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層固化是歷史常態?
「寒門難再出貴子」、階層固化這類詞句,近些年來時常出現在中國的各類媒體和社交網路上,對於許多人而言,這似乎是這十餘年來才出現的社會現象,以至於不少人感到難以接受。學者茅琦在新書《資本主義和新哲學》中對階層固化原因的解釋是:「教育的不平等來自人們收入的不平等,如果人類社會存在教育投入差異,那麼長期上就會導致階層固化。」茅琦進而得出結論說:「以歷史為例,在人類的歷史中,階層固化確實是歷史的常態,階層流動不過是歷史中的偶然。」事實真的如此嗎?
門閥壟斷權力的時代階層流動幾乎不可能
魏晉時期一直到唐代,中國社會長期存在著數量不多的頂級門閥,其中又以「王謝袁蕭」最為著名,被稱為四大頂級門閥。「王謝袁蕭」即琅琊王氏、陳郡謝氏、陳郡袁氏、蘭陵蕭氏,這四大頂級門閥緣起於漢代,鼎盛於晉代,一直延續到唐代,數千年間,這些家族誕生了數量眾多的官員、學者、將帥、宰輔乃至皇帝。依賴於這些佔據要津的人,這些門閥世家在政治和經濟上都居於絕對優勢地位,享受著各方面的特權。
譬如在官員選拔上,魏晉實行九品中正制,地方官員的選舉、人才推薦都由世家大族掌握,出身於世家大族的人自然能獲得好的品級,也就能優先做官,而這些人制定的法律政策,也旨在保護本集團的利益,由此使門閥掌握了「世卿世祿」的特權。
在傳統社會,土地是最寶貴的資源,世家大族通過政治上的權力,在經濟上也享有極大特權,比如門閥通過占田制佔得大量土地,由此獲得的經濟支撐,而大量農民和部曲不得不依附於世家大族,這進一步增強了世家大族的力量。
門閥家族壟斷政治經濟權利,這直接阻礙了士族和寒門升遷,但這還不是門閥時代的全部,在魏晉時期,門閥和庶族之間是有著嚴格的界限的,對於寒門士族而言,基本沒有途徑可以突破階層限制,達到階層的躍升,這點在婚姻制度上表現得尤為明顯。
魏晉南北朝 (圖源於網路)
魏晉南北朝時期,有著明確的「士庶不婚」現象,《宋史·恩幸傳》記載「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別。」《南史·王球傳》則更明確地說「士、庶區別,國之章也。」門閥制度初步形成時,士族身份內通婚現象便已顯現,東晉時期,家族聯姻的要求變得十分嚴格,南遷的世家大族基本只在幾大家族內部通婚,王、謝、蕭三姓通婚最為頻繁。
在當時,如果士族膽敢與庶族通婚,是會引起極大非議的,士族王源嫁女於庶族滿氏,便被指責為「玷辱流輩,莫斯為甚」,被彈劾「禁錮終身」,可見士庶之別區分十分嚴格,通婚更是不被許可。這樣的婚姻制度,保證了世家大族血緣的「純正」,也使得庶族不可能通過婚姻的方式實現階層躍升,王子愛上灰姑娘的故事,是不會發生在魏晉時期的。實際上,這種身份內通婚的婚姻模式,即便在門閥式微的唐宋時期依舊留存,唐朝便存在「李武韋楊」四姓聯姻的模式。
在這樣的社會模式下,寒門和庶族在政治經濟上都處於絕對劣勢的地位,不可能在教育文化上有多大的投入,自然不可能出「貴子」,也更談不上什麼階層流動了。
科舉時代只有極少數人能夠實現階層流動
東晉以後,門閥在政治上逐漸衰落,九品中正制難以為繼,大業三年(公元607年)四月,隋煬帝楊廣下令開進士二科,以「試策」取士,由此開啟了延續一千三百年的科舉制度,科舉制度極大改變了中國舊有的人才選拔方式,徹底打破了血緣世襲關係和世族的壟斷,讓「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為可能,讓不少社會中下層人士得以通過讀書進入社會上層,比如北宋文壇領袖歐陽修,其幼年便十分貧困,通過母親的教育和天分才得以科舉及第。
但實際上,通過科舉考試實現階層躍升的,在科舉時代也是少數,多數依然需要家族的扶持,而一旦實現基層躍升,這些家族也會通過各種方式來維繫自己的既得利益,典型的方式便是聯姻。
宋代是中國科舉較為發達的時代,但士大夫家族在通婚時,依然十分重視門第,「高門」和「寒門」依然沒有通婚的可能,士大夫家族極其重視維護門第血統的純潔性,在當時,聯姻的前提是必須「門當戶對」,比如,臨川王氏在王安石擔任宰相後,聯姻對象全是高門望族,王安石的三個妹妹分別嫁給了工部侍郎張奎、大理少卿朱明之、進士沈季。
宋朝科舉考試圖(圖源於網路)
當然,宋代的「門當戶對」還是有別於門閥世族,因為宋代還會看重「才」。科舉及第往往意味著一個人官宦生涯的開始,因此那些能高中狀元或進士的人,會受到士大夫家族的特別青睞,成為士大夫擇婿的重要標準,但這種婚姻的前提是寒門必須能高中狀元或舉人,其難度也是十分巨大的,對於社會底層而言,想依靠讀書中舉實現階層躍升,實際上依然難於上青天,在社會安定的情形下,小康之家至少需要三代人不懈努力,才有可能取得突破,典型案例便是曾國藩家族的躍升。
明清時代,士大夫家族間的通婚現象也並沒有太大改變,以明清時代吳江的望族葉、沈兩家為例,沈氏自元末明初由浙江遷入吳江後,世居其地,至同治年間沈桂芬一代,共17世,先後有10位進士、舉人,出現了130多個文學家,包括20餘位女性;葉氏一族明清兩代共出過8位進士,作為書香門第,葉氏與沈氏常年通婚,形成了複雜的姻親關係,這兩個家族的結合,對中國的文學史進程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參見郝麗霞《吳江葉、沈兩大家族的聯姻與文學創作》)
科舉制度實行以後,雖然斷絕了原來門閥世家賴以為生的基礎,但也產生了新的世家,即文學世家,這些家族以知識傳家,形成了為數眾多的世家大族,潘光旦在《明清兩代嘉興望族》中就列舉了嘉興地區的91個世家大族,這些家族都以文學世家著名,如果仔細觀察明清時期的望族,不難發現江南富庶之地更多,而窮困邊遠的地方極少,這也說明,即便有科舉制度,想要通過讀書達成階層躍升也十分困難。
明代科舉考試後的看榜圖(圖源於網路)
底層為生活掙扎無法積累階層流動能量
在實行科舉制度的時代,寒門之家往往不能養活一個脫產的讀書人的,這需要舉全家族的力量,因此宗法制度顯得十分必要,大一些的家族都會有專門的田地(族田),其產出的一部分會被用來供養讀書的人,依託於家族的支撐,一些讀書人能夠完成學業,在科舉上取得一定突破,從而帶動整個家族的躍升,曾國藩家族便是典型例子。
但這樣的案例,通常也只有大家族或小康之家才具備實行條件,一般的寒門是很難養活一個完全脫產的讀書人的,對於最底層的人來說,活著就要拼盡全力了,根本無暇去思考自我提升。
(圖源於網路)
美國作家芭芭拉·艾倫瑞克在《我在底層的生活:當專欄作家化身女服務生》一書中,通過自己的「卧底」經歷,為讀者展現了一幅底層人的真實場景,芭芭拉寫道:「我帶著科學精神開始從事這項實驗,以為它像一道數學命題,但在實驗的過程中,太長時間工作,太需要不計一切專註在眼前的事情上,使我不知不覺變成一個眼界狹窄的人。這場實驗變成對我的煉獄,而顯然我沒通過。」
正如芭芭拉描述的一樣,底層社會的人,全身心都在關注下一頓吃什麼,都在為明天住哪裡操心,他們完全沒辦法高瞻遠矚,只能變得目光狹隘,眼界狹窄,芭芭拉只不過是「卧底」幾個月而已,便不自覺變成這樣,那些長期生活在底層社會的人,自然有過之而不及。事實上,芭芭拉描述的是20世紀末的美國社會,相比於人類的中國的傳統時代已經強了太多,但底層的人依然在為生存掙扎,遑論當時的底層中國人了。
事實上,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下層民眾要實現階層的躍升都不是件容易的事,人們最可能的還是從事父輩的職業,走父輩走過的路,「長大後我就成了你」絕不是一句美好的歌詞,而是現實的寫照,BBC的紀錄片《56 UP》(《人生七年》)便是最好的腳註。
結語:
任何時代,階層流動都不是易事,但現代社會理應提供更多階層流動的渠道,而不是讓階層固化,這才是現代社會之所以被稱為現代社會的原因所在。(文/走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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