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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羨林和周有光的爭論:要不要簡化漢字?


[摘要]周老對我說,他的《雙文化論》在《群言》上發表後,只是在很小的學界圈子裡產生影響;而我的這篇文章,因為是與季先生的「河東河西論」對比著寫的,引起許多人的注意。



季羨林和周有光的爭論:要不要簡化漢字?

季羨林


一「雙文化論」和「河東河西」論


2008年端午節,我以「寧夏平羅國務院五七幹校」校友的身份,第一次登門拜訪周有光老人。那次拜見,相聊甚歡。除了敘舊,我也將一些思想文化上難以索解的問題,向周老請教。


臨別,周老送給我幾本書,其中有《百歲新稿》《學思集——周有光文化論稿》等。周老對我說,他85歲退休以後,「離開專業的井底」,每日大量讀書看報,撰寫文化「雜文」,平均每個月發表一篇。這些書就是他從90到100歲所寫文化雜文的結集。

回來後,我開始一本接一本地讀他的書,感受到周老在歷史、文化、現實諸多領域,有許多令人振聾發聵的真知灼見。我特別注意到周老的「雙文化」觀點。大意是說,國際文化是世界各國所「共創、共有、共享」的共同文化,正在突飛猛進,覆蓋全球。目前每個國家都生活在傳統文化和國際現代文化之中,享受「雙文化」生活。


我對這個問題格外感興趣,是聯想到了13年前的1995年,對學界耆宿季羨林先生的一次訪談。那天,季先生向我詳細闡述了東西方文化「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觀點。他認為東方文化的特點是綜合,注重事物之間的聯繫;而西方文化的特點是分析,只見樹木,不見森林,難以窮極分析下去。從而,他得出「21世紀西方文化將逐步讓位於東方文化」的結論。訪談後,我曾寫過一篇題為《接過文化傳遞棒》的文章,介紹季先生的文化觀(此文收入我與武寧合著,軍事科學出版社1996年2月出版的文化隨筆集《書邊人語》)。


時值上個世紀末,季羨林先生的「河東河西」論,暗合了朝野對民族復興的展望和自豪感,可謂盛傳一時。但接下來,學界不斷有人發文,對此觀點提出質疑。我讀到周有光先生「雙文化論」的時候,人類已在21世紀生活了8年,該怎樣重新認識所謂「東西方文化的矛盾、衝突、融合與發展」問題呢?細讀周老的書,我感到周有光先生的「雙文化論」,更好地回答了這一令許多人感到迷惘的問題。


周老並不贊成把人類文化分為東方和西方的「東西兩分法」。他認為從地區分布來看,有東亞文化、南亞文化、西亞文化、西歐文化四種傳統文化。文化的流動,不是忽東忽西,輪流坐莊,而是高處流向低處,落後追趕先進。這樣,人類文化才能不斷前進。


周老顯然不贊成「河東河西」論。他認為該理論來自文化不變的傳統學說——天不變,地不變,道亦不變。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東,往返遷移;不是西風壓倒東風,就是東風壓倒西風,輪流坐莊。這是水平傳播的不變論,把東西文化看作勢不兩立,是不了解文化演變的歷史規律所致。

周老認為人類文化不是一成不變,而是不斷發展的。他描述了人類文化發展的三個主要方面:經濟方面:從農業化到工業化到信息化;政治方面:從神權政治到君權政治到民權政治;思維方面:從神學思維到玄學思維到科學思維。在這個過程中,西方文化的歷史發展最為典型,它經歷了文藝復興、宗教革命、產業革命、民主革命,從「中世紀」逐步走向「現代」。自然哲學和社會哲學發展為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一系列發明和創造,改變了人類的生活。西方文化成為國際文化的主流,也就是國際化的現代文化。但它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的,任何個人和國家都可以參加進去,從國際文化的客人變為國際文化的主人。


有了現代文化,不是就不要傳統文化了。現代文化和傳統文化是並行不悖的。現代人是「雙文化人」,既需要現代文化,又需要傳統文化。


雙文化並存的原因,是由於各個國家現代化發展有早有晚。「發展有先後,殊途而同歸。」


談到文化發展的未來,周老說:「文化是一條不斷流淌的長河,今天人類還處於長河的源頭。自誇現在是文明時代,那是缺乏自知之明。在第三個『千年紀』(2001~3000)中,人類文化將進一步大大提高,那時人類會羞愧地回顧第二個『千年紀』的20世紀是不折不扣的野蠻時代。」


讀了這些論述,我覺得長期以來感到困惑的許多問題,一下子清楚多了。於是,我在自己的博客上寫了一篇文章《周有光先生的「雙文化論」》。這篇博文被民盟中央刊物《群言》主編葉稚珊女士看到,發表在2008年第12期的《群言》雜誌上。邵燕祥先生看到這篇文章後,在1月9日的《文匯報》上發表《報周有光先生書》。邵先生說:「您以平實的言語,講了一個關係人類命運的大問題,深入淺出,舉重若輕」,我「為您的真知灼見折服」。

後來,《周有光先生的「雙文化論」》又被《雜文月刊》《文藝建設》等雜誌轉載,還被周老的連襟沈從文先生之子沈龍朱先生收入家庭雜誌《水》;一些網站也轉載了,點擊率還挺高。


過些天,我突然接到周老兒子周曉平先生的電話。他說,爸爸很喜歡你寫的文章,約你去聊天。


我不免有點「受寵若驚」,趕忙赴約。先生見我來,非常高興。打開話匣子,一聊又是兩個小時。


周老對我說,他的《雙文化論》在《群言》上發表後,只是在很小的學界圈子裡產生影響;而我的這篇文章,因為是與季先生的「河東河西論」對比著寫的,引起許多人的注意,無形中擴大了「雙文化論」的影響。

談到季羨林先生,周老對我說,他與季老只是文化觀不同,個人交往沒有任何問題。有一次開學術會議,他正巧和季老住在一個房間,談了許多話。周老說,季羨林這個人還是很好的,他的《牛棚雜憶》也寫得好。我們只是學術觀點有不同。


周老把學術觀點的分歧與私人交往、個人評價分得很開,這種態度令人欽佩。我對季老的為人和在東方文化研究上的學術貢獻也非常尊重,但在文化觀上更傾向於周老。


後來,周老在2010年出版的《朝聞道集》、2011年出版的《文化學叢談》和《拾貝集》等文化雜文集中,都收入了我這篇介紹「雙文化論」的文章,題目改為《從「河東河西」到「雙文化論」》。在《拾貝集》中,周老還做了這樣的說明:「改革開放初期,掀起一陣文化問題的討論。後來,人們的興趣轉變,不再談文化了。這時候,龐暘女士發表一篇討論文化的文章,好似夜鶯孤鳴,清醒耳目。龐暘介紹周有光的『雙文化論』,用筆簡明扼要,勝過周有光原文。周有光反過來介紹龐暘的文章,要點如下……」


看到這段話,我真有點臉紅心跳。本來我只是對周老的文章寫下自己的閱讀體會,但周老卻給予這麼高的評價,我愧領之餘,唯有感佩周老提攜後學的熱忱。


二 漢字該不該簡化?


周老很歡迎年輕人去聊天,我也樂得經常去討教。因此自那以後,每隔一段時間,我就去拜望周老,聽他談天說地。周老也時常把他新寫的,或者他看到認為不錯的文章複印下來,讓人郵寄給我。


在與周老的聊天中,又涉及到了周老與季老的另一個學術分歧:對簡化字的態度。


2009年,有政協委員在政協會議上提出「建議中小學增加繁體字課程」的提案。病榻上的季羨林先生就此發表看法:「漢字簡化及拼音化是歧途,祖先用了幾千年都沒感到不方便,為何到我們手裡就拋棄了?追求效率不是簡化字的理由。」他還說:「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延續至今,漢字起了巨大的作用。讀古文必須讀繁體字,中國文化的信息都在那裡面。」


我曾經當過中學語文教師,又多年從事圖書編輯工作。在工作中對於漢字繁簡問題,我也產生過一些困惑。於是再去拜望周老時,便就此問題向他請教。


周老是漢語拼音方案的主要發明者之一,也參與了一些簡化漢字的工作。他說,作為漢字的一種輔助手段,拼音方案已顯示出了巨大的實用性,尤其是在信息時代幫助中國走向現代化,對此質疑的人不多。簡化字問題,他從幾個方面論述了其必要性:


一是向人民大眾普及文化的需要。周老說,1955年10月,中央舉行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他被邀參會。當時中央說要建設一個新中國,可人民80%是文盲,現代化怎麼搞?所以把希望寄托在文字改革上面。那時,部隊里有一個叫做祁建華的教員,創造了一種速成識字法。給新兵掃盲,今天認5個字,明天認10個字,後天認20個字,三個月下來就可以看《人民日報》了。但他的方法在工人農民當中推廣都失敗了。原因很簡單,新兵年輕,可以將整個精力都放在識字上面,工人、農民有工作、有家庭,這個方法行不通。


周老認為,該不該簡化,要問全國的小學教師。小學教師普遍認為,簡化漢字的好處是:好教、好學、好認、好寫,閱讀清晰。他說,漢字簡化有利有弊,而利多於弊。繁體字筆畫繁複、難寫難認,簡化後,有利於在人民大眾中普及文化,也縮短了小學生識字的時間。


二是,從整個文字的趨勢來看,所有文字都是刪繁就簡。


周老說,世界文字,包括漢字和外國文字,都有「刪繁就簡」的自然演變。古代兩河流域的「丁頭字」(楔形字)和古代埃及的「聖書字」,都有明顯的簡化。從歷史上、理論上來看,文字都是越來越趨於簡化的。


他說,漢字簡化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重要項目,開始於清末。此前,其實一直都在不自覺中「簡繁並用」。書本印的是楷體(繁體),寫信用的是行書(簡體)。


1956年公布的「漢字簡化方案」,是清末以來長期簡化運動的一次總結。這個方案採取「約定俗成」原則,肯定原有的簡化習慣,加以整理,盡量不造新的簡化字。


他說,大部分簡化字自古就有。中國的甲骨文中,就有許多簡化字,比如「車」字。他描述當初選擇簡化字是很謹慎的,比如「後」字,一個是皇后的「後」,一個是後來的「後」。為什麼選這個「後」呢?「許多人批評我們選得不對,其實古書的《大學》一開頭就用了五個簡化的『後』字:『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這種例子還有不少。


第三,漢字簡化並不影響文化傳承。


周老說,在三千三百年間,漢字「體式」不斷變化,每次變化都包含明顯的簡化。你看:從甲骨文到金文到大篆到小篆到隸書到楷書到行書。對甲骨文來說,篆書是簡化;對篆書來說隸書是簡化。篆書變為隸書稱為「隸變」,「隸變」是劇烈的簡化。《論語》原來用魯國「古文」書寫,到西漢已經無人認識,於是改用當時的通用體式書寫,稱為「今文」。歷代都用當代通用體式改寫古書,否則無人能讀,如何繼承?規範漢字是今天漢字的法定通用體式。用規範字,包括其中三分之一的簡化字,是順理成章的文化繼承。


談到讀古書,他說,圖書館裡依舊有簡化以前的繁體字古書,任何人都可以去閱讀。小學生沒有閱讀繁體字的需要,中學生自學繁體字並不困難,因為7000個通用漢字中只有少數是簡體字,大部分規範漢字不分繁簡。許多簡化字是類推出來的。比如,認識了一個簡化的「魚」字(四點改一橫),就能認識一連串「魚旁」的類推簡化字。


因而周老認為,簡化字和繁體字是結合起來繼承古書的,簡化字沒有妨礙繼承,而是幫助了繼承。


第四,簡化漢字不可能走回頭路。


當我提到季老和一些人的主張,問他恢復繁體字有無可能?周老說,恢復不了的。這個問題最好還是去問小學教師,由教育部做一個廣泛的調查,聽聽小學教師的意見。小學教師肯定大多數都贊成簡化字。要廣大群眾來學,一個字兩個寫法是推廣不了的,必須要統一標準。


他說,從1956年到今天,半個世紀,簡化字在大陸已經普遍推行於教科書、報紙、雜誌、一般出版物,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一團亂麻的漢字,有了全國一致的規範化,這是漢字歷史的重大發展。


他說,這裡有個「書同文」的問題。大陸一直在進行漢字的「規範化」工作,提高了「漢字學」和「漢字應用」的水平。大陸人口13億,用簡化漢字已經用了半個多世紀。要讓超過港台和海外華人十多倍的大陸人去遷就港台和海外,回到從前不講規範化的時代,是明顯難以做到的。書同文,是同於多數人,還是同於少數人;同於規範化,還是同於不規範化,這要在「漢字學」的深入研究中理智地培養共識。


周老甚至認為,漢字簡化得還不夠,但是目前要先穩定下來。有一次他問聯合國語言學會的工作人員,聯合國六種工作語言,哪一種用得多?對方說這個統計結果是不保密的,但是不便宣傳。實際上聯合國的原始文件里80%用英文,15%用法文,4%用西班牙文,剩下的1%裡面有俄文、阿拉伯文、中文。1%都不到,怎麼跟英文競爭呢?他認為漢字要進一步簡化,才能更好地被世界接受,在國際上真正發揮作用。他預期21世紀後期可能還要對漢字進行一次簡化。


周老和季老,都是學貫中西、令人景仰的大家,都懷一顆為國為民之心,個人私交也很不錯。但他們有著頗為不同的文化觀和語言文字觀。這是因為他們看問題的立意和出發點不盡相同。季老更多地是站在中國本位,從中國、東方傳統的立場看問題的;而周老更多地強調:「要站在世界看中國,而不是站在中國看世界」,立意於古老的中國如何追趕世界現代化的步伐。他們的思考都帶有鮮明的個人色彩,都是有價值的探索;他們各自都會有自己的擁躉,都會對中國的思想、文化產生很大影響。從我個人來說,我更服膺周老的道理,當然,這並不影響我繼續尊重季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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