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是一面鏡子,照出這時代的無知與傲慢
中國有七個魯迅:迷惘的青年,激憤的鬥士,孤傲的文人,冷酷的批評家,幽默的旁觀者,改造漢語的翻譯匠,自我流放的精神導師。魯迅的人格之豐富,對文學及歷史影響之深厚,所處時代之起伏跌宕,使得後世每每談起他,都難以全面。魯迅在人們的理解和記憶中不斷被解構、重塑,甚至扭曲、窄化,從課本里被大書特書到日漸淡化乃至剔除。這一系列的變遷,都讓我們不禁反思:這個時代,我們為什麼還要閱讀魯迅?
他的好鬥,是為弱勢者而斗
●林賢治(詩人、學者,代表作《人間魯迅》《魯迅的最後十年》)
新京報:你曾在文中寫過:「魯迅的靈魂,永遠騷動著、掙扎著、叫嘯著;這是一具自由的靈魂,大靈魂。」怎樣走近魯迅的「靈魂」?這樣的「靈魂」在當下的社會,對於個體而言有什麼樣的意義?
林賢治:靈魂是一個人的精神世界的總和,或者說是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它是一面鏡子,有反映、借鑒的功能。面對魯迅的靈魂,既可以觀賞,也可以從中發現我們自己與魯迅之間在人格、思想、價值觀等諸多方面的差異和距離。我說「魯迅死於二十世紀而活在二十一世紀」,是說:第一,魯迅當年所面對的,有許多我們今天仍然要面對;第二,魯迅作為一個啟蒙者、戰鬥者的存在,對於我們仍然具有「範式」的意義。
新京報:後人對於魯迅的研究和敘述不斷重塑著對「魯迅」的理解,其中有標籤化、片面化、崇高化、窄化魯迅等諸多傾向。這是否能夠解釋,為什麼一提到魯迅,當下很多年輕人甚至產生了反感?
林賢治:我不知道當下青年人對魯迅反感者佔多大比例。我想若有反感,大抵因為他們心目中的魯迅,並非從研讀《魯迅全集》(不讀《全集》很難全面理解)而來,而是來自傳聞的影響。最常見到的結論是把魯迅裝扮成一個偏激的好鬥分子、睚眥必報的小人。我想,不必諱言魯迅的好鬥。問題是他跟誰斗?他的「好鬥」始終是站在弱勢者立場上對強權、強勢的一種反抗。在一個專制的、腐敗的、普遍順從的奴隸(魯迅常常自稱「奴隸」)國度里,唯有不屈的反抗精神,才構成解放的要素。
新京報:《魯迅的最後十年》以「魯迅的存在,其價值僅僅在於反抗本身嗎?」一句話結尾。魯迅的存在,其價值何在?弊端何在?(魯迅自己說過希望自己的作品「速朽」。)
林賢治:我從來懷疑魯迅對後世的影響力,所以總是強調其本體論意義上的價值。一個人的影響有多大,往往並不取決於自身的價值。魯迅的寫作,本意在改造這世界。他希望自己的作品「速朽」,這就意味著作品本身其實已經參與了世界的變動,起到其固有的作用。相反,假如世界依然存留了當年他所面對的大量的黑暗事物,還能說他的作品有著非常大的影響力嗎?
「一個強烈的生活者」
●王人博(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新京報:竹內好曾評價魯迅說:「他先是把自己從那個時代以及中國的歷史和傳統裡面拉出來,跟中國的歷史、傳統和中國的社會進行對決,然後又把自己拉進去,跟自己對決,否定之否定。」這種反叛對於當下的知識分子而言是否還有價值?
王人博:魯迅對待自己和身處的歷史與現實的認知與反思的方法可以用「抽離」和「重入」界定。他首先身在歷史文化與現實之中,隨身攜帶其生存環境給予他的一切特徵。然後從此在中抽離出來與之形成對峙、對決。「對決」是以「對峙」為前提,所以魯迅的方法永遠是戰鬥式的。魯迅與其他知識分子最大不同的是他的「重入」,就像好不容易從敵人的營壘中逃離,為了完成一個重要的使命重新返回的氣概。魯迅的重入是為了與自己對決。他這個帶著一切舊痕的人最終成了兩個自我之間的戰鬥。我的看法其實很簡單,魯迅與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關係不大。他只能被學習,不可能被模仿。那些自稱是魯迅學生的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大多是魯迅的山寨版。因為我們大多數人都忙得沒辦法把眼珠子轉向自己。
新京報:魯迅對於你個人意味著什麼?如何理解你說的「魯迅既是葯,又是毒」?
王人博:在這個現代性的世界裡,我們也已習慣了熱鬧的孤寂。我們通常不願意與人說心裡話,總想用現代性的技術把自己的心包裹起來。經驗交流能力的喪失,人會變得孤獨。對我而言,越是孤獨,就越會想起魯迅。特別是在深夜,想點上一根煙,與他對坐把盞,看一看他看過的風景。
新京報:魯迅的研究者竹內好說他是個「強烈的生活者」,如何理解「生活者」?
王人博:魯迅在給許廣平的信中有兩次談到他的一種矛盾心境:「一是要給社會做點事,一是要自己玩玩。所以議論如此灰色。折中起來,是為社會做點事而於自己也無害,但我自己就不能實行,這四五年來,毀損身心不少。」他一生都在「為別人」還是「自己玩玩」中苦苦掙扎,被這兩個擾人的東西撕扯著。他在日本仙台學醫的時候,經常外出一個人偷偷地去看電影。他學醫卻寫小說和雜文,也喜歡版畫。有時候,他啥也不做、不寫,只希望用無聊「從速地消磨」自己。這是一種最真切的生活。竹內好說「魯迅是一個強烈的生活者」的意思大致在此。
一場「愛與自由的悖論」
●李靜(文學評論家,劇作家,代表作《大先生》)
新京報:你曾借《大先生》來展現魯迅一生的精神邏輯是「愛與自由的悖論」,如何理解?
李靜:這裡的愛,是一種犧牲、舍己的對眾生的愛,一種感激式的愛。感激,是魯迅的一種沉重的情感。甚至在他對眾生、對受苦人的愛里,也包含了這種人格化的感激式的愛,因此沒有居高臨下的成分,而近乎一種形而上的「還債」。這種道義感驅使下的愛,是一種自我剋制與獻出,自會與他雄猛精進的自由意志發生悖論的關係。
新京報:你曾寫:「這個孤獨偉大的悲劇人物,他的悲劇性永遠屬於現在進行時,其烈度不因時代變遷而稍減。望著他寂寥的背影,我感到如果再不走近他,就永遠走不近他了。」走近魯迅,為什麼必須趁現在?
李靜:現在是一個薄情的時代。任何一個深情的人,都會在這個時代里感到自己的多餘、迂闊和挫敗。意志稍有不堅,就要改掉自己的「毛病」,去擁抱時代。我要趁著自己跟這個瘋子投契的時刻,趕緊抓住他——誰知道我會不會在下一刻變聰明,忘掉他,背叛他呢?
新京報:有人說:「魯迅是一個不斷和時代進行交流的人,他一直在碰觸時代最敏感的神經」。如何理解魯迅與時代的關係?
李靜:魯迅對中國傳統精神暗面的揭示和建設性的整理,對西方文明開放剛健的「拿來主義」做法,以及他與時代之間既緊密又疏離、富有活力和營養的對話方式,生命力永存。今日許多中國學者對傳統/西方二元對立的框架,要麼一味膜拜,要麼一味否定的思維模式,都不及他境界的萬一。魯迅對國人奴性入木三分的追剿,對言論自由、生存權利和民主政治毫不妥協的伸張,以及由此而來的人格魅力和道德美感,仍是我們不竭的精神源泉。
以他之身,窺己生死愛欲
●羽戈(青年學者)
新京報:你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過:「魯迅的悲劇恰恰在於:在『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民族魂』等種種政治加持與神化之下,他不再被視作一個常人。」你如何理解這種「政治加持」和「神化」的?
羽戈:試舉一例。如《孔乙己》一文,民國年間,王伯祥編《開明國文讀本教學參考書》云:「這樣一個平常的墮落的酒徒,給作者這麼一描寫,遂使人深深覺得我國社會的冷酷和長衫幫的日即沒落。」今天的教學大綱則指出:「講授這一課,目的在使學生認識封建文化毒害知識分子的罪惡,加深學生對封建制度的憎恨。」這一對比,可知問題出在哪裡。
新京報:從前魯迅被寫進教材大書特書,如今又從教材中被刪掉、淡化。你如何看待這種轉變?
羽戈:第一,哪怕魯迅的身影漸次從教材淡出,但論文章數量,他在教科書中依然位居前列;第二,拋開文字,要說鍛造人的思維,尤其是邏輯思維,魯迅的文章絕非一流,其雜文從不以邏輯見長;他慣所用的批判手段,如影射、誅心、扣帽子等,都違逆了說理的法則,如《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之流,確乎該早早逐出教材。
新京報:魯迅的當代價值或未來價值如何界定?
羽戈:魯迅思想的複雜性與破壞力,終將成為自由主義所不能承受之重。一言以蔽之,用自由主義與魯迅聯姻,乃是一場一廂情願的誤會。魯迅之為魯迅,即在於不能用任何一種政治觀來定位、約束,他是一個人的反對黨,永遠的不合作者。在他身上,窺見了光明之下的黑暗、熱烈之下的無聊,同時窺見了自己的生死愛欲。(文/ 張暢 新京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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