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人物通考》簡論

作者 李寶山

《紅樓夢》（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版，下同恕不另注）第三回寶黛初見，賈寶玉便送了林黛玉一個表字曰顰顰。古人取字崇尚有典，所以探春便問何出，寶玉道：「《古今人物通考》上說：『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畫眉之墨。』況這林妹妹眉間若蹙，用取這兩個字，豈不兩妙！」探春笑道：「只恐又是你的杜撰。」寶玉笑道：「除《四書》外，杜撰的太多，偏只我是杜撰不成？」

兩個笑字，說明兄妹二人的對話是在類似於開玩笑的輕鬆氛圍中進行的。大概寶玉以前經常杜撰一些子虛烏有的說法和書名，所以探春質疑他杜撰時毫不客氣地用了一個「又」字。寶玉對此也並不就事論事地辯解，而表現出一種「大家都在做，為何我不能」的無辜。這種逃避問題本身的態度，恰恰坐實了探春的質疑——寶玉所謂的《古今人物通考》云云，就是他自己的杜撰。學者們在浩瀚的文獻中「上窮碧落下黃泉」，目前也確實沒有發現寶玉所說的這部書。紅樓夢研究所校注的《紅樓夢》對此書名注釋道：「未祥。從下文來看，可能是寶玉的杜撰。」話沒有說滿，大概是怕歷史上真的存在過一部《古今人物通考》，只是我們尚未知曉。但即使歷史事實與文學情節撞了車，也只能說純屬巧合，改變不了寶玉杜撰的情節設定。

當然，正如《紅樓夢》第一回大書特書的「假語村言」並不同於「誑語村言」一樣（見錢鍾書《管錐編》之《毛詩正義》卷二六則），此處的杜撰也不等於瞎編，《古今人物通考》書名出於寶玉之口，自有其文化背景與內涵在。比如馬經義先生曾分析道：「『古今人物通考』，從字面上說，包含了三個方面的信息：第一『古今』，就是古往今來，在歷史之中；第二『通考』，就是指全方面的認識；第三『人物』，是核心，是指天下所有的人，不論尊卑、富貴而人人都在其中。」最後他總結說：「《古今人物通考》的核心就是關注『人的存在』。」（馬經義《紅樓文化基因探秘》，四川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馬先生為了突出寶玉對「人的存在」的關注，將「人物」一詞徑直理解作了「人」，似乎不太妥當。寶玉杜撰的這部書，我們雖然不了解其主要內容是什麼，但有一句話還是知道的，即「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畫眉之墨」——這顯然是在說物而非說人。聯繫起寶玉「看見燕子，就和燕子說話；河裡看見了魚，就和魚說話；見了星星月亮，不是長吁短嘆，就是咕咕噥噥的」（第三十五回）之行為，以及「不但草木，凡天下之物，皆是有情有理的，也和人一樣，得了知己，便極有靈驗的」（第七十七回）之議論，就能明顯感覺出僅僅說他關注「人的存在」未免有些狹隘，也不符合脂批透露的「情不情」之評語（見甲戌本第八回眉批，庚辰、蒙府等本批語亦多次提及）。所以，書名中的「人物」一詞，最好理解為「人和物」的合稱，方不至於給人一種「傷人乎？不問馬」的錯覺。

名字用典，關乎學術。如果我們將寶玉杜撰的《古今人物通考》書名放到曹雪芹時代的學術氛圍中考量，則更會明白此書名並非瞎編而自有淵源。在這種視野下，我們很容易聯想到雍正六年（1728）刊印的欽定《古今圖書集成》，這部集二十八年之功完成的萬卷巨著，舉凡天文地理、人倫規範、文史哲學、自然藝術、經濟政治、教育科舉、農桑漁牧、醫藥良方、百家考工等無所不包，是查找古代資料文獻十分重要的百科全書。從書名的構造上來看，《古今人物通考》與《古今圖書集成》猶如孿生：前面兩字框定時間，中間兩字交代專題，後面兩字說明性質。括而言之，它們都是就某一個專題而作全面考察的著作。這類著作在傳統學術處於總結階段的清朝，是很常見的。比如顧炎武（1613～1682）所著《二十一史年表》和萬斯同（1638～1702）所著《歷代史表》，顧著已佚姑且不論，萬著用史表的形式重新梳理了二十一史的內容，算是一部「古今史表通考」。又如顧祖禹（1631～1692）所著《讀史方輿紀要》，著重考訂古今郡縣變遷，詳列山川險要戰守利害，而其所讀之史亦是縱貫千年的二十一史，故原名為《二十一史方輿紀要》，其實也相當於一部「古今方與通考」。不但社會上的種種學問在求全求通，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不也曾奉命刊刻過《全唐詩》嗎？這部經學者們廣采博收、考真辨誤而「得詩四萬八千九百餘首，凡二千二百餘人」（康熙《御制全唐詩序》）的皇皇之作，自然稱得上是一部「三唐詩歌通考」。有了這些學術文化背景，寶玉（或曰雪芹）杜撰出一部名為《古今人物通考》的書也就不足怪了。

文化背景已敷陳如上，試將內涵再披述於下。雖然本文第三段認為書名中的「人物」一詞最好理解為「人和物」的合稱，但也並不因此而全面否定馬先生所作「《古今人物通考》的核心就是關注『人的存在』」的論斷。「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畫眉之墨」，誠如上文所言描寫的是物而非人，卻也是一件與人有著密切關係的物。窺斑知豹，從我們僅能看到的這十二個字可以推知，該書雖然對人和物都有通考，但仍以人為中心，所考之物或多是像黛石一樣與人息息相關的物。黛石用以畫眉，起著美顏的功效，這與曹雪芹寫大觀園裡美女雲集表現出的價值取向是相一致的。往更深的層次說，則與曹雪芹的魏晉風度也若合符契。曹雪芹與魏晉風度的關係，我們可以從他朋友留下的一些詩句中窺出端倪，如「步兵白眼向人斜」（敦誠《贈曹雪芹》）、「高談雄辯虱手捫」（敦誠《寄懷曹雪芹》）、「鹿車荷鍤葬劉伶」（敦誠《挽曹雪芹》）等等；也可以從他的別號「夢阮」中發現紐帶，得知他「對以阮籍為代表人物的整個魏晉時代風尚的追求」（詹健《由「夢阮」說開去》，《紅樓夢學刊》2013年第三輯）；還可以從他所寫寶玉厭惡虛偽世俗禮教的行為中看到聯繫，「曹雪芹的反傳統思想，基本上是屬於魏晉反禮法的一型」（余英時《文史傳統與文化重建》，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版）。總之，曹雪芹身上存在著明顯的魏晉傾向。而「魏晉是一個極其愛美的時代」，那個時代的崇尚和追求之一，即是「美儀容」（易中天《中國智慧》，上海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所以寶玉之杜撰看似隨口一說，卻剛好說到了化妝用品黛石，一方面與寶玉愛吃胭脂的怪癖相一致，一方面也正是曹雪芹和《紅樓夢》對愛美的魏晉文化基因的外在表達。

更重要的是，「魏晉南北朝三百年學術思想，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個人自我覺醒是也」（錢穆《國學概論》，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而這種「人的覺醒是在對舊傳統舊信仰舊價值舊風習的破壞、對抗和懷疑中取得的」（李澤厚《美的歷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版）。寶玉所說「除四書外，杜撰的太多」（第三回）和「只除『明明德』外無書，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聖人之書，便別出己意，混編纂出來的」（第十九回），以及「除四書外，竟將別的書焚了」（第三十六回）的行為，正是他對自董仲舒以降被改造得面目全非的官方儒學的大肆「破壞、對抗和懷疑」。順著這種邏輯理解，寶玉之杜撰《古今人物通考》，自然也有了一定的「破壞、對抗和懷疑」的意味。就如同曹雪芹之創作《紅樓夢》，是將「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跳出傳統小說崇尚傳奇性和臉譜化的窠臼，「敢於如實描寫，並無諱飾，和從前的小說敘好人完全是好，壞人完全是壞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敘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魯迅《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見《中國小說史略》附錄，中華書局2010年版）。曹雪芹通過對傳統小說尤其是才子佳人小說的「破壞、對抗和懷疑」，完成了他自己的「人的覺醒」。寶玉杜撰《古今人物通考》，自然也有著相似的精神歷程，從而體現著他對「人的存在」的關注。無論是曹雪芹還是賈寶玉，都在人的主題方面與魏晉思潮千里相接。

至於《古今人物通考》的內容，因為本是杜撰，也就無從考證。但我們不妨將描寫魏晉人物風采的《世說新語》看做一部「魏晉人物通考」，專題一致自不必說，而其時間範圍剛好涵蓋在寶玉所框定的「古今」之內，倒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古今人物通考》或許如《世說新語》一般，敘述了一些類似於魏晉名士即賈雨村所說「正邪兩賦」之人，順帶著記載了一些與人相關的物如黛石。當然，這種推測永遠無法證實，也只能說有一定的可能性罷了——這種可能性的存在，是建立於前文所論雪芹、寶玉和《古今人物通考》所表現出來的魏晉傾向的基礎之上。我們還應注意，既在《世說新語》中舉足輕重，又在《紅樓夢》列舉的「正邪兩賦」名單中佔有一席之地的嵇康，曾經「撰錄上古以來聖賢、隱逸、遁心、遺名者，集為傳贊，自混沌至於管寧，凡百一十有九人，蓋求之於宇宙之內，而發之乎千載之外者矣」（《三國志·魏書》卷二一《王粲傳》裴注引嵇喜《嵇康傳》）。管寧即是「割席斷交」典故的主角，其在世年代（158～241）略早於嵇康（223～262）。嵇康撰錄的這部著作所收人物的時間上限為混沌時代，下限為其生活的241年，正是嵇康視野里的「古今」。嵇康之撰錄雖已佚失，寶玉之杜撰亦無可考，但將嵇康所撰著作的內容大略與寶玉所撰之書名聯繫起來，互補之趣妙不可言。

正如女媧、伏羲、神農等傳說人物雖為杜撰，歷史學者們仍能從其中感知遠古人類的生存發展脈絡，《古今人物通考》雖為杜撰，我們也可以從中窺探到《紅樓夢》創作的某些文化背景與內涵。若對這個書名的認識止步於「未詳」或「杜撰」，不能不說是品讀紅樓的一大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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