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最了解王陽明的人？

文史 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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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陽明與明末儒學

誰是最了解王陽明的人？

文｜呂崢

作者授權轉載

世界變化很大，矛盾逐漸從專制和民主之間轉移到精英與民眾、資本與勞力、消費主義與人本主義之間的巨大溝壑。歸根結底，其實就是天理與人慾的關係。

人們渴求六便士就像渴求穩定一樣牢不可破，人們追求月亮就像追求自由一樣奮不顧身。這兩種熱望糾纏不休，交戰了上千年，還將在你體內衝突一生。

早在五百年前，王陽明的弟子們就此問題聚訟紛紜，成為明末儒學最靚麗的一道風景。

明朝中葉，商品經濟的蓬勃發展和消費主義的甚囂塵上使得僵化的程朱理學看上去越發麵目可憎，「融情入理」的陽明心學應運而生，對這一社會劇變做出了擲地有聲的回應。

同朱熹一樣，王陽明主張「去私慾」；和朱熹不一樣的是，他鐵齒論斷「此心無私慾之蔽，即是天理」，工夫當用在把心鏡打磨明澈上，而不是盯著竹子看三天三夜，到外界求取天理。

更關鍵的是，王陽明肯定人情，認為喜怒哀樂如雲聚雲散，不凝滯障蔽即可。而所謂私慾，無非是「情之過與偏」——對天理和人慾的調和，為王學後來的分化埋下了伏筆。

王陽明晚年將其思想歸宗為「致良知」。良知即天理，即是非之心，人人都有，無論聖愚。一事當前，不假思索，便能辨善惡、明選擇；致者，至也。故「致良知」一是去私慾，向內光明良知。二是去實踐，用良知改造世界。

歸寂派強調光明良知的過程而不是良知本身，發展到最後便是黃宗羲的老師劉宗周。此人在舉世混沌、價值混亂的明末重樹「以理制欲」的大旗，被朝野視作道德的楷模，文官的良心。

與歸寂派相對，重悟輕學的現成派無視正心誠意的工夫，強調良知天生就有，向外發揚便是。

在這個思路的引導下，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王艮創設了著名的泰州學派。此派門人，自尊無畏，四處奔走，專向市井蒙昧傳道，一副砸爛舊世界、開啟新時代的勢頭，以至於令當局者「有黃巾、五斗之憂」。

泰州學派讓底層人民覺得哪怕目不識丁，天眼一開也能立地成聖。由於良知天成，知是知非，那麼人生在世，憑內心的真實好惡去活就好了，感應神速的良知自會指引你走上正確的道路。

我行我素的王艮堅定地認為，人應當憑著自己那顆不慮而知、不學而能的良知去做一番驚天動地的偉業，普度眾生，而不應像妾婦一樣無條件地適應這個世界。

王學現成派反對束縛人性，呼喚解放思想，使陽明心學風行天下，成為獨一無二的顯學，卻也讓它逐漸偏離了王陽明的本意。直到李贄的橫空出世，心學的驚濤駭浪終於被掀到了巔峰。

陽明雖然肯定個人主義，但並不狂熱；而李贄的絕對自由主義、功利主義乃至無政府主義在宗法勢力極其強大的晚明會導致個體與群體方枘圓鑿、格格不入。李贄一生的痛苦和悲劇，即根源於此——自我意識的覺醒遭遇儒家綱常。

天人交戰是明末儒學的主題，天理與人慾聚訟不已，昔在永在，仍將繼續。人性沒有極限，只要給予足夠的推力，既能墜入無盡的深淵，也能升到絢麗的天堂。

或許，修正派對陽明心學全面客觀的繼承是一種更為理智的選擇，既正視私慾，也克除私慾。畢竟，人們終其一生都生活在「求不得」的痛苦之中，短短兩萬多天，嘗盡了世間的悔恨與不甘。正如叔本華所言，生命是一團慾望，不能滿足便痛苦，滿足便無聊，人生就是在痛苦和無聊之間的反覆搖擺。

只有當我們開始省察克治去私慾，明覺良知時，生命才有可能真正光明起來。

誰是最了解王陽明的人？

岡田武彥（1908—2004），國際陽明學大師，日本當代著名儒學家。

1934年畢業於九州帝國大學法文學部，1958年任九州大學教養部教授，1960年獲文學博士學位，1966年應聘擔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客座教授，1972年榮退後為九州大學名譽教授，並獲「中華學術院榮譽哲士」稱號。

曾任日本中國學會理事、評議員，東方學會名譽會員、評議員等重要學術職務。

主要論著有《王陽明與明末儒學》《江戶時期的儒學》《中國思想的理想與現實》《宋明哲學的本質》等。此外還有《王陽明大傳：知行合一的心學智慧》《簡素》《坐禪與靜坐》《楠本端山》《日本的儒家》《中國與中國人》等十餘種著作和《王陽明文集》《劉念台文集》等編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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