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劍濤：中國如何避開「窮得只剩下錢」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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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作者：任劍濤 （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中華民族尚未得到自我預期的舉世尊重
中華民族是一個具有強烈榮耀心的民族。一個民族的榮耀心愈加強烈，就愈是要從內部成員的認同與外部世界的公認兩個角度加以緊張辨認。相比而言，國家內部成員對民族榮耀的認同，是相對較易的事情。民族成員對民族成就的感知，受代際傳承、生活體認和政治制度多重動力的塑造，常常在經意與不經意中，實現榮耀認知的共識與定勢。但外部世界對中華民族榮耀的認可程度，就明顯有高低不同的巨大落差。這種落差，就與中華民族的自我榮耀心，存在難以彌合的罅隙。姑且不說歷史上的差異，即便今天中國告別了貧困和落後，重新成為世界上的重量級國家，但尚未得到中華民族自我預期的世界尊重。我們的內心，是多麼盼望全世界對中華民族另眼相看，高度注目，禮敬有加。
不過，要讓舉世尊敬中華民族，我們民族還得艱苦努力不說，首先還得先認識清楚，中華民族如何才能得到舉世尊重？
中華民族完全有自我榮耀的充分理由
中華民族的榮耀心，首先是一種自認的結果。換言之，中華民族確實創造了足以令自己感到驕傲和榮耀的輝煌成就。中華民族的自我榮耀，確實從多個方面呈現出來：
從歷史上看，中華民族是極少數開創人類軸心文明的偉大民族。軸心文明，指的是公元前800-200年期間，古希臘-羅馬、印度和中國等少數國家，以其文明的原創能力，發現了大寫的人，從而開創了此後2500年的文明傳承歷史。
從物質文明和社會文化上看，中國古代有著名的五大發明：造紙術、指南針、火藥、印刷術和算盤。這些發明，不僅推動人類古典文明上了台階，而且對現代文明的興起發揮了巨大的推進作用。一個民族，有其中一大發明便足以傲世，何況中華民族為世界貢獻了五大發明！至於中國古代社會的良風美俗，就更是令人讚嘆不已。
中國古代發明的計算工具——算盤
從中國古代的制度文化上看，縱橫交錯的官僚制度的建構，是秦代貢獻給全世界最重要的政治制度傑作。大國治理的中國古代模式就此生成。當「漢承秦制」成為中國古代政治-行政制度的一定之規以後，分封制與郡縣制的混合式制度，便成為大國治理的基本模式。這對現代大型國家的興起，具有極其重要的啟迪作用。
從轉型上看，近代中國確實落後於世界步伐。但是，中華民族表現極其強大的歷史韌性。多少古老民族，在現代化的疾風暴雨面前，被深度蕩滌，歷史面目已經殊難辨認。但中華民族歷經現代轉型的起伏波折，不僅頑強堅持融入現代，而且極力對接傳統與現代。在如此複雜的現代轉型過程中，中華民族屹立不倒，實在是一個足值民族成員驕傲的奇蹟。
坊間流行有種種「中國的世界第一」的主題圖書，勿需在此一一引用。總而言之，中華民族完全有自我榮耀的充分理由。
從民國開始中國的國家形象一落千丈
在現代發展上，中華民族確實是落後了。但這種落後，並不是中國啟動現代進程之初就出現的窘況。曾記否，中華民族創建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這是亞洲國家成功實現國家現代轉型的一個標誌性事件，儘管日本後來的崛起才改寫了亞洲在國際競爭中的劣勢，但中國在亞洲現代轉型初期的垂範，還是值得書寫的一筆。民國初期的蓬勃發展，也曾讓呱呱墜地的現代中國生機盎然。
惜乎中華民族並不長於限制國家權力的現代政治實踐！民國建立之後，國人趕跑了皇帝，但並沒有告別皇權專制的精神氛圍與政治習性。國家名義上是共和國，也就是人們自己建立的國家，但實際上政治建國處在百廢待興的狀態。由於國會、政府與司法權力分流的實踐歸於失敗，社會陷入了轉型紊亂。結果，袁世凱以舊有的皇權思維解決新生的建國問題，以為復辟皇權，就可以萬事大吉。「八十三天皇帝夢」終歸一枕黃粱。但國家陷入南北分離的兩個政權：北方處在北洋軍閥的控制之下，南方被革命志士掀起驚濤浪潮。隨後北伐戰爭爆發，國共合作從合作到分裂，中央政權重建，抗日戰爭爆發，國共再次衝突。接連不斷的國家政治災難相繼降臨。中國陷入似乎是萬劫不復的貧弱狀態。
袁世凱舉行祭天大典（圖片源自網路）
如果說晚清中國陷入疲弱之初，尚可依稀辨認古典文明的輝煌。那麼，從民國開始，一直持續到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的物質實力下降到幾乎被世界忽視的地步。這是一種何等悲壯的中國故事：從古代世界的發展巔峰，墜落到現代發展的低谷！
中國的崛起成功改寫了現代世界歷史
但中華民族豈是甘於落後的民族？！上至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百七十餘年來，中華民族總是處在奮力抗爭的積極努力狀態。為的，就是改變民族在現代邊沿上的衰變與落後。這種可歌可泣、積極努力的狀態，不僅從反對西方列強的侵略行動上體現出來，也從晚清以來三個政體國際訂約、俢約和廢約的多重努力上展現出來。
不過必須承認的是，中華民族新生的種種努力，收效甚微。對現代世界來講，一個國家的獨立自主，固然極端重要。但更為重要的是，這個國家實現富強與文明的發展目標。前者，中華民族經百年努力，實現了預期目標。後者，中華民族經百餘年嘗試，尚未成功。而且，在國家獨立自主時代到來之際，尋求富強的嘗試一再受挫，以至於國力一直不強。加之後來陷入內鬥泥潭，國家力量的衰變，一直沒有改善。
不過，中華民族的現代崛起嘗試一直未曾中斷。「上天有眼，不負中華」。經過百餘年堅韌的努力，中華民族近期終於在物質器物層面的現代化收穫頗豐。這當然與國家權力致力發展給經濟有關，更與市場經濟終於被國人接受和實踐相連。這不僅僅是經濟領域的變化可以得到的果實。沒有經濟、政治與文化的相關變局，國家經濟總量的迅速做大是不可能的事情。儘管呈現出來的中華復興指標，主要是國內生產總值（GDP）。
自2014年以來，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不斷的認為，按照購買力平價，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超過了美國成為全球第一。
崛起之際的中國，成為衰敗國家尋求復興的典範國家。這是一個奇蹟。這是對現代世界歷史的一個成功改寫。曾幾何時，中華文化被認定為博物館中的遺存。誰曾想到，中國經過近40年的努力，便成為世界經濟總量第二、購買力經濟總量第一的國家？！
因此，中國的國家形象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G2論出來了，「當中國統治世界」的說辭浮現了，中國重新行使世界領導權的預測浮上檯面。
中華民族受舉世矚目卻缺少尊敬的原因
可是，恰當此時，中華民族被迫體會兩種尖銳衝突的心境：
一者，中華民族經過自己的艱難努力，收穫了現代物質文明的巨大成就。中華民族因此再次受到全世界的矚目。這種矚目，讓中華民族的自尊心得到局部的滿足：畢竟這標誌著中國走出了現代轉軌以來的衰落，走進了一個令世人重視的新時代。中國人不再被視為貧困、落後、寒酸、窘迫的象徵，而讓世人看到中國人是一個可以實現富裕目標的民族。
加之，中國以改革開放展現出來的國家面目，確實讓人不敢小覷。試想，一個具有近14億人口的龐大民族，一旦制度鬆動，讓人們釋放活力，民族力量之驚人，足以讓世界目瞪口呆。改革開放，恰好發揮出這樣的作用。這怎能不讓世人驚呆。坊間傳聞的拿破崙名言，中國是一頭沉睡的獅子，一旦醒來，世界會為之震動。此言無論真假，但用在中國崛起之際，還是比較貼切的。起碼，國人意識到國家的崛起，確實心生一種快感。
二者，中華民族重新出現在全世界面前，卻沒有受到應有的尊重。世界各國人士到中國，體會到「錢多，人傻，快來」；中國人到世界旅遊，潮爆，爆買，人頭攢動，洶湧而至，花錢如水。中國人購買美國、購買日本、購買歐洲。從漫遊世界的國人個體經濟實力，世人似乎看到了崛起中國的強大聲勢。
「買買買」無法建立起世人對中國人的尊敬
但是，買、買、買，還無法建立起世人對中國人的尊敬。因為人是複雜的動物。在相互打量的時候，貧窮，固然不受人看重；但富裕，未見得就讓人敬重。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對等發展，才足以生成一個真正受世人矚目而又得到敬重的民族。
國人在海外排長龍購物。
尋找到現代經濟發展道路的中國，在現代心態上仍然是一個非常單純的民族。由於我們民族在現代轉變之際，確立起精神先進而物質落後的慣性思維，因此習慣於把一個國家的落後僅僅看作貧困的結果。於是，一旦國人兜里有錢，便以為解決了國家落後問題。因此，也就自信心暴漲。這就將一個國家的現代發展看得簡單化了。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有錢，固然是一個重要指標。但更為重要的是，這個國家建立了穩定有序的社會政治機制，有著雍容大度的民族心態，能夠做到進退有度、和善待人。這些東西，是無形的，是錢買不來的。
千萬不要陷入「窮得只剩下錢了」的窘境。這對中華民族來講，是一個必須緊急逃開的陷阱！國人必須警惕「有錢能買磨推鬼」的潛意識作用。
中華民族必須走出簡單化的現代心態。真正做實我們民族的總體現代化目標，才足以既讓世人矚目，又讓世人尊重。
中國的經濟發展忽略了人的價值
在一個「地球村」里，不受落於人，自然尷尬。但受落於人，是一件異常複雜的事情。
對民族之間的關係來講，歷史上的友好關係，不會自然延續到現時代；現時代曾經友好的關係，不會順延到當代。作為一種社會關係，民族間的關係受制於當下的行為個體。出現在相異民族面前的個別人物，會促成這個民族對來到眼前的另一個民族的總體看法。個案決定總體，事情就這麼簡單。
中國確實在經濟實力上攀上了一個新台階。這是怎麼讚許都不過分的事情。但是也得承認，中國經濟發展所付出的代價相當沉重。這不僅是說經濟發展的資源環境代價，而且也是說經濟發展對人的價值的忽略。後者的影響，尤其巨大。
以不計代價獲得的經濟回報，國人鼓脹其錢包。剛剛走出貧困的國人，一時擁有了日常生活之外的剩餘資金，還來不及想好如何使用手中的錢財，便面對琳琅滿目的消費品世界。於是，窮奢極欲的享樂，幾乎成為耗財的唯一方式。一個人均GDP還在世界百來位的低端徘徊的國家，竟然可以消耗全世界奢侈品的將近一半！簡直令人咋舌！一個表現出窮奢極欲、瘋狂消費的群體，很難得到世人內心的敬重。
剛剛告別貧困的國人生活風格還比較粗俗
話說回來，所有剛剛走出貧困，積累了相當錢財的民族，都會經歷這樣一個不受人待見的非理想耗財階段。只是，一個民族必須生髮超越物質財富消費的大追求，它才能過上真正令人尊重的體面生活。
直白地說，剛剛告別貧困的國人，還處在比較粗俗地處置物質財富的低級階段。
這是兩種生活風格對撞的結果：這兩種生活風格，一屬於明顯的貧困時代，人們缺吃少穿、節衣縮食、頗感局促，顯得面黃肌瘦、營養不良，無法展現人的風采、創造能力、活躍狀態。一屬於豐裕社會時代，人們吃飽喝足、注重穿戴、自信心滿滿，顯得面色紅潤、身康體健，展現出人的風貌、創造活力與動感情形。
這兩種生活風格，是兩種發展態勢註定的：一個國家經濟欠發展，處在落後挨打的狀態，就只能體驗前一種生活風格；一個國家經濟長足發展，處在蓬勃向上的狀態，就能體驗後一種生活風格。從前一種生活風格向後一種生活風格躍遷，有一個過渡階段。這個過渡階段的特點，猶如一個不知怎麼花錢的窮人突然可以花錢如水，讓人不知所措。迅速崛起的國家，猶如一夜暴富的窮人，會極力將所有資產用於感官消費：奢侈品用來彰顯身份，身體享樂用於發泄剩餘精力。財富的社會功用，一時竟然被私慾所遮蔽。這是一種明顯顯得粗俗的生活風格。
國人需要超越粗俗生活進入文雅狀態
粗俗生活是貧困生活的樂趣所在，也是剛剛富裕時期生活快感的寄託。只有變化氣質、提升品位、豐富體認、感受多元，才能真正悟到生命的價值與意義。因此，超越粗俗生活，進入文雅狀態，就成為有品質的生活之必須。
文雅的生活乃是具有堅定價值支撐的生活，乃是張弛有度、靈肉合一的生活，乃是秩序井然、節制有度的生活。過上這樣的生活，需要國人努力實現兩個超越：一是超越農業社會家庭化的成員融洽生活模式，確立流動社會的陌生人來往規則；二是超越市場經濟初期階段粗鄙的物慾膨脹，確立成熟現代社會的健康社會模式。
農業社會的生活習性不見得是粗俗的，但一定難以精緻化。短缺的物質供給，註定了發展高雅情趣的資源匱乏；土地的約束，讓人們很難打開視野，尋找更有趣致的生活模式。工商社會提升人生的品質，不僅在於人們會有豐富的物質資源、閑暇時間和精緻謀劃，而且在於世界範圍的流動，讓人們有機會體驗不同民族的生活情態，因此感覺生活的趣意盎然。文雅的生活，就此成為主流的生活風格。
成熟現代社會的生活，既然不同個體具有個性選擇的廣泛空間，也讓人們可以在不同生活世界之間來回穿梭，廣義的「旋轉門」機制，讓人們不再被約束一個生活世界之中，並被這一世界的單一趣味所宰制。從商、從政、從學、從軍的入行選擇，不再是終身性的了，而是人生活某個階段的職業定位而已。隨著人們對職業僵硬分工的超越，伴隨人類對嚴重束縛其全面發展的物化條件的極大改善，人就可以實現文雅生活，也就是一種情理交融的生活目標。這是我們民族必然會確立起來的嶄新生活模式。
中華民族應當不甘於現代文明消費者的地位
必須承認，中華民族目前仍是現代文明的消費者。但我們也因此必須下定決心成為現代文明的生產者。
作為現代文明的消費者，我們民族消費著西方國家發明的各種現代要件：現代的基本價值，如自由、平等、博愛。現代的制度安排，如憲政、民主、法治。現代的生活模式，如公私分流、多元文化、寬容精神。這不是羞恥的事情。中華民族在古典文明的發展階段，對人類文明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在現代文明創生階段，西方國家發揮了類似的引領作用，似乎不應感到奇怪。這是不同民族組成的多元現代世界必有的輪替。
就像古代歷史上中國的鄰國心安理得地消費中華文明成果一樣，今天中國也完全可以舒心愜意地消費西方文明成果。而且我們還必須超越狹隘的民族心理，大度地為西方各個民族領現代風騷而歡呼。從中，尋求更高的文明定位，爭取在文明間的競爭中重新站在制高點上。如果中華民族顧影自憐、不思進取、甘居末流，就會永遠處在現代文明的消費者低位。這樣的消費者狀態，就應當被民族成員警惕了。
中華民族甘於現代文明消費者的地位，就是一個不願再為人類文明發展做出貢獻的消極民族了。這不是我們民族該有的定位。須知，消費現代文明不可恥，但只滿足於消費現代文明，就相當可恥了：那等於將我們民族定死在寄生蟲的位置上了。因此，我們必須有貢獻於人類——這既是歷史的催迫，也是現實的激勵，更是未來的召喚。
富裕與文明有助中華民族受到舉世尊重
中華民族之開創現代文明新境，由三個指標呈現給世人：我們民族，能夠生產足以供世界各國共享的精神產品，能夠產出讓世界各國受益的制度創新成果，能夠創製使世界各民族感到幸福安康的新型生活方式。
生產足以供世界各國共享的精神產品，需要精神根柢上的同氣共求。尊重和理解各個民族國家的獨創性，發現各個民族國家獨創文明的共同特性，致力挖掘為各個民族國家樂於接受和踐行的精神價值，求同存異，取其大端，才足以生產出別人願意與我們共享的高品質精神產品。那種與西方國家對峙的心理，是無法推動我們民族形成開放的心境。當然也就無法推動我們民族生成共享的精神產品，只能生產由我們民族自閉性地自戀的低端產品。
中華民族的制度創新，不可能橫空出世。制度創新的前提是保守制度規則。對一個現代國家來講，謹守憲政、民主與法治的制度底線，是創新現代制度的前提條件。以此為基點，提升憲政品類、升華民主品質、改善法治狀態，成為制度創新的基本取向。千萬不能「沒有學爬，就想學飛」。虔誠地成為現代制度文明的「學生」，是我們亮麗地成為現代文明的「先生」的先決條件。保有前一個身份，是具有後一個身份的條件。
即今而言，中華民族參與創製現代文明的緊迫性，弱於實踐現代文明的緊要性。儘管實踐現代文明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個再造現代文明的過程。但兩者不能隨意混淆。「畢其功於一役」的貪大求快，會造成民族發展的大躍進悲劇。教訓沉痛，不可不慎。有效實踐先導制度文明，將讓我們民族走出革命的喧囂，進入寧靜的理性狀態。而在現代制度文明的實踐過程中，我們民族已經深知市場經濟對自己集聚財富的重大效用。進而，在實踐其餘的現代制度文明時，我們民族必將走上全面的現代文明道路。
從富裕到文明，是中華文明的又一次蛻變升華。富而有禮、強不凌人、進退有度、主持公道，勢將獲得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親善有加。中華民族在崛起之際那種不受尊重的落寞，會一掃而去，不僅會成為國際社會的平等一員，而且會成為大家敬重的一員。至於那種獨領風騷、支配世界的中華帝國設想，在此可以休矣。
（作者：任劍濤；編輯：陳菲；文中小標及圖片系編者所加，圖片來自網路。本文系騰訊思享會獨家約稿，未經許可，其它媒體不得轉載。）
作者簡介
任劍濤，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目前主要從事政治哲學、中西政治思想、中國政治的研究。出版個人專著和文集十幾部。近著有《建國之惑——留學精英與現代政治的誤解》（2012），《復調儒學——從古典解釋到現代性探究》（2013），《拜謁諸神：西方政治理論與方法尋蹤》（2014），《除舊布新：中國政治發展側記》（2014），《重思胡適》（主編，2015），《靜對喧囂》（2016），《公共的政治哲學》（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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