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麗新世界」還是「大同世界」？——當代中國科幻小說中的數碼革命
摘要
自1970年代以來，中國科幻小說中開始越來越多地出現對數碼技術的想像。然而，在類似於《小靈通漫遊未來》這樣的早期作品中，無論是「電視手錶」還是「環幕立體電影」，都僅僅是一種點綴未來美好生活的技術奇觀，而幾乎沒有涉及到這些技術所可能引發的社會與文化變革。自那之後近四十年間，中國逐漸變成一個數碼產品大國，中國的科幻作家們不僅親身經歷了一個數碼轉型的時代，也同時將他們對於這個時代的體驗與思考呈現在科幻小說中。在一些作品中，互聯網、電腦遊戲和虛擬現實技術，共同創造出一個消除了一切樊籬的「數碼烏托邦」，在另一些作品中，數碼技術則麻痹了人們的感官，帶來「美麗新世界」一般陰暗的惡托邦想像。本文首先簡要勾勒了這一時期相關題材作品的主題與形式特徵，並在此基礎上分別討論了三位出生於1980年代的青年科幻作家，寶樹、陳楸帆、夏笳的近期作品。這些作品中主人公對待數碼革命的不同態度以及不同的鬥爭方式，可以為我們反思數碼轉型及其可能引發的後果提供有益的啟示。
關鍵詞：中國科幻 數碼革命 諸眾
共同性 生命政治
王瑤
自1970年代以來，中國科幻中越來越多湧現出有關數碼技術的想像。在葉永烈發表於1978年的《小靈通漫遊未來》中，已構想出「電視手錶」、「微型半導體電視電話機」、「環幕立體電影」等高科技數碼產品。但這些描寫僅僅作為一種點綴未來美好生活的技術奇觀出現，而幾乎沒有涉及到這些技術所可能引發的經濟、社會與文化變革。葉永烈本人也在多年之後談到：「現在重讀《小靈通漫遊未來》，最大的缺憾是書中沒有寫及電腦。電腦如令已經無處不在，到處引發智力革命。就連我的這篇文章，也是用電腦寫出來的。但是，小靈通居然在『未來市』沒有見到電腦，這不能不說是極大的『失職』。」1
自《小靈通漫遊未來》發表之後近四十年間，中國逐漸變成一個數碼產品大國，中國的科幻作家們不僅親身經歷了一個數碼轉型的時代，也同時將他們對於這個時代的體驗與思考呈現在科幻小說中。在一些作品中，互聯網、電腦遊戲和虛擬現實技術，共同創造出一個消除了一切樊籬的「數碼烏托邦」，在另一些作品中，數碼技術則麻痹了人們的感官，帶來「美麗新世界」一般陰暗的惡托邦想像。本文首先簡要勾勒了這一時期相關題材作品的主題與形式特徵，並在此基礎上分別討論了三位出生於1980年代的青年科幻作家，寶樹、陳楸帆、夏笳的近期作品。這些作品中主人公對待數碼革命的不同態度以及不同的鬥爭方式，可以為我們反思數碼轉型及其可能引發的後果提供有益的啟示。
一、數碼時代的「中國夢」
1.網路人民大會
1989年2月，電腦工程師劉慈欣利用業餘時間完成了長達八萬字的《中國2185》。2 小說描繪了未來中國，電腦和網路技術全面普及，全國二十億公民可以在線參與「人民大會」，通過「國家電腦總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大會管理軟體」，以在線投票的形式參與民主討論，與「最高執政官」直接對話。一位青年科學家將幾個死去老人的大腦掃描後上傳到網上，成為永生不死的「電子幽靈」。其中一個老人對當前國家局勢不滿，為了「替老祖宗管管這幫不要臉的小東西」，他化身為病毒侵入電腦總網，企圖掌控整個國家，從而引發一場騷亂。
不久之後，劉慈欣又創作了長篇小說《超新星紀元》，講述一顆超新星爆發之後產生的輻射，令地球上的成年人全部患病死去，只有11歲以下的孩子們倖存下來，共同創建屬於他們自己的新時代。3 小說前半部分著重描寫了中國的三位小領導人在超級量子計算機「大量子」的幫助下，努力維繫國家運轉。然而與此同時，全國兩億孩子們卻在網路上建立起一個名為「新世界」的虛擬國家，這個國家不需要政府和領導者，而是通過「網路全民大會」，由孩子們自己討論決定各種事務。這些孩子們不願意回到現實中去工作，覺得「累、無聊、失望」，而渴望在虛擬現實中建造「一個好玩兒的世界」。
作家劉慈欣
在這兩部作品中，劉慈欣從多個方面探討了數字化與互聯網技術如何參與一個「新中國」的建設，其中有希望也有噩夢：無論是冥頑不化的老人在虛擬世界中建立的「華夏共和國」，還是幼稚任性的孩子們所建造的「糖城」，都幾乎將國家拖入毀滅的邊緣；「網路人民大會」可以做出與最高執政官意見相左的、不理智的決議，也可以在敵軍壓境之際，讓舉國上下一夜之間組織起來，「使一大塊鬆散的石墨在一瞬間轉化為堅硬的金鋼石」。這些情節其實圍繞著同一個議題：數碼時代的人民民主應如何實現？這種人民民主與政治權威之間的關係又是什麼？對於這個問題，劉慈欣一方面借筆下人物之口指出：「任何時代都需要權威，不然人民會吃虧的。」然而另一方面，他又在《中國2185》中創造了「飛蝗群」這一形象。這是一群騎著「飛摩托」在城市夜空中集體狂飆的孩子，他們依靠神秘的心靈感應自發組織起來，並能夠與最高執政官心有靈犀。在電腦總網癱瘓之際，正是「飛蝗群」從天而降，協助執政官拯救了國家。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劉慈欣對於「人民」這一概念最為激進的烏托邦想像：紅衛兵+移動互聯網。4
2.城市之夢
從九十年代中期開始，一批出生於70年代的科幻作家創作了一系列與電腦和網路相關的科幻作品。這些作品的主人公多是大都市中的小人物（大學生、小職員、程序員），他們在現實社會中感覺到壓抑、苦悶和無聊，渴望逃往「別處」。虛擬世界為他們提供了平行於現實之外的另一處飛地，提供了關於平等和自由的許諾，以及超凡脫俗的感官體驗。然而與此同時，虛擬與現實之間的巨大落差，又帶來精神上的空虛與幻滅。可以說，作為中國最早一批接觸網路文化的年輕人，這些作家們將自己真實的體驗寫入了科幻作品中。
譬如在柳文揚的《斷章：漫遊殺手》5 中，男主角「大陸」在虛擬世界中呼風喚雨，在現實中卻只是一個碌碌無為的小職員，終日蝸居在狹小的公寓里，靠廉價的方便食品維生。小說結尾處，大陸從網路中退出來後，忽然感覺百無聊賴，他推開幾年沒碰過的臟窗戶向外面望去：
斷章
漫遊殺手
因為很久沒有人關照，外面那個老世界顯得陰鬱，黯淡。城市是灰色的，令人意興蕭索。然而在它內部，有一個夢，巨大、光怪陸離、飛速旋轉的城市之夢。每個人都不可抗拒地成為這彩色旋渦中的一條小魚。和這個華麗的大夢比起來，幾個小人物偶爾的嘆息又能算什麼呢?6
在這裡，作者敏銳地把握到了一種對於九十年代都市青年來說極為普遍的身心狀態。虛擬世界所象徵的「城市之夢」，形象地描繪出資本流動所營造出的迷人幻象。正如同齊澤克曾指出，今日真實世界與虛擬世界之間的對立，其根源正在於資本增殖過程中的內在矛盾，也即是馬克思所指出的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之對立：
這裡我們遇到的，是真實與虛擬之間裂隙的兩個不同版本（the two versions of the gap between reality and virtuality）：一個存在於真實的生產與虛擬的資本領域之間，另一個在經驗的現實和賽博空間（cyberspace）中的虛擬現實之間，而這兩種版本之間出現了意識形態短路。很明顯，存在於我迷人的熒幕角色與熒幕下那個名為「我」的悲慘肉身之間的裂隙，可以轉譯為對於資本投機循環之真實和貧苦大眾的單調現實之間差異的直接經驗。7
3.「鄉土中國」與「美國夢」
與這些作品相比，王晉康的《七重外殼》8 則將虛擬與現實的關係繼續向前推進。小說主人公是一位名叫甘又明的中國大學生，他接受美籍華裔姐夫斯托恩·吳的邀請，來到美國B基地，體驗能夠讓人完全融入虛擬世界的電子「外殼」。按照約定，進入虛擬世界的甘又明如果能夠找到系統漏洞，分辨出真實與虛幻，就能得到一萬美元的獎金。實驗中，甘又明一次又一次脫下外殼，自以為返回「真實」，卻一次次發覺自己依然在虛幻之中。這些以假亂真的虛擬世界中充滿毒品、犯罪、濫交、同性戀等情節，如同一場荒誕不經的「美國夢」。甘又明原以為自己憑藉理性，可以輕易識破「夢」的虛假性，然而隨著實驗不斷深入，他卻逐漸喪失了這種自信。最可怕的是，「外殼」可以將每個使用者自身獨一無二的隱私與記憶提取出來，天衣無縫地組織到幻境中去，使得幻境像一個可以不斷吞食、消化吸收和生長的怪物一樣，最終徹底取代「真實」。
實驗結束後，甘又明失魂落魄地回到家鄉，一個荒僻而封閉的中國小山村，見到多年未曾謀面的年邁父母。對他來說，這裡是遠離幻境的最後一方凈土，也是他尋找真實自我的文化之「根」。但小說最後揭示的一處小細節，又令他禁不住懷疑自己仍在幻境中。就像上世紀末的各種懷舊文化與「文化苦旅」一樣，對於「精神家園」的追尋，同時亦是對於幻象複製再生產的過程。按照齊澤克的思路，小說最後的開放式結局，正傳遞出我們對於虛擬資本主義的深切恐懼——它依靠幻象的不斷增殖而維繫自身運轉，而層層幻象背後卻空無一物。
從這個角度來說，當代中國科幻中的數碼技術想像，可以被視作中國社會轉型的某種表徵。「現實」與「虛擬」之間的落差，生動地勾勒出工業與後工業、現代與後現代、「鄉土中國」與「全球化之夢」之間的深刻裂隙，更為重要的是，科幻作家們通過筆下人物的遭遇，不僅傳遞出自身對於這些社會轉型的經驗，也同時將某種集體性的政治無意識組織到作品文本中。
二、數字化生存、諸眾與革命
1.數碼時代的生命政治
新世紀以來，隨著社交網路、移動互聯網、可穿戴式設備、大數據、智能軟體等一系列新概念的出現，虛擬與現實之間的界限變得愈發曖昧不清。「數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從科幻小說中的設想變成真切的社會現實，而這亦為科幻作家們的創作提供了新的靈感。在一些更加晚近的作品中，我們會看到，數碼技術不僅對個人的生存提出問題，也同時關涉到社會交往、社群文化和集體主體性生產的問題，從而將數碼轉型背後的文化政治議題更加清晰地呈現出來。
根據當代義大利左翼思想家對馬克思機器與勞動理論的重新解讀，伴隨全球資本主義生產與生活方式的變化，非物質勞動（immaterial labor）——也即是生產一種非物質商品（如一種服務、一種文化產品、知識或交流）的勞動，代替過去的物質性勞動佔據了主導地位。按照奈格里和哈特在《帝國》（Empire）中的闡釋，非物質勞動主要包含兩個方面：其一是被計算機與自動化技術所抽象化的勞動，也即是對代碼和信息的控制；其二則是人類交往和互動中的情感勞動，它生產的是社會網路、共同體的形式和生命權力（biopower）。9 可以說，非物質勞動的過程同時也就是語言交流和知識共享的過程，它創造的不是實體產品，而是馬克思所說的普遍智力（general intellect），是信息、文化、知識和情感，是勞動者自身的主體性。從而，「在對於其自身創造性能量的展現中，非物質勞動似乎為一種自發和初級的共產主義提供了潛能。」10 在《諸眾》（Multitude）和《大同世界》（Commonwealth）兩本著作中，奈格里和哈特進一步闡述了這一過程所蘊含的革命潛能，包括諸眾對於共同性的生產，生命政治生產中勞動與技術的關係，另類主體性與對抗的可能性，等等。儘管這些論述在今日批判理論界依舊存在諸多爭議，但其中一些關鍵概念，可以為我們思考當代科幻小說中的數碼轉型提供獨特的切入角度。
下文中對三位青年科幻作家的近作分析，即是從這樣一種批判的視角展開。這其中最為核心的問題，是在作品所描繪的不同社會場域中，資本對於個體的統治形式，諸眾的抵抗策略，以及數碼技術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2.網路明星·宅男之愛
寶樹的中篇小說《人人都愛查爾斯》11 ，是中國科幻中較為少有的一篇深入討論大眾傳媒、超級明星與粉絲經濟的作品。小說擬想了一種「感官直播」技術，人們通過在大腦中植入晶元，可以接收來自另一個人的視覺、聽覺、味覺、觸覺等各種感官信號，就好像過著另一個人的生活。開發這一技術的跨國大財閥為了推廣該技術，包裝出草根明星查爾斯·曼，讓他24小時直播自己的生活，成為全球千萬人爭相關注的偶像。在粉絲們眼中，查爾斯是「獨一無二的」，因為他不僅事業成功，更喜歡在公眾面前張揚自己的特立獨行，展現自己「真實的人生」，並鼓勵每個普通人都去「做自己」。但反諷的是，查爾斯之所以能夠出名，是因為背後有經紀人的策劃和資本力量的推動，而感官直播則進一步為他聚集了人氣。歸根結底，查爾斯本人並沒有任何過人之處，是因為他被選中成為直播時代的形象代言人，才由此變成獨一無二的「大寫的人」。12
粉絲經濟時代
小說中的另一位男主角宅見直人是查爾斯的忠實粉絲，每天蝸居在狹小的單身公寓里足不出戶，除了完成最基本的吃喝拉撒和最低限度的工作之外，其餘時間全部用來關注查爾斯的直播。對直人來說，自己卑微的人生，正反襯出查爾斯的偉大。只有成為查爾斯·曼，他才能感覺到作為一個人的價值、尊嚴和自信。在這裡，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這種「網紅經濟學」背後的心理驅力。查爾斯所宣揚的理念——每個人都去追求自己獨一無二的價值，恰恰是後工業時代大眾傳媒精心建構的一種意識形態幻象，一種引發無窮焦慮和慾望的文化商品。通過佔有查爾斯的影像，粉絲們想像性地獲得那種獨特性，同時自己也被象徵秩序所捕獲。而這種獨特性本身其實是一種人為製造的「超真實」，它從根本上顛覆了真實存在的根基，同時掩蓋真實的缺場。可以說，這個人人心嚮往之的「查爾斯·曼」，正是意識形態的一個「崇高客體」，「成為查爾斯·曼」變成來自「大他者」的絕對律令，無論查爾斯的粉絲，還是查爾斯本人，都無不臣服於這一律令。
小說結尾處，查爾斯發現了大財閥試圖通過大腦晶元控制民眾的陰謀。他選擇終止直播，做一個平凡卻真實的自己。直人也接受了鄰家女孩朝倉南的示愛，鼓起勇氣經營屬於自己的幸福。然而一年之後，查爾斯卻被財閥密謀害死。直人與朝倉分手後陷入消沉，正在此時，他得知一家公司正在出售查爾斯過去十年中所有的直播數據。這一次，他毫不猶豫地付了款，期待在重播中再次與查爾斯融為一體。小說結局展現出一種宿命般的無力感——查爾斯死了，但大寫的「查爾斯·曼」如幽靈般永生。直人心甘情願臣服於這幽靈的詢喚，徹底放棄了一切抵抗。
正如同大多數科幻惡托邦故事一樣，在《人人都愛查爾斯》中，主人公發現世界被邪惡的力量控制著，他嘗試抗爭，最後卻發現規訓無處不在，甚至連抗爭本身也不過是規訓力量的一部分，而數碼技術則是導致抗爭失敗的最直接原因，它就像《一九八四》中無處不在的「電幕」，或者《美麗新世界》中令人沉醉的「感官電影」，或電影《黑客帝國》中的「母體」（Matrix）一樣，控制著每一個個體的行為和慾望。換一個角度來看，這一類故事描繪的正是資本對於勞動的「實質吸納」（real subsumption）過程，也即是將勞動者的身體、知識、情感、慾望、都吸收組織到資本再生產過程之中。按照奈格里的解讀，資本從形式吸納（formal subsumption，也即是對資本主義外部社會資源的吸納）到實質吸納的過渡，正對應於從現代到後現代，從福特製到後福特製的轉變，而通過消費環節來生產剩餘價值，則成為後一種模式的主要特徵。在此意義上，《人人都愛查爾斯》正描繪出實質吸納的某種極端形式：通過關注查爾斯的「感官直播」，直人的全部生命時間都被資本所吸納，而「查爾斯·曼」這個形象所負載的巨大象徵資本，正是由千萬個像直人一樣的粉絲在這樣的生命時間裡共同創造出來的。與此同時，資本不僅通過壟斷查爾斯的形象圈佔了這部分價值，更進一步通過操縱這一形象而製造出更多粉絲，使不平等的生產關係得到持續再生產。
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小說最後的結局：無論查爾斯還是直人，都嘗試通過追求屬於個人的幸福生活來暫時遠離「感官直播」，但這種抵抗方式並未真正顛覆這一資本再生產模式，因而註定要以失敗告終。作為數碼技術的主要消費者，直人的悲劇命運，體現了他所代表的都市小資產階級自身的軟弱性和局限性。而要打破這種悲劇宿命，則必須突破這一群體的視野局限，去尋找不一樣的敘事空間。
3.垃圾人·數碼暴動
與《人人都愛查爾斯》不同的是，在陳楸帆的長篇作品《荒潮》13 中，數碼技術不僅是資本控制勞動過程的手段，另一方面，也在被壓迫群體的反抗中發揮了積極作用。《荒潮》的故事發生於一座半真實半虛構的廣東沿海小島「硅嶼」上（以陳楸帆的家鄉「貴嶼」為原型）。該島以回收處理來自全世界各地的電子垃圾為主要產業，劇毒物質滲入水、空氣和土壤中，造成環境全面惡化。羅、林、陳三大宗族勢力把控著當地經濟命脈，來自內地農村的青年農民工則在他們監管下，從事著報酬微薄且毒害身體的垃圾處理工作。在「本地人」與「垃圾人」之間，存在著深刻的隔閡與仇恨。
在小說所描述的近未來，媒介與信息成為主宰一切的權力。大城市居民可以隨時隨地通過可穿戴數碼產品和植入身體的人造義體（如電子眼）接入高速網路，享受數碼生活的便利。與此同時，在每天與電子垃圾打交道的垃圾人中間，卻產生了一種獨特的數碼朋克文化。他們使用城裡人淘汰不用的山寨版增強現實眼鏡，偷偷下載非法電子毒品，繪製會隨體溫改變顏色的紋身，甚至用廢棄義體中取下的部件改裝自己的身體。故事女主角「小米」是一名柔弱的垃圾人少女，因為一次意外，被來自美國某實驗室的醫學垃圾上所攜帶的病毒感染，大腦發生異變，產生了一個名為「小米1」的超級人工智慧，從而引發一連串風波。
小說最主要的一條線索是圍繞垃圾人與本地人之間的鬥爭展開的，而數碼技術則在這場鬥爭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當小米被羅家派出的打手帶走之後，垃圾人壓抑的憤怒被點燃，決心向本地人宣戰，奪回小米，而羅家則利用遍布全城的智能監控系統嚴密監視垃圾人的言行。在垃圾人首領李文（一位天才黑客）的布置下，垃圾人們戴上了經過程序調製的增強現實眼鏡，只要兩個人將腦袋湊近，就能把一個人用眼鏡錄下的視頻傳遞給另一個人。依靠這種像蟻群一般隱秘的、不需要語言交流的信息傳遞方式，垃圾人們建立起一張流動的人肉情報網路，以繞過智能系統的監控。在這樣一種對抗過程中，垃圾人發展出屬於自己的組織和協商方式，並開始初步產生一種階級意識。
小說高潮一幕發生在一個颱風之夜，大腦變異之後的小米運用經改造的增強現實眼鏡，將數百個垃圾人的視野與意識融為一體，帶領他們聯入高速網路。他們進入附近一座城市的伺服器，通過城中數十萬攝像頭，小米-垃圾人獲得了一種超越人類生理極限的廣闊視角，可以同時看清所有城市居民的眾生相，「他們躲藏在城市明亮或昏暗的角落裡，腰纏萬貫或不名一文，享受著技術帶來的便利生活，追逐人類前所未有的信息容量與感官刺激」。然而，這些便利與刺激帶來的卻是貧困和不自由，這使得小米「竟然開始同情這些文明的寵兒」。14 在這裡，小米-垃圾人看見的正是宅見直人的悲慘人生。通過「我們」與「他們」（「垃圾人」與「城裡人」）之間的深刻視差，小米-垃圾人得以超越自身物質條件的局限，獲得一種對於社會生活總體性的批判視角。
在此之後，小米1將更多權力賦予垃圾人們。「所有承載意識忽然獲得了自主權，如同數百匹未脫韁繩的野馬，朝著不同的方向奔去……他們不停吞併彼此，快速交流，達成妥協，最終匯聚成一股統一的力量」。這股由垃圾人匯聚成的力量擅自作出決定，破壞了監獄安保系統和交通控制中樞，造成全城騷亂。這是一場由底層民眾自發組織的數碼暴動，而屬於垃圾人的另類主體性正是在這樣的暴動中浮現。然而，在利用垃圾人製造的騷亂達成自己的目的後，小米1卻收回了賜予他們的權力，使得暴動半途而廢。
《荒潮》陳楸帆
《荒潮》圍繞數碼技術所帶來的各種可能性展開，並將有關資本、勞動、技術、生命政治、生態環境、地方性、文化領導權等諸多議題納入其中。這其中對於「硅嶼」地理空間的描寫，尤其生動地凸顯出全球資本主義的不平衡發展。通過在資本主義版圖內部製造新的區隔和等級化，形式吸納與實質吸納同時並存，正如同小說中「垃圾人」和「城裡人」的關係。垃圾人們承受著資本最為野蠻赤裸的剝削，處於絕對貧困的境況。但另一方面，他們卻利用自己的身體（確切地說，是與數碼技術相結合的賽博格式的身體）進行鬥爭，並在此過程中創造出屬於自己的媒介、文化與共同感。這向我們展示了一種可能性，即數碼技術即可以是一種規訓的力量，又可以是一種反抗的力量。
然而與此同時，我們也會注意到，垃圾人的反抗必須依靠李文和小米這樣能力非凡的超級領袖才能實現。在缺乏領袖的情況下，垃圾人沒有機會作為真正的政治主體進行自我組織和管理，也不可能爭取到民主決策的權力。更為關鍵的是，他們無法將鬥爭中獲得的組織經驗運用到生產環節中去，從而將勞動與技術從資本管控之下解放出來。在這個意義上，垃圾人的自我解放是不徹底的。
小說最後製造了一個略顯生硬的解決方案：當颱風帶來的洪水淹沒硅嶼鎮區時，垃圾人們為要不要去救助那些本地居民而陷入爭執。此時小米1再度跳出，要求垃圾人通過網路投票達成共識。最終「救人」的意見以微弱優勢佔據上風，垃圾人們再次組織起來，兵分幾路去搜救災民。在此過程中，階級仇恨被逐漸化解，垃圾人和本地人的手握在了一起。對此，小米1解釋道，這不僅僅是救命，更是救治靈魂，是讓本地人和垃圾人都能夠跨越階級與文化鴻溝，感覺到對方是跟自己一樣有血有肉的人。颱風過後，垃圾人因英勇救人而得到嘉獎，甚至為保障他們的健康而成立了專門基金會，但垃圾人的階級地位卻沒有絲毫改變。這樣的結局與其說是想像性和解，不如說是一種反諷。它同時向我們提出這樣艱難的問題：諸眾究竟要如何才能生成（becoming）新的歷史與政治主體？
4.老窮人·老革命
以上討論讓我們看到，一方面，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不平衡發展，意味著技術進步不可能真正取消勞動（無論是非物質性勞動還是物質性勞動），因此鬥爭的場域總是存在；另一方面，解放的潛能並不在於技術進步自身，而在於勞動者如何參與技術民主化方案的設計，並從新的勞動過程中產生出新的政治主體。
夏笳的短篇科幻小說《童童的夏天》15 ，正提出了對於此種另類可能性的想像和探討。小說中設想了一種名為「阿福」的遠程遙控家政機器人，使用者可以通過感測眼鏡和一套具有動作捕捉功能的可穿戴感應服，操縱機器人完成各種精細動作。在研發團隊最初的設想中，這一技術可以為獨居老人提供專業護理服務，從而有效緩解老齡化社會中護理資源短缺的問題：「如果家裡有一個阿福，平時不用就讓它歇著，需要的時候下個指令，就有護理人員上線為老人服務，省去耗費在交通上的時間和費用，也能大大提高效率。」
小說主人公「童童」是一個小女孩，她的外公是一位退休醫生，因為摔斷了腿需要阿福照顧，操作阿福的是研發團隊中一個名叫「小王」的年輕實習生。然而，「幹了一輩子革命工作」的外公對於突然變成需要照顧的對象感到很不習慣，每天鬧彆扭。這令小王注意到，老年人需要的不僅僅是物質生活上的便利，更有情感和交際方面的需要。正在小王為此煩惱時，外公卻向他提出，要操作阿福去照顧別的老人，甚至繼續為以前的病人們上門看診。在小王看來，這個想法將帶來一連串充滿顛覆性的前景。首先，「未來的人們或許再不需要去醫院挂號排長隊了，醫生們可以上門服務，或者在每個小區的衛生所里安置一台阿福，看病將變得輕鬆許多。」其次，可以籌建一個網路系統，「讓有閑暇有愛心的人都能註冊賬號，遠程登陸全國各地的阿福，照顧老人、小孩、病人、寵物，參與各種各樣的社會公益活動。」再次，那些腿腳不便獨居在家的老人們，也可以通過阿福獲得重新參與社會實踐的機會，從而發揮出餘熱。對此，小王感慨道：「童童，你外公帶來的是一場革命啊。」
在馬克思對於機器和技術的批判中，「機器的資本主義運用」被認為是導致勞動異化的原因，資本家通過設計機器，將人的勞動被拆解為單一的機械運動，嵌入機械體系之中。16 這一觀點在之後的左翼理論家那裡得到發展。譬如芬伯格就曾指出，每一項新技術在產生之初，都有可能會形成與既定霸權相對抗的社會功能，然而在當下資產階級的社會霸權之下，技術設計總是傾向於扼殺新技術的解放潛能，從而維護資本的力量。17 可以說，《童童的夏天》中所展現的，正是這樣一種關於技術設計的鬥爭過程。其鬥爭的焦點在於，新技術究竟是被用於剝奪人對於自身勞動的控制能力，還是解放這種能力。
在小說中，童童的外公一開始被視作一個年老體衰，消費能力不足「老窮人」。18 對於這樣一個群體，資本的應對措施是一方面促進公共醫療資源的私有化，另一方面則通過媒體強化中老年保健問題而逼迫老年人為自己的健康持續投資，正是這一狀況，帶來相關技術領域中的巨大商機。按照資本邏輯，阿福的研發與推廣，一方面將催生大量沒有生活自理能力的老窮人，通過延長他們的生命時間而創造剩餘價值，另一方面也製造出提供護理服務的「新工人」群體，他們將被關在封閉廠房裡，通過感測設備從早到晚進行高強度的遠程服務工作，就像富士康流水線上的工人。在這樣一種技術應用模式中，人與其勞動分離，被徹底異化。然而，故事中的外公卻以一種執拗的、不服輸的態度，持續與這種令他不快的方式對抗。作為童童父母口中的「老革命」，外公的自尊自強，顯然正來自於其「革命精神」中所彰顯的主體性。這種精神同時構成對抗的動力和變革的契機。
在外公的參與之下，技術研發者對整個技術體系進行了重新討論和設計。新的方案將改變勞動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從而有可能破除資本對於生產過程的支配性權力，最終建立一個「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大同社會。這固然是一種帶有烏托邦色彩的設想，但同時也打開一種未定型的、面朝未來的希望。從「老窮人」到「老革命」，從技術的資本主義應用走向技術的共產主義應用，這就是小說中所強調的「革命」的含義。其中最核心的問題不在於技術變革本身，而在於如何打破思維局限，想像並設計新的技術民主化方案。
在小說後記中，作者用這樣一段話表達了自己的思考：
雖然用了一個小孩子的口氣來敘述，但這篇小說真正要講的是「革命」。在我看來，革命不是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大秤分金，不是一人登高振臂一呼應者雲集，革命是弱者和絕望者改變現狀的勇氣，是叫千萬普通的男男女女老弱病殘鰥寡孤獨知道，生活應該更美好，也能夠如此，只是需要想像力，需要勇氣、行動、團結、愛與希望，需要一點對於親人和陌生人的理解與同情。這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可貴品質，也是科幻所能夠帶給我們最好的東西。19
三、結語
伴隨近四十年來中國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轉型的持續推進，數碼技術與互聯網的發展，同時參與著「都市新中產階級」這一群體的形構。網路為他們提供了想像世界與自我表達的空間，同時也繪製出一幅新自由主義所許諾的擁有無限可能性的誘人前景。對這些人來說，「數字化生存」意味著從滯重的當下現實直接躍入一個無摩擦的、平坦的未來世界。在這樣一個世界中，語言、文化、國族、地域、性別、階級的溝壑將被輕易抹平，每一個個體都能擺脫物質條件的束縛成為絕對自足的主體，並與其它主體之間進行自由交互。然而與此同時，這種虛擬世界的平坦與現實世界的不平坦之間所呈現出的裂隙，亦成為那個絆住幻象並使之崩塌的創傷性內核。當代中國科幻中的數碼想像，其實無不是圍繞這一對最基本的矛盾而展開。
而在本文所集中分析的三篇作品中，更為關鍵的問題是諸眾圍繞共同性所展開的生產和鬥爭過程，其中既涉及到圖像與情感（譬如粉絲對於查爾斯的愛），也包括語言文化（譬如垃圾人的數碼朋克文化）與生活空間（譬如老人對於社會實踐空間的爭奪）。在奈格里等人看來，共同性的根本特徵在於「對財富的開放使用、集體的民主決策以及自我管理。」20 這一方面需要藉助數碼技術與媒介的參與，另一方面也提醒我們警惕技術中所包含的權力關係與等級制，破除意識形態幻象，積极參与關於技術應用的民主討論。在這裡，我們其實重新遭遇了葛蘭西式的「陣地戰」（war of position）和文化領導權（cultural hegemony）問題。歸根結底，「網路共產主義」不會自動到來，數碼技術的解放潛能依舊存在於形形色色的鬥爭之中，存在於對另類可能性的想像力中，存在於活生生的人類交往與實踐中。
1 葉永烈：《小靈通漫遊未來》，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40頁。
2 該作迄今尚未能正式出版，筆者參照的是作者本人提供的電子版。
3 這部作品在放置十餘年後，經作者數次修改，於2003年正式出版，此處參照的是正式發表版。參見劉慈欣：《超新星紀元》，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年。
4《中國2185》中「領袖」與「孩子們」之間的關係，毋庸置疑體現出鮮明的紅衛兵情結。另一方面，儘管小說創作的年代尚沒有移動互聯網的概念（故事中的「共和國公民」只能通過固定終端參加人民大會），但「飛蝗群」那無中心無等級、自由流動的形態，卻正可以看作是對今日移動互聯網的一個極為貼切的技術隱喻。
5載《科幻世界》，1998年第11期，第4-12頁。
6同上，第12頁。黑體字為筆者所加。下同。
7 Slavoj Zizek, 「Have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Rewritte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Rethinking Marxism, 2001, Volume 13 (3/4) , pp.190-198.
8載《科幻世界》，1997年第7期，第24-37頁。
9 Antonio Negri and Michael Hardt, Empire.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290-293.
10 Ibid., p.294.
11 載《科幻世界》，2014年第9期，第6-29頁。
12 寶樹為男主角起名Charles Man，而「大寫的人」（Man）則成為粉絲們對查爾斯的尊稱。
13 陳楸帆：《荒潮》，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13年。
14 同上，第210頁。
15 載《最小說》，2014年第3期，第148-159頁。
16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08頁。
17 Andrew Feenberg, Transforming Technology: A Critical Theory Revisit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53.
18 「老/窮人」的命名，最初是對外經貿大學的劉岩老師在一次會議發言中提出的。參照齊格蒙特所提出的「新窮人」概念，劉岩指出：「老/窮人既是新自由主義生命政治視野下的過剩物，同時也昭示著社會主義的生命形式生產的可能性。相對於左翼學者關注的『新工人』、『新工人』，在想像微時代主體的『青年』偏好中，老/窮人至今處在匿名狀態。」
19 同注釋15，第155頁。
20 邁克爾·哈特，安東尼奧·奈格里，《大同世界》（中譯本序），王行坤，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
本文原載於《跨文化對話》第36輯，2016年出版。全文版由王瑤老師授權海螺發表。未經許可，請勿轉載！
本期編輯
曾敏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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