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小凱：我對張五常的經濟學洞察力很佩服！

兩位世界級頂尖

華人經濟學家的惺惺相惜

也談張五常

楊小凱

楊小凱

張五常

很多人不喜歡張五常個人性格，我1998年訪問他曾教書的西雅圖大學時，巴澤爾告訴我，張在西雅圖教書時，巴澤爾和諾斯與張有一個小組，經常討論產權經濟學、交易費用，巴澤爾和諾斯都從張學到不少原創性思想。但其他教授對他卻很有批評，說他不參加研討會，少有的一次，只聽了一半，張站起來說，我們為什麼在這裡浪費時間，聽這種沒有一點意思的講演？說完就離開研討會。這種不禮貌的舉動，使大家十分驚訝。但我可以理解他的感覺，我聽了很多新古典邊際分析的講演時，也有同感，覺得是與實際毫無關係的紙上談兵。但我絕不會象張那樣拍案而起。

我對張的經濟學洞察力很佩服。我佩服的人很少，可我是真的佩服他。可能他對經濟學的邊際分析學得不夠好，或是數學學得不夠，但他根本不理會人家這些東西，完全是從生活中觀察到一些他認為關鍵性的東西。比如他批評外部性效果，評論得多好，說到處都是外部性。如要完全消除吃桔子的外部性，一個桔子一個價，因為每個桔子味道、大小都與其它桔子略有差別。但實際上桔子頂多分三等或四等價，因為要精確定價有費用，所以市場與桔子定價的外部效果是測量費用和不精確測量造成的外部性之間的最優折衷。

他關於合約、企業的觀點非常有創見。斯蒂格利茨因他對信息經濟學的貢獻獲得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在關於佃租理論的1974年論文中，他指出原創性的思想來自張五常的關於佃租理論的論文。是張五常首先發現傳統理論認為分成租佃合約無效率的看法是錯誤的，並指出佃農努力程度的不易測度和信息費用，使得分成租佃合約在一定條件下成為一種有效的制度安排。

然而，張五常的數學模型不夠完滿，特別是沒有找到一個描述信息費用的好數學方法，反而是後來者斯蒂格利茨利用張五常的發現，用嚴格的道德風險模型，一般化張的理論觀點，並利用模型解釋均衡失業、效率工資等經濟現象。假如張五常積極跟蹤文獻的最新進展，而不是「不再讀書」，並能用較好數學模型一般化他的理論，那麼他可能就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了。

張五常在一篇文章中談經歷時說：「信息經濟學我是鼻祖」。這是真的，特別是分成地租中的信息費用，使分成地租成為有效率的制度算是他第一個提出來，他之前所有經濟學家都說分成地租無效率，所以要土改。張五常是第一個來推翻這種支持土改的經濟理論的經濟學家。

分成地租制度曾被經濟學家認為是不利於經濟發展的制度，因為佃農沒有得到他的努力所產生的全部邊際收益，生產積極性會受到打擊。但是1970年發展起來的信息經濟學證明，當測度農民努力程度的交易費用很高，且生產有不確定性時，我們會有風險分擔和提高激勵的兩難衝突。當低產量出現時，從分擔風險出發，地主不應該對佃戶有很大懲罰，但從提供激勵考慮，產量不高時地主就應懲罰佃戶。而當佃農的工作努力很難測度，生產中的風險很高時，分成地租就是這個兩難衝突的最有效折衷。因此在一個自由契約制度中自發產生的分成地租制度是一種有效率的土地制度（斯蒂格利茨，1974，張五常，1969）。

土地制度的多樣化非常符合現代信息經濟學和租佃理論的預期。這些理論證明，當生產中風險很高，生產者的努力水平很難測度時，分成地租是最有效的，而當風險很小時，固定地租最有效率，而生產者努力水平測度費用低時，僱傭關係最有效率，當風險不太大也不太小時，分成地租和固定地租會在合約中同時出現，而分成地租由於地主與佃農分擔風險，所以租金水平會高於地主不承擔風險的固定地租。

所有這些土地制度都在特定條件下是風險分擔和提供激勵的兩難衝突之間的最優折衷，所以不存在一種制度在所有條件下比所有其他制度壞，也不存在一種制度在不同條件下比所有其他制度好的情況。

張五常有一個缺點不虛心。別人雖然以他的理論為基礎，但進一步發展變化了它，而且做得比原來好。他不去虛心地學人家超過他的部分，反而把人家的道德風險模型講得一錢不值，這我覺得不好。他早期遇到科斯，很推崇他的理論，特別是諾斯從他那學了很多東西(諾斯曾於1999年在哈佛大學親口對我承認了這一點)。張五常有外國人的劣勢，如果從小在美國長大的人，他們之間會有感情紐帶，就象美國人崇拜肯尼迪的兒子，雖然他沒有什麼顯赫的功德，但因為從小一起長大，會有感情因素，這是我們華裔沒有的。比如我回國，老一輩的人知道我是楊曦光，馬上會有很多回憶，無形中有很多感情。斯蒂格利茨實際是二道販子，把張五常的理論販賣，還做了些具體的事情，靠此他出名了，張五常卻因匿名審稿發表文章不順利，乾脆寫些散文。這是中國人和西方人先天條件的差別。另一個是匿名審稿制度的弊端，完全以匿名審稿制度的標準來評判，張五常永遠沒有出頭之日，他早期影響最大的、被引用最多的幾篇文章都是未經匿名審稿，由科斯邀稿的，包括科斯也是這樣。

匿名審稿制度其實對新思想的產生是很不利的，新思想很難經匿名審稿雜誌變成主流學派，科斯自己辦雜誌就是基於這個原因，辦了法律和經濟學報，張五常很多理論就是在那裡通過邀稿發表的。

哈耶克的理論就是以書的形式先發表。實際上新東西都是在邊沿地方產生。另一方面而言，張五常已經很幸運了，類似他這樣聰明的中國人雖然不多，但別人哪有機會出頭？科斯很器重他，對他的文章基本上不經過審稿就發表。照說他的成就應該更大一些，如果他是一個英國人，象科斯。但也不能抱怨什麼。有一些「事業鑽營家」，在現有制度下只想把自己的事業做成功，很會寫稿，在匿名審稿雜誌發表記錄很好，但文章內涵不夠，原創性不可望張五常的項背。當然事業成功這也是一門功夫。這些人是成功的事業鑽營專家，其實他們中很多人的東西不如張五常的思想，但他們總是貶低他。這也可以說是制度演進中的問題，科學演進歷史中，一般新東西都在邊沿產生，而不在中心產生。從內心來講，我對張五常學術上的評價還是很高。他的分成地租說，成為信息經濟學，交易費用經濟學的源頭之一，它的內生外部性理論，內生交易費用理論，企業和合約理論，後來都被米格龍(Milgfom)等人變成正式合約，企業理論模型，成了主流學派的一部分。1994年我訪問斯坦福大學時，米格龍告訴我，張五常1983年那篇關於合約和計件計時工資對他的企業和合約模型的影響。張五常的企業規模無關論在哈特的企業理論中也成為經典。筆者和孫廣振等人也將其發展為超邊際經濟學模型。廖柏偉、張永生還找到了支持這一理論的很多經驗證據。象他這樣成為主流學派三個文獻(佃農理論、內生外部性、合約和企業理論)的原創人之一的中國人再找不出第二個了。

我對他的一些觀點也有一些保留，一個是他要年輕人不去看文獻，我覺得不對。他在這上面是吃了虧的，如果他早把斯蒂格利茨道德風險模型看懂，再發揮和調整，那情況就不同了。不過象張五常這樣對文獻不重視，自己都能原創這麼多新東西，的確是奇才。我也自認為有很多新思想，但綜述文獻後卻發現，不少我想的問題別人早就做過了。我就不能不看文獻，關起門來想，象張五常那樣有原創性。

國內現在大多數人文獻沒讀夠，只從很少幾個雜誌上引用文章，不要說拿諾貝爾獎，就是拿到國際上交稿子，人家都會很看不起，中國現在99%的經濟學文章拿到外國來都會因為對文獻不熟被殺掉。當然有些東西國內看不到，但也有的是根本不去讀。我和台灣、大陸都有接觸，這方面台灣比大陸好多了。象我的從台灣來的博士生劉孟奇、劉孟俊要做個題目，在文獻綜述上，對搞懂別人的實質貢獻上肯下功夫，比大陸來的學生要強。中國人總是別人的東西還沒看完，自己就要創新，張五常也有這個缺點。

國內誤解張五常的有幾種情況，一是薛兆豐的例子，把張五常一些不重要也不一定正確的說法看得太重，例如張說過沒有向上傾斜的需求曲線，但只要了解教科書中的標準結果的人就知道，可能有向上傾斜的需求曲線，對非正常商品即收入效果為負的商品，如價格上升，真實收入下降。由於收入效果為負(收入越低買得越多，例如收入下降，多買劣質商品)若收入效果大於替代效果，增加購買的收入效果，超過減少購買的替代效果，社會就會出現向上傾斜的需求曲線。張五常應該知道這些的，但他說這完全是人造出來的，數學推出來的，現實中不存在。中國可能有些人連教科書都沒讀過，卻說沒有向上傾斜的需求曲線，講得振振有詞的樣子，這是我很難接受的觀點。當然張五常講得有一定道理，象我們說的這個向上傾斜需求曲線的例子(基芬商品)沒有很多思想在裡面，無非是數學推出一個特別的例子。

另一些批評張五常的人不了解西方主流學派的文獻，或只了解標準教科書上關於外部性的觀點，不知道自張五常、科斯以來，主流學派的前沿已用正式模型否定了外部性概念，而用內生外部性，各種複雜的兩難衝突解釋制度的複雜特點。

以內生外部性文獻而言，米格龍等人將其發揮用來研究為什麼企業內用計時工資，而不用100%的績效工資。他用張五常的測度費用和不精確測度造成外部性之間的兩難衝突的觀點做模型，如果完全以績效定工資，績效難測度的事就無人做。例如只按學生考試成績定老師的工資，則老師只教對考試有影響的書本知識，不啟發學生的原創性，使學生都成了考試機器。所以西方學校不準以學生考試成績定老師的工資。所以制度安排中有激勵強度與各種活動激勵平衡度的兩難衝突，有效折衷一般會以犧牲一定激勵強度以達到各種活動中激勵的平衡，也就是說，最強的激勵不一定是最優的。這種模型還指出，計時工資必須與合約中的排它條款相結合才能有效折衷上述兩難衝突。排它條款一般是限制僱員兼職(一般西方大學限制教授在其它機構兼職，比如一周只能兼職一天及只能假期兼職)。如無排它條款，以計時工資為主(干好乾壞都一樣)績效工資為輔，僱員會將大量精力兼職。

這種模型能用來分析政治制度。政府官員是很難拿績效工資的，這是因為政府服務的績效極難測度。所以西方政府官員工資一般不與績效100%掛鉤，但也嚴格禁止官員兼職，做到這一點當然以官員全職工資和福利比其它的職務待遇至少不會差太多為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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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五常原創的這種內生外部性理論，現在被主流經濟學家(如Holmstrom)發展成複雜的數理模型來研究監獄、郵政要不要私有化，哪些政府服務可以私有化。一般結論是，測度績效費用高的服務，且不能通過私營公司適當將此服務與測度績效容易的服務捆在一起買賣時，就不宜搞私有化。

國內很多人都對這些前沿研究不熟悉，對張五常的原創地位也不了解(張五常由於不跟蹤新的數學模型，他自己對此也不熟悉)，加上張五常有時喜歡自我誇耀(大多並不言過其實，雖時有過頭的地方)，有些人就對他的即使是真實的自我肯定也不相信了。國內學界要改變這一狀況，還要老老實實從讀現代經濟學文獻做起。

我認為張五常的長處是他思想的深度。張五常不但是直感特別好，按以往我們做研究的經驗，有時候直感是不可靠的。我覺得主要他還不只是靠直感，而是能從複雜的經濟現象中抓出關鍵的問題。他的直感比傳統邊際分析更能抓住要害。他有豐富的社會經驗，了解真實經濟世界，與那些從學校門到學校門，從書上討生活的人不一樣。他的最大缺點是處不好人際關係，包括與政府的關係(例如最近的逃稅案)。但我卻非常驚訝，在西方制度下，這種獨立特行的中國人居然有機會脫穎而出為世界經濟思想史做出特出的貢獻。我想在今天香港學術界，這種事是再難出現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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