間最久的中國式佛教藝術的典型，由此可以看出，創作的根在中國，而吸收其他佛教藝術則是其「海納百川，博採眾長」的精神體現。所以，敦煌文物是中華民族的，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它的所有權都不可以被任何人否認。
就敦煌文物實現的價值而言，更是如此。敦煌文物是屬於中國的，它們是在中華民族文化的熏陶下，在那個充滿人文氣息，創造精神的環境中被創造出來的，它們帶有那個時代及地域強烈的、濃厚的歷史文化的印記。如果要研究敦煌文物，必須把它們放在其發源地、誕生地，來作深入的分析研究，只有這樣，敦煌文物的歷史價值及藝術價值才能夠得到最大化的體現，才能夠體現文物的內涵豐富性、藝術精湛性。進一步講，要實現文物的世界性價值，首先必須要求文物的相對完整性，但是對於流失外國的文物，特別是英國，當年斯坦因以騙購的方式從敦煌帶走了大批文物，我們如果要全面地研究文物的價值，一個必不可少的前提就是必須從大英博物館索迴文物，並在此基礎上作深入研究。
敦煌文物能為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傳統提供獨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見證，而且代表了一種（或幾種）文化或者人類與環境的相互作用，尤其是藏經洞出土文物，為中古時代的百科全書，表現出了博大精深的學術內涵，具有突出的世界普遍價值。總而言之，敦煌文物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以上就是我們對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所有權的討論。總之，我們始終堅信：敦煌文物是屬於中國的，英國不可以佔為己有。作為一個中國公民，我們更應該盡自己的一份力量，把本屬於我們的東西從別人手中拿回來。因為這些文物對中國的歷史和文化有著深遠的影響。
偉大的中華民族經過艱苦卓絕的奮鬥，創造了偉大的中華文化。現如今，我敦煌珍貴文物流落海外，作為每一個中華兒女，都有義務和責任為我們的文物回歸而努力。
我們之所以要花費巨大的經歷去促進文物的回歸是因為中國文物的回歸具有巨大的意義，下面就一一列舉。
首先，文物本身就具有巨大的價值，這種價值不僅包括其經濟價值，也包括其研究價值。有些文物是可以被拍賣的，其自身就包含著巨大的經濟價值，特別是文物，像敦煌流失在大英博物館的文物更可謂是價值連城。文物具有研究價值，中國的文物在外國保存，就算國外有再精通中國文化的學者，也不可能對這些文物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畢竟文化的差異是難以改變的。所以，這些文物只有在中國才能發揮其最大的文物價值。
其次，我們認為，文物回歸的象徵意義遠大於其實際意義。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經濟大國，我們有能力，有信心保護好屬於自己的文物。文物象徵著我們中華民族的尊嚴，我們不能接受外國人通過不法手段將中國的文物運送出境，並放在外國保存，這是每一個中國人所不能容忍的。隨著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的提升，我們有理由相信，文物的回歸只是時間的問題，中國政府將在合適的時間，以合適的方式收回屬於自己的文物。
中國文物的回歸也有其國際意義。在世界上，有很多國家和中國有同樣的遭遇，在遭受帝國主義的侵略之後文物流失，在向侵略國追索的過程中遭遇到種種刁難。聯合國在多次會議上公開表態，要促進流失文物回歸原屬國。但是，這些通過不法途徑獲得他國文物的國家百般抵賴，用種種理由推諉。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能夠在索要流失文物的道路上有所突破，必將會帶動其他有相同遭遇的文物流失國追索文物的進程，這將對維護世界正義、促進世界和平打擊文物非法流轉具有巨大的實際的意義。
最後一點也不能忘記，文物的回歸將一定會促進文物回歸地旅遊事業的發展。如果中國政府可以收迴流失在海外的敦煌文物，無可置疑，敦煌的旅遊產業會從中獲得巨大的益處，並且必然會吸引廣大外國遊客來中國旅遊的熱情，為中國賺取外匯。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第三產業的發展對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切實改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意義不言而喻，文物回歸為中國所帶來的經濟效益及綠色GDP的作用不可小覷。
（圖文無關）
古語有云：「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復哀後人也」。既然文物已經從我們手中丟失了一次，我們費盡千辛萬苦才有可能把文物索回，那麼此次回歸對我們就更有重大的意義，我們也就應該更加努力地保護巡迴的文物。
近幾年隨著國際收藏熱的逐漸興起，看看國外各大博物館和美術館展示的大量中國文物。讓人不得不聯想到中國文物流失的研究性和迫切性。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調查表明，中國是世界上文物流失最嚴重的國家之一。目前在全球47個國家的200多座博物館中，記錄在案的中國文物就有167萬件，而流散在海外民間的約為這個數目的10倍。它們大多是在1949年以前流失海外，加上1949年以後，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後盜墓走私出境的文物，目前至少有1000萬件中國文物流落異域。
對於社會學者而言，文物丟失無疑給中華文化的研究來了巨大的困難。我國現存文物的不完整，使我們對中華文化某些領域的研究出現了中斷。文物丟失對每一位學者來說是痛心的。眼睜睜看著偉大民族的歷史結晶在別的國家被展出，被拍賣必有一種說不出的感傷。不過這也正是這樣，我們的學者要不斷提升自我，為中華流失外的文物早日回歸而奮鬥。
對於我們的政府而言，務必要出台一些強制性的措施，與佔有中華文物的國家進行交涉，要求歸還文物。同時必須號召社會各界，積極尋找收藏流失海外的中華文物。此外對學生和大眾的教育也是很重要的，必須讓大眾牢記國恥，明白文物流失對整個民族來說的傷痛，不斷奮鬥爭取讓流失的文物早日回歸。
對於我們當代的大學生來說。文物的丟失無疑是一個沉重的歷史教訓，知道落後就要挨打，就要被侵略，就會有大量的文物被掠奪，就會有深深的痛。當代大學必須清楚地明白流失海外的文物有千萬件之多，對整個民族的歷史研究是及其不利的，這對整個民族來說是及大的恥辱。當代大學生必須牢記歷史，明確自我目標，實現自我價值與社會價值，為文物的歸還盡一份力，為中華民族的崛起而奮鬥.
流失文物的歸還迫在眉睫我們必須清醒。如果我們再不醒來，就是以後天天喊「國內民間藏品確實存在」，也為時已晚，剩下的也就是真正的景德鎮和河南新仿的瓷器了。到那時，我們的子孫後代將來真的要去別的國家博物館參觀自己祖先的偉大創造了。
文物流失對於中國人而言，不是被傷害的簡單感情，而是全面正視歷史的啟示教訓。在以往的時代，任何一個不自好、不自強的民族必然受到懲罰，甚至亡國滅種，包括歐洲國家也不例外，只有自強自好民族才能順勢崛起。我們必須要為中華民族的覺醒而奮鬥。
敦煌文化作為我們中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不應該只是塵封在人們的記憶中。雖然現在很多文物仍然流失海外，但是我們不應該放棄尋找它們；即使我們知道它們在哪裡，但是我們也不要放棄對它的所有權。只要我們越來越多的人關注這個問題，即使時間再長，終有一天流失海外的文物會回到自己的「故鄉」。當然，這需要你我和大家的努力。我們堅信：文物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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