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一浮引薦李叔同出家之謎

馬一浮手札

李叔同出家是馬一浮的引薦

馬一浮不是出家人，但卻是最著名的佛學家。1904年，精通多種外文的馬一浮自清政府駐美留學生監督公署工作和遊學英國、德國、日本回國後，在全身心將治學重點轉為傳統文化儒學前，曾苦心研究佛學，醉心結交杭州定慧寺、靈隱寺、香積寺、海潮寺等高僧大德，寫有《童蒙箴》、《法數鉤玄》、《與蔣再唐論儒佛義》等佛學專著，倡導發起組織般若會。所以馬一浮不僅是北大著名教授賀麟《當代中國哲學史》讚美的「兼有中國正統儒者所應具備之詩教禮教理學三種學養，可謂為代表傳統文化的僅有的碩果」，不僅是梁漱溟稱頌的「千年國粹，一代儒宗」，而且從馬一浮19歲喪偶後終生不再娶，將一切獻給包括儒、釋、道在內的傳統文化「雖劫火洞然，不敢自阻」的精神看，他完全稱得上是方外高人。當年在浙一師任教「才華蓋代，文學、演劇、書畫靡不精，而書名尤籍甚」，事業蒸蒸日上，家庭無比幸福的李叔同，為什麼於人生旅途「絢爛之極」時卻置恩愛家庭、富裕生活不顧，硬要出家從佛「歸於平淡」，去修那最艱苦的「日中一食」過午不能再吃東西的律宗，以華嚴為境、戒律為行、凈土為果呢?有人以為這是他受家庭信佛的影響和好友、浙一師舍監夏丏尊戲言刺激的結果。可我認為這是緣於李叔同強烈的愛國情結和畏友馬一浮的人格感化。

李叔同雖比馬一浮大3歲，但馬一浮1898年會稽鄉試以15歲獨佔鰲頭名噪東南，不久在上海自學外語時又因與廣西才子馬君武、四川才子謝無量創辦《二十世紀翻譯世界》雜誌介紹西方社會主義學說聞名遐邇（馬一浮本人被蘇曼殊稱為「江南才子」），後因在美、英、德、日工作和遊學期間，專門研究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西方哲學、文學，與陳獨秀、周樹人、馬敘倫等結交，如《知堂回憶錄》所說，在清末就很有了名氣。到李叔同在浙一師任教時，馬一浮回國後與謝無量在鎮江焦山苦讀1年，在杭州廣化寺夜以繼日專攻文瀾閣四庫全書3萬6千餘卷3年，從南京教育部懇辭秘書長，回西湖後又獨居陋室青燈黃卷鑽研佛典和古籍10年，成了如豐子愷所說「無論什麼問題，關於世間或出世間的，馬先生都有最高遠最源本的見解。他引證古人的書，無論什麼書，都背誦出原文來……先生所能背的書，有的我連書名都沒聽說過」。直到85歲去世，馬一浮一直讀書不求聞達。所以1957年蘇聯元首伏羅希洛夫在周恩來陪同下拜訪他，貴賓問他過去幹什麼，現在幹什麼，將來幹什麼時，他回答的都是「讀書」二字。而李叔同呢，這位早年加入同盟會的音樂與美術天才，也跟當時覺悟了的青年一代一樣，有一顆強烈的愛國之心。他崇拜康有為、梁啟超，熱衷變法，寫過《祖國頌》。辛亥革命後，更寫過《滿江紅》、《金縷曲》等表示了自己「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國，忍孤負」的志向。可是辛亥革命後目睹革命黨人爭權奪利，國內軍閥連年混戰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列強對我國的欺凌，使愛國心切的李叔同「痛感於眾生疾苦」和教育救國、藝術救國的無望而無法解脫。於是在精神極端苦悶中他也跟當時熊十力、梁漱溟等一樣轉向佛法，開始三天兩頭帶了豐子愷等愛徒從貢院前浙一師到延定巷馬一浮往處，向這位自己在上海南洋公學求學時就以聞名心儀的哲人請教。豐子愷後來在《緣緣堂隨筆》中回憶道：「那時我只十七八歲，正在杭州師範學校讀書。我的藝術科教師L先生（指李叔同），似乎嫌藝術的力道薄弱，過不了他的精神生活的癮……帶了我到這陋巷去訪問M先生（指馬一浮）……我其實全然聽不懂他們的話，只是斷片地聽到什麼『楞嚴』、『圓覺』等名詞。」豐子愷的這段話是最好的說明。如若不信，還有李叔同給另一愛徒劉質平的信為證。李叔同1917年給劉質平信中說：「自去臘(去年)受馬一浮大士薰陶漸有所悟，世味日淡，職務日荒……」現存資料中也有一張常被用到的李叔同出家後與豐子愷和劉質平一起參禪的照片。李叔同就是在馬一浮等的影響下，於1918年7月14日（即農曆六月六日）大勢至菩薩生日這天，在馬一浮引薦下到杭州虎跑定慧寺披剃出家，拜了悟長老為師，法名演音，號弘一。了悟法師是馬一浮摯友，當時為定慧寺住持。李叔同出家後兩月，馬一浮又送他到靈隱寺受比丘戒，亦贈以《靈峰毗尼事義集要》、《寶華傳戒正范》等佛書。此後20多年，也一直保持著密切聯繫。

弘一法師是位恪守律宗戒規的高僧。為了嚴守律宗，跟在浙一師提倡國貨時，因寬緊帶是舶來品，所以他連寬緊帶也不用一樣，連當時流行的牛骨柄豬鬃牙刷也不用，只用楊柳枝潔牙。因用牛骨、豬鬃等動物身上東西做的牙刷也有殺牲之嫌未免罪過。楊柳枝含有與阿司匹林相似的水楊苷成份，可防牙痛。我國古代和印度古代僧侶都以它潔齒。今天中國寺廟中觀世音造像多為執楊柳枝與凈水瓶的女性，其源也與此有關。

弘一法師更是位愛國高僧。1938年1月14日，他在廈門南普陀佛教養正院講演結束時，曾以清人龔自珍「未濟終焉心飄渺，萬事都以缺憾好。吟到夕陽山外山，古今難免余情繞」的詩作臨別贈言。說明他即使出家苦修多年，情感深處也仍有難以忘卻的隱痛。這隱痛便是處於水深火熱中的祖國和人民。所以在當時抗日戰爭艱苦年代，他提出了「念佛不忘救國」的口號，到處以墨寶廣結勝緣，表示自己「以護法故，不怕炮彈」的決心，稱自己住處為「殉教堂」，不成功便成佛，甘願以身殉國，救民族於水火，解人民於倒懸。

記得有一次，在聽了弘一法師弟子、新加坡佛學院院長釋廣洽來杭向馬一浮請益，要向馬一浮送點食品，馬一浮說：「和尚是吃十方的，我這樣豈不是吃十一方了嗎」，我笑著問馬一浮：您遍讀佛經，又薦引了李叔同等朋友成佛，可您自己卻怎麼只做居士不出家呢?馬一浮說，研究佛法不必一定出家，出家要六根清凈，無奈他還心系六藝沒有到達這一境界。其實，我認為出家人也不可能完全空空如也。像弘一法師，如北大美學家朱光潛所贊，「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為民族精神文化樹立了豐碑」。這種不能完全脫俗的「余情繞」正是我們每個佛教徒最可貴的地方。而馬一浮由於認為「國家生命所系，實繫於文化」，因為文化是「夷狄所不能侵，患難所不能入的」，因此專註於獻身弘揚民族傳統文化，這種「六根不凈」也決不妨礙我們每個世俗之徒與佛陀的息息相通。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執象以求，咫尺千里。問我何適，廓爾忘言。花枝春滿，天心月圓。」這是65年前弘一法師於國難當頭圓寂時的遺偈。馬一浮去世前的1967年農曆二月二十五日生日這天所作的《擬告別諸宗友》中，也有「乘化吾安適?虛空任由之。形神隨聚散，視聽總希夷。謳滅全歸海，花開正滿枝。臨崖揮手罷，落日下崦滋」之句。一個是「花枝春滿」，一個是「花開正滿枝」。何以相似乃爾，視死如歸，對涅槃都這麼從容?這都源於心存靈犀緣相通，對世界和人生的大徹大悟。

李叔同出家之初與在家好友，左一為馬一浮

馬一浮（1883-1967），中國國學大師、一代儒宗，一生著述宏富，有「儒釋哲一代宗師」之稱；周恩來總理曾稱他是「我國當代理學大師」；是引進馬克思《資本論》的中華第一人；亦是詩人和書法家。

馬一浮名浮，幼名福田，字一佛，後字一浮，號湛翁，別署蠲翁、蠲叟、蠲戲老人，男，漢族，浙江紹興人。少年時讀書，過目能誦，時稱神童。早歲應浙江鄉試，名列榜首，後與馬君武、謝無量在上海創刊《二十世紀翻譯世界》傳播西方文化，時有「天下文章在馬氏」之譽。

1899年赴上海學習英、法、拉丁文。 1903年6月，赴美國主辦留學生監督公署中文文牘，後又赴德國和西班牙學習外語。1904年東渡至日本學習日文；1911年回國，贊同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常撰文宣傳西方進步思想。辛亥革命後，潛心研究學術，古代哲學、文學、佛學，無不造詣精深，又精於書法，合章草、漢隸於一體，自成一家。應蔡元培邀赴北京大學任教，蔣介石許以官職，均不應命。抗日戰爭爆發後，應竺可楨聘請，任浙江大學教授，又去江西、廣西講學；1939年夏，抗戰期間在四川樂山創辦「復性書院」，任院長兼主講。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53年任浙江文史研究館館長，1964年任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是第二、第三屆全國政協委員會特邀代表。

馬一浮擅長書法，各體皆備，碑帖兼取，尚古而脫古，自成一家。尤精行草及隸書，行草運筆俊利，章法清逸而氣勢雄強，橫劃多呈上翻之勢，似淡拘成法，拙中寓巧，氣格高古；隸書取精用弘，形成用筆溫厚、結體瀟洒之特點。亦善治印，朴茂而富韻致。

馬一浮工詩詞，喜吟哦，他對文字學、古典文學及哲學均深有造詣，能法、英、德、日、俄、拉西六種外文。著述甚富，主要有《泰和會語》《宜山會語》《復性書字講錄》《爾雅台答問》《爾雅台答問繼編》《老子道德經注》《馬一浮篆刻》《蠲戲齋佛學論著》《蠲戲齋詩編年集》《避寇集》《朱子讀書法》等，所著後人輯為《馬一浮集》。

馬一浮 書法 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