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數「苦逼」青年科學家的五大困惑！

不久前，《自然》雜誌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對目前青年科學家群體面臨的困境作了一次深入的探討。

早在文章發表之前，雜誌社在社交網站發起了一個非正式的調查。當被問及青年科學家面臨的最大挑戰時，在約1.2萬名調查對象中有44%壓倒性地選擇了「為獲得資助展開競爭」。此外，約1/3的人感覺對他們的評價完全基於其發表的論文數量；另外1/3的人表示，他們發表過自己並不感到自豪的論文；16%的人表示，他們曾在科研中抄近路。而且，有高達65%的人表示，他們考慮過放棄研究。

這絕對是一個發人深省的調查結果。此後，這一話題持續在科學圈裡發酵。

基金之擠

早在今年9月，美國數字媒體公司Vox Media旗下新聞網站Vox就發表了一篇由三位研究者聯合撰寫的文章，他們調查了270名科學家，總結了現今世界科學需要解決的幾大問題，其中一個就是「青年科學家生活在緊張和壓力中」。

當研究人員詢問受訪的科學家對於科學有何困擾時，他們大多談的是科學研究的過程本身，諸如研究設計、同行評審等等。然而，這些反應往往來自擁有終身職位的科學家們。對年輕的科研人員來說，他們普遍認為自己並沒有得到應有的保障。

全球博士後供過於求，研究經費匱乏且終身教職在減少，許多博士後研究人員的職業前景暗淡，其中一些人卡在博士後的時間長達5~10年或更長。這和《自然》雜誌的文章所反映的問題如出一轍。

而對於國外年輕科研人員而言，基金申請的壓力是排在第一位的。在澳大利亞卧龍崗大學做了5年博士後研究員的喻海良在給《中國科學報》的回復中坦言，現實就是這樣。

喻海良每年從11月份就必須開始準備基金申請，而且必須持續到第二年3月份正式提交基金申請書。在澳大利亞科研基金申請中（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對於年輕科研人員擔任第一負責人獲得資助的幾率非常低，很多時候都是年輕科研人員寫好基金申請書，然後依靠資深科學家擔任第一申請人去獲得基金資助。

去年，他自己牽頭申請的一個基金未能獲得資助。今年以課題團隊負責人作為第一申請人，自己為第二申請人，則獲得了資助。「這樣的故事比比皆是，政府經費非常有限，年輕科研人員積累有限，和資深科研人員競爭難度非常大。」喻海良說。

大連理工大學物理學院教授趙紀軍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採訪時也明確表示，美國科學家寫基金申請書的時間比中國科學家長，命中率也低於我們，不是明星科學家幾乎很難獨立拿到基金項目。

除此之外，常被國內科學界詬病的論文數量，也有些意外地出現在了國外年輕科學家的選項中，雖然比例並不是很高。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國外的科學界也開始變得『斤斤計較』了，這已經成為了一個全球性的問題。」趙紀軍說，十幾年前，當他在美國做博士後時，情況遠不如現在這樣嚴重。

中科院院士、古脊椎動物與人類研究所所長周忠和認為，事實上，這與互聯網時代的到來、全球化發展的背景有著深刻的關聯。

信息爆炸、國際競爭，帶來了一系列的社會壓力和焦慮，而科學家的工作也在被拚命要求提速，強調成果。周忠和特別提到，近些年來，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對待大學出現了功利化的趨勢，「可這真的符合科學自身的發展規律嗎」？

生活之壓

關於青年科學家面臨困境的話題之所以引發熱議，是因為多少能引起年輕人的共鳴，然而各國之間，影響青年科學家成長的具體問題還是有所差異的。

重慶大學生物工程學院教授張義國分別在美國和英國的大學、科研機構學習工作了近20年，回國前任英國鄧迪（Dundee）大學醫學研究院癌瘤研究系高級研究員（CO-PI）。在他看來，跟國外基金申請成功率不到10%相比，國內科研人員在基金申請方面的壓力的確要小不少。

「尤其是受全球經濟危機的影響，國外科研機構得到的政府資助不增反減，但中國對科研經費的投入卻在持續增加。」張義國說，一般而言，只要研究內容「真材實料」，再加上連續申請，年輕科研人員想要得到國家青年科學基金支持並不是太難。

在趙紀軍看來，國內青年科學家面臨的壓力首先來自生活。國內青年教師（簡稱「青椒」）的工資收入低常常是他們自嘲的主要內容。這不意味著，這些年輕人的日子比過去的科學家過得更為清苦。

「重點在於，社會生活成本急劇增加，而科學家與科學家之間的收入差距被拉得過大。有資歷的和沒資歷的，海歸和不是海歸的，有頭銜和沒頭銜的，待遇有著天壤之別。這種差異超過了他們之間能力的差異。」趙紀軍坦言，這種不公平感相較國外更為突出。

以各種人才計劃、人才頭銜為例，初衷是希望資源向優秀的人才有所傾斜，它們事實上也起到了積極的正面鞭策作用。但是，如果這種傾斜過度，無論是收入待遇還是學術資源，都會帶來機會的不平等。

競爭之酷

而對於科研本身的壓力，趙紀軍認為，青年科學家突出面臨的是一種「短跑式」的競爭。這種競爭模式與現有的評價制度密切相關。

「一切以數量說話，論文數量、影響因子、經費數量、人才頭銜數量，且必須在指定年限內。」趙紀軍說，無論是學校排名、學科評估還是人才評價，這些量化指標都是最重要的。

這種短跑式的競爭之所以對青年科學家影響更大，是因為沒有這些好看的數字，就得不到晉陞，得不到晉陞就沒有體面的生活；沒有一定的學術頭銜，在社會上競爭學術資源時也就處於劣勢。

張義國認為，競爭與淘汰本無可厚非，但前提是制度本身是否合理、公平。青年科學家正處於科研創造力最旺盛的黃金時期，如果都以追求這些數字、頭銜為科研目的，他們如何發掘原創性的基礎研究內容，如何學著思考學科發展的深層次問題，如何做有自己獨特見解的能夠長期積累的選題。真正有能力的科學家還可能因為短期內出不了成果而遭到逆淘汰。「這不僅對青年科學家不利，對國內整個科學事業的發展都是不利的。」

「事實上，我們需要鼓勵年輕人的恰恰是非功利性的，有志氣、有熱情地去做一項創造性的研究，少而精，而不是一味跟著大項目、大熱門，到頭來只為別人的發現補充了證據。」張義國直言。

過渡之難

2012年，中信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關於「大學青年老師生存實錄」的書——《工蜂》。作者帶領課題組在北京、上海、廣州、武漢、西安5個城市調查了5000 多名大學青年教師的工作生活狀態。工蜂是蜜蜂中最累的，而高校青年教師也是學術體制中最辛苦的。

書中所反映的「青椒」生活，一方面收入微薄，處在高教體系的最底層，另一方面也缺乏人文關懷，被任其自生自滅。關於後者，趙紀軍的看法與其不謀而合。

高校教師、科研人員從來都被視為一項較獨立的職業群體，自由度和靈活性都很高。但對於剛剛博士畢業，或者短期博士後出站的年輕人來說，想要成為一名真正獨立的教授，往往還有很長的一段路。無論是教學還是科研，他們都需要資深教授或者團隊的幫扶。

與研究所以團隊為主的發展模式不同，在高校，新進的年輕教師如果沒有加入團隊，就需要完全依靠自己搞定所有工作內容、建立各種社會關係。「但是，高校資源主要傾向於資深教授以及有人才頭銜的科學家，普通的青年教師得到的支持力度少，來源單一，如果無法完成角色轉變，找准方向，明確職業規劃，幾年之後很容易被體制淘汰出局。」趙紀軍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

在西方，相對完善的博士後制度可以幫助年輕人在一段時間內專註於研究工作，打好研究基礎，積累成果從而在學術上立足。在這個較長的過渡階段，他們往往會成為大科學家身邊的資深助手，儘管職位不穩定，甚至被吐槽遭老闆「使喚」，也不能否認這是青年科學家學術能力鍛煉、培養的重要過程。

張義國提到，這一過程在國內因為一些制度性問題發展非常不健全。「年輕人在進入重點高校、科研機構之前，應該先接受至少4年的博士後工作。但目前在國內，這一過程常常被忽略，完成一期博士後要求的時間過短，管理職權也不應該歸屬行政機構，而是應該交給教授團隊。」

趙紀軍也建議，高校的年輕教師如果沒有經歷足夠的過渡性訓練，應該儘可能地加入研究團隊，即便沒有團隊，也希望能夠得到本單位、本領域資深教授的一些指導和幫助。

選擇之痛

2015年，《自然》雜誌曾發起過一項對處於職業生涯早期的研究人員的調查。根據回收的3400份問卷調查，顯示大多數年輕研究人員對於學術界的工作還是有強烈的偏好。在全世界科研機構崗位已經難以承擔越來越多科研人員的現實下，這樣的回答顯得讓人驚喜又矛盾。

有意思的是，也有超過60%的受訪者稱，他們「可能」，或「非常有可能」會在企業找工作。這表明，年輕人對其他出路也是持開放態度的。事實上，在美歐，過去獲得生物學博士的大多數人都會進入學術界，而現在只是一小部分人的選擇了。

因此，這項調查同樣充滿了深意。

儘管有些殘酷，但在張義國看來，科研工作本質上就是一個高淘汰率的職業。在競爭更為激烈、壓力更為巨大的當下，它也從另一個角度迫使年輕人真正去思考為什麼要選擇做科研這條路——你對它是否出於最簡單的喜愛和追求，學術對於你的意義是否足夠支持你為此付出加倍的努力。

「為減輕科研人生選擇的博弈壓力，我們是否該檢視一下『與年齡限制』相關的政策，再深度思考怎樣做，才能讓暫時的失利再燃起新希望：是重整再戰或是轉換跑道，這也是一個開放性的社會問題。」張義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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