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治下文化狀況：監視作家 建黑名單 焚燒圖書

[摘要]儘管納粹黨人喜歡吹噓德國文化的優越性，但是，文化成就的質量在第三帝國經受了一個迅速的、驚人的衰退。

戈培爾

作者：[美國]克勞斯·費舍爾

儘管納粹黨人喜歡吹噓德國文化的優越性，但是，文化成就的質量在第三帝國經受了一個迅速的、驚人的衰退。戈林反覆地說過：「無論什麼時候我聽到『文化』這個詞，我都想摸我的左輪手槍。」無論這是否是杜撰，這一粗野的話語表達了納粹精英分子普遍的情緒。事實上，戈林只是重複著元首的粗俗。希特勒一段時間實際上在玩弄著清除知識分子的想法，不過後來又認識到了一個明顯的道理：偉大的知識分子實際上推動了文化和科學的進程。

儘管納粹領導人對文化問題表現出粗俗態度，但是令人驚訝的是，有許多處於領導地位的知識分子——至少是最初——給新政權正式祝福。當然，許多知識分子——尤其是那些有著猶太背景的——從一開始就反對納粹的事業。希特勒剛剛獲得權力的時候，許多知識分子就紛紛離開這個國家。作家托馬斯·曼和亨利希·曼、斯特凡·茨威格和阿諾德·茨威格、弗朗茨·韋費爾、雅可布·瓦塞爾曼流亡到國外。包豪斯學校的大師瓦爾特·格羅皮烏斯、密斯·凡·德羅、馬塞爾·布魯爾被譴責為頹廢者，他們前往美國定居。畫家馬克斯·貝克曼、奧斯卡·考考斯卡、庫爾特·施維滕斯前往更為友好的國家。電影導演弗里茨·斯特恩貝格和弗里茨·朗格前往美國，瑪蓮·黛德麗和一大批不太知名的男女演員也選擇了同樣的去向。音樂家和作曲家也成群結隊地離開這個國家。德國科學界還失去了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弗里茨·萊舍、理查德·庫蘭特、詹姆斯·弗蘭克、馬克斯·玻恩和其他一些傑出科學家。

總之，大約有二千五百位作家或自願或被迫離開了德國，從而導致了德國文化嚴重的貧血。但是，許多德國作家、藝術家、音樂家和科學家非但沒有離開德國，而且在納粹的統治下獲得了不凡的成果，其中包括維爾納·海森堡、奧托·哈恩、馬克斯·普朗克、馬丁·海德格爾等等。為什麼這些人最初會積極地響應希特勒的運動呢?首先，從傳統的意義上來說，德國的知識分子不涉及政治，因為政治會玷污精神生活。但一些人不能抵制一個政權公開的讚美，它借用他們的名聲為他們認為的新革命服務。還有人受到了欺騙或者自欺，相信在第三帝國當中文化存在的可能性。

那些為納粹政權大唱讚歌、鼓吹它是一個創造性實驗的人，很快就發現了文化被納粹國家所利用，根本沒有自由可言。文化像其他所有事情一樣受到了「協調」。1933年3月，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宣布文化和政治從此成為了同義詞，當年9月，國家文化委員會宣告成立以實現這一目標。這個委員會處理文化生活的各個分支——繪畫和雕塑、文學、音樂、戲劇、電影、廣播和出版。假如德國的藝術家、作家或音樂家要發揮他們的創造性才能，都必須加入這一組織；但是該組織不允許非雅利安人加入。戈培爾擔任了這個委員會的主席職務。

戈培爾的文化委員會絕不只是一個進行監控文化行為的代理機構。正如希特勒在經濟或外交政策領域鼓勵內部衝突一樣，他也允許其他部門參與文化事務。羅森貝格的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意識形態訓練和教育管理委員會，來自他早期的德意志文化戰鬥同盟，它成為國家的另一個監察者，監視作家，建立黑名單，鼓動焚燒圖書，清空博物館中的「非日耳曼」藝術作品。

戈培爾和羅森貝格特別熱心於清洗普魯工藝術學院中的猶太人和現代主義分子。在1933年2月，文學部的主任亨利希·曼和藝術部的主任凱塞·科爾維茨簽署和發表了一個請願書，呼籲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在即將到來的3月選舉中聯合起來，以阻止德國「墜入野蠻狀態」之中。

作為對這一挑戰的回應，納粹在普魯士的文化高級專員伯恩哈特·盧斯特通知學院院長，除非反對者沉默下來，否則他將廢除這所學校。科爾維茨和曼立刻提出了辭職。戈特弗里德·本恩被選來領導新的文學部，他起草了一個全面的解決方案，要求人們放棄所有進一步的政治行為，同時全身心地投入到國家的復興工作當中。

1933年5月10日，德國文化史上一個驚人的事件——焚毀書籍——發生了。詩人海因里希·海涅曾經預言性地認為：從焚毀書籍到焚毀民眾只有一步之遙。這個特別的「清洗行動」由德國學生聯盟執行，其目標是從圖書館和書店清除非日耳曼或者外國的作品，尤其是猶太人的作品。全德國的大學舉行大會，在會議上，學生、教授和黨的官員相互比拼，對納粹的政治正確表示忠誠。戈培爾調動了整個媒體機器記載了這一值得後人紀念的事件，將焚燒書籍的行為合理化。他說：

同學們，德國的男人和女人們!極端的猶太知識分子的時代現在已經結束了，德國革命的成功再次給予德國精神以正確的道路。你正在從事一件正確的事情：在深夜將過去罪惡的精神交付給火焰。這是一個強烈的、偉大的、具有象徵意義的行動，它在世界面前見證了這樣一個事實：11月的共和國(魏瑪共和國)已經消失了。從它的廢墟上飛起了一隻具有新精神的鳳凰。過去正埋葬在火焰中。未來從我們心中的火焰中升起。我們的誓言被火焰所照亮：我們的國家、民族和元首阿道夫·希特勒萬歲!

這個事件以焚燒書籍圓滿完成。九位學生代表分別負責九類圖書，對有問題的圖書提出控訴，然後把它們扔進火中。

羞辱創造性精神的另一個方法，是在「墮落藝術」這一輕蔑的稱呼下展示相關的作品。它採取了將可恥的藝術進行展覽的形式，1937年先在慕尼黑後來在柏林舉辦的展覽最為臭名昭著。展覽向觀眾們展示了墮落藝術的代表作品，大多是現代藝術，它們和希特勒乏味的新古典主義趣味不相一致。納粹黨人喜歡那些儘可能「像畫的」藝術；他們也喜歡那些「具有貴族氣概的」或者「具有英雄氣概」的人物。慕尼黑的展覽在十分惡劣的條件下陳列表現主義藝術作品，燈光灰暗，還伴隨著有納粹趣味的高級傳播者的辱罵性描述。

在慕尼黑的德國文化之家，納粹黨人顯示了自己的藝術偏好。文化之家所在的大廈被吹噓為新帝國第一件美麗的作品，但是卻被慕尼黑人稱為「雅典火車站」。德國公眾看到了野蠻權力的新文化樣板作品和色情化的感傷。這座建築本身受到希特勒的啟示，帶有十足的新古典主義色彩。排列整齊的柱子沒有任何修飾，處於良好的軍事秩序之中，傳遞出一種整潔的美感。在這座大樓里，觀眾看到了阿諾·布雷克爾繪製的肌肉強健的巨幅裸體畫，以及阿道夫·齊格勒帶有性誘惑的少女畫。

這種國家認可的藝術，代表了元首最高的希望和最深的激情。這位願望落空的建築師和屢遭挫折的藝術家，偏愛「所有能夠使他的作品榮耀和使他的驕傲得到誇大的最大型的東西」。在他的藝術幻想中——在這方面，施佩爾對希特勒是放任地縱容——希特勒設想著新的、龐大的首都，它的模型在柏林藝術學院顯要的地方展示出來。當施佩爾的父親發現兒子狂熱地沉浸在建築巨大狂當中的時候，他驚呼：「你快徹底瘋了。」在靠近國會的地方，希特勒需要一個巨大的會議廳，它是一個有著圓屋頂的建築，足以使得聖彼得教堂相形見絀。圓頂直徑為825英尺，大得足以容納l2.5萬人景仰領袖。還要建一個巨大的凱旋門；一個新的大型總理府——這是唯一一個事實上得到完成的主要項目；將能夠容納一百萬人的阿道夫·希特勒廣場。

至於這種建築規劃的社會取向，納粹的領導沒有在人性的意義上作出任何貢獻。人民實際生活、聚會、工作、遊玩和社交的地方是次要的，因為在希特勒冷酷的世界裡，建築是為千年設計的，遠比活著的人的需要重要得多。假如說民眾得到重視的話，那麼他們只是作為大眾群體得到了重視。整個德國的公共建築反映了這種建築上的幻想。最令人生畏的建築之一是紐倫堡巨大的黨的集會地，演講台的後面矗立著廊柱，以適合可以容納四十萬人的鋼筋水泥建造的體育場。甚至納粹時期的公共娛樂也立足於龐大性，為1936年奧林匹克運動會在柏林修建的體育場就是一個證明，突出了巨大的內部空間以強調人民共同體的感覺。儘管體育場十分莊嚴，但是希特勒依然感到奧林匹克的場地太小，他決定用新的紐倫堡帝國運動場來避免這一缺點，它容納的觀眾是柏林體育場的四倍。

總之，納粹的藝術是龐大的、非個人的和千篇一律的。民眾被修剪掉了所有的個性，僅僅成為一個表達假定為永久真理的符號。審視納粹的建築、藝術或繪畫，一個人可以很快得到這樣一種感覺：表情、形體和色彩都要服務於宣傳的目的；它們都是納粹的價值——權力、力量、堅強和北歐人的美貌——程式化的表述。

在視覺藝術和建築領域發生的事情很快就滲透到其他藝術形式當中。音樂學院受到了國家文化委員會的影響。像在其他地方一樣，這裡的目標也是一樣的：將德國的音樂從猶太人、外國人和現代主義者那裡解放出來。瓦格納的歌劇是元首的熱愛，音樂純潔的監察者懷疑任何企圖超出瓦格納的人。任何超出布魯克納和普菲茨納的音樂都被譴責為「未來主義的墮落」。

納粹黨人將一流的天才驅逐出境，阻止與官方觀點不一致的新穎思想，結果是在幾乎所有的藝術領域，他們提供了令人難堪的低級作品。被允許出版的圖書大體上限制在以下四個主題——戰爭、種族、土地和納粹運動。最為流行的主題之一涉及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前線戰士裝腔作勢的豪言壯語。「作為精神體驗的戰爭」是兩次大戰期間一個突出的文學類型。恩斯特·雲格爾將這種文學類型提升到光輝燦爛的審美高度，只要為了祖國，戰爭的恐懼和死亡的神聖是值得讚美的。儘管戰爭產生了令人膽寒的損失，但是，戰爭故事的流行證明了在德國生活中軍國主義根深蒂固的熱愛。除了雲格爾之外，另一個歌頌戰爭的著名作家是維爾納·博伊梅爾堡，他過去是一位官員。他竭力再現了戰爭的殘酷意象，並且用一位批評家所稱謂的「過於感傷的」同志友情將戰爭神聖化。

這些作家所共同擁有的，是對現代主義的拒絕和對保守的德國價值觀的肯定。這些價值觀被假定存在於農村的封建意識形態當中，並且得到了對極端的偽古典主義或者蒼白的現實主義的審美偏愛的恰當美化。在文學中，典範的作品是「血液和土地」之類的小說，這類小說類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激發了自由軍團士兵的殺戮行為。

散布大眾崇拜的主要技術工具是廣播，它在1933年受到戈培爾宣傳部的控制。在魏瑪共和國時期，廣播電台由國家運作，屬於郵政系統，但現在很快合并到納粹的宣傳機器當中。所有的地方電台被徵用，服從於新的國家廣播公司，同時，新聞的採集控制在由漢斯·弗里茨徹領導的無線服務小組。國家廣播委員會組織支持大多數收音機的生產。為了獲得儘可能多的聽眾，納粹政權鼓勵生產便宜的收音機，其中最著名的是「人民收音機」，售價76馬克；「勞工陣線收音機」將納粹黨的信息傳送到工廠；還有一種小型收音機，被人們普遍稱為「戈培爾的大嘴巴」，售價僅僅35馬克。德國的收音機擁有者必須每月支付兩馬克以獲得收聽國家控制的廣播的權利。用廣播委員會主管尤金·哈德莫沃斯基的話來說，國家控制的廣播是用來「以各種形式，掀起政治操縱、憤怒、宣傳的幻想波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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