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借錢北伐的「後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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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3月10日，蔣介石軍隊佔領上海前，在一個臨時練兵場上操練。
文｜凡歌
在1926年的春天裡，南方的報紙充斥著「北伐」的消息，而北方的報紙則處處透露著「南征」的細節。無論「北伐」，還是「南征」，都需要經濟實力作為支撐。
「粵政府軍事委員會，預算北伐經費，所須甚巨，擬核減官俸，百元以上者九折，一百元以上者八折，三百元以上者三折。」1926年5月2日，《北平世界日報》報道了廣東國民政府為準備北伐，行政人員開始扣減薪水的消息。
「直奉大戰」其時正處於僵局之中，對於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來說，南方叫喊著北伐已有時日，但一直雷聲大、雨點小。習慣了「電報戰」的軍閥們認為，雙方在報紙上進行沙盤演繹是最理想的戰爭。
但蔣介石並不這麼想，這一年的6月3日，在幕僚的協助下，他向國民黨中央提出了一項「軍隊改革方案」。
這份長達數千字的「方案」，更準確一點的說法其實應該是「北伐預算方案」。蔣介石分析認為：以全國之局勢、敵軍之情況觀之，北伐準備之期，應以三個月為限，不能復緩。
該方案指出，廣東通過徵稅，每年能增加3500—4500萬元財政收入。按照合理推算，如果撥出2000萬元給軍隊，就可供養65000人的軍隊。
因此蔣介石提出，要乘吳佩孚的勢力未至十分充足之時，動員兵力8萬人，籌足兩個月軍餉500萬元，於3個月內佔領武漢。按照這一方案，軍事行動將在一個月後啟動，而此時計劃中的軍費尚短缺多半。
對於廣東國民政府來說，當務之急是籌到第一筆款項。兩天之後，蔣介石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北伐箭在弦上。
借錢「北伐」
1926年5月，距離蔣介石提出的北伐時間只剩一個多月，而所缺軍餉多達300萬。一個月內，要湊齊北伐之軍費，其難度超乎想像。國民政府財政部採用的急救辦法是：發行公債。
一邊開源，一邊節流，時任國民政府財政部長的宋子文遂將目光轉向加徵稅收，「擬規復番攤」（ 「番攤」系粵語賭局之隱稱）。
陳炯明主政廣東時力主禁煙禁賭，而此時恢復賭局徵稅自然引發諸多爭議和抨擊，但為財政帶來的收入的確可觀。
女兒出嫁要交稅，打個麻將要交稅，就連逛個妓院都會有「花捐」，此時廣州民間已有「國民黨萬稅！」之戲語。
「苛細已極，已至無物不捐，無物不稅的地步。實際上已更無物可捐可稅了。」在無物可捐的情況下，財政部唯一可行的辦法是翻倍。「於是財政廳下令由本年起各項捐稅加五（即加50%）徵收。」
但是徵稅解款尚需時日，至蔣介石在黃埔誓師北伐，軍餉仍未全部到賬。是以蔣介石統率之軍遲遲未能啟程，而李宗仁所帶領的第七軍已一路攻城拔寨，逼近武漢。
上世紀20年代，北伐軍某部舉行烈士安葬儀式
到7月13日，廣州總商會決定由各商行籌款50萬元為北伐費用，而國外華僑所捐近50萬軍費亦已到賬，加上此前預征的200萬軍費，蔣介石首月軍餉基本無虞。次日，國民黨中央才正式發表了出師宣言，號召各地「剿除賣國軍閥之勢力」。
一個月後，為了緩解蔣介石逼餉之壓力，宋子文另闢蹊徑，採取了另外一種方式啟動財政「抽水機」。
如此從民間「抽血」，網羅甚細。廣東米業首富黃顯芝之前帶頭領銷金庫券五萬元，在第二次購買公債時，只得拋售存米，套取現金上繳以完成任務。
黃顯芝全盛時有12家米糠店、1家米機廠，其營業額幾佔全行業的三分之一。因為連年購買債券導致資金鏈緊張，而債券償還遙遙無期，最終嚴重虧損，幾乎全線倒閉。
之後的8月份，國民政府還發行了第三期公債，這次仍聲明其用途是津貼罷工委員會及維持伙食，事實上亦全數移作軍費。宋子文在年末的財政報告顯示，發行公債已經成為國民政府最重要財源之一，在其時的財政收入中，公債高居首位，占收入總額的30%。
北伐前期的軍費，主要依靠宋子文高明的「搜金術」。公開資料顯示，從1926年開始北伐，到1927年國民中央政府遷到武漢，財政部共發行了4次公債。發行定額共4900萬元，實發3648萬餘元。
這一年高達6100萬元的軍事開支，幾乎把稅收、公債所汲取的財富消耗殆盡，連內政、司法、教育，或促進工貿的資金亦全部吞噬。宋子文在1927年末的財政報告顯示，其時國民政府財政赤字已達2000萬元以上。
一路打「白條」
北伐軍由廣東出發，至湖南而形成一個「Y」字形的分叉，向湖北與江西展開。國民軍先以四、七、八軍消滅兩湖吳佩孚主力，10月克武昌。以二、三、六、七軍進攻江西，擊敗孫傳芳五省聯軍。以第一軍為主力進攻福建、浙江。
三路出擊，戰線由此不斷拉長，而後方補給則面臨嚴峻考驗。
1926年7月，國民政府革命軍總司令部核准發行湘、贛、桂等省軍用地名券的布告，隨北伐軍勝利而一路北上，貼遍各地。
現銀既然不便攜帶，正式的紙幣又未通行，軍用券遂流行一時。1926年7月27日，蔣介石離開廣州，8月11日晚到達長沙。第三天他就發電國民政府，要求准許他這個司令部代發中央銀行兌換券以維持軍事進行。
半個月後，這一兌換券即在長沙開印發行，之後則成為北伐中最大的財政黑洞，官方統計數據稱發行有365萬，實際數字則遠超其上。
此後購買軍糧，亦同樣打「白條」，如令長沙縣長籌辦軍米，規定每石軍米用10.8元向民間收購，而「其米價洋21600元，即以該縣長所募公債項下撥付」。
為籌措北伐軍之軍需財用，蔣介石更組織「江西財政委員會」專負籌款。被派為贛北財政處長的周雍能發現，江西此前已被歷任軍閥搜刮到民窮財盡的地步，北伐軍更逼停了江西地方銀行所發紙幣，因北伐軍之財政困難，初時兩折行使，終至變成廢紙。
此時北伐軍直入南昌，而廣州中央銀行所發行紙幣及兌換券均無法跟上軍隊腳步，令蔣心憂不已。
為了解決眼前困局，蔣介石除了自己司令部印發「中央銀行兌換券」，財政部亦提供了不同的軍用券。僅從現有檔案及資料顯示，至少有七種「白條」曾經大規模發行：中央銀行湘贛桂通用券、中央銀行湘贛桂三省通用券、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軍需券、中央銀行鄂湘贛三省大洋券、中央銀行臨時兌換券、直魯豫陝四省通用國庫券（武漢國民政府發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小洋輔幣券（南京國民政府發行）。
如此濫發紙幣，無異於「打白條」，通貨膨脹自然發生。軍用票引發的混亂持續一年之久，實際數目則不止於此，據近代貨幣史研究者戴建兵教授測算，僅中央銀行臨時兌換券就發行了1000萬元左右，加上軍需券及其他各種軍用票的發行，各種軍用票的發行總額當不下於2000萬元。
資本家的債
1926年底，因寧漢分裂，財政部長宋子文一度搖擺不定。
蔣介石所需軍餉遲遲未發，之前送到前線的百元大票因無法使用，又退回廣州中央銀行進行小額兌換，但是90多萬軍餉，3個月內只撥了37萬。當時確定的軍隊服裝費270萬元，也只發了69萬。
11月25日，廣州軍需處朱孔陽向蔣介石彙報稱，「財政部應發北伐軍三省通用券一百餘萬，中央銀行現有貼款，乃向領，堅稱須待部長回粵，始能照發。」
蔣介石接報後相當惱火，他在給宋子文的電報中說：「時當冬令，長江一帶，早已嚴寒，前方無款制發，後方領款不到，不能制解前來，使前方兵士，冒霜雪而蹈白刃。總之，後方接濟如不負責任，前方何能作戰，餉項所關，兵心所系，成敗胥在於此。」
宋子文北上本以「籌款」為目的，但在寧漢之爭中他傾向於遷都武漢，便扣軍餉不發。他曾對陳公博說：「如果國民政府不搬漢口，我再不給錢，看他們有什麼辦法！」
有此曲折，蔣介石遂覺財政問題不能操於人手。軍餉危機直接影響著前線，他沒有時間等下去，也不敢拖延時間。此刻上海克複在即，上海金融界已頻頻向蔣介石發出示好之聲，蔣於是轉而尋找新的金主。
是故3月下旬，國民革命軍一旦克複上海，總司令部軍需處就向上海中國銀行提借100萬元，滬行經理宋漢章照循例索取擔保品，被憋了一肚子氣的蔣介石拿來開刀，由借款100萬升至500萬元。
蔣隨後召開政治會議，決定發行江海關二五附稅庫券2000萬元整，後又把發行定額改為3000萬元，並限於5、6兩個月交足。
這一年6月25日，蔣介石在南京出席財政會議時說到「理財有如帶兵，須大公無私，任勞任怨，以非常的手段，達成非常的任務」。
放出「以非常手段，達成非常的任務」之口令後，籌款專員們開始有恃無恐地逼迫上海資本家們。如命令南洋兄弟煙草公司捐款50萬元；華商電氣公司捐款30萬元；先施公司捐款25萬元。
又如中國銀行至1927年3月底對北伐經費的贊助已達549萬元，一旦拒絕借款給蔣，就會收到赤裸裸的威脅：「聞貴行上年以大款接濟軍閥，反抗本軍，至今尚有助逆之謀。久聞先生素明大義，當不使貴行再助桀虐。」
正是依靠不斷從上海銀行界「提款」，面臨財政困境的蔣介石才得以將北伐進行到底。
北伐「後遺症」
1927年4月18日，南京國民政府在丁家橋前江蘇省議會廳舉行了成立典禮。
出師十個月，即抵定長江以南大半個中國，北伐的軍事攻擊至此似可劃一逗號，這是蔣介石政治生涯的一個轉折點，此前他以軍事統帥的身份為人矚目，此後他將作為主政者的身份開始操持政府事務。
勝利的代價事實上相當沉重，北伐後遺症之一是舊軍閥未除，新軍閥已成尾大不掉。北伐之初，廣西、湖南各省部隊紛紛出擊，國民革命軍迅速膨脹，軍需供應不及，各軍餉械多由各軍自行籌措，由此造成的「公債」濫發，其後果自然由新的國民政府買單。
北伐期間，北京普通民眾生活。
但凡此種種，均為後來政府理財埋下諸多隱患。軍餉各籌所需，使地方與軍隊關係再度扭結，龐大軍費以國債替代，又直接掏空國庫。
財政負重之下，蔣介石所領導的南京國民政府急於編遣部隊，但蔣私心偏袒中央軍，遂引發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之不滿，引發後來之中原大戰。
北伐後遺症之二，當初「臨時抱佛腳」之公債，成為了國民政府「發財」的捷徑。從1926年開始北伐，到1927年國民中央政府遷到武漢，財政部共發行了4次公債。發行定額共4900萬元，實發3648萬餘元。
臨時救急的「公債」，最終成為國民政府再也扔不掉的「拐杖」。
在被視為南京國民政府「黃金十年」（1927-1937）年間，除1932年外，每年發行公債，共發行約25億元內債。倘若行之有效，如蔣介石自己所言，「現在多出一個錢，就是換取將來更有希望的建設」，則未嘗不可。
但事實上，「公債」只成為政府提款之工具，此前廣州國民政府在北伐期間所發債券2700多萬元，直至1941年尚欠1900多萬元沒有償還，致使70%公債成為呆賬。在戰亂中汲取的民間財富最終空擲其中，就此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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