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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亮《北鳶》:追憶一個逝去時代的風華和文化

葛亮要做的是對一個逝去時代的風華和文化細作檢點,對隱藏於民間的俠義、誠信、忠誠、寬厚、仁愛等傳統精神細作描摩,在時間的流淌里校閱那些未曾消逝的善好記憶。


從紙面上的「北鳶」到現實中的「風箏」,一虛一實,一雅一俗,都暗合著風雨飄搖的家國圖景。在大時代中身不由己、生死未卜的人們,都像風箏一樣飄浮於天空。這種徘徊於虛實之間、明暗之間、生死之間的辯證法,為《北鳶》帶來了普遍性,也帶來了複雜性。

葛亮《北鳶》:追憶一個逝去時代的風華和文化


作品:《北鳶》


作者:葛亮


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

葛亮長篇小說《北鳶》:


民國氣度里的豐盛與遼闊


文| 曹 霞


在2009年的長篇小說《朱雀》中,葛亮以對南京古老氣韻的復現和20世紀宏闊歷史中人的命運的講述,開啟了他的「中國三部曲」。今年出版的《北鳶》為三部曲之二,敘事格局與《朱雀》有所不同。作家將地域從「實存」轉為「虛構」,設置了位於中國南北之間的襄城,將人物譜系集中於商賈世家盧家和沒落士紳家族馮家,通過兩個大家族在歷史滄桑中的跌宕起伏,涵納他對於民國人物和家族士子的遙想與追憶。


《北鳶》從1926年寫至1947年,以盧氏昭如收養文笙始,以盧文笙和馮仁楨收養故人之子終,這開篇和收束,無論是在時間節點還是敘事邏輯上,都與傳統的「政治史」、「革命史」大相徑庭。小說中關於蔣政權的歷史書寫付之闕如,關於北洋軍閥混戰、抗日戰爭等政治事件的書寫也並不佔絕對比例,且多採取側寫和暗示方式,種種設置中暗藏著葛亮對於歷史邏輯的別樣考量。陳思和稱《北鳶》以「半部民國史」為背景,是頗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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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亮《朱雀》


葛亮志不在「政治」與「革命」,也無心探索國族話語與黨派之爭的來龍去脈。那些宏大偉麗的敘事話語,或是聽起來頗具迷惑性的政治概念術語之類,完全不能對他構成脅迫。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寫什麼、能寫什麼,也知道自己不寫什麼,因此筆觸不會偏離或漫溢。他要做的是對一個逝去時代的風華和文化細作檢點,對隱藏於民間的俠義、誠信、忠誠、寬厚、仁愛等傳統精神細作描摹,在時間的流淌里校閱那些未曾消逝的善好記憶。這聽起來相當「過時」和「老土」,卻恰恰是葛亮視若珍寶的東西。他堅定地、清醒地、因此也必然是孤獨地持有著屬於他的確信:他相信就在並不遙遠的百年之前,在兵荒馬亂和暗無天日的生活表象下,有過一個眉目清朗、樸素無華同時又氣象萬千的「中國」。生活於彼時彼地的人們,即使遭受著戰亂、貧窮、戕害與外寇的侮辱,也自有一份高蹈、高貴的光華。


這種確信與追慕主要集中在盧家。盧氏昭如姓孟,為亞聖孟軻的後裔,卻在民國時代走向沒落,家族恪守的倫理規範也淪為笑談甚至自嘲。大姐昭德嫁給軍閥石玉璞,在丈夫于軍閥混爭中被害後而瘋癲;哥哥盛潯在投靠之人失勢後不得已做了寓公,頹唐度日;昭如嫁至社會地位不高的商賈之家,卻因天性的寬厚、仁義、不計較而與丈夫盧家睦平和度日。在夫家生意受到時代政治波動和外來資本入侵而面臨危機時,她的仁厚天真、無心機、不算計為一家人贏得了生存的空間。倘若將昭德、盛潯和昭如作一比較,便可看出,葛亮對傳統倫理的理解自有其心。他在命運的起落沉浮間賦予昭如以普通人、尋常人的安寧,便是最大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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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信」是有難度的。信現世、信實利很容易,但是,信情義、忠貞、承諾,這是多麼「虛無」,多麼地無著無落,聰明的作家通常會避開這種「虛無」,以尋求「實有」的庇護。葛亮卻像昭如一般地「顢頇」,他篤定了這份確信,知道它是恆常、有效的,知道它的延續與瀰漫自有其去處,比如以商賈身份行名士氣度的盧家睦。盧家睦出場不多,卻是傳統文化精神的承載者與傳遞者。他與妻子昭如同持仁厚之心,視文笙如同己出。在生意場上,他秉持仁義誠信的信條,忠善行事,全力擔當。對於弱者,他不僅在經濟上匡扶相助,更重要的是他並不自居其上,而是以充滿人情味的「交換條件」平等相待,令其不失尊嚴和體面。做風箏的四聲坊龍師傅初到襄城,舉步維艱。盧家睦慷慨解囊,只有一個要求,每逢兒子文笙的本命年,龍師傅專為他扎一隻虎頭風箏。互換的條件從他們這一輩開始代代延續。在《北鳶》中,這種家族仁厚氣息的互相濡染、平民百姓的彼此善待、大時代「變故」中「不變」的承諾與援助,是故事的支撐與主體,氤氳著朴正與善意。


和《紅樓夢》《家》的家族史筆法一樣,《北鳶》有「真實」,也有「虛構」。盧家與馮家生活在襄城,因政治、經濟、生意、戰爭等原因,其軌跡不斷輻射到天津、北京、杭州、四川等地。以他們為軸心,小說連結起了一幅危機四伏又光華暗涌的歷史圖景:在這裡,有石玉璞、張宗昌、劉珍年(小說中的柳珍年)、張作良、陳獨秀(小說中毛克俞的叔叔,葛亮的太舅公)等民國真實人物,他們或為敘事重心或驚鴻一瞥,令「民國」立現歷史感與實存感。小說中也不乏虛構筆法:軍閥、商賈、政客、名流、買辦、英雄、草莽,在歷史舞台上呼風喚雨、改朝換代;文人、名伶、樂師、畫工、禪者、教士、匠人,上演著愛恨情仇的國族傳奇,新舊更迭的世易時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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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家族傳奇與民國風物攪擾在一起,如此地交相錯疊,光影斑駁。然而,我們卻不難體悟到大歷史之下的一份感喟與蒼涼。在《紅樓夢》中,一僧一道帶著「美玉」來到「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開啟了一部假語村言的「石頭記」。在《北鳶》中,這份恍惚迷離盡現於「北鳶」。「北鳶」一語出自曹雪芹《廢藝齋集稿》的《南鷂北鳶考工志》,世人相傳佚失,卻在小說中復現。「美玉」與「北鳶」,典故出於同一個作者,同樣有著實存與虛有錯雜的縹緲虛幻之感。「風箏」在書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它是貫穿盧家精神血脈與氣度的物象,多次在抗日戰場上救危扶困、化險為夷。從紙面上的「北鳶」到現實中的「風箏」,一虛一實,一雅一俗,都暗合著風雨飄搖的家國圖景。經歷著血與火的洗劫的大時代,在大時代中身不由己、生死未卜的人們,都像風箏一樣飄浮於天空,命懸一線,但這「命懸一線」,又未嘗不可解釋為「一線生機」,毛克俞將盧文笙的畫作題目如此改過。生與死,無非是一體兩面;希望與絕望,也取決於同一來路。能作如是觀者,必然是對一個時代的巨變與荒涼徹然了悟,在大寂滅中看到生機,在時間的深處眺望到光亮。這種徘徊於虛實之間、明暗之間、生死之間的辯證法,為《北鳶》帶來了普遍性,也帶來了複雜性。


往大了說,《北鳶》關乎民國人物的氣度風華;往小了說,它是在家族史中尋覓精神的流脈。這家族史是盧家的,也是葛家的。葛亮對於寬厚溫暖精神的篤信,對於民國風物有溫度的體悟,對於舊時人物的欽慕,都離不開家族的影響。他在《北鳶》扉頁題辭將書獻給祖父葛康俞教授,可見他對祖父的尊崇與敬愛。無論時局如何動蕩,祖父輩不曾改變過安靜淡定、謙恭自守的人生狀態,這份結結實實的從容和高遠也感染了葛亮,令他能夠觸摸到生命的元氣和底氣,以訓練有素的文學筆法與想像力,在「時間煮海」的沸騰里,抵達那個時代的豐盛與遼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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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談

葛亮《北鳶》:追憶一個逝去時代的風華和文化



民國民間


文| 葛 亮


《北鳶》的創作緣起因我祖父遺作《據幾曾看》編輯的一封信,希望我從家人的角度寫一寫祖父的過往。曾考慮寫一部非虛構作品,通過個體的角度宕開,延伸至家族脈絡,以此折射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發展路徑。


前面做了近三年的案頭工作。在這一過程中,祖父生前的好友陸續去世、凋零,這給寫作展開帶來阻滯,也造成感情上的撞擊。亦因這段時間與父祖輩的接觸,讓我切實感受到那個時代的輪廓。我問自己,單純從非虛構的角度去寫是否是合適的選擇?事實上,「非虛構」有相對科學與嚴謹的一面,但就歷史的體認、把握和再現而言,是否最為恰如其分?


一個時代,單純以一個學者、或精英知識分子群體為核心去勾勒,還是拘囿。理想中的切入點應該是自下而上式的。傳統中國有所謂三分天下的文化建構,「廟堂」代表家國,「廣場」指示知識階層,而後是「民間」。民間一如小說之源,猶似田稗,不涉大雅,卻生命力旺盛。《北鳶》最終選取從我外祖父的角度切入,這種角色或立場的把握與調整直接影響到寫作從文體(從非虛構變成小說)到整個氣質的改變。書里依然也可以看到以我祖父為原型的人物,但給讀者的感覺,異於非虛構作品表達的那種質地凈冷之感,更為柔和,且具溫度。


以民間的立場來看時代,維度不拘。我外公出身資本家,因幼時的經歷,目睹軍閥政要階層從繁盛到凋落的過程。之後人生種種,得以舉重若輕。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一種來自於民間的態度。陳思和教授說過,民間中國的文化體系中,扮演包容力盛大的意象。民間視角靈活舒展。把知識分子群體放到民間更大的維度去審視,與提取出來單純勾勒效果迥然。

葛亮《北鳶》:追憶一個逝去時代的風華和文化



葛亮


1905年科舉廢除,「學而優則仕」的道路被倉促剪斷。知識分子階層出現了一系列分化。在《北鳶》中寫到一個畫師吳清舫,有「清隱畫家」之譽。但在二次革命後,設帳教學,廣納寒士。某種意義上擔當了公共知識分子之責。另一類是以我祖父為原型的毛克俞,其因青年時代的人生遭遇,特別是看到舅父(原型是陳獨秀)在一系列政治選擇後落幕的慘淡晚景,就此與政治之間產生了很大的疏離感。他在學院中保持作為一個藝術家的純粹。其最重要的作品在上世紀40年代完成,避居鶴山坪,埋頭著述。我在小說里處理得更浪漫些,寫他在母校杭州藝術院旁開了一個叫「蘇舍」的菜館,菜單開首寫著蘇子瞻的詩句「未成小隱聊中穩,可得長閑勝暫閑」。實際是半隱半士之態。此外在第二章,寫到孟養輝這個人物,原型是天津的實業家孟養軒,亞聖孟子的後代,經營著名的綢庄「謙祥益」。孟養輝的姑母昭德,不屑商賈,他便回應說,所謂博學於文,行己有恥,如果有一個詩禮的主心骨,做什麼都有所依持。因家國之變,我選擇實業,所謂遠可兼濟,近可獨善。


這些人有著不同的時代認知立場,處世方式各有千秋。知識分子的分化正是民國不拘一格最為明晰的表達。這是時代的包容,也是民間的包容。而我的外公,從某種意義上恰似民間的剪影。雖無崢嶸頭角,卻看盡他處的人間風景,在軍閥家庭里成長,隨母親跑反,有過很短暫的軍旅生涯,經歷了諸多波折後,塵埃落定,性情一如既往的溫和,回歸生存本位。他是一個人,也是一代中國人,平定中和,擁有與時代和解的能力,彼此砥礪,也相互成全。


本文發表於《文藝報》2016年11月21日2版,


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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