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談空心病：與「民國那些人」相會
近日，一則來自北京大學心理健康教育與諮詢中心的報告《北大四成新生認為活著沒意義》引發熱議。有人說現在學生得了「空心病」，也有人認為質疑也是一種成長。
北京大學教授錢理群曾發表演講《談談「民國那些人」》，試圖理解民國時代知識分子的理想與精神世界。
今天，我是來和大家一起讀這本書的。
最近出版的《民國那些人》，作者徐百柯原來是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畢業以後在《中國青年報》「冰點」副刊當編輯，他寫這本書，是因感覺到自己，以及周圍年輕人的生活中，好像缺少了什麼東西，主要是一種精神的缺失。於是，就想去看看「民國那些人」，當年那些大學裡的老師、學生，那些知識分子，他們是怎麼生活，怎麼求學、教書、治學，怎麼工作，怎麼為人、處世；他們追求什麼，有什麼理想，有著怎樣的精神、風範；對我們今天重建自己的生活、理想，有什麼啟示——我想，這些問題，也是在座的諸位想過，並且感興趣的。
而「我」今天來領著「大家」一起讀這本書，和「民國那些人」相會，這本身就有一個時空的交錯，是很有意思的。「民國那些人」是上一世紀初，即「1900年後」的一代人；我出生在1939年，是「1930年後」一代人；而諸位則大多數是「1980年後」一代人。這三代人相遇會出現什麼情況呢？
▎錢理群 （圖片來自網路）
1. 為什麼「並不遙遠」又「相距甚遠」？
我們先來讀這段話，它是引起了我的強烈共鳴的：「曾經有那樣一個時代，曾經有那樣一批人物。他們那樣地想著，那樣地活著。他們離我們今天並不遙遠，但他們守護、在意、體現的精神、傳統、風骨，已與我們相距甚遠。讀著他們，我們感到恍然隔世；撫摸歷史，我們常常浩嘆不已。」
我的問題是，為什麼「時間上他們其實離我們很近」，而我們又覺得他們「與我們相去甚遠」呢？——然而，真的很遠嗎？我們能不能拉近這樣的距離，由「遠」而「近」？
我們面對的，正是現實生活中的當代大學老師、學生、知識分子和歷史上的大學老師、學生、知識分子的關係。講到這裡，我突然想到，假設「民國那些人」，今天真的來這裡參加聚會，在座的大學生、研究生們，和這些前輩有共同的話題嗎？這共同話題又是什麼呢？
這就是今天我要和諸位討論的問題。
2. 「我們」的問題在哪裡？
我注意到書中提到的一位當代大學生的反應，他說：「我們這些自由而無用的靈魂，不會感應那些老先生的。」
這話說得很坦率，也很令人深思。我在很多場合，都談到我對當代大學生，也即所謂「80後一代人」的看法。我總是強調每一代人都會有自己的問題，這些問題要靠自己解決。但也總有學生對我說，我們也很想聽聽你作為一個年長者對這一代人存在的問題的看法，至少可以提供我們來思考吧。
這一代人是在應試教育下成長起來的，從小就以「考大學，特別是名牌大學」作為自己人生的全部目的；現在如願以償，進入了大學，在最初的興奮過去以後，就突然失去了目標與方向。這背後其實是一個信仰的缺失的問題。這個問題，不僅你們這一代有，我們也有，「上帝死了」，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我們這一代曾經以「革命」為自己的信仰，現在我們卻發現「革命」有許多問題，需要反思、反省，也就有一種失落感。不過，我們年紀已經老了，可以按原先的慣性生活；而諸位不行，一切都還沒有開始，不能這樣糊糊塗塗地過下去，於是，就有了許多苦悶與煩惱。
我讀過一位大學生的自述：「歲月讓我們變得對一切麻木，變得對一切冷漠，變得對一切無所謂，失去了許多作為人的最純潔的感動。」「我現在對自己的將來卻毫無所知，而且不願意去知道。就這樣，讓我們年輕的生命消逝在每天每時的平庸里，整天就這樣飄來飄去，沒有方向，漫無目標——」或許這裡說得有些誇張，但沒有信仰，沒有目標，什麼都不在意，都無所謂，這確實是個大問題，生活中沒有了依賴，人就失去了主心骨，脊樑也就挺不起來了。
這一代人的人生道路上，所面臨的，就是這樣一個「如何建立信仰，確立生活目標與方向」的問題。或許我們正可以帶著這個問題，去請教我們的前輩，和他們進行心的交流。
3. 「生活裡邊有個東西，比其他東西都重要」
我們一起來讀這一篇：《曾昭掄：不修邊幅的名教授》。從表面上看，這都是「名教授」、「名士」的怪癖傳聞：「他曾經站在沙灘紅樓前，和電線杆子又說又笑地談論化學上的新發現，讓過往行人不勝駭然；一次他帶著雨傘外出，天降暴雨，他衣服全濕透了，卻仍然提著傘走路；在家裡吃晚飯，他心不在焉，居然拿著煤鏟到鍋里去添飯，直到他夫人發現他飯碗里有煤渣；他忙於工作，很少回家，有一次回到家裡，保姆甚至不知道他是主人，把他當客人招待，見他到了晚上都不走，覺得奇怪極了；而他所穿的鞋，聯大學生幾乎都知道，是後見天的；他平日里走路，總是低著頭，不是不理人，而是根本就看不見。」
且莫把這些都看成逸聞趣事僅作談資——我知道，做學生的，最大的樂趣，莫過於晚上熄燈以後，躺在床上，回味、談論某位教授的逸聞趣事。我們當年做學生的時候就是這樣，我深信諸位現在也是如此，這也是學生的「傳統」。但我們又不能僅止於此，還要想一想隱藏在其背後的東西。
費孝通先生有一個十分精到的分析。他說：「在他心裡想不到有邊幅可修。他的生活裡邊有個東西，比其他東西都重要，那就是『匹夫不可奪志』的『志』。知識分子心裡總要有個著落，有個寄託。曾昭掄把一生的精力放在化學裡邊，沒有這樣的人在那裡拚命，一個學科是不可能出來的。現在的學者，當個教授好像很容易，他已經不是為了一個學科在那裡拚命了，他並不一定清楚這個學科追求的是什麼，不一定會覺得這個學科比自己穿的鞋還重要。」——「生活裡邊」有沒有「比其他東西都重要的東西」，有沒有「不奪」之「志」，這是一個關鍵、要害：有了，你的心就有了「著落」，你的精神就有了「寄託」，人就有了「安身立命」之處，於是，就總要有所「在意」，有所「守護」；沒有，心無所系，精神無所寄託，你就沒著沒落，既無法「安身」，也無以「立命」，也就不「在意」什麼，一切都「無所謂」，也就自然談不上要「守護」什麼了。
可以看得很清楚，對曾昭掄這樣的學者，學術就是他的「比什麼都重要的東西」，就是他的「不可奪」之「志」。他對化學學科，有一種使命感，有一種生命的承擔，因此他願意為之拚命、獻身。前面說到的他的那些逸聞趣事，正是這樣的拚命、獻身，以至達到忘我境地的一個外在的表現。學術、學科，對於他，就不僅是一種謀生的職業，謀取名利的手段，而是他的情感、精神，生命的寄託、依靠，是安身立命的東西。這就是這一代學者和費孝通先生所說的「現在的學者」根本不同之處。
我最近寫了一篇文章，也是講這一代學者、知識分子，題目是《有承擔的一代學人，有承擔的學術》。也就是說，這一代人，做人做事，都是有承擔的。我還談到這樣的承擔，是有三個層面的：對國家、民族、人類，對歷史、時代、社會、人民的承擔；對自我生命的承擔；對學術的承擔。
我讀這本《民國那些人》，感觸最深的，也就是這「三承擔」——讓我們一一道來。
4. 「鐵肩擔道義」：對社會、歷史、民族的承擔
這本書寫到了幾位以身殉道、殉職的學人、報人，其中就有因拒收張作霖三十萬元「封口費」而慘遭殺害的民國名記者邵飄萍。他有一句座右銘：「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我想，「鐵肩擔道義」是可以概括這一代人共同的「不可奪」之「志」的，也是他們對國家、民族、人類，對歷史、時代、社會、人民的承擔意識的集中體現。這也是對自我在社會、歷史中的角色、立場的一個選擇、認定：用今天的話來說，他們都自命為「公共知識分子」，他們代表的，不是某個利益集團的利益，更不是一己的私利，而是社會公共利益，是時代的正義和良知的代表，即所謂「鐵肩擔道義」。
本書在寫到被公認為「宋史泰斗」的北大歷史系教授鄧廣銘時，特地提到他的老友季羨林先生在回憶文章中所提到的一個詞：「後死者」——這是一個極其深刻的概念。這裡討論的是一個學者，特別是歷史研究者，他和他的研究對象的關係：不僅是「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關係，更是「後死者」與「先行者」的關係。因此，先行者對後死者有「託付」，後死者對先行者有「責任」和「承擔」，後死者不僅要研究、傳播先行者的思想、功業，還負有「接著往下講，往下做」的歷史使命。在這裡，我可以向諸位坦白我的一個追求：我研究魯迅，不僅要「講魯迅」，而且要「接著魯迅往下講，往下做」。這就是一種歷史的承擔意識；在我看來，這才是一個歷史學者、一個知識分子，他所從事的歷史研究的真正意義和價值所在。
知識分子、學者，對社會、國家、民族、人類的承擔，我覺得在兩個時刻，特別顯得重要。一個是民族危難的時刻。本書寫到曾任輔仁大學校長、北京師範大學校長和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長的史學大師陳垣老先生，在北平淪陷時期就這樣對啟功先生說：「一個民族的消亡，從民族文化開始。我們要做的是，在這個關鍵時刻，保住我們的民族文化，把這個繼承下去。」另一位復旦大學的老校長馬相伯在抗戰時期逝世，弟子于右任的輓聯中讚譽他「生死護中華」，說的就是他在民族危亡中對民族文化的承擔。
在社會道德失范的時候，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民族危難的時刻，所以我們的國歌「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是時刻有著警醒的意義和作用的。危難中顯本色，越是社會道德失范，知識分子就越應該承擔「精神堅守」的歷史責任；大學，也包括北京大學，就越應該發揮「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的「精神堡壘、聖地」的作用。但現實卻恰恰相反，許多令人痛心的醜聞都發生在大學校園裡。因此，那些有節操，甚至有潔癖的老一代學者，就特別令人懷想。在林庚先生九五華誕時，我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就叫《那裡有一方心靈的凈土》。我這樣寫道：「無論如何，老人們仍然和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這個事實確實能夠給人以溫暖。」「因為這個越來越險惡，越來越令人難以把握的世界，太缺少他這樣的人了——這樣的好人，這樣的可愛的人，這樣的有信仰的、真誠的、單純的人了。」因為「經不起各種難，我們心中的『上帝』已經死了，我們不再有信仰，也不再真誠和單純，我們的心早就被油膩和灰塵蒙蔽了」。這就是北大校園裡的林庚和他那一代人的意義：「幸而還有他，不然，我們就太可憐、太可悲了。當我陷入浮躁，陷入沮喪、頹廢、絕望時，想起燕南園那間小屋裡那盞燈，我的心就平靜起來，有了溫馨與安寧，有了奮進的力量。是的，那裡有一方心靈的凈土。」
5. 「把心思用在自己怎麼看待自己」：對自我生命的承擔
這本書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作者所描述的三位教授的三堂課，我想把它稱之為「最迷人的課」。
第一堂課，是西南聯大的劉文典教授開設的《文選》課。劉老先生講課不拘常規，常常乘興隨意，別開生面。有一天，他講了半小時課，就突然宣布要提前下課，改在下星期三晚七點半繼續上課。原來那天是陰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講《月賦》——同學們不妨想像一下：校園草地上，學生們圍成一圈，他老人家端坐其間，當著一輪皓月，大講其《月賦》，儼如《世說新語》里的魏晉人物：這將是怎樣的一番情景！
第二堂絕妙的課是四川大學教授蒙文通的考試課：不是先生出題考學生，而是學生出題問先生，往往考生的題目一出口，先生就能知道學生的學識程度。如學生的題目出得好，蒙先生總是大笑不已，然後點燃葉子煙猛吸一口，開始詳加評論。考場不在教室，而在川大旁邊望江樓公園竹叢中的茶鋪里，學生按指定分組去品茗應試，由蒙先生招待吃茶。
這樣的課，絕就絕在它的不拘一格，它的隨心所欲，顯示的是教師的真性情，一種自由不拘的生命存在方式、生命形態。因此，它給予學生的，就不只是知識，更是生命的浸染、熏陶。在這樣的課堂里，充滿了活的生命氣息，老師與學生之間，學生與學生之間，生命相互交流、溝通、撞擊，最後達到了彼此生命的融合與升華。這樣的生命化的教育背後，是一種生命承擔意識。
而將這樣的意識提升到理論高度的，是我親自聆聽的林庚先生的「最後一課」。當時我剛留校當助教，系主任嚴家炎老師要我協助組織退休的老教授給全系同學開講座。林先生然同意，並作了認真的準備，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反覆琢磨，講課的題目都換了好幾次。最後那天上課了，先生穿著整潔而大方，一站在那裡，就把大家震住了。然後，他緩緩地朗聲說道：「什麼是詩？詩的本質就是發現：詩人要永遠像嬰兒一樣，睜大了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圍的世界，去發現世界的新的美。」頓時，全場肅然，大家都陷入了沉思。先生又旁徵博引，任意發揮，足足講了兩個小時，還意猶未盡，學生們也聽得如痴如醉，全然忘記了時間但我扶著先生回到家裡，先生就病倒了。先生是拼著生命的全力上完這最後一課的，這真是「天鵝的絕唱」。
我們現在再來仔細體會林庚先生的這段話，這是他一生做人、治學、寫詩經驗的凝結，是道出了文學藝術、學術研究、科學、教育、學習，以至人生的秘密與真諦的。這裡的關鍵詞是「好奇」和「發現」：首先要保持嬰兒那樣第一次看世界的好奇心，用初次的眼光和心態，去觀察、傾聽、閱讀、思考，去上你已經上了無數次的課，去寫已經成為你職業任務的文章，你就會不斷產生髮現的渴望與衝動，而且你果真會不斷有新的發現、新的創造。這樣，你就會有古人說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感覺，也就是每日每時每刻都在進入生命的新生狀態。長期保持下去，也就有了一顆「赤子之心」。你們看，我們前面說到的老人，無論是曾昭掄，還是劉文典、蒙文通，以及所有的「民國那些人」，哪一個不是終生都完整地保持著生命的「赤子」狀態？我曾經說過：北大「大」在哪裡？就「大」在有一批大學者。大學者「大」在哪裡？就「大」在他們始終保有赤子般的純真、無邪，對世界、社會、學術永遠有好奇心與新鮮感，因而具有無窮無盡的創造力。這就是沈從文說的「星斗其文，赤子其心」！
這是能夠給我們以啟示的：那一代人，無論做學問、講課、做事情，都是把自己的生命投入進去的，學問、工作，都不是外在於他的，而是和自我生命融為一體的。這樣，他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會使他自身的生命不斷獲得新生和升華，從中體會、體驗到自我生命的意義、價值和歡樂。本書就記述了這樣一個很有名的故事：金岳霖教授在西南聯大講邏輯學，有學生（我記得這是後來成為巴金夫人的蕭珊）覺得這門學問很枯燥，就問先生：「你為什麼要搞邏輯？」金教授答：「好玩。」大語言學家趙元任也是對他的女兒說，自己研究語言學是為了「好玩兒」。誠如作者所說，「在今人看來，淡淡一句『好玩兒』背後藏著頗多深意。世界上許多大學者研究某種現象或理論時，他們自己常常是為了好玩。
『好玩者，不是功利主義，不是沽名釣譽，更不是嘩眾取寵，不是一本萬利』。」還可以補充一句：不是職業式的技術操作，不是僅僅為了謀生，而是為了自我生命的歡樂與自由。
本書特地提到了費孝通先生對他的老師潘光旦的評價：「我們這一代很看重別人怎麼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們深一層，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麼看待自己。」——這話頗值得琢磨：「看重別人怎麼看自己」，在意的是身外的評價、地位，那其實都是虛名；而「心思用在自己怎麼看待自己」，在意的是自己對不對得住自己，是自我生命能不能不斷創造與更新，從而獲得真價值、真意義。我們一再說，對自我生命要有承擔，講的就是這個意思。而我們的問題，也恰恰在這裡：許多人好像很看重自己，其實看重的都是一時之名利，對自己生命的真正意義、價值，反而是不關心，不負責任的，因而也就無法享受到「民國那一代」人所特有的生命的真正歡樂。「自己對不起自己」，這才是真正的大問題。
6. 「捨我其誰」：對學術的承擔
關於學術的承擔，前面在講曾昭掄先生時，已有論及，這裡再作一點發揮。
又是劉文典先生在西南聯大的故事：一日，日本飛機空襲昆明，教授與學生都四處躲避。劉文典跑到中途，突然想起他「十二萬分」佩服的陳寅恪目力衰竭行走不便，就連忙率幾個學生折回來攙扶著陳先生往城外跑去，一邊高喊：「保存國粹要緊，保存國粹要緊！」這時只見他平素最瞧不起的新文學作家沈從文也在人流中，便轉身怒斥：「你跑什麼跑？我劉某人是在替莊子跑，我要死了，就沒人講《莊子》了！你替誰跑？」
這大概有演義的成分，但劉文典的「狂」卻是真的；所謂「狂」無非是把自己這門學科看成「天下第一」，把自己在學科中的地位看得很重：我不在，這門學科就沒了！這種「捨我其誰」的狂傲氣概，其實是顯示了學術的使命感、責任感，自覺的學術承擔意識的。所謂「天生我才必有用」，天生下我來就是做學問的；所謂「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這些學者就是為某個學科而生的，如曾昭掄為化學而生，劉文典為《莊子》而生，林庚為唐詩而生，等等。
因此，在他們眼裡，學術就是自己的生命，學術之外無其他。哲學家金岳霖如是說：「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學動物，我自己也是一個。就是把他們放在監牢里做苦工，他們腦子裡仍然是滿腦子的哲學問題。」
這裡還有一個例子。具有世界聲譽的古希臘經典著作翻譯家羅念生，人們說他的一生，只有一個單純的主題：古希臘。他自己也說：「每天早上，我展開希臘文學書卷，別的事全都置諸腦後，我感到這是我平生的最大幸福。」他一生充盈著古希臘，用古希臘著作的精神來對待世界。兒子小時候接受的故事全是古希臘的；和友人聚會，他講的笑話全部不出古希臘；好友失戀要自殺，他勸好友：「去看看《俄狄浦斯王》吧，你會明白人的意志多麼寶貴。」他兒子回憶說，當年自己勸說父親不妨去爭取一些頭銜和榮譽，父親湊近他，帶著一種混合著頑皮、滿足和欣喜的神態，輕聲說：「我不要那個，那個是虛的。」——他的生命中有了古希臘，就足夠了。18世紀，德國藝術史大師溫克爾曼稱，古希臘藝術是「高貴的單純和靜穆的偉大」，羅念生的一生浸泡其間，他的生命也獲得這樣的「高貴的單純和靜穆的偉大」。
什麼叫「學院派」？這就是真正的學院派！什麼叫「為學術而學術」？這樣的以學術為「生命的自足存在」，才是真正的「為學術而學術」！沒有生命承擔的學術，談不上真正的學術！
對這樣的把握了學術真諦的學者，學術是無所不在的，他們無時無刻不處在學術狀態中。這裡又有一個「建築史上應該記錄的有趣的飯局」：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中國最負盛名的兩位建築師楊廷寶和梁思成，以及他們的學生輩，在北京東安市場一家飯館就餐。談話間，楊廷寶突然從座位上站起來，又坐下，又站起來，打量著面前的桌椅，然後從懷中掏出捲尺，量好尺寸，一一記錄在小本上——原來他發現，這套桌椅只佔了極小的空間，而坐著甚為舒服，這在餐廳建築設計上是有參考價值的，而他總是隨身帶著量尺與小本子，以便隨時記錄的。
我們在前面談到過的著名記者邵飄萍也有這樣的經驗：記者要時刻生活在角色中。閑談中，眾人皆醉，唯我獨醒，「新聞腦」始終緊張活動；一旦提筆行文，則又「狀若木雞，靜穆如處子」，傾注整個身心。
這時時刻刻「傾注整個身心」，其實就是一種對學術、對自己的工作的痴迷。痴迷到了極點，就有了一股呆勁、傻氣。人們通常把這樣的學者稱為「書獃子」，在我看來，在善意的調侃中，是懷有一種敬意的：沒有這樣的「書獃子」氣，是不可能進入學術，升堂入室的。
這樣的有承擔的學者、教授、知識分子，就自有一種精神。在我看來，主要是獨立精神、自由精神與創造精神。
7. 獨立精神：「匹夫不可奪志」
1944年，著名的歷史學家傅斯年在參政會上向行政院長孔祥熙發難，揭發其在發行金公債中貪污舞弊，會後，蔣介石親自請他吃飯，為孔說情。席間，蔣介石問：「你信任我嗎？」傅斯年答曰：「我絕對信任。」蔣介石於是說：「你既然信任我，那麼就應該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立刻說：「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於說因為信任你也就該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麼，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有人說，這樣的對話，「當今之士，且不說有過，又可曾夢想過？」
還是那位劉文典教授。1928年蔣介石掌握大權不久，想提高自己的聲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劉文典主持校務的安徽大學去視察，但劉拒絕其到校「訓話」。後來，蔣雖如願以償，可是他在視察時，校園到處冷冷清清，並沒有領袖希望的那樣隆重而熱烈的歡迎場面，一切皆因劉文典冷冷擲出的一句話：「大學不是衙門！」後來安徽發生學潮，蔣介石召見劉文典。見面時，劉稱蔣為「先生」而不稱「主席」，蔣很是不滿，進而兩人衝突升級，劉文典指著蔣介石說：「你就是軍閥！」蔣介石則以「治學不嚴」為由，將劉當場羈押，說要槍斃。後來多虧蔡元培等人說情，關了一個月才獲釋——後人嘆曰：「今天，這樣的知識分子已無處尋覓，所謂『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
名士習慣於「見大人，則藐之」：不僅「笑傲王侯」，對「洋大人」也如此。研究現代英美詩的葉公超教授在出任「駐美大使」時，對朋友說：「見了艾森豪威爾（美國總統），心理上把他看成大兵，與肯尼迪（美國總統）晤談時，心想他不過是一個花花公子，一個有錢的小開而已。」
小故事裡有精神。什麼精神？孔夫子說的「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獨立人格、氣節和風骨也。
我還要向諸位鄭重介紹一篇北大校史上不可忽視、卻長期淹沒的雄文，我也是在讀本書時才知道的。1939年前後，國民政府教育部三度訓令西南聯大必須遵守教育部核定的應設課程，全國統一教材，舉行統一考試等等——這樣的在當今中國教育中已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行政干預，卻遭到了聯大教務會議的拒絕，並公推馮友蘭教授起草《抗辯書》。其文寫得不卑不亢，對教育部的訓令，「同人所未喻」，不明白者有四：「夫大學為最高學府，包羅萬象，要當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豈可刻板文章，勒令從同」，此「未喻者一也」。「大學為最高教育學術機構」，「如何研究教學，則宜予大學以迴旋之自由」，豈可由「教育行政機關」隨意指令，此「未喻者二也」。「教育部為政府機關，當局時有進退；大學百年樹人政策設施宜常不宜變。若大學內部甚至一課程之興廢亦須聽命教部，則必將受部中當局進退之影響，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進行，肅學生之視聽，而堅其心智」，此「未喻者三也」。「今教授所授之課程，必經教部指定，其課程之內容亦須經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學生心目中為教育部一科員之不若」，此「未喻者四也」。最後又歸結為一點：「蓋本校承北大、清華、南開三校之舊，」自有其傳統，「似不必輕易更張」。
作者說：「今人讀之，拍案稱絕，繼而嘆息良久。知識分子的尊嚴應該是這樣的，政府、官員盡可以發號施令，但請注意，我們不敢苟同更拒絕執行——此之謂『同人不敏，竊有未喻』。知識分子的矜持也應該是這樣，不濫說成績，但內心懷有對學術的自信和對傳統的期許——故『不必輕易更張』。」
我們已經有了陳寅恪紀念王國維的雄文，為學人立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境界，讓我們永遠懷想；而現在，面對馮友蘭這篇「抗辯」雄文，所立起的「力爭學術自由反抗思想統制」的標杆，不禁發出感嘆：魂兮胡不歸，大學之獨立精神！
8. 「還是文人最自由」
這是葉公超教授的一句醒悟之言。他先當教授，後又去從政；但終因「放不下他那知識分子的身段，丟不掉那股知識分子的傲氣」而棄官，回來當教授，於是，就有了「還是文人最自由」的感嘆——然而，「畢竟文人最天真」，不久，有關方面便來干預，向校方施壓。葉教授的課匆匆上了一個學期，便被迫收場。
但說「還是文人最自由」，仍有部分的道理：我們在包括葉公超先生在內的這一代學人身上，還是可以看到一種自由精神：所謂身子被捆著，心靈是自由的。
這樣的自由精神，在我看來，不僅表現在這一代人大都具有的傳統「名士」的真性情、真風流，更是一種「大生命」的「大自由」。
我們談到了這一代的「大承擔」，其實，「大承擔」的背後，是一個「大生命」的觀念。如魯迅所說：「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所謂「心事浩茫連廣宇」，在他們的心目中，整個民族、整個人類、整個宇宙的生命都和自己的生命息息相關。只要國家、民族、人類、宇宙有一個生命是不自由的，他們自己也是不自由的。有人說，真正的詩人是能感受到天堂的歡樂和地獄的痛苦的，看到別人被殺，是比自己被殺更苦惱的。因此，他們追求的個體精神自由是包含著博愛精神，佛教所說的大慈悲情懷的。這是一種「天馬行空」的境界，獨立不依他的、不受拘束的，同時又可以自由出入於人我之間、物我之間的，大境界中的大自由狀態，這是令人神往的，也是這一代人的魅力所在。相形之下，我們一些人所追求的一己之「自由」，就顯得太萎瑣了。
9. 人的創造力究竟有多大
讀這本書，最強烈的感受，就是「民國那些人」的創造力，實在驚人。
請看這位語言學大師趙元任教授：他一生最大的快樂，就是到世界任何地方，當地人都認他做「老鄉」。「二戰」後，他到巴黎車站，對行李員講巴黎土語，對方聽了，以為他是土生土長的巴黎人，於是感嘆：「你回來了啊，現在可不如從前，巴黎窮了。」後來他又去德國柏林，用帶柏林口音的德語和當地人聊天。鄰居一位老人對他說：「上帝保佑，你躲過了這場災難，平平安安地回來了。」趙元任的絕活，是表演口技「全國旅行」：從北京沿京漢路南下，經河北到山西、陝西，出潼關，由河南入兩湖、四川、雲貴，再從兩廣繞江西、福建到江蘇、浙江、安徽，由山東過渤海灣入東三省，最後入山海關返京。這趟「旅行」，他一口氣說了近一個小時，「走」遍大半個中國，每「到」一地，便用當地方言土語，介紹名勝古迹和土貨特產。這位被稱為「中國語言學之父」的奇才，會說三十三種漢語方言，並精通多國語言。人們說他是一個「文藝復興式的智者」——恩格斯早就說過，文藝復興是一個出「巨人」的時代，而思想文化學術上的巨人，是不受學科分工的限制的，是多方面發展的通才；而未來學術的發展，將越來越趨向綜合，所呼喚的正是新一代的通才。
還可以舉一個例子：前面提到的北大西語系的吳興華教授也是這樣多才多藝的通才、全才。別的不說，他打橋牌的做派就是朋友圈裡的美談，十足「談笑風生，睥睨一切」：他一邊出牌，一邊講笑話，手裡還拿著一本清代文人的詩集，乘別人苦思對策的間隙，扭過頭去看他的書。你可以說這是「逞才」，但卻不能不嘆服其過人的才氣，而才氣的背後，是充沛的創造活力。逼人的才情，逼人的創造力，人活到這個份兒上，就夠了。
面對這一代思想學術上的創造，我常想：人的創造力究竟有多大，真的是無窮無盡，無窮無盡！在前輩面前，我們也不必自慚形穢，因為就人本來的資質而言，我們並不缺乏創造力。前人做得到的，我們也能做到，年輕人應該有這樣的志氣。
10. 把「承擔、獨立、自由、創造」的精神化為日常生活倫理
這就是「民國那些人」：這是有承擔的一代學人，這是有獨立、自由、創造精神的一代知識分子，他們因此而成為民族的脊樑，中國現代思想文化學術的頂天大柱，並且如魯迅的那樣，為我們「肩住了黑暗的閘門」。作為後人，得以得到這一代人精神的守護與滋養，是人生之大幸。但斯人遠去，黑暗依在，只有我們自己來肩住閘門，自己來承擔，自己來堅守前輩留下的獨立、自由、創造的精神，這是你們這一代，「80後」這一代的歷史使命，也是你們「建立信仰，確立生活目標與方向」的一個關鍵。
我最後要說的是，體現在這一代身上的「承擔、獨立、自由、創造精神」，也就是我們所要追尋的大學精神，所要傾聽的知識分子的真聲音。
追隨這樣的精神，傾聽這樣的真聲音，將把我們帶入人生的大視野、大境界、大氣概——如果我們只是咀嚼一己的悲歡，並且視其為整個世界，我們就太卑瑣、太可憐了。但我們還要自覺於、善於把這樣的「承擔、獨立、自由、創造」的北大精神化為日常生活倫理，落實到具體而微的生活實踐中，這就是我經常說的「想大問題，做小事情」。今天的中國大學生，應該繼承這樣的大學精神、知識分子精神，發揚光大，使自己成為既目光遠大，又腳踏實地的更為健全的新一代大學生：這都是「後死者」應有的歷史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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