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到了嗎？死屍正在講話！

身為法醫，我常年跟屍體打交道，要說沒有遇到過詭異的案子，那是騙人的。寫下這些文字，我並非想故弄玄虛，而是想將那些不可思議的案件還原出來，讓大家更了解法醫這神秘的一行。由於法律和道德等原因，我不能在書中公開一切真實資料，只能點到為止，大家請勿對號入座。

我的名字叫朱明川，生於廣西，一介草民。恢復高考後，我考上了原南寧地區衛生學校，畢業後就分配到馬山縣貢川衛生院工作。

1986年，我開始在馬山縣公安局從事法醫工作，95年後兼任馬山縣公安局刑偵大隊副大隊長，負責法醫鑒定及主持刑事技術工作。前幾年，公安局只有我一個法醫，在基層做法醫，接觸高度腐敗屍體是家常便飯，兇案現場也極具震撼力，搞得我一度想逃走。

世事多變，後來有一個案子讓我改變了心態，決定繼續幹下去。

我記得，那是1988年夏天，廣西的一座縣城發生了碎屍案。根據群眾舉報，有人在縣城外一個下水道井口聞到惡臭，找人掀開蓋子一看，裡面泡著一袋屍塊，袋子已經破掉了。這案子震驚全縣，公安局經過盤查和搜索，總共找到六個黑塑料袋包裝的屍塊。因為那個縣城同樣只有一個法醫，我就被借調過去，幫忙做屍檢。

那個法醫叫謝增龍，曾和我一起在南寧學習，後來我們還有過多次聯手辦案的經歷，但這都是後話了。先說，我趕去事發縣城時，謝增龍已經把能找到的屍塊按人體形態標誌拼接排列了。可是，兇手碎屍碎得太徹底了，屍塊被砍剁得成肉沫了，骨頭沒有完整的，別說死者的身份識別檢驗，甚至不能從骨盆或恥骨來鑒定死者的性別了。

在這種情況下，法醫可以提取血液或軟骨細胞做X、Y染色體檢驗，以判明死者的性別。可是問題就出在這兒，我們居然檢驗出來，死者有XX和XY兩種染色體。

那意味著什麼？這是違反科學的！男性的染色體是XY，女性的染色體是XX，按理說，不應該檢驗出死者有兩種染色體才對。當然，世界無奇不有，也許真的會有一個人有兩種染色體，即嵌合體，但那幾率太小了。若非死者身體異常，那麼為什麼會檢驗出男性與女性的染色體？碎屍案中，是不是有兩名死者？屍塊被我們搞混了？

與此同時，公安局經過數天的走訪調查，發現一個叫李秀華的女人失蹤了，確定她是縣城裡唯一失蹤的人口。聽到這消息，我和謝增龍就納悶了，假設不是警方疏忽，死者亦非陰陽人，那為什麼有兩種性別的染色體呢？

這一點看似對刑偵工作不造成困難，可正是這細微的一點，成了日後我們偵破碎屍案的關鍵所在。

國際著名法醫學家托馬斯?野口先生有過這樣一段精闢的描述：「面向生者轉述死者的慘痛經歷，使得法律發揮效能，這正是法醫的職責。」這話不假，要轉述死者的話，就必須先從屍體那裡認真地聽。我和謝增龍面對碎屍，檢測出兩種性別的染色體，進了死胡同，只得從另一方面著手。

在碎屍案中，罪犯與被害人往往有親緣關係或社會的交往關係，殺人現場一般即為分屍現場，但也不一定，這要從屍體的分解方式、包裝方式、附著物及拋、埋範圍來分析。

事發縣城的屍塊包裝得很緊密，每袋都有五層黑色塑料袋，而且拋屍範圍非常廣，這些都表明分屍極可能是在室內的。如果是在室外分屍，那麼屍塊的包裝物就不會那麼多，而拋屍範圍也會很集中，甚至是在兇手居住處附近直接掩埋。

可是，李秀華的家中乾乾淨淨，找不到一點血跡，鄰居也說她很多天沒回來過了，但經常看見一個中年男人出入她家。由於鄰居多為老年人和小孩，他們講不清中年男人的長相，只依稀記得那個人比較胖。

在刑偵過程中，兇案第一現場要儘快確定，這樣才能進行兇案現場重建。我們手上的證據只有屍塊，還有黑色塑料袋，突破口只能從這兩樣著手，不能指望警察從攝像頭找線索，因為那時候縣城連電腦都沒有，更別提DNA庫了。

同樣地，警察沒有在李秀華家裡找到用得上的證據，她上班的單位是一家紡織廠，平時與她生活有交集的員工都是女性，一個嫌疑人都沒有，中年胖男人像是蒸發了一樣。

遺憾的是，我和謝增龍在黑色塑料袋上沒有找到一枚指紋，想必兇手怕被查到，戴了手套之類的東西。我們再度檢查屍塊，這時注意到屍體很乾凈，可能曾經過清洗，但有的屍塊上沾著黑色砂粒，塑料袋裡還有黑色砂粒沉澱和草葉等異物——這一點很古怪！

室內分屍和室外分屍還有一個區別，那就是屍塊的附著物，通常室內分屍，屍塊會比較乾淨，很少有附著物粘附；室外分屍的話，屍塊上往往會有泥沙、草、葉等異物，有時屍塊的皮膚上還可檢見樹樁、磚石等造成的拖擦痕。

我們一起找到了六個黑色塑料袋，只有下水道的袋子被擦破了，其他袋子被發現時仍包裝嚴實，這就排除了是拋屍現場無關證物污染的可能性。可罪犯若在室外分屍，那為什麼拋屍範圍這麼大，而且碎屍如此徹底，這又形成一個矛盾。

不過，在80年代末，許多住戶的房子並沒有瓷磚地板，都是水泥粗地，屍塊有附著物很正常，但屍塊上還有草、葉等物，這讓我和謝增龍再一次陷入僵局。

事情出現轉機，那是一個月後了，李秀華的鄰居趕來公安局報案，說那個胖胖的中年男人摸進了李秀華的家裡。等民警趕去時，胖男人被逮了個正著，可他堅持否認李秀華的死與他有關，還說他並不知道李秀華已經死了。

經查證，那個胖男人叫韋安，住在縣城外的林場里，是林場承包人。一年前，韋安認識了李秀華，漸漸地他們就好上了。據韋安交代，一個多月前他到鄰縣賣木材，現在才回來。李秀華是在一個多月前遇害的，時間過去那麼久了，他找不到不在場證明，也沒人能為他作證。

我和謝增龍跟隨民警到林場時，一看見韋安的住處就明白了，那裡就是兇案第一現場，因為那是一座偏僻的院子，韋安離異後獨居在那裡，四周沒有一處人家，分屍不必怕被別人撞見。

院子明顯被人清洗過了，我們也沒有在廚房和洗澡房檢查，當時一進去，看到院子里的泥砂是黑色的，地上還有落葉，於是就拿起鏟子在土色較新的地方挖了挖，結果一挖就挖出帶有臭味的土塊，血液已經變色了，但仍有些許屍體的肉沫被夾在泥砂中。

儘管鐵證如山，但韋安仍否認他殺了李秀華，這時他離異的妻子也帶著兒子來趕來，一家人都哭哭啼啼地說自己是清白的。李秀華不是本地人，她的親人一起趕來時，遇到了韋安的家人，兩幫人就在公安局門口打了起來。

謝增龍去勸架時，被韋安的兒子打破了頭，說是我們被李秀華的家人買通了，栽贓了韋安。韋安的前妻和兒子不依不饒，打了人不算，還堅持讓別的機構重新驗屍。

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發布的《屍體解剖規則》第二條明確規定：「法醫解剖：限於各級人民法院、人民檢查院、公安局以及醫學院校附設的法醫科（室）進行。」

鑒於這條規定，公安局肯定不同意韋安前妻和兒子的要求，況且在2005年以前，社會上能做法醫鑒定的機構並不多。（在2005年10月，國家發布了一個規定，全面停止人民法院的法醫鑒定，這使得社會的法醫鑒定機構如雨後春筍，但也參差不齊。）

我看到兩家人在外面打起來，拉開了他們，後來謝增龍就跟我說，走，朱明川，今晚再去研究研究，我們不能冤枉好人。那一刻，我忽然覺得法醫很難做，可也必須做下去。世界上有太多的不公，我們沒有能力做超人拯救世界，但至少可以還一個公道給那兩家人。

當時，我們先搞清楚了室外分屍和室內分屍的矛盾之處，可仍對兩種性染色體有疑問。我幫謝增龍額頭的傷做包紮時，嘴裡罵了韋安的兒子，想替好兄弟出口氣，可忽然靈光一閃，想到了李秀華為什麼會有兩種染色體。既然李秀華身體並非異常，那極可能是李秀華已經懷有身孕，且胎兒是男性。

碎屍後，這兩種染色體混在一起了，單從屍塊來看，也不可能看得出這其實是兩個人的屍塊。碎屍不是隨便碎的，一定有深仇大恨，或者有某種行為激怒了兇手。

我們首先懷疑，韋安的前妻和兒子有嫌疑，可他們都住在桂林市，離縣城非常遠，一個月前都在桂林老家那邊。這樣一來，問題又繞回韋安身上，難道他真的兇手，只是嘴硬而已嗎？

我看著那些黑色塑料袋的照片，腦海卻一直是兩家人打鬧的情景，可袋子上沒有指紋，什麼線索都沒有，這要如何將兇手繩之以法呢？最後，我在看到拋屍地點的那幾張照片時，終於意識到兇手雖然狡猾，但留下了一個致命的證據。

在這裡，我要解釋一下，法醫的工作範圍，因為上面這段文字看起來，我好像把所有的刑偵工作都做了。法醫學的研究包括：屍體檢查、活體檢查、物證檢驗、文證審查、現場勘察等五大類。

其中，現場勘察是指通過對犯罪現場或事故場所的檢查，藉以發現與案件相關的人和物及其相關性，為判明案件性質，揭露與真實犯罪進一步提供證據——拋屍現場亦是法醫的「地盤」。

我看完照片，心裡很激動，把想法和謝增龍一說，兩人一拍即合。那是什麼證據呢？時間過去一個多月了，證據還可能在拋屍地嗎？不會被其他人和物污染嗎？答案是，不，完全不會！

兇手很狡猾，戴了手套，在那個年代就知道不要留下指紋，真的很聰明。可是，兇手記得作案時戴了手套，但拋屍時，很可能是赤手扳開了下水道的井蓋，蓋子下面留下了指紋。事實證明，我們是對的，蓋子下面除了幾個無關人員的指紋，還有幾枚身份不明者的指紋。

也許，大家又會覺得奇怪，兇手拋屍沒戴手套，那為什麼黑色塑料袋最外層沒有指紋？那是因為塑膠手套在80年代末還不廣泛，我們猜測兇手使用的是林木砍伐工用的厚手套。

那種手套戴上去後，很難扳起下水道井蓋，兇手為了快速拋屍，極可能脫掉了手套。既然兇手是在室內分屍，擁有充足的時間，那麼屍塊包裝袋肯定不只五層，十有八九是多套了幾個，拋屍後再拿走原本套在最外面的塑料袋。這樣不只不會沾上兇手指紋，還能避免袋子不沾上兇案第一現場的任何痕迹。

採集到了指紋，我們要比對，那時還沒電腦，比對指紋都是人工操作，用的是指紋卡片。我記得，1956年省廳曾派人到公安部第一民警幹校學習全國統一的「中國十指指紋分析法」及指紋檔案管理業務。

有一個人後來調到該縣，整理出了1083份罪犯十指指紋卡片。於是，我們經過比對，真的抓到了兇手，令我們沒想到，這一次碎屍的人竟是一名女性罪犯。

罪犯名叫張娟，在紡織廠上班，和李秀華是工友。張娟曾和韋安談過關係，後分手，就在此時李秀華認識了韋安，這卻點燃了張娟的妒火。

一次，張娟以為韋安在家，便回韋安的住所取回她的一件衣服，哪想卻碰上了剛洗澡出來的李秀華。兩個人一見面，她們就爭吵起來，還動了手。

張娟怒火中燒，拿起鏟子打死了李秀華，恰好韋安外出談生意，她就在院子里分屍，然後把屍塊拋到各處。拋屍的地點實際上都在張娟從林場回家的路線上。

張娟原以為，她清洗了現場，不會有人查到她頭上，沒想到在井蓋上栽了跟頭。而張娟也忘了，兩年前，她曾因盜竊百貨商店的東西被拘留過，留下了十指指紋。

結案後，韋安和李秀華的兩家人不再打鬧，雙方還向謝增龍道歉。我看著那一幕，對法醫這行的退怯感沒有了，亦不再迷茫，正如一句法醫名言：To Speak for the Dead，To Protect the Living。

這句話道出了法醫事業的真諦：為死者言，為生者權。以後，我還遇到了各種各樣的案子，每次我都會想起那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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