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來沒有趕上過他，而他已經被時代拋在身後

11月22日上午，台灣作家陳映真在北京去世，享年79歲。過去10年，因健康原因，陳映真一直在北京接受治療。陳映真同時也是中國作協第七屆全國委員會名譽副主席。

陳映真是台灣文學重要旗手，代表作有小說《我的弟弟康雄》《上班族的一日》《蘋果樹》《鈴璫花》《忠孝公園》等，評論《知識人的偏執》《孤兒的歷史、歷史的孤兒》《西川滿與台灣文學》《中國結》等

陳映真原名陳永善，台北鶯歌人，1937年10月6日出生，1957年成功高中畢業後考取淡江文理學院（即今淡江大學）外文系。1959年，還是大學學生的陳映真便以第一篇小說《麵攤》出道文壇。

陳映真的作品受到魯迅影響，主要以描寫城市知識分子的生活和情緒為主，作品充滿憂鬱與苦悶的色調以及人道主義關懷。而身為台灣文學重要旗手，陳映真也常因個人政治色彩過於濃厚而成為當代最被議論的小說家之一。陳映真的代表作包括《將軍族》《第一件差事》等。

1968年7月，陳映真被台灣當局以「組織聚讀馬列共黨主義、魯迅等左翼書冊」等罪名逮捕，他和李作成、吳耀忠、丘延亮、陳述禮、林華洲等36人一起被捕，被稱為民主台灣聯盟案；陳映真被判處十年有期徒刑並移送台東縣泰源監獄與綠島山莊。陳映真被捕時亦為《文學季刊》的編輯委員，季刊相關文人黃春明、尉天驄也遭到牽連，因而這次事件又被稱為「文季事件」。

1975年，陳映真因蔣介石去世百日特赦而提早三年出獄，出獄後仍然從事寫作，轉趨現實主義，並且在台灣鄉土文學論戰中發表《建立民族文學的風格》、《文學來自社會反映社會》、《鄉土文學的盲點》等文章，與余光中等作家辯論。1980年代，陳映真繼續與台灣本土派人士交鋒。這次論爭中與陳映真進行論辨的，包括後來的著名學者陳芳明。

陳映真始終堅持中國統一的主張，1988年，他與胡秋原等人成立「中國統一聯盟」並擔任首屆主席。

英特納雄耐爾

王安憶談陳映真

1983年，陳映真應邀赴美國參加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結識了王安憶。從此，王安憶將陳映真當作寫作、人生上的偶像、前輩。她以對一個人的懷念寫下了《烏托邦詩篇》，用散文的筆調記錄與陳映真先生之間交往的點點滴滴、對現實的思考等，如同一次精神上的對話。（本篇引自澎湃新聞）

一九八三年去美國，我見識了許多稀奇的事物。紙盒包裝的飲料，微波爐，遼闊如廣場的超級市場，購物中心，高速公路以及高速公路加油站，公寓大樓的蜂鳴器自動門，紐約第五大道聖誕節的豪華櫥窗。我學習享用現代生活：到野外Picnic，將黑晶晶的煤球傾入燒烤架爐膛，再填上木屑壓成的引火柴，然後擱上抹了黃油的玉米棒，肉餅子；我吃漢堡包，肯德基雞腿，Pizza——在翻譯小說里，它被譯成「義大利脆餅」這樣的名詞；我在冰淇淋自動售貨機下，將軟質冰淇淋儘可能多地擠進脆皮蛋筒，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擠進更多，使五十美分的價格不斷升值；我像一個真正的美國人那樣揮霍免費紙巾，任何一個地方，都堆放著雪白的、或大或小、或厚或薄、各種款式和印花的紙巾，包括少有人問津的密西西比荒僻河岸上的洗手間——這時候，假如我沒有遇到一個人，那麼，很可能，在中國大陸經濟改革之前，我就會預先成為一名物質主義者。而這個人，使我在一定程度上，具備了對消費社會的抵抗力。這個人，就是陳映真。

我相信，在那時候，陳映真對我是失望的。我們，即吳祖光先生、我母親茹志鵑和我，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面對面看到的中國大陸作家，我便是他第一次看到的中國大陸年輕一代寫作者。在這之前，他還與一名大陸漁民打過交道。那是在台灣監獄裡，一名同監房的室友，來自福建沿海漁村，出海遇到了颱風，漁船吹到島邊，被拘捕。這名室友讓他坐牢後頭一回開懷大笑，因和監獄看守起了衝突，便發牢騷：國民黨的幹部作風真壞！

還有一次，室友讀報上的繁體字不懂，又發牢騷：國民黨的字也這麼難認！他發現這名大陸同胞飯量大得驚人，漸漸地，胃口小了，臉色也見豐潤。以此推測，大陸生活的清簡，可是，這有什麼呢？共產主義的社會不就應當是素樸的？他向室友學來一首大陸的歌曲——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我家就在岸上住，聽慣了艄公的號子，看慣了船上的白帆。

和我們會面，他事先作了鄭重的準備，就是閱讀我們的發言稿，那將在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組織的中國作家報告會上宣讀。他對我的發言稿還是滿意的，因為我在其中表達的觀點，是希望從自己的個人經驗中脫出，將命運和更廣大的人民聯繫起來。他特別和聶華苓老師一同到機場接我們，在驅車往愛荷華城的途中，他表揚了我。他告訴我，他父親也看了我的發言稿，欣慰道：知道大陸的年輕人在想什麼，感到中國有希望。這真叫人受鼓舞啊！

從這一刻起，我就期待著向他作更深刻的表達。可是，緊接下來的事情是，我們彼此的期望都落空了。

在「五月花」公寓住下之後，有一日，母親讓我給陳映真先生送一聽中華牌香煙。我走過長長的走廊，去敲他的門，我很高興他留我坐下，要與我談一會。對著這樣一個迫切要了解我們生活的人，簡直是千頭萬緒不知從何提起。我難免慌不擇言，為加強效果，誇大其辭也是有的。開始，我以為他所以對我的講述表情淡然是因為我說得散漫無序，抓不住要領。

為了說清楚，我就變得很饒舌，他的神情也逐漸轉為寬容。顯然，我說的不是他要聽的，而他說的，我也不甚了解。因為那不是我預期的反應，還因為我被自己的訴說困住，沒有耐心聽他說了。

回想起來，那時候我的表現真差勁。我運用的批判的武器，就是八十年代初期，從開放的縫隙中傳進來的，西方先發展社會的一些思想理論的片斷。比如「個人主義」，「人性」，「市場」，「資本」。

先不說別的，單是從這言辭的貧乏，陳映真大概就已經感到無味了。對這膚淺的認識，陳映真先生能說什麼呢？當他可能是極度不耐煩了的時候，他便也忍不住怒言道：你們總是說你們這幾十年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窮，我能說什麼呢？我說什麼，你們都會說，你們所受的苦和窮！

這種情緒化的說法極容易激起反感，以為他唱高調，其實我內心裡一點不以為他是對世上的苦難漠然，只是因為，我們感受的歷史沒有得到重視而故意忽略他要說的「什麼」，所以就要更加激烈地批評。就像他又一次尖銳指出的——不要為了反對媽媽，故意反對!事情就陷入了這樣不冷靜的情緒之中，已經不能討論問題了。

一九八九年與一九九0年相交的冬季，陳映真生平第一次來到大陸。回原籍，見舊友，結新交；記者訪談，政府接見，將他的行程擠得滿滿當當，我在他登機前幾個小時的凌晨才見到他。第一句便是：說說看，七年來怎麼過的？於是，我又蹈入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的境地。這七年裡面，生活發生很大的變化，方才說的那些個西洋景，正飛快地進入我們這個離群索居的空間：超級市場、高速公路、可口可樂、漢堡包、聖誕節、日本電器的巨型廣告牌在天空中發光，我們也成熟為世界性的知識分子，掌握了更先進的思想批判武器。

我總是越想使他滿意，越語焉不詳，時間已不允許我啰嗦了，而我發現他走神了。那往往是沒有聽到他想要聽的時候的表情。他忽然提到「壁壘」兩個字——Block，是不是應該譯成「壁壘」？他說。他提到歐洲共同體，那就是一個Block，「壁壘」，資本的「壁壘」，他從經濟學的角度解釋這個名詞。而後，他又提到日本侵華時期，中國勞工在日本發生的花崗慘案，他正籌備進行民間索賠的訴訟請求。還是同七年前一樣，我的訴說在他那裡沒有得到應有的回應，他同我說的似乎是完全無關的另一件事。

可我畢竟比七年前成熟，我耐心地等待他對我產生的影響起作用。我就是這樣，幾乎是無條件地信任他，信任他掌握了某一條真理。可能只是一個簡單的理由，就是我懷疑自己，懷疑我說真是我想。事情變得比七年前更複雜，我們分明在接近著我們夢寐以求的時代，可是，越走近越覺著不像。不曉得是我們錯了，還是，時代錯了，也不曉得應當誰遷就誰。

陳映真在一九八三年對我說的那些，當時為我拒斥不聽的，在以後的日子裡一點一點呈現出來，那是同在發展中地域，先我們親歷經濟起飛的人的肺腑之言。他對著一個懵懂又偏執的後來者說這些，是期待於什麼呢？事情沿著不可阻擋的軌跡一徑突飛猛進，都說是社會發展的規律和終極。有一個例子可說明這事實，就發生在陳映真的身上。

1983年在美國愛荷華州聶華苓家。後立者茹志娟，右陳映真，前左二保羅·安格爾（聶華苓的先生，美國著名詩人），前左三陳映真夫人陳麗娜，前右二聶華苓，右一王安憶。

說的是有一日他發起一場抗議美國某項舉策的遊行示威，扛旗走在台北街道上，中午時，就在麥當勞門前歇晌，有朋友經過，喊他：陳映真，你在做什麼？他便宣講了一通反霸權的道理，那朋友卻指著他手中的漢堡包說：你在吃什麼？於是，他一怔。這頗像一則民間傳說，有著機智俏皮的風格，不知虛實如何，卻生動體現了陳映真的處境。

一九九五年春天，陳映真又來到上海。此時，我們的社會主義體制下的市場經濟，無論在理論還是在實踐，都輪廓大概，漸和世界接軌，海峽兩岸的往來也變為平常。陳映真不再像一九九0年那一次受簇擁，也沒有帶領什麼名義的代表團，而是獨自一個人，尋訪著一些被社會淡忘的老人和弱者。有一日晚上，我邀了兩個批評界的朋友，一起去他住的酒店看他，希望他們與他聊得起來。對自己，我已經沒了信心。這天晚上，果然聊得比較熱鬧，我光顧著留意他對這兩位朋友的興趣，具體談話內容反而印象淡薄。

我總是怕他對我，對我們失望，他就像我的偶像，為什麼？很多年後我逐漸明白，那是因為我需要前輩和傳承，而我必須有一個。但是，這天晚上，他的一句話卻讓我突然窺見了他的孱弱。我問他，現實循著自己的邏輯發展，他何以非要堅執對峙的立場。他回答說：我從來都不喜歡附和大多數人！這話聽起來很像是任性，又像是行為藝術，也像是對我們這樣老是聽不懂他的話的負氣回答，當然事實上不會那麼簡單。

由他一瞬間透露出的孱弱，卻使我意識到自己的成長。無論年齡上還是思想上和寫作上，我都不再是十二年前的情形，而是多少的，有一點「天下者我們的天下」的意思。雖然，我從某些途徑得知，他對我的小說不甚滿意，具體內容不知道，我猜測，他一定是覺得我沒有更博大和更重要的關懷！而他大約是對小說這樣東西的現實承載力有所懷疑，他竟都不太寫小說了。可我越是成長，就越需要前輩。看起來，我就像賴上了他，其實是他的期望所迫使的。我總是從他的希望旁邊滑過去，這真叫人不甘心！

這些年裡，他常來常往，已將門戶走熟，可我們卻幾乎沒有見面和交談。人是不能與自己的偶像太過接近的，於兩邊都是負擔。有時候，通過一些意外的轉折的途徑，傳來他的消息。一九九八年，母親離世，接到陳映真先生從台北打來的弔唁電話。那陣子，我的人像木了，前來安慰的人，一腔寬解的話都被我格外的「冷靜」堵了回去，悲哀將我與一切人隔開了。

陳映真創辦的《人間》雜誌封面。

他在電話那端，顯然也對我的漠然感到意外，怔了怔，然後他說了一句：我父親也去世了。就在這一刻，我感受到一種深刻的同情。說起來很無理，可就是這種至深的同情，才能將不可分擔的分擔。好比毛澤東寫給李淑一的那一首《蝶戀花》——「我失驕楊君失柳」。

他的父親，就是那個看了我的發言稿，很欣慰，覺著中國有希望的老人；一位牧師，終身傳布福音；當他被判刑入獄，一些海外的好心人試圖策動外交力量，營救他出獄，老人婉拒了，說：中國人的事情，還是由中國人自己承擔吧！他的父親也已經離世，撇下他的兒女，煢煢孑立於世。於是，他的行程便更是孤旅了。

二00一年末的全國作家代表大會，陳映真先生作為台灣代表赴會，我與他的座位僅相隔兩個人，在熙攘的人叢里，他卻顯得寂寞。我覺得他不僅是對我，還是對更多的人和事失望，雖然世界已經變得這樣，這樣的融為一體，切·格瓦拉的行頭都進了時尚潮流，風行全球。二十年來，我一直追索著他，結果只染上了他的失望。

我們要的東西似乎有了，卻不是原先以為的東西；我們都不知道要什麼了，只知道不要什麼；我們越知道不要什麼，就越不知道要什麼。我總是，一直，希望能在他那裡得到回應，可他總是不給我。或是說他給了我，而我聽不見，等到聽見，就又成了下一個問題。我從來沒有趕上過他，而他已經被時代拋在身後，成了落伍者，就好像理想國烏托邦，我們從來沒有看見過它，卻已經熟極而膩。

《烏托邦詩篇》，王安憶/著，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1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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