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對這位開國將領的學歷很在意，武將難得高學歷

1973年全國八大軍區司令員工作崗位對調之時，南京軍區的政委是杜平將軍。

在司令員們的對調事務會議結束後，12月22日，毛澤東一一接見了這些解放軍高級將領。當有人準備向毛澤東介紹這位南京軍區政委時，毛卻一眼認出了杜平，並先開口了：「哦，杜平啊，大學生哩！」毛又向一旁的許世友等人繼續說：「我是師範生，杜平是大學生。」

杜平當時很是惶惶，不好意思地說：「我算不了大學生。」

所有在場的人卻都被震住了：大學生！杜平是大學生？可原來為何從沒有聽人說起過啊？更沒聽杜平本人說過這事？

要知道，大學學歷，對這些大半生從事革命鬥爭與戎馬生涯的解放軍將領，卻幾乎是一件不可能有的事情。然而，現在卻知道，杜平竟然是一個曾上過大學的將軍，並且是由毛澤東主席親口證實的。這使與杜平共事多年的許世友等將軍們，一下子幾乎是目瞪口呆了。

這一來，杜平原來是大學生、大知識分子的身份，便一下子在軍內傳開了。

杜平在抗美援朝時，曾任中國人民志願軍總部政治部主任，1954年後任東北軍區（後改為瀋陽軍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55年授軍銜時，杜平被授於中將；1963年調任南京軍區政委，文革中短暫停職，1977年後則仍復任此職，直至離休。

杜平在任上，有兩件大事與他有重大關係：一是發現並宣傳雷鋒。是杜平第一個將下面報來原僅僅只是「節約標兵」材料的雷鋒，批示提升為全面的「毛主席的好戰士」之典型的，從而在中國拉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學習雷鋒運動之序幕；二是1963年授於「南京路上好八連」稱號的命名大會，是杜平代表南京軍區黨委主持的。

杜平原名杜豪，江西省萬載縣黃茅鄉人，其出身於一個佃農家庭，父親作田，母親織布，兄弟姊妹八人。因家境不寬裕，他的父親便決定只讓杜平一人上學。由此，農家子弟杜平便得以在家鄉小學及縣裡的最高學府東洲中學，先後接受了八年的文化教育。1927年9月，中學畢業後，杜平想繼續求學的願望，得到了他父親的支持。雖然當時杜家每年的收入，僅夠家人溫飽，並沒有什麼余錢，但是，杜平的父親要將他認定有大出息的這個兒子培養成材的企望，卻非常堅定。他千方百計為杜平籌借了學費，供杜平外出求學。

杜平的一個姑父是生意人，有些錢，杜平的父親為兒子求學事，特向這位姑父借些錢做學費，誰知，這位姑父不僅吝嗇不肯出借，反而還惡言諷剌杜父：「沒有錢，讀什麼書！逞什麼能！」但杜父不畏艱難，硬是籌足了學費，將兒子送上了求學之路。

走出黃茅鄉，走出萬載縣，又走出了江西省，杜平來到了長沙。沒有去江西的省會南昌而到了湖南的長沙，是因為湘贛邊的黃茅鄉，離南昌很遠，而離長沙卻較近。到長沙後，杜平進了一所大學，並就讀二年後，獲得了大學畢業文憑。

然而，在參加革命工作的幾十年中，他卻總是不肯提及或予以迴避這段學歷，從不向人說他讀大學的事。

為什麼呢？

一般人不知道杜平是讀了大學的，就是他那些一起奮鬥多年的很多戰友，也都不知此事。

然而，毛澤東卻知道了。

毛澤東是解放後在一次與羅榮桓元帥和杜平談話時，從羅帥的介紹中，得知了杜平上大學的事。

羅榮桓對毛澤東說：杜平同志還是我們紅軍中的大學生哩！

對舊時長沙熟悉不過了的毛澤東，忙問是什麼大學。

杜平說：是長沙的群治大學。

毛澤東一聽，當即衝口而戲言道：那是野雞大學。

不過，隨即毛澤東又補充說：野雞大學也有好的。

杜平為什麼對自己曾有的大學生身份，不願張揚，甚至對此事，自個兒的底氣也不足呢？

這是因為，杜平所就讀的大學，是一所私立大學：湖南群治大學。

但是，它卻不是毛澤東戲言所說的什麼「野雞大學」，而的的確確是湖南當時僅有的幾所大學之一。

民國初年，新興學校如雨後春筍，公辦私立一齊上。自然，也象如今的民辦學校一樣，不可避免會存在著良莠不齊的現象。毛澤東在進入湖南第一師範之前，他就面對過考慮預選若干學校擬就讀，包括一所專門教授製造肥皂的學校。所以，對凡在長沙曾存在而他又不熟悉的學校，「野雞大學」一說，很容易在第一時間反映在他的頭腦中。

湖南群治大學，是民國初年全國各地推崇維新時，湖南興辦的一所私立學校。它是由何人首先倡議創辦，現已不太清楚，但是，這所大學創辦的校董名錄，卻尚留存在今天的湖南省檔案館內。在這份校董名錄中，第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章炳麟（太炎）先生，此外，還有譚延闓、于右任等民國政治要人，都赫然列於其中。由此可見，這所群治大學雖屬私立，其份量卻是不輕的。

據《湘城教育紀勝》介紹，民國初年，湖南長沙先後創辦了公、私立高等學校 12 所（公立的 5 所，私立的 7 所）。群治法政專門學校（即後來的群治大學、群治農商學院）便是其中私立學校之一。至抗日戰爭爆發時，長沙本地只留存3 所大學，而群治農商學院（私立），也仍是位列其中。其他二所大學，則是國立湖南大學與私立湘雅醫學院。

群治大學在上海還辦有一個分校——上海群治大學，當時被校內稱之為「本大滬校」。在校董名錄中，章炳麟的名下標有「本大滬校國學主任」之職。

湖南群治大學（「湘校」）的校址是長沙市區的坡子街。坡子街一直是一條熱鬧繁華的商業街，但群治大學的校址現已蕩然無存，今天更是只雲集著燈紅酒綠夜仍通亮的湘味小吃集群店鋪了。上海群治大學的校址，倒是在《上海地方志》中清楚標明：「上海群治大學，校址在勞勃生路110號（今長壽路）728號」

湖南群治大學的教學質量，應該還是不錯的，這從它的執教人員與學生之若干情況，便可看出。

例如，1925年清華大學成立國學研究院，由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等人設帳執教，從全國各高校招收了60 名學生，其中，就有 1 名是來自湖南群治大學的考生。

而已於1978年逝世的著名哲學家、歷史學家楊榮國教授，也是畢業於上海群治大學。

辛亥革命後曾被授於革命軍陸軍少將、後又成了著名共產黨員、還在延安擔任過毛澤東辦公室秘書長的李六如，1920年時，通過湖南教育會會長方維夏，也曾被介紹到長沙的「群治大學」教過書。

在湖南群治大學教過書的，還有一位何鳳山博士。

何鳳山是湖南益陽人，1929年冬，留學回國的他，擔任了湖南省主席何鍵的秘書，又同時在湖南大學與群治大學（亦稱群治法政學校）兼課，教授經濟學、英文與國際政治。在二戰期間，何鳳山曾是中國駐維也納的總領事。當時，猶太人遭到納粹的殘酷屠殺，何鳳山堅持人道主義精神，頂住各種壓力，給大批猶太人發放逃往中國的簽證，從納粹手裡拯救了數千名猶太人的生命。這一義舉極是為人稱道，他因此在西方被譽為「中國的辛德勒」。1997年何鳳山在美國去世時，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館特意送了花圈。

其實，當時二十年代大學的規模，普遍都是遠不能與後來的大學情況相比。抗日戰爭爆發那年，當時的「湖南大學」，雖已改為國立，學校共有3 院11系，有教員90多人（其中教授70人），而學生卻也不過535人。群治大學（群治農商學院）的學生，想必也不會有很多，因為，包括湖南大學、私立湘雅醫學院、群治大學在內，當時全湖南省三所大學，總共也只有教職員200多人，學生則不到1000人。

顯然，當時私立大學與國立大學的狀況，差距絕沒有今天的人們想像的那樣大。相反，這個時期的私立大學，如同外國的私立大學（如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斯坦福大學等）那樣，可能在教學質量方面，是毫不遜色於國立大學的。

杜平因為在湖南群治大學完成了二年學業而畢業，因此，他的文化修養與做人理念，顯然是得以上了一個重要台階。這一切，在他參加革命的起始，直至走完人生的道路為止，都顯現了濃重的痕迹。一個原本來自山野鄉村的青年人，他的眼光，他的思維方式、他的行事準則，都因這個大學經歷，而從此滲透了儒家的點點智慧，顯露了學者的種種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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