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永祥：今天的中國還能單純以「富強」界定崛起嗎？

本期作者：錢永祥（著名學者、韋伯研究專家）

1、韋伯政治思想的德國脈絡

韋伯堅定支持德國的強權政策與帝國主義擴張

政治思想必定呼應著現實政治的困局。韋伯的「普遍歷史」觀點迫使他放棄了早期自由主義的自然法形而上基礎，但他身處的特定歷史情境——後進德國在帝國主義時代的崛起——則對他的自由主義信念構成了新的挑戰。身在德國自由主義傳統中，如何回應德國的崛起大勢？德國的崛起有沒有可能與自由主義的價值並存？這個現實的課題，對韋伯的政治立場造成了決定性的影響。

馬克斯·韋伯，德國著名社會學家，政治學家，經濟學家，哲學家，被後世稱為「組織理論之父」。

韋伯的政治觀點糾結繁雜，從其成年到去世的三十年間也有變化發展，但從蒙森的敘述中可以見到，他在兩個關鍵議題上的立場相當一貫，在今天也特別令人不安。一方面，韋伯自許為自由主義者，但他同時也是激進的德國民族主義者，堅定支持德國的強權政策與帝國主義擴張。另一方面，韋伯雖然支持議會民主體制，但他並不相信人民當家做主的可能，也不認為議會本身具有主動、正面的政治功能；相反，民主制度對他而言是一種工具：民主有利於發展民族國家的實力與聲望，更能夠培養卡里斯瑪型的領袖，讓他們利用民主過程取得民意支持，實現「民意認可的領袖民主制」。前一個主張，似乎與德國在先後兩次大戰中的行徑若合符節，驗證了世人關於德國軍國主義、擴張主義的印象；後一個主張則將民主制度工具化、民粹化，「人民認可的領袖民主」一詞更讓人聯想到納粹的「領袖原則」。身為自由主義者的韋伯，為什麼會發展出如此非自由主義的政治觀點？難道韋伯竟然是帝國主義的辯護者兼納粹獨裁者的理論先驅？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新一代的德國學者為了納粹浩劫痛定思痛，急切需要回到戰前尋找遭納粹中斷的德國民主傳統。

這個問題當然高度敏感。本書的第一版1959年在德國出版時引起了軒然大波，其間的爭論，蒙森在本書1974年的第二版前言中頗有感嘆，並附加了一篇《後記：馬克斯?韋伯新解》，做了大略的回顧。我們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新一代的德國學者為了納粹浩劫痛定思痛，急切需要回到戰前尋找遭納粹中斷的德國民主傳統，自然會把世紀初最重要的自由主義者韋伯視為先行者。但是蒙森這本書「把韋伯一以貫之的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立場稱之為他的基本政治立場，必定會產生令人惱怒的影響，而證明馬克斯?韋伯支持議會民主秩序是為了服務於德意志民族國家的權力，這尤其會令人激憤」。一如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所言，這類說法使「新生的德國民主失去一位『創始人』、一位顯赫的鼻祖和一位天才的代言人」。

韋伯在國族的發達與個人的自由之間努力追求整合

韋伯究竟是德意志民族主義者還是自由主義者，對納粹廢墟中倖存的德國知識人而言，涉及如何敘述德國的民主系譜，關係自然重大。不過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兩類政治價值之間的緊張，以及求取調和的必要，本來即是十分棘手的議題，到今天依然如此。納粹之後幾個世代的德國人如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揚-維爾納?米勒（Jan·Werner Müller）等人發展「憲政愛國主義」，仍在試圖回應這個問題，即可知問題並未消失。在這個方面，由於韋伯認為國族的發達與個人的自由這兩項價值不可偏廢，他在兩者之間追求整合的努力也就特別具有啟發性，促使讀者深思。

蒙森批評韋伯終究沒有維繫住自由主義價值的獨立與優先，偏向了民族主義，稱他為「灰心的自由主義者」，固然是愛深責切；但近年的詮釋者如邊沁（David Beetham）與貝拉米（Richard Bellamy）則認為自由主義仍是韋伯思想的核心價值，只是由於他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悲觀論斷切斷了退路，迫使他必須從強權國家與精英主義的「現實」角度思考個人與制度的自由可能性，筆者相信這應是比較持平也比較積極的詮釋。無論如何，對本書的讀者來說，這個棘手的議題將是極大的挑戰。

1945年5月2日，柏林之戰後，蘇聯士兵把蘇聯國旗插在德國國會大廈樓頂。

話說回來，韋伯並不是在真空中衡量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的輕重短長。無論民族主義或者自由主義，都只是他回應德國崛起問題時的參考坐標。當前中國也正處在「大國崛起」的歷史時刻，韋伯當年如何看待德國的「大國崛起」，對中文讀者應該更能帶出切身的問題意識。畢竟，英、法、美幾個「先進國」相對成功的崛起，以及德國、日本等「後進國」的毀滅性的崛起，都是鮮活的歷史教訓，借鑒這些先例的成敗經驗當然是必要的。也因此，了解並檢討韋伯的政治觀點，無疑有其切合時局的價值。韋伯時代的德國，國力快速成長，經濟向外擴張，國際衝突頻仍，構成了典型的「崛起」態勢。他所關注的問題，一方面是思考「崛起」所需要的社會與政治條件，在保守力量（「容克」地主階級）與革命力量（新興的工人階級）之外，尋找一種真正能夠領導、能夠推動德國崛起——並且能夠帶來進步意義——的社會力量；另一方面則是思考「崛起」的倫理─價值內涵，要求德國的崛起能夠實現某種高于軍力與財富的「倫理」理想。這兩方面的問題，今天中國的知識分子同樣必須面對。蒙森強調，韋伯之所以鼓吹德國成為「權力國家」，積极參与歐洲強國之間的角逐，而又鼓吹國內的議會化與民主化，最終都是為了讓德國擔負起身為「大國」的責任。我們在讀蒙森這本書的時候，也應該特別關注韋伯如何理解「大國」的歷史角色，以及這種角色所提出的倫理要求。

2、韋伯的根本局限

韋伯的根本局限在於其無法信任穩定的社會與政治制度

美國學者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在《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一書中曾指出，嚴復所接觸到的西方文明包含著「浮士德─普羅米修斯精神」與「社會─政治理想主義」兩個面向，前者鼓舞個人與社會盡量發展自身的能量，達成韋伯意義下的社會─經濟的「理性化」，後者則追求自由、平等等涉及人際關係的道德理想。前者促成了嚴復的富強觀念，後者則構成了嚴復的自由主義。接著史華慈提出一個深刻的問題：追求富強與追求道德意義上的理想社會，兩者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嚴復受到斯賓塞（Herbert Spencer）的影響，把自由主義視作追求富強的手段，史華慈認為正好忽視了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個人自身即是目的。這種用浮士德精神涵蓋「社會─政治理想主義」的思路，對之後的中國知識分子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不過史華慈相信，「富強」與理想的社會制度之間的關係究竟如何，對中國知識分子、對今天的西方，乃至於一般而言對各種思潮（包括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都是仍然沒有解決的難題。

嚴復，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啟蒙思想家，其「自由主義」思潮對中國知識分子有重要影響。

在韋伯政治思想的脈絡里重提史華慈的嚴復研究，並不是想在嚴復與韋伯之間擅做比附，而是想要借史華慈的「普羅米修斯─浮士德精神」觀念，凸顯韋伯的深層價值取向。對正在閱讀韋伯的讀者來說，史華慈的筆下的嚴復，包括嚴復將自由主義從屬於富強目標，是不是似曾相識呢？普羅米修斯象徵以人為名義向神挑戰的人文精神；「浮士德精神」一詞來自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原意即指一種不惜一切（包括與魔鬼交易）追求「力量」的精神；兩者泛指西方近代文明的代表性格。細讀之下，史華慈筆下形容浮士德精神的關鍵價值字眼——「活潑，積極追求目標，能量，自信，以及實現一切潛能」——不正是韋伯寄望於個人乃至於民族文化所能夠達成的最高特質嗎？

換言之，韋伯的深層價值觀，並非局限在韋伯本人或者德國一國的思想傳統，而是當時韋伯[（1864-1920），與嚴復（1854-1921）恰好是同一個時代的人]瀰漫廣遠的一種思路。史華慈所謂的「普羅米修斯─浮士德精神」，大體上對韋伯也適用：他的民族主義、帝國主義，他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他對於現代國家富強機制——官僚、制度、武力，以及經濟與產業各方面的「理性化」——的肯定固然如此，但他所嚮往的高貴個人，也十分接近「浮士德精神」的基本特色。在這種精神取向的引導之下，韋伯會致力於追求強國倫理與個人層面上的強者倫理，似乎並不意外。這兩種倫理在價值觀上的親近甚至同源，不僅註定了韋伯的自由主義在面對德國民族主義的富強訴求時，無法構成有意義的對抗，反而讓他相信德國的富強與擴張，有利於德國資產階級發展自由主義所嚮往的人格。韋伯（以及嚴復）對於個人的自主價值有著深刻的信念，但是韋伯對個人價值施加精英主義的解讀，結果他始終無法信任穩定的社會與政治制度，以便在民族的富強要求，與個人作為一種獨立、內在的價值之間，維持穩定平衡的關係。我們在理解韋伯政治思想的時候，必須要掌握他的這個根本局限。

中國的思想者必須在富強目標之外另行建設進步史觀

話說回來，在今天，中國的崛起已經是勢之所歸，有其必然，也有其必要。不過我們必須清醒地承認，中國崛起所代表的意義，崛起後的中國準備扮演什麼樣的世界角色，還是相當模糊的。今天的中國還可能沿著嚴復一代人的思路，以單純的「富強」界定崛起嗎？顯然不行。那麼在追求集體富強之外，中國的思想者對於必須獨立於富強目標而另行建設的價值觀、進步史觀，是不是能夠擺脫前幾代人「救亡」的悲情，開拓更溫潤、沉靜、善意的思考呢？如上面所言，當年韋伯對於德國的崛起提出了關鍵的詰問，卻未能擺脫浮士德精神的禁錮，用權力意志之外的道德資源去發展具有平等、進步意義的答案。

不過韋伯的政治思考仍然包含著深刻的反思，例如他認為「權力」雖然在道德上中立，但是「使用權力」卻必須受到道德的制約；例如他懍於權力的倫理曖昧性，所以強調強權國家的領導人格外需要現實感以及踏實的責任意識，強國國民也特別需要「政治成熟」，能夠判斷自己國家的真正利益何在。提出這些問題，說明他並不是狂熱短視的國家主義者、帝國主義者，而是能夠用踏實、理性的態度去分析國家所面臨的利與害。不幸的是，德國從俾斯麥時代開始的崛起，最後竟然終結於一場人類浩劫，德意志民族幾乎滅亡，世世代代背負著歷史罪孽的烙印。沒有人能說韋伯需要為身後德國的歷史慘劇負直接的因果責任，不過他受制於自己對普世性的理性文明的悲觀，以及相應的英雄崇拜，沒有積極召喚德國國民身為一個大國主人(Herrenvolk)的責任感，更沒有培養他們掌握國家命運的信心與能力，也就是不曾在國民身上結合國家主人應有的責任倫理與愛國情操。結果一旦具有魔性力量的民粹領袖出現，人民激情跟從，國家利益與個人自由雙雙變成集體痴狂的祭品，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也雙雙付諸一炬。我們重溫韋伯的政治思想，不能不引以為戒。

（本文系作者為閻克文譯著《馬克思·韋伯與德國政治1890-1920》）寫的導讀摘選，有刪減，編輯：陳菲。騰訊思享會獲中信出版社授權轉發，文章標題和小標題、圖片為編者所加，圖片源於網路。）

作者簡介

錢永祥，台灣著名學者、中央研究院研究員。畢業於台灣大學哲學系，1983年9月供職於中央研究院，專長為黑格爾哲學、政治哲學、西方政治思想史，近年來從事自由主義專題研究和「人民」概念研究。《思想》雜誌主編，《台灣社會研究》顧問。

新書介紹

《馬克斯·韋伯與德國政治，1890-1920》，中信出版社出版。

《馬克斯·韋伯與德國政治 1890-1920》是一本史料詳實、論述有力的德國政治史。其從經濟崛起卻政治保守的19世紀末德國講起，一直敘述到民族復興焦慮掩蓋了魏瑪憲制脆弱的「一戰」後的德國，幾十年間諸多重要的德國政治家如俾斯麥、威廉二世、胡戈·普羅伊斯等輪番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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