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毛澤東圖像的修改

毛、劉哪個與安源礦工在一起？1961年，在最終入選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開館慶祝展的9件美術作品中，有一件是中央美術學院侯一民的油畫《劉少奇同志與安源礦工》。

此畫問世後很快由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發行，1962－1965三年之內，印數總計達172077張，為樹立劉少奇作為「中國工人運動的領袖」形象起到了極大的宣傳作用。本來，在劉少奇已被明確指定為「接班人」的時候，這樣的宣傳也並不算過分。但是，到了「文革」前夕，情況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因為這次運動的目的之一就是將劉少奇扳倒。這個時候，誰是中國工人運動真正的領袖就不是一個一般意義上的問題了，它涉及歷史的真偽，關係到政權由誰掌握。

而正是這變化了的政治氣候，催生了世界藝術史上創下油畫印刷數量之最（近10億張）的文革「樣板畫」《毛主席去安源》。所以，不妨說《毛主席去安源》是變化了的政治氣候下，政治權力給美術領域下達的一項必須正確執行的任務，它承擔了「澄清歷史」的重任。按理說，和文字記錄相比，圖像因為其直觀性和現場感更容易也更應該讓人相信其真實性、可靠性。「有圖為證」、「有照片為證」之類的話就反映了人們的通常看法，這其中又以歷史照片、老照片等更具權威性。

事實上，圖像和文字一樣，都有可能是不真實的，有時甚至更容易蛻變為一種更具欺騙性的工具，因為圖像的製作者在特定的歷史情境下會自覺或被迫對歷史事實進行選擇或修改。說起來，安源問題相對還算是簡單的，因為不論是官方的記錄還是專家的論證，毛澤東七赴安源都是不爭的事實。

劉少奇當然也不止一次到過安源，並且就是1922年9月14日那次震驚全國的安源大罷工的工人代表（李立三為總指揮）。從這個意義上說，侯一民的《劉少奇同志與安源礦工》反映的也是歷史的真實。但就指導思想而言，毛澤東對安源大罷工的總體影響還是要超過劉少奇之偏於行動與組織。更何況在「文革」那樣極端的政治語境下，指斥《劉少奇同志與安源礦工》為「反動油畫」，要「徹底剷除為劉少奇樹碑立傳的大毒草」等一系列暴烈的言行，也就並不是什麼難以理解的事了。

可是接下來發生的一切就未免令人感慨萬千，唏噓不已。侯一民被吊打之後，還被要求「將功補過」。於是他又畫了《毛主席和安源工人在一起》。他還被要求公開表態，談自己對表現安源大罷工這一重大題材的創作經過和「體會」：「一九六一年初，我接受了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交給的『安源大罷工』的創作任務。大量史料證明：安源大罷工的烈火是毛主席親自點燃和領導的，可是舊中宣部的某些人，蓄意為劉少奇樹碑立傳，下令去掉畫稿上原有的毛主席形象，使這幅畫成為一幅顛倒歷史，為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樹碑立傳的黑畫。由於我缺乏路線鬥爭的覺悟，做了他們的工具。」

可是誰能想到，沒過幾年，劉少奇這宗共和國歷史上「最大的冤案」得到徹底平反，侯一民的《劉少奇同志與安源礦工》又被複歸為述說中國革命史尤其是中國工運史的主要圖像！——「朱毛會師」還是「毛林會師」？和安源題材作品相似的還有一個「井岡山會師」。

延安時期、1949年在天安門城樓上以至於文革中，毛澤東圖像的修改頻繁，從那一幅幅並置對照的老照片中我們發現，一直被普通百姓認為是「真實的」歷史圖像，原來不過是一件件形象再造工程。因此，人們有理由相信，在政治生態遭到嚴重破壞的時代，圖像呈現出來的歷史有可能是不真實的歷史，至少是不完整的歷史。

[ 以上文位元組選自炎黃春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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