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毛澤覃頂撞毛澤東說了句什麼讓其觸動極大

毛澤東曾講到中央蘇區時期有一次和毛澤覃爭論，氣急處舉手就要打，毛澤覃說了一句「共產黨不是毛家祠堂」，對他觸動很大。

毛澤東1923年在中共三大上被選為五位中央局委員之一，負責組織工作，還兼任中央局秘書，協助中央局委員長陳獨秀處理中央日常事務。當時中央的文件需委員長和秘書聯合簽署才能發出。可見，毛澤東在30歲的時候，便干起了黨內事實上的「二把手」。可一年後，他便離開了這個崗位，此後便在黨內政治生活中起起伏伏，屢受排擠和打擊。一直到1935年的遵義會議，才進入核心決策層。

遵義會議前毛澤東在黨內的境遇，某種程度上反映出中共早期領導層變動不穩的特點。在早期領導層中，除陳獨秀作為主要創建人具有特殊地位外，其他領導人的地位是經常變化的，看不出一定之規，常常是一個人上來干一段，如果不行，再換人來干。參與決策的領導層人員，變化很大，很不穩定。總體上既有淋漓盡致的熱情探索，又有眾聲喧嘩的極端爭吵，更有大浪淘沙的艱難選擇。這種情況，必然使中共早期領導層在領導能力上打些折扣。對此，鄧小平晚年曾談道：「遵義會議以前，我們的黨沒有形成過一個成熟的黨中央。從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到王明，都沒有形成過有能力的中央。」

怎樣理解鄧小平說的不「成熟」和沒有「能力」？

人們首先想到的是體制，也就是說，那時候一群年輕的人領導一個年輕的政黨，對自身領導人的選擇還缺少成熟的機制。

從年齡結構看，在陳獨秀之後主導中央決策的，基本上是不到30歲的年輕人。瞿秋白、李立三先後主持中央工作時，分別是28歲、29歲。任弼時23歲時入中央政治局，24歲便擔任政治局常委。主導中央決策的王明、博古也大體是這個年齡。博古24歲便被推舉為黨內總負責人。作為革命家，這種年齡在信仰的激發下，敢想敢幹，具有充滿活力和激情的優勢。而作為政治家，卻正是經受歷練的時候，自然還不成熟。但他們卻又顯得很自負。博古後來回顧自己擔任中央總負責人的心態時說，「在上海中央破壞以後，由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指定我做臨時中央負責人。當指定我做這個工作的時期，我並沒有感到不能擔任領導整個黨這樣的事情」，相反，「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不請教任何人，覺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發展了剛愎自用，不願自我批評，不願聽人家批評」，「臨時中央到了蘇區以後，這個時候我只是形式上推一推，『請別的同志擔負吧！』別的同志說，『還是你來吧』，我說，『好，就是我』」。毛澤東比這批人年齡大一點，但那時的個性也是針尖對麥芒。1924年他離開中央領導崗位，一個重要原因便是同陳獨秀有意見分歧。1929年在紅四軍七大上，他擔任的前委書記一職被選掉，除了因為紅四軍領導層意見分歧很大外，還有一個原因是大家感覺他有家長製作風，脾氣大，於是轉而選舉28歲的陳毅。紅四軍八大通知毛澤東開會，毛澤東表示，是非問題不解決，就不參加會議，寫信說要打倒八面玲瓏的「陳毅主義」。前委據此給了他一個黨內「警告」處分，命令他馬上去開會。毛澤東後來也總結過當時自己的一些不足，比如，他曾講到中央蘇區時期有一次和毛澤覃爭論，氣急處舉手就要打，毛澤覃說了一句「共產黨不是毛家祠堂」，對他觸動很大。不少親歷者在回憶中都說到，毛澤東的這種性格是在遵義會議後開始改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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