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建松：達爾文與教會之間的「曖昧」

這不科學

宗教與科學的相愛相殺

文 |聶建松

很多人在了解跟科學發展相關的歷史時，總有一個錯誤的觀念：科學的進步是一下子出現的——在某個歷史節點上，一個先知般的人物瞬間獲得了「完全正確的」認識，而其他人仍處在一種昏昏沉沉的迷惘狀態之中。

然而，任何發展的過程都是連續的，所有青史留名的成就都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獲得的，這就註定了極少會出現「眾人皆醉我獨醒」的人物。在審視歷史的過程中，我們極難量化一個人的思想——這其中到底有多少對的成分？有多少錯的成分？真的不好說。甚至應當說，使用「對/錯二分法」來判斷歷史問題，本身就錯了。

著名的科學史大家托馬斯·庫恩（Thomas Samuel Kuhn）在其著作《科學革命的結構》中寫到：

他們（某些科學史作者：筆者注）越仔細地研究亞里士多德的動力學、燃素化學或熱質說( Caloric thermodynamics) ，就越確鑿地感覺到，那些曾一度流行的自然觀，作為一個整體，並不比今日流行的觀點缺乏科學性，也不更是人類偏見的產物。

因此，想要了解某種學說的產生，除了了解學說本身的主張，還要更加細緻地了解其前後左右，緣由始末。

▍達爾文之前的處境——「自然神學」

在上一篇談論「進化論」的文章中，其實還有一件事沒有談到，這便是進化論產生的環境——英國當時的「自然神學傳統」。

那麼，什麼又是「自然神學」呢？

一提起關於「自然神學」，即便是有些宗教常識的人，都會產生誤解：很多人都會覺得《創世紀》開篇的內容可能就是「自然神學」，上帝創造了宇宙或者自然，第一日如何如何，第二日如何如何……

可是，這只能叫做關於「自然」的神學，而不能被稱為「自然神學」。聽起來有些繁瑣，但是必須要說明的是這可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概念，而不是一個概念。

這二者有何區別呢？

一談到「神學」，可能很多讀者腦子裡第一反應就是「宗教經典」。不過，這種觀念並不準確。

讀過我之前文章的讀者一定會了解，我一直強調，在基督教思想體系中，有這麼一個重要觀念——上帝給人類留下了兩本「書」：一本是自然之書，一本是《聖經》。這同時對應了兩種神學：一種叫做「自然神學」；一種叫做「啟示神學」。

那麼，這意味著什麼？這意味著「自然神學」是不依賴於《聖經》的，也就是說《聖經》中有關於「自然」的內容，並不能被稱為「自然神學」，而是「啟示神學」。

那麼究竟何謂「自然神學」？

在《大英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Britannica）中曾給出過這樣一個定義：

這種神學系統「完全出自於人們可能由自然源頭習得的宗教真理，這也就是說，它是源自於人類意志的構成，以及由心靈和自然的宇宙而來的現象」（entirely out of the religious truths which may be learned from natural sources, that is, from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human mind, and from the phenomena of the mental and material universe.）。

最為明顯的自然神學的例子便是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在《神學大全》（Summa Theologia）開篇寫下的五種證明上帝存在的方式，然而這種論證方式不依賴於宗教經典的經文。

需要說明的是，「自然神學」並不是基督教的專利，而是源自古希臘的哲學家們，譬如亞里士多德。在之前的文章中，我也反覆提到過一個概念叫做「自然哲學」。實際上，這二者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古人認為，學習「自然哲學」可以通向上帝，而這個通向的論證途徑正是「自然神學」。

具體的做法是怎樣實現的呢？比較粗糙地說，自然哲學家們都會認為順著因果的關係，我們必然會追溯到某個「唯一的最終原因」，這一步驟我們可以稱之為「自然哲學」；而將這一「唯一的最終原因」視為是「唯一的神」或者由「某一位在宇宙之外的神」所設立的，這一步驟則可以稱之為「自然神學」。比如，亞里士多德會認為這個神便是宇宙本身；柏拉圖則會認為神是在宇宙之外的。

自然神學在自然哲學中起的作用是非常複雜的，一方面它可能會讓自然哲學陷入某種「目的論」，達爾文力圖擺脫的是這種影響；一方面它也確實庇護了自然哲學的研究者，而英國教會不反對學習「進化論」原因正是源於這樣一種觀念——「自然」乃是上帝為人類認識自己提供的一種媒介——畢竟，「自然」是上帝的兩卷「書」之一。

另外，說句題外話。在理性啟蒙時期，一些不那麼反對宗教，但是反對基督宗教的學者們是希望通過「自然神學」，拋棄《聖經》，來建立一種純粹的「理性宗教」。

▍達爾文與「自然神學」之間的「曖昧」

我們應當先澄清一些史實。

雖然達爾文的學說中，可能沒有上帝的位置，但是達爾文與教會的關係卻不差。他雖然不參與具體的教會活動了，但是他卻也沒站在反宗教的立場上。

在達爾文孫女諾拉·芭羅（Nora Barlow）公開的未刪節版的《1809-1882查理·達爾文的自傳》（The Autobiography of Charles Darwin 1809-1882: with original omissions restored）中，達爾文覺得自己的信念，用更為恰當的說法來說，是一個「不可知論者」（Agnostic）。

在這個意義上，他不是一個強烈的反宗教者，教會自然也不會針對他個人。死後，他葬在了威斯敏斯特修道院（俗稱的西敏寺，Westminster Abbey），這也是當時基督教予以他一種極高的禮遇——要知道，當時英國基督教氛圍仍舊十分濃厚，只有達爾文和教會相互尊重才會如此。

教會與達爾文之間的關係遠比「敵我關係」複雜多了，溫和多了。

實際上，達爾文自己也深知他的理論超出了經驗的範疇，超出了歸納法能承受的合理範圍，因此他也接納了來自一些「自然神學」支持者的論據。

另外，還有一點跟很多人想像的不同，很多人就如《科學-神學論戰史》的作者安德魯·迪克森·懷特一樣，認定達爾文全面地否定了之前的成果。然而我們之前說過，任何學者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達爾文與自然神學之間，並非你死我活的關係，而且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彼此都共享了很大一部分論據。

或者也許可以這麼說，結合之前的立場，達爾文其實是「簡化」了一下之前的自然運行模型:自然不需要一個外在的引導因素，關注其自身足矣.在這個意義上，他其實很接近亞里士多德。凡是讀過我關於進化論的前文的讀者，可以再看看亞里士多德的那段話，用我的一個好友的一句話來說，如果遮上名字，他可能會分不清這到底是達爾文，還是亞里士多德。

另外，即便在自然神學的支持者與達爾文的支持者之間進行爭論的時候，如果遮上爭論者雙方的名字，我們也很容易混淆雙方的立場。

我在之前的文章曾經提到過，赫胥黎與威爾博福斯主教曾經展開了一場辯論，這場辯論經常被錯誤地理解為這麼一個場景：一個主教只會重複引用經文，而科學家則昂首挺胸地提出了真理，最後主教只能諷刺科學家的祖先是猴子，而科學家則宣稱寧可要一隻猴子做祖先，也不願意有一位做主教的祖先。

然而，事實上，雙方都在「就事論事」。事後接受採訪時，達爾文承認主教的話是「不同尋常的精明」（uncommonly clever），指出了自己學說中全部「最具揣測性」的部分（all the most conjectural parts）。

而且，這場辯論會並非僅僅持續了一場，之後著名的解剖學家理查德·歐文（Richard Owen）和醫學家列奧·比勒（Lionel Beale）也登場批評達爾文的學說。

這其中最為有趣的一幕，就發生在歐文與赫胥黎之間。

在關於人類與猿猴之間的「相似性」上：歐文指出人類與猿類在大腦的結構上具有明顯的「不同」，因此人類與猿類之間是不同的；赫胥黎則指出在人類足部和猿類足部之間具有「相似」的結構，因此二者是連續的過程。

雙方實際上都提出了「相當科學」的證據，然而如果不說雙方的立場，我們能知道他們最終的結論通向何方么？

【作者簡介】

聶建松|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宗教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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