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全民抗戰的起點

文史 11-30

1936年是人類史上極不平靜的一年：2月26日，日本皇道派軍人在東京發動「二二六兵變」；3月7日，德軍違反凡爾賽條約，進駐萊茵蘭；7月17日，以佛朗哥為首的西班牙保守派軍官發動叛亂，西班牙內戰爆發；10月25日，德國和義大利簽訂《柏林協定》，一個月後又與日本簽署日德防共協定，軸心已形成，世界無處不充滿著山雨欲來風滿樓的不詳氣息。到年底的12月12日，這股動蕩之氣終於傳到中國——西安兵變，國民政府首腦蔣介石身陷古城。事變消息一出，舉世矚目。

西安事變：全民抗戰的起點

文國曆編輯部

眾所周知，西安事變以兵諫的形式迫使蔣介石放棄「先安內後攘外」的國策，改而聯合國內一切力量共同抵禦外辱，收復失地。這次事變，在中國近代史上佔據著極其重要的一個篇章，那麼「張楊聯合」是如何誕生的呢？

自九一八事變後，東北軍一敗再敗，張學良在輿論上承受了巨大壓力，以至於辭職出國。歸國後，張學良的東北軍即被調往甘陝地區進行「剿共」戰爭，起初以為可以迅速完成「剿共」任務的張學良卻在與紅軍的作戰過程中屢屢受挫，致使他對內戰逐漸喪失信心。另一方面，由於蔣介石的不斷壓迫，身在陝西的楊虎城產生了聯合外力共同御蔣的想法。而在與紅軍作戰的不斷失利中，楊虎城對「先安內後攘外」的國策產生了嚴重的反感。就在此時，張學良率領東北軍主力入陝，使陝西局面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西安事變：全民抗戰的起點

20世紀30年代，蔣介石夫婦與國民黨高級將領合影。前排左起：張學良、宋美齡、蔣介石；後排左一為李宗仁

起初，對於東北軍的到來，楊虎誠及陝軍充滿敵意。不僅在情報上不願與東北軍共享，就連補給上也是能不給就不給，實在不行就採取拖延戰術。因此，陝軍與東北軍之間的關係處於不斷惡化的狀態。但因同樣遭到紅軍打擊，同樣對蔣介石國策有懷疑乃至反感，終使楊虎城和張學良走到了一起，陝軍與東北軍之間的關係也變得日益密切。

另一個極重要的角色則是由中共中央領導的紅軍。1935年10月，中央紅軍歷盡艱辛，終於結束長征，到達陝北。然而紅軍喘息未定，蔣介石已經委任張學良為西北「剿總」副司令，調集十幾萬東北軍大舉進剿。

西安事變：全民抗戰的起點

1936年12月初，蔣介石前往西安督戰，強令張學良、楊虎城執行「剿共」。圖為蔣介石（前排左一）到達西安後，張學良、邵力子、楊虎城前往迎接

面對嚴峻的政治軍事形勢，中共以「抗日反蔣」為號召，積極展開統戰工作。經過8個月的精心醞釀，終於建立起以中共和張學良為主體，廣泛吸收楊虎城、盛世才等國民黨反蔣派在內的聯合戰線，同時計劃依靠蘇聯援助，在中國西北另立國防政府。

長期以來，共產國際一直對中共的「西北大計劃」很感興趣，而今突然改變態度，使中共陷入了很大的困境。按照中共中央此前的步驟，「西北大計劃」已經箭在弦上，各地反蔣派的聯絡工作已經準備就緒，一旦西北國防政府成立，各地群起響應，南京國民政府勢將四面楚歌。然而「西北大計劃」從誕生之日起就是和「抗日反蔣」方針緊密相連的，當共產國際提出「聯蔣抗日」後，這一計劃在事實上已經流產。

「西北大計劃」的流產，對張學良造成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既然聯共之路難以走通，張學良就只能暫時保持對蔣介石的「灰色與忠順」，而當四個月後蔣介石飛臨西北督促剿共時，兵諫幾乎成了張學良的唯一選擇，西安事變的爆發便也順理成章了。

華清池「扣蔣」無疑是西安事變中最具傳奇色彩的一幕。1936年12月12日凌晨5時半左右，身在西安的蔣介石正欲披衣起床，忽聞行轅門外槍聲響起，繼而「連發不止」，憑直覺感到大事不妙的他立即越牆而出。與此同時，進攻華清池的東北軍亦開始搜尋蔣介石的蹤跡……。

在這個拂曉，蔣介石衛隊陣亡20餘人，蔣孝先、邵元沖亦在混戰中遇難，至上午9時左右，連蔣介石本人也落入東北軍手中。隨著陝西臨潼黎明的突然槍響，蔣介石一再堅持的「剿共」戰爭被迫停了下來，中國歷史進程走到此處悄然轉彎。

西安事變：全民抗戰的起點

1936年，西安事變時，蔣介石在陝西西安住處，華清池五間廳

很少有人知道，距離西安三百多公里的洛陽幾乎第一時間獲得了西安兵諫的消息，當身負輕傷的蔣介石走進新城大樓的那一刻，洛陽派來的一架雙座教練機迫降在了華清池外面的麥田裡。與此同時，西京招待所的那些南京軍政大員們如夢初醒，張學良、楊虎城聯手幹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改變這個國家走勢和許多個體命運的大事。

從12月12日兵變開始，地處中國西北的古城西安就成了世界的焦點，無論是最接近暴風眼的蘇聯，還是東面虎視眈眈的日本，或是歐美諸國，幾乎都在12日至13日間接到消息。英美雖未明確提出什麼意見，但通過再三對蔣介石人身安全的關切，間接地向南京政府表達了他們希望西安事變能和平解決的意願。日本首腦便在外相官邸針對西安事變召開緊急會議，前後4小時，最後決定採取「帝國政府對於事態之推移，以重大關心而靜觀」的策略。儘管明面上強調「公正」與「靜觀」，但在整個事變過程中，他們不僅沒有表達出希望和平解決的意向，反而極力破壞，煽動戰爭。

蘇聯的態度十分重要。實際上在事變後的兩天，蘇聯《真理報》就刊登了對張、楊很不利的社論，內容嚴厲責備張學良、楊虎城假抗日之名目，妄圖製造國家分裂。16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又給中共中央發來了由季米特洛夫簽發的「莫斯科回電」，要求和平解決事變。中共中央對蘇聯的意見雖有關注，他們有自己的一套應對方針，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中共領導對共產國際這個盟友表現出來的態度是有所不滿的。一開始並沒因此調整政策，直到19日經討論後才決定調整方針，中共中央雖然改變了之前的強硬態度，但是，他們依舊不贊同蘇聯所言的那樣將張、楊視為叛逆，而是認為目前和平解決的障礙是南京的主戰派。

在周恩來、宋美齡等人的斡旋下，西安事變終於和平解決。以事變化解為契機，中國不僅避免了一場新的「中原大戰」，反而讓國內各勢力在抗日的旗幟之下統一起來。由蔣介石主導的國民政府也一改過去「攘外必先安內」之政策，開啟第二次國共合作，共赴國難的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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