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境居民清楚聽到槍聲：緬北武裝衝突對中國有何影響？

文史 11-23

11月20日當地時間2時40分許，果敢、德昂、若開和克欽四家武裝近十個混合營的聯合部隊對緬軍在勐古地區的勐古城郊、棒賽、彭線、木姐等多處駐點進行圍點打援。緬軍99師與克欽6旅爆發激戰，截至上午8點，戰鬥仍未停止，中國畹町等地百姓可以清楚地聽到槍炮聲

轉自澎湃新聞·外交學人，經作者授權轉載。

11月20日當地時間2時40分許，果敢、德昂、若開和克欽四家武裝近十個混合營的聯合部隊對緬軍在勐古地區的勐古城郊、棒賽、彭線、木姐等多處駐點進行圍點打援。緬軍99師與克欽6旅爆發激戰，目前部分緬甸邊境民眾為躲避戰亂進入中國境內。出於人道主義考慮，中國地方政府暫時收容了他們，並將受傷者送往中方醫院救治。

繼緬甸西部若開邦發生暴恐襲擊事件後不久，緬北地區的民族地方武裝（簡稱民地武）與政府軍交火的消息再度傳來。11月20日，緬北四支未參與與政府全面停火協議（NCA）簽署的少數民族組織克欽獨立軍（KIA）、果敢同盟軍（MNDAA）、德昂民族解放軍（TNLA）和若開軍（AA），共同在離中國邊境畹町鎮不遠的勐古、九穀（棒賽）、彭線、木姐等多處發起進攻。戰事再度引發緬北難民越過中緬邊境湧入中國國內，也引發國人了對緬甸問題的新一輪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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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北軍事衝突

緬甸為什麼會有嚴重的民族武裝問題？為什麼長久難以解決？近期發生的事件同中國有何關係？這次事件會對中國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對此，本文將梳理緬甸歷史及現實（尤其是以昂山素季為代表的民盟政府上台以來）中積蓄的各類矛盾要素，並探討其存在的共振效應與其對中國的影響。

歷史要素的共振效應：積聚而來的民族矛盾

從歷史來看，緬甸民地武割據的現實，可視為以下幾個層次要素作用下的產物。

地理上，緬甸山區少數民族彼此隔絕、生活封閉，與緬甸現在主體民族緬族之間更是鮮有糾葛，歷史上幾個輝煌的緬甸王朝統治基本也沒有涵蓋北部山區；

文化上，本身缺乏共同歷史和文化基礎的緬北少數民族和緬族，同時在19世紀中後期淪為英國殖民地，而英殖民者對緬族和其他少數民族採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使各族群間認知基礎更加消極化、對立化；

政治上，在緬甸反法西斯聯盟帶領緬族主體走向獨立，並謀求與少數民族共同建國剛剛取得突破性進展時，其領袖、緬甸國父昂山將軍遇刺。緬甸正式建國後，先後經歷了議會民主制、軍事獨裁、新軍人威權統治，但緬北少數民族地區長期淪為緬國內政治鬥爭尤其是意識形態鬥爭的犧牲品，錯過了歷史發展的機遇期，矛盾不斷集聚，直至2011年吳登盛建立退役軍人民主制度和2016年民盟政府上台，族群矛盾仍然是影響這個國家統一和發展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社會上，長期戰亂擴大了緬北少數民族地區與緬族地區發展的差距，多次交戰和停火不僅未能解決民地武問題，仇恨式的宣傳與陰謀論還傳播在各社群之中，族際信任的社會土壤也被侵蝕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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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10日，緬甸果敢，一名果敢同盟軍用毛巾捂住臉部

歷史層次中的各要素彼此作用，各要素協同共振，促使問題愈發難以解決。

其一，地緣要素的隔絕導致文化認同問題難以由內部自發解決，而世界上所有民族矛盾的良性緩和，基本都是通過自身認同的更新和發展來誘發的；

其二，政治問題與社會問題不斷糾葛，政治危機社會化、社會危機政治化，並因冷戰、跨國販毒、武器走私、媒體誤導等因素國際化，共振效應轉化為共鳴效應，安全環境與發展環境全面惡化；

其三，社會、文化與地緣要素在與政治要素作用中產生聯合共振，將導致矛盾積聚、陷入惡性循環。例如，族群衝突導致人口流失、資源耗損，阻塞了外資和外援的流入，緬北基礎設施尤其是交通設施的建設停滯，地理問題所帶來的族際交流與文化障礙問題便難以解決；缺乏族際交流與溝通，社會認同和信任問題得不到解決，又會重新回到衝突。多次衝突導致了解決問題的社會土壤被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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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介紹，上午時分有80餘人進入畹町，被全部收容。目前進入中國境內難民人數還在增加，相關機構在妥善處置。當地黨政軍警力量今日一早在一線處置，採取措施維護好邊境正常生產生活秩序

現實要素：多利益攸關方博弈下的民族矛盾

歷史積聚下來的要素之間彼此聯動，產生了現階段緬北政治格局中複雜的現實要素，這些要素也包括幾個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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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緬甸內戰形勢圖

安全上，緬北民地武與緬政府仍然存在基本的、不對等的安全困境——即民地武不願意放棄軍權和地盤，政府軍不願意坐視民地武繼續割據，使緬甸繼續陷於主權和領土的分裂狀態；民地武實力較弱，但緬政府不管通過談判還是戰爭的方式來解決民族問題，政治成本和代價都更高；

政治上，各方對於建立統一緬甸聯邦、通過談判解決問題基本達成共識，但缺乏最基本的信任保障，加上仇恨式的宣傳口號與誤導，各方稍有風吹草動便可兵戎相見，談判和協議也輕易會成為廢紙。此外，各方試圖引入第三方斡旋與監督機制目前也沒有實效；

經濟上，民地武不願放棄手中所控制的資源，但緬北巨量的林場和玉石場都是緬政府軍意圖收回的。儘管昂山素季不斷提出「以發展促民族和解」，但目前看來，發展的前提仍然是民族和解與區域穩定，一旦戰火爆發、發展成果隨時會毀於一旦；

社會上，民族問題的話語權被掌握在少數民地武領袖和緬甸軍人集團手中，真正落實到緬北少數民族的安全和發展，各政治領袖關心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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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進入中國境內難民人數還在增加，相關機構在妥善處置。當地黨政軍警力量今日一早在一線處置，採取措施維護好邊境正常生產生活秩序

現實問題的解決，取決於緬甸民地武問題的格局中，各利益攸關方是誠心想解決問題，還是想在中長期博弈中取得上風？從現實要素之間的互動來考量，各方仍然在博弈中意圖維持自身的基本盤，緬北問題難以在短期內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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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一個15歲的童子軍和成年士兵一起在軍事基地附近巡邏

一方面，安全問題與政治問題相互裹挾，最典型的表現就是以昂山素季為首的民盟政府同以敏昂萊將軍為首的緬國防軍之間的軍政關係。

新政府上台之後，軍方和政府在民族問題上達成了比較微妙的共識，軍方不反對政府推促「21世紀彬龍大會」作為和平談判的機制，政府也不對軍方採取的任何針對民地武的行動（哪怕是突襲、圍剿）進行譴責。形式上，緬政府仍在「以打促談」，但這經吳登盛執政五年間的實踐證實，恐怕只是加深了族群間的不信任，無益於民族問題的解決。

另一方面，經濟、安全與政治要素彼此聯動，增加了民族問題解決的難度，因為資源和利益分配的不均往往導致安全感的降低，而安全困境的加劇又增加了政治談判的難度。

總的看來，要素之間的聯動作用不斷惡性循環，導致民族問題牽一髮而動全身，如果當事各方不願意付出成本、不願意真正解決問題，民族問題就永遠只是一個政治博弈的工具而不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多重共振與緬甸民族問題對中國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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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中國的緬甸難民

「多重共振」可以從「蝴蝶效應」來理解，緬甸的蝴蝶扇一下翅膀，也許中緬邊境就會有炮彈飛進來，而緬北危機的外溢，很有可能讓中國面臨政治、經濟、外交乃至社會各方面的考驗。

緬北問題看似與中國百姓無關，卻因為戰事危急導致的難民湧入，影響著中國邊境居民生活的安全和穩定，考驗著中國對緬政策的調整尤其是對緬甸民地武的態度，更考驗著中國的外交乃至大戰略。

首先，歷史要素的共振使得中國避不開「緬甸民地武」這個詞，地理上中國雲南省與緬北地區的接壤，文化上則存在著跨境民族的共同語言和民族認同。中國也被認為是解決緬北問題的重要攸關者。緬甸民族問題也會使中緬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發展受到掣肘。

其次，現實要素的共振使得中國成為緬甸國內矛盾轉移的對象之一。緬甸軍、政之間的博弈需要從民族問題找尋平衡點和共識，但緬軍、政雙方對民地武一旦形成了「以打促談」的共識，很容易將原有矛盾和危機向外轉移，通過「同仇敵愾」式的民族主義來維護內部統一。儘管緬甸對中國有一定的戰略重要性，卻也應警惕緬甸借這種優勢心理向中國過分要價、轉移矛盾的做法。

再次，緬甸是中國「一帶一路」必經通道，但自緬甸2011年轉型以來緬對華關係出現波動，中國不斷在調適對緬關係。而緬北數次危機外溢，不僅導致中國人員傷亡、財產損失，還會帶來難民湧入的壓力，影響中國邊境的安全與穩定。

如何妥善與緬方做好溝通，積極應對緬甸歷史和現實要素所造成的複雜民族問題對中國造成的消極後果，多渠道、寬領域地解決難題，應當是今後中方應當積極考慮的問題。畢竟，一個穩定的中緬邊境，是促進中緬全面戰略夥伴發展的需要，也是服務「一帶一路」和「走出去」戰略的基石所在。

（作者系雲南大學緬甸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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