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步維艱的私人博物館：誰來為情懷買單？

中國現有私人博物館近2000家，其中絕大部分處於虧損狀態，超半數至今「隱姓埋名」，從未到相關部門進行登記註冊

10月13日上午9時許，姚遠利面前的煙灰缸已經堆滿煙蒂，不足10平方米的辦公室煙霧繚繞，這位70歲的「北京科舉匾額文化館」（下稱「匾額館」）館長卻渾然不覺，隨手又燃起一根香煙。

在他的暗紅色辦公桌上，擺著一份來自韓國的邀請函——11月10日，他將應邀參加由韓國國學振興院舉辦的《傳統匾額的記憶遺產價值》研討會，其中的一項內容就是討論韓國匾額文化的申遺。

「韓國都要申遺了，中國的匾額博物館卻還在生死線上掙扎。比起來，中國的匾額文化不比韓國深厚多了?」姚遠利嘆了口氣，將手中尚未燃盡的香煙摁滅。

辦公室門外，是空無一人的展示大廳，為了省錢，五個展廳的燈全都沒有打開，1000多塊承載著中國科舉文化史的匾額靜默懸掛於幽暗的牆壁上。博物館門外，一座明代石坊在濃厚的霧霾中矗立著。姚遠利不知道，這個每年都要燒掉他幾十萬元積蓄的博物館還能支撐多久。

姚遠利的困惑並非孤例。數據顯示，中國現有私人博物館近2000家，其中絕大部分處於虧損狀態，超半數至今「隱姓埋名」，從未到相關部門進行登記註冊，因經濟壓力關停轉賣的更不在少數。

舉步維艱

11點多，「匾額館」終於迎來了它當天的第一位參觀者，她手中拿著從書店購買的「北京博物館通票」，價值120元，可免費參觀一百多家博物館，「匾額館」位列其中。工作人員為她打開了展廳的燈，扭身走了出去。

「我來北京出差半年，已經用通票轉了十來家博物館，基本上都挺冷清的。官辦博物館一眼就能分辨出來，因為那裡面的工作人員特別多。」這位來自哈爾濱的鄭女士告訴本刊記者。

「這種通票的收益與博物館無關，其實門票的收益對於博物館來說微乎其微，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計。」姚遠利說。

姚遠利與匾額的緣分始於1998年，當時他在潘家園花2700元收藏了第一塊匾——「選舉孝廉方正」匾，為宣統元年（1909年）主持孝廉方正制科考試的官員黎殿元所立。當時業界普遍認為，科舉制度在1905年就被廢除了，實際情況卻是當年廢除的只是常科，而制科又持續了一段時間，這是根據皇帝特旨及國家對特殊人才的需要不定期舉行的一種選拔官吏的方式。

小小的匾額蘊涵著深厚的歷史文化，姚遠利慢慢著了迷，開始大量收藏，而且專門從科舉匾額入手。

當時，流傳於民間的匾額大多數只是百姓家中的擺設，收購商更注重匾額的品相，喜歡華麗的祝壽匾，而忽視了簡約的科舉匾。「我教會了匾額販子『狀元 、『進士"是怎麼回事，後來他們明白了，就讓我出高價。」姚遠利笑著說。

到2007年，姚遠利收藏的匾額已經達到500多塊，他決定與世人共享，拿出半生積蓄買下高碑店一處方方正正的中式四合院，並將所有珍藏悉數搬來，辦起了匾額博物館，還專門聘請了七八個大學生來館內當講解員。

姚遠利本以為，通過門票和紀念品開發，博物館應該能夠實現收支平衡，以館養館。實際情況卻並不盡如人意，紀念品曲高和寡，少有人問津，顧客也基本上依靠各大高校組織的學生參觀團。非典之後，學校基本上不再組織集體活動，博物館也經常一整天都沒顧客。為節約開支，姚遠利遣散了全部解說員，只保留了他和副館長賈偉兩個正式員工。

「高碑店政府每年也給一些補貼，但數額越來越少，去年給了幾十萬元，今年只有9萬元。連基本開支都不夠，全靠個人往裡貼錢。」姚遠利稱。

與他同年建館的「胡同張」張毓雋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他曾經建立了北京市唯一的「老北京民間藝術館」，但僅生存了短短四年時間。雖然當時的展出場所由丰台區政府下屬企業免費提供，但裝修布展等各項開支依舊燒掉了他百萬資金。僅靠每人十元的門票，收入甚微。

2011年，展出場館被企業收回，「胡同張」無處落腳，只好將親手打造的百米「北京印象」胡同風情藝術品分拆成塊，和上千件展品一起堆放到唐山的親戚家中。

之後的幾年，「胡同張」一直在尋找合作企業，希望能將博物館再開起來，「如果這個館永遠消失了，將是一個非常遺憾的事兒，我還是想讓大家通過博物館對北京有所了解。」張毓雋說。

北京市文物局一位相關負責人表示，「在國外，私人博物館的資金來源廣泛，除了私人資金，還有基金會、慈善捐款和公司贊助。而本市的民辦博物館基本上只能靠舉辦者的私人資金維持運營。」他曾經呼籲政府儘快為私人博物館制定稅收優惠政策。

另闢蹊徑

70後楊子禕為他的「老物件博物館」選擇了一條完全不同的路——免收門票，以販養藏。作為伴隨著網路成長起來的一代人，他成立了一間「將軍罐電影工作室」，並將其搬上淘寶，將博物館收藏的東西在網上進行出租和銷售。

「比如我收回來十件老物件，賣掉兩件，用這兩件的利潤來收藏另外八件。」楊子禕說。除此之外，他收藏的那些老物件還經常會被電影廠、電視台、酒吧、咖啡廳等租賃使用。通過滾雪球的方式，楊子褘從一百塊錢起家，將資產滾到了一百多萬。生意最紅火的2010年到2013年期間，淘寶上每個月的流水都在一萬以上，「一年流水十幾萬，能掙百分之七八百。」

2014年之後，市場上出現了大量的老物件鐵皮模型，淘寶也瞬間湧出上百家出租網店，對「將軍罐」的衝擊很大。楊子褘開始將精力轉移到線下，辦懷舊展，拍微電影。「守著老物件，有人來講講故事，傳播一下懷舊情懷。我把這當成了一種樂趣，一種生活方式。現在我的庫房裡存放著一萬多件老物件，每件東西都有一個故事，這才是人生的財富。」

現在，「將軍罐」在北京的老物件行業內已經小有名氣，「將軍罐」甚至已經直接代替了楊子褘這個名字。

也曾經有人出價150萬元要購買「匾額館」門口的明代石坊，姚遠利拒絕了，「只要一開始賣，離倒閉也就不遠了，來買的人選的都是精品，留下些糟粕，博物館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行業內還有人發揮身份優勢，利用博物館的展覽空間承接活動，上海的陸漢斌就是如此。他的打字機博物館主要收入來源之一就是中國與捷克等歐洲國家的文化交流活動，每年至少舉辦兩次，每次的收入在100萬元以上。陸漢斌說：「不策劃活動，博物館根本維持不下去。」

不過，他的收入模式並非人人皆可複製——他曾旅居捷克20年，一直從事中國與捷克及其他歐洲國家間的貿易工作，上海官員、商界文化界人士去捷克，許多都由他負責接待，「我既是活動的召集人，又是策劃人、講解人，還負責處理政府、媒體等公共關係」。

日子最好過的是盈利公司下屬的私人博物館。其中最具典型意義的是香港富華國際集團主席陳麗華投資2億元興建的「中國紫檀博物館」，作為北京市一處重要的公益性文化景觀，該館已於2003年底被國家旅遊局評為國家4A級旅遊單位。

「民營（私人）博物館應該思考如何為國家文博事業發展做出貢獻，不能坐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要建設共同的發展平台。這不僅是博物館發展的需要，更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 中國國家文物總局副局長、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理事長張柏說。

但如何從政策層面支持這些民營博物館的發展，卻始終難有定論。姚遠利依舊常年奔走呼籲政府創辦「匾額學」，希望通過建立學說來引起社會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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