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扎哈維：胡塞爾論身體和角度性

丹·扎哈維(Dan Zahavi，1967－ ) ，是目前享譽英美和歐洲的中青年現象學家，丹麥哥本哈根大學終身哲學教授，主體性研究中心主任，著名胡塞爾學者克勞斯·黑爾德( Klaus Held)的弟子。他已出版多本十分具有影響力的學術專著，包括《胡塞爾現象學》、《胡塞爾和先驗的主體間性》、《自身意識和異質性: 一個現象學的探究》、《主體性和自身性: 對第一人稱視角的探究》等，其中多部著作已有中譯本。

本文節選自丹·扎哈維《胡塞爾現象學》，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年，李忠偉譯。文中對《胡塞爾全集》的引用是以卷數為標準的，之後有斜線，然後是頁碼（見《胡塞爾現象學》第4頁 腳註2）。

身體和角度性

正如我多次提到過的，胡塞爾對知覺分析的一個深刻的特徵，是他對知覺性（時空性的）對象的有角度地給予性的反思。對象從來不在其總體性中，而總是在某個特定的側面中被給予。對這個看似平凡的事實仔細考察將會揭示一些含義，這些含義對理解胡塞爾賦予身體的重要性有直接的相關性。這些反思可以被一直追溯到1907年開始的演講課《事物與空間》（Dingund Raum）。

每個角度性（Perspectivity）的現象不僅意味著顯現的某物，而且也意味向之顯現的某人。換言之，一個現象總是某物對某人的顯現。每個角度性的現象總是有其屬格（genitive）和與格（dative）。當我們認識到空間性地顯現之物總是從特定的距離和角度來顯現的時候，下面這點將會非常清楚：沒有純粹的觀點，也沒有不從任何地方出發的觀點，只有一種被體現（embodied）的觀點。每個角度性的現象，都預設了經驗著的主體自身在空間里被給予。由於主體正是因為其體現而佔有一個空間位置（Hua3/116，4/33，13/239），胡塞爾才能夠宣稱空間對象只能夠對一個被體現的主體（embodied subjects）顯現，並由其構成。身體的特徵是作為零點在每個知覺經驗里都在場，作為一個對象都朝向的索引性的（indexical）「這裡」。（自我中心的）空間就是圍繞著這一中心，並且在與它的關係中展開自身（Hua 11/298，4/159，9/392）。最終，胡塞爾論證說，身體是對空間性對象的知覺以及與其作用的可能性條件（Hua 14/540），並且每一個世間性的經驗都以我們的體現化作為中介，並因其而可能（Hua 6/220，4/56，5/124）。

當胡塞爾不僅僅把身體的功能作為定位的中心去分析，而開始考察身體的運動性（mobility）以及它在構成知覺性實在的作用時，這些關於身體的功能作為知覺性意向性的可能性條件的反思，便得到了深化。 正如詹姆斯·吉布森（James Gibson）所指出的，我們用位於頭上「可移動」眼睛來觀看，頭能夠轉動，且附著於能夠從一個地方移動到另外一個地方的身體上；靜止的視角僅僅是運動的視角的一個限制性例子而已。以類似的方式，胡塞爾讓人們注意到，運動（眼睛的運動、手的觸摸和身體的走動等等）對於我們對空間和空間對象的經驗所起的作用（Hua 11/299），並且，最終他論證說，知覺預設某種特定的身體性的自我敏感性（self -sensitivity）。我們對知覺性對象的經驗，總是被共同起作用但非主題化的、對身體位置和運動的經驗所伴隨，這被稱為動覺經驗（kindaesthetic experience）。當我彈鋼琴時，琴鍵是結合著對手指運動的感覺而被給予的。當我看一場賽馬時，奔跑的馬是結合著對眼睛運動的感覺被給予的，這種動覺的經驗等同於某種形式的身體性的自我覺知，並且根據胡塞爾，這不能僅僅被當作伴隨性的現象，相反，在構成知覺性的對象時，這是絕對不可缺少的（Hua 16/189，11/14-15，4 /66，16/159，6/109）。

胡塞爾對這些問題的反思最初被以下的問題所驅動:是什麼使我們能夠將不同的現象認為是同一個對象的對象？是什麼使我們能夠在一系列變化的現象中感知到同一個對象？毋庸置疑，這些現象肯定有某些共同的性質。餐桌的反面的現象和乾草堆正面的現象過於不同，以至於不能被當作同個對象的對象。而就算性質上的符合，也僅僅是一個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畢竟，一張紙的正面和另外一張紙的反面也非常相配，但是我們還是認為它們是兩個相似但不同的對象的現象（Hua 16/155）。另外一個必要條件是，這些現象被為屬於同一個連續統一體。只有當不同的現象能夠以一種連續的綜合被給予，即諸現象之間存在一種光滑的過渡，不同的現象才被認為向我們呈現了同一個對象。根據胡塞爾，我們對這樣一種連續性的自覺預設了動覺的作用。

讓我以一個具體的例子來闡明胡塞爾的思路。儘管實際上，被給予的衣櫃的正面與一個特定的身體位置相關，但是那些被共同意向著的、而此刻缺席的衣櫃的其他側面（它的反面、底部等等）的視域卻與我的動覺視域相關，即和我對可能運動的能力相關（Hua 11/15）。那些缺席的側面連接著一個意向性的「如果―那麼」的聯結，如果我以這種方式移動，那麼這個側向將會變得可見或者可觸摸（Hua 6/164）。衣櫃的缺席的背面正是我正在感知的衣櫃的背面，因為通過具體的身體運動，它能夠呈現給我。

一個對象作為一個空間對象，其所有可能的側面組成了與一個動覺系統相對應的系統。並且，這個系統以下面的方式和這個動覺系統整體相對應：「如果」一些或者其他某些動覺按照常規進行，那麼，與之相適應的特定的側面「必然地」也按常規出現 。(Hua 9/390)。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胡塞爾才能夠宣稱每個知覺包含一個雙重的作用。一方面，我們有一系列的動覺經驗，另一方面，我們有一系列受驅動的、功能性地和這些經驗相關的知覺性現象。儘管動覺經驗並不被解釋為屬於被感知的對象，儘管它們本身並不構成對象，它們表明了身體性的自我給予性，且由此揭示了與知覺性現象相關的統一體和結構（Hua 11/14）。動覺經驗也給那些現象提供了融貫性，這使它們能夠獲得其對象指涉（object-reference），並使它們成為某物的現象（appearances of something) (Hua 4/66 , 16/159 ，6/109)。結果，我們或許能夠說，知覺性的意向預設了一個移動的、並因此是具有肉身性的主體（Hua16/176）。簡單地說，胡塞爾所提出的重要觀點並非是我們能夠感知運動，而是我們的知覺本身就預設著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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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大學吳瓊教授主講福柯專題

課程一共分五講

11月12日 第一講：沉默的考古學

11月13日 第二講：示眾的權力悖謬

11月19日 第三講：敞視主義與權力配置

11月20日 20:00第四講：為什麼是《宮娥》？

11月26日 第五講：生命政治的誕生

人們在閱讀福柯的著作時很難不驚嘆於他極高的人文素養，在《詞與物》中，福柯就引用了眾多文學和藝術作品，並在此過程中一步步推進了他的人文科學考古學。引人注意的是，在《詞與物》的開篇，福柯使用了很大篇幅來分析西班牙畫家委拉斯開茲的畫作《宮娥》，並且他對這幅作品的關注貫穿了《詞與物》的始終。那麼，作為進入《詞與物》的關鍵作品，我們不禁思考，《宮娥》到底具有怎樣特殊的意義？福柯為什麼選中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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