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選帶出的「假新聞」討論成了美國上周最熱門的話題,他們都說什麼?
其實和你也有關係
馬克·扎克伯格成了眾矢之的。
大選結束之後,Facebook 成了不少媒體評論的指責目標,這個平台上泛濫的假新聞被認為幫助特朗普進了白宮。
一批專門製作假新聞,在 Facebook 上吸引人點擊賺廣告費的歐洲網站被曝光,它們大多製作關於特朗普的假新聞——沒什麼政治目的,只是他更受關注。
Facebook 內部,已經有一批員工也開始私底下質疑公司政策,自己成立了「特別工作組」來調查假新聞對大選的影響。
過去一周,扎克伯格兩度出面解釋公司對於虛假信息的看法。Facebook 也調整了廣告政策,不再為假新聞網站輸送廣告。
正在海外訪問的奧巴馬也談到了假新聞問題,他說「我擔心的不是某一方具體的誤導和宣傳,而是來自各方面的信息,國內的、國外的、社交媒體上的,它們讓投票者難以分清真假。」
引來質疑的是這個平台的演算法,它如何為每月訪問的 18 億用戶提供內容。
Facebook 不完全根據時間排列信息。它會記錄並分析用戶的行為方式,給你展示你更可能想看的東西。那些你看了標題就不想點進去的東西會出現得越來越少。
關於這個演算法的討論不只停留在假新聞,還涉及了另一個問題——它是不是導致了大眾的分裂。
在演算法的影響下,人們不太看得到意見相左的人和信息。
它的影響也已經超越了美國總統大選,今天越來越多的信息獲取渠道都在效仿 Facebook。你的微博時間線也早就被新浪根據你偏好整合過;你每次的點擊、或忽略一條新聞,都會影響今日頭條日後的推薦……你的行為,經過科技公司的演算法,生成了一個個各不相同的互聯網世界。
假新聞的討論從互聯網的出現就開始。到社交網路時代,互聯網公司徹底取代媒體決定你看到什麼。美國大選只是新舊守門人衝突的爆發。
你究竟該看到什麼信息?誰來定義信息是否「真實」?是媒體、科技公司、政府還是直接交給用戶自己?
美國大選將這個暫時可能找不到理想解決方案的問題又提了出來。跟我們一起看一下各方的聲音。
關於假新聞事件,《經濟學人》的編輯湯姆·斯坦德(Tom Standage)在最近的播客節目中做了一次回顧。
他認為,科技公司的問題不在於平台上泛濫假新聞,而是「過濾泡沫」,就是你只看到那些你「愛看」的東西,最終,這些東西讓每個人有了自己的個人互聯網。
為什麼媒體說假新聞把特朗普推上了總統寶座?
斯坦德:首先,我們應該注意的是「特朗普贏了總統競選,因為 Facebook 這些平台上有假新聞」這樣的觀點完全是個陷阱,事情沒這麼簡單。
假新聞確實是個問題。就這次事件來說,一個位於馬其頓的假新聞網站發了很多題材廣泛的假新聞,特朗普和希拉里的也在其中。
那些關於特朗普的假新聞吸引了很多特朗普支持者的關注,因為很多人點擊,所以就被 Facebook 演算法判定為熱門,或者「最佳內容」,上了熱搜話題。Facebook 就將流量導到這個假新聞上去了,假新聞網站從中賺大把廣告費。
但可以看出來,這些網站做假新聞的目的是因為錢而不是政治。因為他們一開始對於要生產什麼假新聞還是很搖擺不定的,他們只想要吸引流量。當時大選正在進行,所以他們就利用人們對這個話題的興趣,看什麼能帶來更多的流量,就發哪種假新聞。
科技公司的問題在哪裡?
斯坦德:他們在大選之後才宣布不給這些假新聞網使用廣告產品,這也是他們被批評的原因。
但更深層次的問題不只是禁止使用廣告產品,而是時間線里完全不顯示這些假新聞內容。
對這些平台來說,更大的挑戰是「如何判定哪一個新聞源是可信的」,這不僅是一個數據科學問題,還是一個政治問題。
當前的方法是:《紐約時報》看起來比較可靠,人們看起來都去點擊它,後來也沒有人抱怨是假新聞。但這真不是一個系統。想像一下,Google 和 Facebook 都引入了這個篩選機制,民主黨支持者說福克斯是個不可信的新聞源,共和黨支持者說《紐約時報》不是可信的新聞源……那怎麼辦呢?你總不能讓人們來投票決定這個事情然後生成一個演算法。
這就是 Facebook 的問題所在了。
Google 的排名系統能否更好地處理假新聞?
註:Google 判定內容質量的方法,不僅看網站內容的「基本數據」,更重要是「元數據」(meta data,可以理解為「描述資料的資料」)。
斯坦德:但 Google 的問題是,他們判定信息的標準不在於信息是否「準確」,而是人們是否點擊它,他們是否停留在這個頁面足夠久,所以這個網站價值如何。
一個很明顯的傾向性問題是,到底 Facebook 和 Google 想要什麼?而社會更廣泛意義上來說需要什麼?
Facebook 也設立了一個目標,但它解決問題的嘗試是個悲慘的失敗。它的人工審核的熱門話題一開始被說是有偏向性,所以他們用演算法來替代了人工,然後熱門話題上就出現了假新聞了。
演算法質量有問題這是當然,但更重要的是,Facebook 最終的目的是,它想讓你始終留在他們的平台上,讓你的行為儘可能的有粘性。
要達到這個目的,所以他要給你喂那些你可能會看得很投入的東西,這些東西是根據你之前的行為推薦的。這意味著這些東西可能是這些:你朋友發的東西,你說你感興趣的東西,還有那些你之前看得很投入的東西。
缺點就在這裡,這些你很愛看的東西,可能是真的,也可能不是,這只是你「看得很投入」的東西而已。因此,你只會被投喂一些和「你之前看得很投入的資訊」相接近的內容,所以這也是為什麼你沒有聽到那些跟你意見相左的消息,你也不會看到挑戰你價值觀的內容,Facebook 讓你存在一個「過濾泡沫」(Filter Bubble)裡面。
所以對於過濾泡沫,解決方法是什麼?
斯坦德:有一些可以沿用質量篩選,有些可以用人工編輯推薦,還有演算法推薦結合起來,但這個系統怎樣能不被控制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過濾泡沫這個辭彙的創造者伊萊·帕里澤(Eli Pariser)說,你就應該在時間線上強制加入一些人們不感興趣的內容,例如敘利亞新聞。但我不覺得那是答案。
Facebook 也可以這麼做,在我的偏好,如音樂、電影、美食的基礎上給我推薦和我品味接近,但政治觀點不太一樣的人,或者機構賬號,讓我去看看它們都在關注什麼。
這事情很奇怪,我們之間連接越來越多,人和人之間的聯繫比任何時候都容易,但在英國,我們分裂成了支持脫歐和不支持脫歐的兩群,美國也分裂成兩群人。這分裂的兩群人裡面,很少人認識另一邊的人,這是一個很驚人的事情。
對於科技界的挑戰,是怎樣不讓這個過濾泡沫變大。
著有《淺薄》、《玻璃籠》等科技反思書作的等專欄作家尼可拉斯·卡爾(Nicholas Carr)在博客認為,Facebook、Twitter 等新媒體趕走了信息等「舊守門人」,但新的守門人不一定更好。
來見見我們的新守門人,比舊守門人更糟糕
尼可拉斯·卡爾:我們想要從限制中解放出去,直到這些限制提醒我們,為什麼一開始要創造這些限制。
很久以前,也沒有多久其實,有一種東西叫做「主流媒體」,它們派遣很多的記者、編輯還有事實查證者,去給我們過濾新聞。我們漸漸對這些「守門者」很憤怒,之所以這麼稱呼它們,是因為它們的過濾系統限制了我們閱讀和眼光。它們這群精英,在市場不確定性中獲得霸權,在信息的流動中植入它們自己的價值觀。它們是「反民主」的,把我們變成了被動的聽眾,媒體內容消費者。
然後互聯網來了,信息像洪水一般湧進門,將這些「守門者」都捲走了。我們為自己解放了過濾系統慶祝著,我們讚美著「新媒體」帶來的民主化。那原來被看作是聽眾的人們重新掌權,在他們用手指一揮中奪取了精英記者的權利,成為新秩序中的領頭者。「你曾經是新聞的編輯,選擇什麼東西能上頭條。現在我們自己編輯新聞,我們選擇什麼自己的頭條和版面。」
「這也意味著媒體現在在人民的手中了」,另外一個慶祝者說。
所以每個人都能控制、創造、推廣、傳播,搜尋任何他們想要的信息,並與之交互。進入媒體的門檻已經沒有了。媒體本來像一個單向的管道,現在成了一個公開的泳池……今天,人們在挑戰和改變媒體……但明天,他們會挑戰政治、政府、市場營銷、教育。這不僅是一個媒體變革,儘管這是我們首先看到的影響。這是一個連鎖的變革,才剛剛開始。
權威人士是對的,舊媒體消解了,「我們」奪回了控制權,儘管更大規模的信息傳播並不是像他們想像的那樣。公眾控制的媒體「公開的泳池」看起來更像是一個化糞池;「我們自己的頭版頭條」充斥著假新聞,而「連鎖反應一般的變革」則將我們自己導向了混亂、無知、恥辱和錯誤信息道路。現在,我們把最後一根稻草放在了那群衝破「舊守門人」的駭客手裡——Facebook、Google、Twitter,讓它們成為我們的新守門者,儘管這些平台並不適合,它們也討厭成為這樣的角色。
人類編輯原本周到但有缺陷的判斷被取代,我們走向的是這樣一個未來:一套程序員編寫的秘密演算法,這套演算法有著一個強大的系統可以屏蔽冒犯言論以及我們不同意的觀點,而演算法的背後都是合同審核者,在企業律師的指引寫出來的。
這個沒有那麼偉大的數字時代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機會,再一次虛心地吸取過去的教訓,用更快的速度,把希望、失望和我們祖輩的妥協重新拾起來。
歷史就是一張不斷循環的 GIF 圖。
政治新聞網站 The Hill 是一個稍微偏保守的新聞機構。而在假新聞事件上他們的觀點也和主流媒體機構不一致。
編輯 Kristin Tate 「假新聞事件」並不是真假本身,而是跟政治傾向有關係。
Kristin Tate:「主流媒體」和自由派人士並沒有為這個尷尬的、大型的失敗負責,而是把責任推給了假新聞網站,然後說 Facebook 在大選期間充斥著假新聞。
最近一周,主流新聞網站發表了數不清的反思文章,標題大多都是這樣子的:「 Facebook 假新聞對於政治是災難」、「Facebook 如何幫助特朗普贏得總統競選」還有「Facebook 假新聞正在威脅民主」……
Facebook 經常在時間流出現假新聞嗎?是的。但 Facebook 應該行動起來,去掉某些內容的網頁嗎?Kristin Tate 說,她覺得絕對不行。
「怎樣定義『假新聞』這事情已經相當棘手——還要允許 Facebook,一個第三方機構,或者更糟糕,比如說政府,來給我們下定義,這事情很危險,因為這會讓雙方的激辯停下來。」
「舉個例子,一個在 Facebook 上否認氣候變化真實性的媒體,是不是假新聞?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並不清楚。市場應該決定什麼是有價值的,什麼應該、什麼不應該在我們的時間流上。」
Kristin Tate 很相信,傳播假消息的賬號,市場自己會懲罰他們:「那些假新聞的 Facebook 頁面會失去他們的信譽,以及他們的讀者。我們不需要 Facebook 去懲罰這些作惡者,因為用戶會自己做這件事情。」
她更傾向於認為,主流媒體抱怨的「假新聞」,其實跟政治傾向更有關係:
「但最近的『假』新聞事件,並不是真的關於假新聞,而是關於一些更陰暗的事情:人們想讓那些不是左派的新聞或者意見靜默下來。看看《紐約雜誌》最近公布的假新聞網站黑名單吧,幾乎所有引述的例子都是保守派的網站。」
流言終結網站 Snopes 管理編輯 Brooke Binkowski 相信,Facebook 假新聞問題,不能怪罪在大眾的傳播。
「不是社交網站的問題,人們正在尋找一個發泄對象。另類右派人士當權,所以人們找發泄對象這事情最近都不會結束。」
Brooke Binkowski 認為,假新聞事件的根源更陰暗。假新聞標題一般很聳動,稍有見識的讀者很容易分辨出來。但問題是現在人們普遍不信任媒體:
「但目前的問題是,大眾廣泛對媒體機構失去了信念——所以沒有任何媒體機構被當作是可信的。」
Binkowski 覺得新聞現在賺錢不容易,很多媒體機構資源越來越少,所以這些媒體的記者要「正確地」做好自己的工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當你已經在寫到今天的第五條新聞,你頭上的編輯也被開除了,沒有什麼事實查證的措施,你只能自己 Google 獲取信息,也沒有什麼學術雜誌和其他專業資料來源——你完全可以毀掉這個新聞故事。」
假新聞事件的背後更大的變化是,大眾對專家失去了信任感,無論那是傳統媒體機構、政府機構還是專業人士。
在美國《華盛頓郵報》工作了 18 年的政治記者塞巴斯蒂安·馬拉比認為,這事情可以從美國聯邦儲備委會前任主席格林斯潘說起。
1990 年代,格利斯潘被媒體業界看做是「經濟學家中的經濟學家」和「巫師」。他幫助制定的政策讓美國通脹降低,讓美國經濟好轉,雖然這裡頭帶有一定的幸運成分:適逢中國改革開放,成為生產大國,所以美國進口產品的價格可議下調,通脹也更好控制。
但無論如何,他的成功曾經讓他在經濟政策上有極大的話語權。
但他的繼任者,珍妮特·耶倫(Jante Yellen)卻失去了這樣的權威性和話語權,她的經濟政策也像格利斯潘那樣輕易被信任。
以下內容,翻譯自塞巴斯蒂安·馬拉比最近在播客中和彭博社記者喬·韋森索爾的對談:
為什麼人們不相信專家了?
馬拉比:基本的原則是,專家或權威人士發布數據或結果的時候,人們本來很樂於相信他們。但當生活沒有什麼進步,人們就會對權威人士很生氣,甚至問說,「到底是誰把這些人選上去的?」
停滯的中產階級生活標準,還有不確定的未來,已經將人們導向了懷疑論。例如在 90 年代,人們對於科技只有好話,關於矽谷、個人電腦、光學纖維電纜等等。現在你去看關於科技的新書,更多是關於人工智慧掠奪我們的工作,對於專家和專業人士的負面觀點更彰顯了人們缺乏安全感。
馬拉比:就總統大選為例,20 世紀的前 75 年,科技幫助建立總統選舉權威,你有電台和收音機,可以讓羅斯福來做爐邊談話,電視網幫助了肯尼迪成功當選。
但里根成了第一個想在電視黃金時間播放講話而被拒絕的總統,因為當時電視網路正在和有線電視競爭。有線電視之後,是播客,然後是社交媒體,隨著溝通渠道越來越民主化,總統選舉從一個一對多「大講壇」形式,變成了「子彈講壇」互相交火的模式,這對於專家和權威人士目前面對的問題。
我今年有參與了一個倫敦公司的初創過程。我們有一個網站,專門做英國脫歐公投期間的事實糾錯系統。人們熱愛傳播各種假信息,而我們嘗試最快速度去修正這些假信息。但人們更愛扭曲現實,他們會忽略我們更正的事實,即使這些事實是我們一個專業的團隊用了很多精力、技術手段去傳播的。如果人們刻意去忽略而且製造假消息,繼續製造假消息,你能做什麼呢?
在傳統媒體失勢的情況下,政府機構工作會更困難嗎?
馬拉比:在 90 年代,格林斯潘成了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 99.99% 的聲音來源,如果機構裡面誰想要對大眾發聲,他會阻止他們,這方面他非常嚴苛。而繼任者珍妮特·耶倫(Jante Yellen)是個更民主化的人,她允許她的同事們向公眾發聲,所以中央銀行里裡面,少於 50% 的聲音來自於耶倫本人。
我覺得這是個錯誤。
因為社交媒體滿是噪音,機構沒有一個統一的強力聲音,其他聲音可能會被淹沒。儘管我是個英國人,但我在華盛頓做了 18 年的記者。以前我喜歡嘲笑我的同事,說 18 世紀美國的憲法是對付「君主專制」的好方法,但在 21 世紀,這套憲法變成了糟糕的主意,因為「制衡」到處都是:媒體在攻擊你,智庫團、說客推測你所話的隱含意思,社會的本質在日益多極化,所以機構更需要將權力統一到手裡,減少分裂。
人人都在一個公開的「信息版」上
彭博社的記者喬·韋森索爾(Joe Weisenthal)的觀點更激進:
韋森索爾:另外一個因素是,媒體的本質改變了。
社交媒體、自媒體正在打破傳統媒體的話語體系。在 90 年代,我們唯一看到對艾倫·格林斯潘的批評,並不是在 WSJ、CNBC 或者 CNN 上,而是在股票論壇,當人們看到股價下跌就會抱怨他。現在,所有人都在這種「公開論壇」上了。
我們有無限多個信息源,人們可以據此塑造自己的「現實」,或者說個人的、更窄的所謂現實。在媒體時代捧起來的專家,他們並沒有原來那樣一下就獲得整個體系的支持。
大家都熱愛「透明」和「公開」,但每個人都有話語權了之後,透明公開這種「好事情」的末日也來到了。我們現在已經看不到這事情實際的利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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